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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逸:“國學”短少什么

        發(fā)布時間:2020-06-18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偶然翻閱一本贈閱的期刊,看到一篇題為“《易》為管理之書”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引文,講《周易》是管理之書的理由,如下:

          “《周易》是一部‘開物成務’之書,其中的易道囊括了天地萬物之理,”“《系辭》…說:‘…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神’即陰陽變化不測的客觀規(guī)律,…”“因而《周易》這部書把認識客觀規(guī)律和人們對這種客觀規(guī)律的利用兩者結(jié)合起來,…也就是一部關(guān)于決策管理之書!

          問題就出在,“陰陽變化不測”的“神”究竟是不是“客觀規(guī)律”?《周易》的“神無方而易無體”“陰陽不測之謂神”的“神”,涵義是究竟什么?《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這是“神”的本義。而“引”的本義是 “開弓也!币暧小耙龑А薄罢兄隆钡攘x,故“引出”不是基督教的“自無創(chuàng)世”,而屬于中國的神觀,中國的神不是創(chuàng)世主。西方的上帝是以救贖為目的的創(chuàng)世主,在其救贖計劃中,據(jù)說上帝賦予了自然以理性原則,而人賦有上帝賜予的理性和意志,故可以從上帝的“創(chuàng)世”引申出神法、自然法及規(guī)律。而中國“神”的引申義為“神妙莫測”,如韓伯康注《系辭》這句話云:“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什恢匀唬鴽r之神!敝攸c在不知所以然,沒有規(guī)律。不必多引舊注,其他如周敦頤:“莫知其然之謂神!睆堓d:“語其不測故曰神!苯褡,如高亨注:“陰陽變化,…其不可測者謂之神!睆堘纺辏骸 陰陽變化,無端莫測,忽而如此,忽而如彼,奇妙至極,而非有主宰,更無目的,亦不受簡單的規(guī)律所約制!笨傊瓣庩栕兓粶y”恰恰是規(guī)律的反面。

          “客觀規(guī)律”是什么呢?科學方法論和科學實踐在談論規(guī)律時,皆強調(diào)自然事件的可觀察性、可描述性(包括數(shù)學描述)及可預測性,也就恰恰是“陰陽變化不測”的反面。于是我們在讀到“所謂‘神’即陰陽變化不測的規(guī)律”的時候,就會感到摸不著頭腦:世界上怎么會有“陰陽變化不測的客觀規(guī)律”呢?如果規(guī)律是變化不測的,怎么會成其為規(guī)律呢?比如,水在一個大氣壓力下加溫至 100°C沸開,這是一個極普通的規(guī)律,但如果水在上述條件下是變化不測的,或者大氣壓力和溫度都是變化不測的,還成什么規(guī)律呢?那么,如果以這種“陰陽變化不測的規(guī)律”來指導經(jīng)濟管理,能不出事么?這樣的《周易》“也就是一部關(guān)于決策管理之書”么?

          以上隨手取例,未讀原書,沒有資格評論。我只不過就這段話來談論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在學術(shù)著作里提出一個斷言或判斷,需要滿足那些條件?這個問題也可以歸結(jié)為:學術(shù)思維的基本條件是什么?這個題目頗大,這里不能詳論。簡單說,學術(shù)思維必須規(guī)范清晰,理性求證,每下一個判斷,必須有可驗證性(包括可證偽性),也就是有可觀察、可經(jīng)邏輯驗證的證據(jù)的支持?傊,學術(shù)思維的每一步必須有可驗證的證據(jù)的支持。

          由此我也就聯(lián)想到,“國學”能不能解釋和指導現(xiàn)代生活?如果“國學”要挺身而出指導現(xiàn)代生活,它本身是不是需要反省和更新?首先,“國學”這個用語便頗費解。學術(shù)只有分科之不同,沒有高下之分,也沒有內(nèi)外防畛之別,科學是人類共享的文明成果。世界上有沒有一種“代表”“國家”的“學”呢?如果“國學”的涵義不是“代表國家”,那么它的確切涵義究竟是什么呢?恕我孤陋寡聞,未之與聞也。

          在漢語日常用法中,確實有那么幾個冠以“國”字的詞,然而似乎皆帶有些微民族主義的意味。這些詞通常也有不冠以“國”字的形式,卻故意選用“國—”,或多或少似有自褒之意。如:國術(shù)—武術(shù);
        國醫(yī)—中醫(yī);
        國故—傳統(tǒng)學術(shù);
        等等。這類用法與“國貨”“國門”“國人”等不含褒貶意味的普通詞不同。后者的“國”只是“中國”的省略,可以還原為“中國貨”“中國人”等等。而“國故”不等于“中國故”,“國學”也不等于“中國學”。魯迅在《三閑集•皇漢醫(yī)學》中曾指出此類用法的“皇漢”意味:“革命成功以后,‘國術(shù)’‘國技’‘國學’‘國醫(yī)’鬧的烏煙瘴氣之時,日本人湯本求真做的《皇漢醫(yī)學》譯本也將乘時出版了。…… 我們‘皇漢’人實在有些怪脾氣的:外國人論及我們?nèi)秉c的不欲聞,說好處就相信,講科學者不大提,有幾個說神見鬼的便紹介。”

          本來選用什么詞,屬于個人偏好,無可厚非,然而若以此構(gòu)成大學的建制,建立什么“學院”“研究中心”之類,便顯得冠冕堂皇起來,民眾難免要問:何也?

          綜合性大學皆有哲學、歷史和中文系科,其中哲學系和歷史系,除屬于“國故”的那部分而外,還包涵外國歷史、中國現(xiàn)代史、外國哲學等專業(yè)。此種建制的好處是,沒有在大學建制上使中國的哲學、歷史研究隔離于或見外于國際同科學術(shù),因而有利于擴展視野,借鑒方法,不拘一格,不居一隅,而同系的學者有中外不同的學術(shù)背景,自然便于交流和相輔相成。反之如果將“國學”建為學院,自成體系,人員仿佛如出一爐,會不會趨于“國故”的抱殘守缺呢?此種“國字當頭”的做法,別的國家有沒有,我沒有“出洋考察”過,不得而知。然而總不免覺得,在一視同仁的人文學科之上,另設(shè)“國字當頭”的機構(gòu),不僅疊床架屋,而且似乎頗有巍巍然的“官學”的令人生畏,因而可笑的意味。

          自古以來,人類學術(shù)的發(fā)達,皆沿著國際化的大道,而不是謝絕國際化,躲到“國”字招牌背面去自我欣賞。如今已不是“康乾盛世”,方塊字學術(shù)構(gòu)成宇宙天下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伴隨著一個民族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新的社會需要之興起,理應有民族文化復興的運動發(fā)生。然而我們們提倡漢語文化(不是儒教文化)的復興,絕不是要抱殘守缺,固步自封,更不是要打著“國”字招牌走出國門去炫耀什么。我們不應忘記,中國的文化復興是在現(xiàn)代人手中復興,不是在古人或仿古人的手中復興。那只是復古,不是復興,F(xiàn)代人有現(xiàn)代人的需求,F(xiàn)代人的種種需求在根本上體現(xiàn)為現(xiàn)代人的價值取向。一個社會的價值體系是綱,綱舉目張。而現(xiàn)代人的價值取向也就是人性的根本需求,所以是普世的價值(參閱《自由意志》,見《唐逸文集》www.hywhdb.com)。國學所缺,其實也就是我們所缺,我們同樣需要反省的這兩個問題:理性思維,和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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