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最多，只有更多，湖南溆浦縣環(huán)保局被曝嚴重超編，引起輿論聲討，該局局長向長進趕緊向媒體鳴冤：與林業(yè)局、國土局相比，環(huán)保局的人是相當少啦……

　　向局長的喊冤相當于將一個膿包的口子撕得更大，讓人更觸目驚心，展示地方治理混亂到了何等地步。然而這也只是浮在水面上的數(shù)字景觀，倘若深入探究數(shù)據(jù)是如何膨脹起來的，超編入場的都是些什么人，那就如同將整個冰山露在世人之前，會超出人們的想象。

　　很顯然，行政機關的高保障、高福利，以及高穩(wěn)定性，是吸引人們進入行政機關的重要原因，但是最終形成機構臃腫，則是缺乏制約的權力自我繁殖的結果，只不過，縣、鄉(xiāng)級政府部門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罷了。

　　在授權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下，縣、鄉(xiāng)級政府十分特殊，來自上級的約束鞭長莫及，來自同級的人大、司法監(jiān)督及表不及里，來自輿論、民間的聲音十分微弱。如此，權力的運作極容易失控，致使某些官員進行“權力圈地運動”，把自己管轄的范圍當成自己的私產(chǎn)，有意無意地擴大“領地”，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權力繁殖。

　　這個追求的過程同時有著成本、風險的考慮，為將成本和風險降至最低，自我繁殖往往變成近親繁殖。就是說，并不是人人都有機會通過“破費”進入行政機構的，要是交一兩萬元就可以，很多人都拿得出這個錢，只有關系、人情才是硬通貨。機構臃腫的過程，一定是與權力關系最親近的攀附得最緊。

　　就如同生物的繁殖一樣，繁殖得越多，就需要越多的食物來養(yǎng)活，養(yǎng)活不了，就繁殖不成。分稅制改革后，地方財政本就窘困，為什么一些行政機構養(yǎng)得起那么多人？其實報道已經(jīng)給出了答案：經(jīng)費出現(xiàn)嚴重缺口時，就出現(xiàn)了越權違規(guī)搞錢、超標收費，為其繁殖群體謀利益，也促成繁殖群體越來越龐大。

　　如此，作為公器的公權力已異化，喪失其公共性，其維護公正的能力顯然值得懷疑。恰恰在縣政這一級，制約和消除權力自我繁殖的力量更為薄弱，縣、鄉(xiāng)民間社會是真正的底層社會，絕少非政府組織，無力跟行政機構談判，權力繁殖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讓“消腫”變得更為緊迫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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