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原則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與權(quán)力合作的，一類是與權(quán)力“躲貓貓”的，比較起來，道家氣質(zhì)的屬于躲貓貓式的，他們比較傾向于退居山林，過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莊子跟楚王的使者說，愿意在爛泥里打滾，而不愿意被當作“犧牲”，或是被弄在神龕里。

　　相比之下，儒家比較入世一些，但也分人，孔老夫子的教導里面有原則性的一面，即如果那些統(tǒng)治者不聽從你的建議的話，那么就乘著木筏子搞漂流，而不一定要死賴著某個位置。

　　再后來魏晉的人，就想出一個又當官又心里舒服的說法，就是身處廟堂之高，而身居山林之遠。這么弄，給那些想當官，卻又半推半就的油滑之人找到了很好的借口。

　　很多事情雖然不是非此即彼的，但是中國人的辯證思維，喜歡把什么事都弄成既可以這樣，又可以那樣，反正就是“方便法門”。

　　現(xiàn)代的知識分子，看上去跟傳統(tǒng)的士人，有許多的不同，但是知識分子按說日子更不好過了，因為以前你如果不滿于當局，弄一個山里就隱著了�，F(xiàn)在土地國有，隱那里也不由你，還有就是交通和通信方便，上那里也容易被人找到。

　　孔老夫子的辦法也不太好辦，你弄個木筏上山東那邊漂著，當心北朝的核武方向搞錯，再說通關(guān)文書也費周章。

　　所以當下最好的辦法就是跟官府搞在一起，然后用身居廟堂和心在山林整天自慰。這樣各種欲望雖然不能徹底滿足，也弄個大概齊。

　　我這個人說話愛繞彎子，說這么多，無非是想說兩個學術(shù)界人物的離世。

　　今天，7月11日，兩位學術(shù)界的重量級人物季羨林和任繼愈先生去世，無論如何，他們是當代中國人文學界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的去世很令人痛心。

　　本人于季羨林的書，看得少，因為他主要是做極生僻的學問的，比如認識很多已經(jīng)失傳的文字，什么巴利文之類，既看不懂，也跟我關(guān)心的問題無關(guān)，就算了。

　　后來他寫了一些我們看得懂的文章，比如天人合一拯救人類，還發(fā)明了一個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簡單說，文化是輪流坐莊的，前一陣西方文化坐了一段時間的莊，現(xiàn)在他們胡也胡過了，炮也點了，該輪著我們了，所以他說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

　　這話要是我說的，你肯定認為是豬流感了，但是人家是大學者，又符合大家的意思，所以雖然心里也不踏實，但是就將就著聽。

　　但這些并不能作為他的錯誤，學術(shù)觀點，大家都可以說，但是不知怎的，老先生突然被封為國學大師等等，他自己也估計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他便被抬上去了，雖然自己再三要求推掉這些頭銜，但這可由不得他自己了。

　　后來，他有住進了301，雖然他自己說，他不愿意，但是，不知道是誰非讓他住的，加上溫天津又幾次去看他，這樣，他便成了擺設(shè)，成了“關(guān)心知識分子”或“重視知識”的樣板，供全國人民參觀。有人抓住他“海清河晏”，說他如何獻媚與當局。這我其實不太同意，別人來看他，他說一句客氣話，算是禮尚往來，別人拿他的話做注腳，他自己也沒辦法。

　　按照季老先生給別人的評論，他是“大節(jié)不虧”，至于成為“擺設(shè)”，不是他自己追求的，對他而言，也不知是禍是福。

　　今天同時離開這個世界的還有任繼愈先生，吾生也晚，等我出道時，再見他，主要是他在主席臺上，我在觀眾席。其實任公的書我還是看過的，剛上學的時候，他主編的白皮的四卷本《中國哲學史》也是必讀書，對這個書的其他地方我都忘了，只有一篇。任公自己做的，就是關(guān)于老子，在前面他說老子是唯物主義的，到書最后有一個附錄，說老子是唯心主義的。

　　他這本書，是領(lǐng)導指示讓編的，主要突出唯物和唯心，這也是歷史的產(chǎn)物。

　　任公長期領(lǐng)導宗教研究，曾任中國社科院宗教所的所長，該所有一個儒教室，也算是特色，因為將儒家作為宗教來研究。儒家是否宗教現(xiàn)在很有爭議，任公主張儒教說且是令有意思，因為他認為宗教是落后愚昧的必然要消亡的，這樣將儒家定名為儒教，主要是為了證明儒教是落后愚昧的。這實在也是“觀念先行”的例子。

　　就在學術(shù)界的重要性而言，任公和季羨林先生應是一時瑜亮，而且任公還有國家圖書館館長的頭銜，但不知為何，今天的新聞中，季羨林先生是新聞頭條，而任公只是一個小的消息。

　　其實，任公也屬于與權(quán)力走的比較近的，但任公始終沒有成為擺設(shè)，所以也就沒有“文繡”和“神龕”。

　　愿二位先生走好，那邊清凈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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