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革命，比革命更多的是有關革命的故事與詮釋。

　　嚴格說，除了現在的互聯網以外，我沒有親歷過傳統(tǒng)意義上的任何革命。即使是那一場被人們稱為“大革命”的反文化運動，我也因為年少只有懵懵懂懂的印象。整體而言，我所有關于革命的認識基本上都是來自于所看過的一些書和電影。它們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一是官方對革命的敘述。這主要包括歷史和政治的教科書以及小時候看過的一些革命題材的電影，整體印象是“革命就是打仗”，“壞蛋就是反革命”。

　　其次是上大學及工作以后陸續(xù)讀到的一些經典書籍。比如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柏克的《法國大革命論》，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扎米亞京的《我們》等等。

　　此外就是外國電影了。首屈一指的是前南斯拉夫導演庫斯圖里察的《地下》（又譯《沒有天空的都市》），拉爾夫•費因斯主演的《盲者之國》，還有其他如《風吹稻浪》、《摩托車日記》等短劇。

　　當然，時至今日人們有關革命的印象還可以從一些文化品上找到。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格瓦拉。盡管這位被人親切地稱為“切”的男人生前曾經切下不少“反革命”的腦袋，但是這并不能阻止他在幾十年后繼續(xù)以革命偶像或者時代消費品流行。與此潮流對應的是，在這個以和平和發(fā)展為主流的年代，人們不斷地詆毀并且厭倦了革命，“反革命”由此大行其道。無論是“反革命”，還是“告別革命”，其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對革命及其源流的清算。

　　最后的診斷結果往往是，革命是一種傳染病，病源在法國，而罪魁禍首是盧梭。仿佛革命是這個多愁善感的瘋子在他的政治實驗室里制造出來的科學怪人，當弗蘭克斯坦跑到大街上殺了人，盧梭必須對此負責，至少在道義上脫不了干系。

　　對于這種單方面的清算，國外也有許多學者并不認同，其中最有力的回擊者當屬法國著名思想家弗朗索瓦•傅勒。他在《思考法國大革命》里重新評價了二百年來史學界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闡釋，不僅以其深厚的實證研究論述了時代變遷對對法國革命的評價的微妙影響，而且擯棄了從意識形態(tài)角度對法國大革命所采取的全盤否定或肯定態(tài)度。

　　而我印象中另一位最旗幟鮮明地“為革命辯護”的學者是哈佛燕京學社的黃萬盛先生。黃先生與巴黎頗有淵源，2007年10月，我在巴黎與他相遇并且一起聊到了他《革命不是原罪》那篇雄文，其時他的新書《革命不是原罪》剛剛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談到中國知識分子對革命的批判，黃萬盛顯得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這些人夸大了英美的民主政治與法國革命的政治理想之間的區(qū)別，把英美民主當作現代典范，忽視法國革命對現代民主政治的影響�！耙粋�國家和地區(qū)的大規(guī)模革命的本土原因遠大于外來思想的影響，假如法國革命的思想傳到俄國，就出現了俄國革命，傳到了中國，就出了中國革命，那這思想就成了點石成金的法寶了。這種做法的危險在于很容易誤導歷史研究，把經驗教訓推諉到外部原因，反而影響了對一些歷史教訓的深刻反思�！�

　　在黃先生看來，盧梭對歷史的真正貢獻是確立了“公意”，而法國大革命則使政治權力從王室的深墻后院走到了人民中間。人民成為政治權力唯一的源泉，這一民主政治的實質，也是法國革命最重大的貢獻，而這不是英國。英國不僅在克倫威爾時代沒有理解權力來自人民，克倫威爾眼中的人民只是特殊身份的教民，他甚至僅僅因為教派的不同，拒絕天主教徒參加對王權的討伐。

　　在《革命不是原罪》一書中，作者對當代中國人棄絕“革命”抱以同情之理解。在經過了以革命的名義進行了那么多與革命許諾截然相反的慘痛歷程之后，急于擺脫革命的魔咒，告別革命的圖騰，是能夠接受的心情。每個人都應該譴責雅各賓派以革命的名義枉殺無辜的暴行時，但這并不意味著同時可以用道德主義的立場來審判革命，消解革命所擁有的合理性。

　　盧梭是不是該為革命的惡果背書？不得不承認，這種清算或多或少有“株連”的意味。無疑，盧梭的思想對法國大革命有影響，但這并不意味他應該對此負責。波爾•布特當年在法國是《人道報》的忠實讀者，但是當他回到柬埔寨后殺人如麻，誰能說《人道報》應該為此負責呢？同樣，一個人在餐館喝了幾杯酒后跑到街上去殺人，誰又能說這個酒館滿是原罪？

　　我曾經說，強奸民意是最高境界的色情�；蛟S，革命被視為一種原罪和基督文明中將性交視為原罪有著同樣的荒謬成分。顯然，革命并不必然意味著對人民的強制與對公意的踐踏，正如性交并不必然意味著邪惡。真正的原罪，是深藏人心中的蠢蠢欲動的強奸的欲望，而且很多時候，有人真的將頭頂上的烏托邦變成了擺蕩在胯下的武器，就那樣去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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