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美堂:知識分子責任擔當?shù)姆绞?/h1>
發(fā)布時間:2020-06-19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中國的知識分子有“經(jīng)世致用”“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tǒng)。遠到孔夫子“學而優(yōu)則仕”,近到“五四”救亡與啟蒙的雙重奏,都把“治國平天下”作為目的,讀書、求知只是一種手段。在求知、為學方面,中國知識分子以悟道、明德、修身為目的,對純粹的知識不大感興趣。而人們要把握的那個“道”,“玄之又玄”、“唯恍唯忽”,神妙無窮。你要“窮神知化”,唯靠一心。這樣,中國知識分子就不像西方人那樣追求知識的普遍性和確定性,不是向外夯實知識和價值的客觀基礎(chǔ),而是向內(nèi)揣摩知識和價值的靈活與神奇。這個特點對中國知識分子責任擔當方式影響深遠。
希臘人開創(chuàng)的是求知的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以追問大全的和根本的知識為目的。知識只有達到普遍性和確定性才是真實的、可靠的。對蘇格拉底或柏拉圖來說,“愛智慧”的目的是追問到萬事萬物“本身”(美本身、正義本身、人本身)。如果把個別事物和事物表象當作知識,那無異于把黑暗洞穴里的影子當作真實的人。亞里士多德追問了physic還不滿足,非得找出它背后的Meta-physic不可,非得追問第一因不可,也是要達到知識的普遍性和確定性。只有達到普遍性和確定性,知識才是可靠的。希臘人的傳統(tǒng)對西方文化影響深遠。例如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家,信上帝就信上帝唄,非得使勁證明上帝存在,證明他老人家全知全能不可。牛頓晚年花幾乎全部精力去追問宇宙的第一推動;
培根以為科學的標準是完備性和確定性;
霍布斯、盧梭等構(gòu)想自然狀態(tài)下的天賦人權(quán);
理性主義以第一原理清楚明白為學術(shù)使命;
經(jīng)驗主義要從個別經(jīng)驗中得出普遍必然結(jié)論,都是追求普遍性和確定性。
為了達到知識和價值的普遍性與確定性,西方思想家會以純概念為對象進行邏輯推演,習慣對知識大廈的基礎(chǔ)進行反思。這種反思看似不食人間煙火,仿佛上帝在遠遠地冷觀人類,但其社會效應(yīng)是革命性的。例如:“我思故我在”——我懷疑一切,但有一點我不能懷疑,就是我在懷疑這個事實。既然如此,有一個懷疑著的我就是一個清楚明白的事實。笛卡兒簡直在說天話,與人間無關(guān)!但這幾句“天話”卻導(dǎo)致思想領(lǐng)域的哥白尼革命,因為它顛覆了以神為中心的思想格局,轉(zhuǎn)到以人為中心,把流行了多少代人的宇宙秩序和價值框架給顛覆了!
說“天話”的習慣在西方知識分子是中普遍的。康德問先天綜合判斷是可能的嗎?謝林哲學的基石——最后的存在是“一”、“絕對”、“上帝”;
黑格爾確立“絕對說不出什么”的絕對精神,都給人不食人間煙火的感覺,但西方社會完成自己的啟蒙和現(xiàn)代化,離不開這些“天話”。
剛才諸位對中國有沒有真正的知識分子表示懷疑,這個懷疑是有道理的。中國的士人不像西方的知識分子以追求普遍性和確定性為天職,也不習慣推演純概念,追問知識的前提,不習慣講“天話”。他們不以自己為純知識的生產(chǎn)者,而是維護綱紀、匡扶社稷、憂國憂民的儒生。這個傳統(tǒng)常常導(dǎo)致知識分子不能堅守自己的陣地。
中國思想文化的靈魂是“道”而不是“知”。道是神妙無窮的,沒有任何規(guī)定性。或者說,“道”的唯一規(guī)定性就是免受規(guī)定性所累,以至神妙無窮。所以“道”無色,無聲,無味,無形,等。兵家講“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醫(yī)術(shù)講“加減臨時在變通”,和尚講“破執(zhí)”,都是要打破確定性。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化境”!盎场蔽┯兄袊幕庞,它是把確定性消解到至極才有的奇妙境界。中國知識分子參透宇宙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能“窮神知化”。
中國文化不分“此岸”和“彼岸”,具體的和相對的東西不需要有一個永恒的和絕對的根基,絕對性和確定性就在相對性和多樣性之中!暗啦浑x器”,“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 “砍柴挑水無不是道”……總之,形而上與形而下須臾不離。這種思維方式對知識分子的人格塑造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因為彼岸的東西自己掌控不了,此岸的東西則可以從意所欲,這就促使中國知識分子向內(nèi)心開拓,走所謂“內(nèi)在超越之路”。然而,缺少客觀普遍依據(jù)、缺少外在確定性的“本心”,是真是假,難以把握,這為偽善和故弄玄虛提供了機會。還有,中國知識分子對純粹知識沒有興趣,不習慣形式化的概念辨析和邏輯推演,沒有為科學而科學的求知精神,沒有冥思、講“天話”、于三界之外冷觀世界的習慣,在科學理性基礎(chǔ)和求真務(wù)實精神相對欠缺的情形下,心思過多放在出謀劃策、設(shè)計“救世良方”上。
今天,下意識地拒斥知識與價值的普遍性和確定性,仍然是中國知識界的特點。只要有人試圖為知識和價值建構(gòu)某種普遍和確定的基礎(chǔ),例如人性、人道主義、普世價值等,立即有人祭起“階級性”、“具體歷史性”等大棒將其打死。順便說及:馬克思、恩格斯既強調(diào)階級性、具體歷史性,又追求普遍性。“人的自覺自由的類本質(zhì)”、“解放全人類”、“真正人的道德”等,都是普世主義的。當然,馬恩針對他們的時代和語境,重在強調(diào)階級性和具體歷史性,但他們奮斗的目標則是普遍的和確定的。不顧語境,不從具體問題出發(fā),沒有辯證思維,把“階級性”和“具體歷史性”作為一個標簽到處貼,這恰恰是抽象和空洞的。這個案例值得思考:人們?yōu)槭裁茨敲礋嶂杂诜磳Α俺橄笮浴,以至于把“反抽象”抽象化,把“階級性”和“具體歷史性”抽象化?為什么對馬克思歷史邏輯中包含的追求普遍性的努力視而不見?其實,撇開表層語義,它仍然是中國文化和中國知識分子抵制普遍性和確定性的文化潛意識作祟。
知識和價值沒有普遍和確定的基石,人們習慣提下判斷、得結(jié)論,卻很少有人對判斷和結(jié)論的前提進行批判。結(jié)果,學術(shù)界、思想理論界的很多話語,看似振振有詞,實際含混不清,經(jīng)不起推敲分析。要用這樣的話語去指導(dǎo)生活,要么是無關(guān)痛癢的點綴,要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這一特點如何影響了今天中國知識界和知識分子?恐怕三兩句話說不清楚。我想,從良知和責任的角度說:有幾點應(yīng)該是顯然的:第一,相對其他民族,中國知識分子更缺少某種普遍和確定的信念與信仰,對“我應(yīng)該是誰”這種文化認同的問題,并不像其他民族那樣看得很神圣,更多持“隨機應(yīng)變”的處世哲學。極端者甚至信什么都可,說什么都行,誰當?shù)缼驼l說話,誰落井下水的石。第二,“坐而論道”、“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是一種很壞的評價,它與不切實際、空洞迂腐、毫無價值是同義的。學以致用,理論聯(lián)系實際,才是正道。當然,知識和思想終究是社會生活的表達,終究要為社會服務(wù),原則上講理論聯(lián)系實際是對的。但是,知識分子切入現(xiàn)實生活、擔當社會責任的獨特方式是什么?如果學以致用就是從政做官、經(jīng)商下海、做工種地,“知識分子”桂冠唯一的優(yōu)勢是,我有個教授、專家、博士的頭銜,在市面上比別人混得更好,那就沒有起到知識分子應(yīng)該起并且只有他才能起的作用,沒有把知識、學術(shù)的獨特功能發(fā)揮出來。
我不反對有些知識分子去“經(jīng)世致用”,但那不應(yīng)該成為知識分子的一般模式,知識分子應(yīng)該有自己的本行,有自己擔當社會責任的獨特方式,這種方式是社會必需而其他群體又不可能勝任的。顯然,這只能是知識的生產(chǎn)與傳播。為科學而科學,批判知識的前提和追問知識的基礎(chǔ),敲定知識、價值的普遍性與確定性,以概念辨析、理性建構(gòu)、邏輯演繹等純知識的方式來更新人們的視野,以“說天話”的方式來建構(gòu)新的理念, 這才是知識分子應(yīng)有的常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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