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你該慨嘆教書是個高危職業(yè)了。就在最近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接連發(fā)生了三起殺害教師的事件。

　　10月4日，山西朔州某學生將一位年僅23歲，與其素無冤仇的老師刺死；
10月21日，浙江縉云31歲的女教師潘偉仙被學生丁某掐死在家訪途中；
10月29日，中國政法大學43歲的教授程春明被本校一學生砍死在教室里。

　　與前兩起案件相比，發(fā)生在政法大學的殺人事件吸引了更多人注意。

　　誰殺了程春明？尤其對目擊者而言，找到答案似乎并不難。然而，問題在于，一時一地的目擊并不足以讓我們看到事情的全部真相。

　　一位優(yōu)秀學者、教師的突然離去，難免令人傷感。只是，自古以來，學生殺死老師的事情也并不鮮見。個中區(qū)別只在于是“即時殺”還是“延時殺”。前者指的是學生在學時就將老師殺了，比如上面的幾出悲��；
后者指的是學生在社會上功成名就，可以呼風喚雨后回過頭來對老師搞批斗或者搞謀殺，就像“梁山伯與祝英臺”里害死書院老師的趙定方與馬文才一樣。當然，這些悲劇的出現(xiàn)并非只是“教育出了問題”這么簡單。胡思杜當年撰文批判其父胡適，與其決裂，顯然不是因為胡適先生的家教出了問題。

　　那么，誰殺死了程春明？關于這起悲劇，比死訊傳得更快的是相關“緋聞”，仿佛程不是死于暴力而是死于“浪漫”。其實，即使程春明生前真的“與兇手的女友關系曖昧”，也不應成為其被殺的理由。其一，對兇手而言，這位“女友”（姑且承認有這種關系）是自由、自主的個體，無論和誰“曖昧”或戀愛，這都是她應該享有的自由；
其二，她不愿意與該同學繼續(xù)交往而另有追求，也并不意味著后者可以因此在法律或者道義上獲得對另一位男子的行刑權。

　　然而，不得不承認，在許多人的愛情詞典里，愛就是占有，做情侶就是做綁匪，談戀愛就是為自己劃定感情勢力范圍，他人不得染指。所謂“長相廝守”因此變成了長相捆綁的代名詞。在他們看來，美人和江山一樣都是“打”下來的，都是可以互相爭奪的獵物。實在打不下來或打輸了，有的便理直氣壯地做幾回“恐怖分子”，對美人或者“抱得美人歸”的人搞破壞，搞同歸于盡。顯然，這些人所標榜的“美好情感”，對其所追求的人來說，與其說是愛情，不如說是厄運。

　　有人說，接連發(fā)生“學生手刃老師”的悲劇表明中國教育出了問題。關于這一點，相信許多人都有所體認。不過，雖然這些殺人事件在某種程度上重創(chuàng)了教育部門，但我更傾向于認為上述悲劇所反映的是一場整體性的社會危機或者文化危機。以程春明為例，盡管沖突發(fā)生在大學，但是為兇手提供“暴力解決”之方案者，顯然不是政法大學的教師，而是課堂之外的許多東西。

　　當人類的天敵從自然界的洪水猛獸變成了自己的同類，人類文明史也因此更是一部“人類不文明史”。當然，這不僅是因為人有君臨天下的智商，同樣因為人有超乎萬物卻又彼此競爭的欲望。正是這個原因，在經(jīng)歷種種人造的災難后，21世紀的今天，人要學會和平相處，學會彼此寬容與互相理解，拒斥暴力。否則，就難免出現(xiàn)上述“人是人的厄運”或者“人對人是厄運”之困境———即使是因愛之名。

　　幾十年來，中國人希望自己的生活充滿陽光，并且為此熱情高歌。然而種種悲情的輪番上演讓我們不得不承認，許多人的生活因為人們不斷自我喂養(yǎng)“嗜血本性”而輸?shù)靡粩⊥康兀�有人甚至因此殞命。而種種對血腥與暴力的自我喂養(yǎng)，對自己以及他人生命權利的漠視，無論來自權力還是市井，正是這個社會充斥“零星的殺戮”的根本原因。更可怕的是，假以時日或者機會，“零星的殺戮”也可以燎原，讓新一代人噩夢重溫。

　　當然，你可以責備今日中國教育未能有效抗衡社會運行及文化心理中的種種“惡勢力”，一味迎合完成種種不著邊際的指標與公文建設，而忽略人心與公民文化的建設。但請不要過分苛責教師沒有教好他們的學生。畢竟，公民教育并非校園所能獨立完成。在此，且不說在不遠的歷史上曾經(jīng)有人否認人性的存在，直至今天，如果你打開電視，不用換臺，用不了五分鐘，你一定可以聽到有關“報仇”的臺詞（朔州弒師者就在說，“我恨老師，更恨學校、國家、社會……我要發(fā)泄，我要復仇，我要殺老師”）；
接通網(wǎng)絡，更不乏公民“非正常死亡”的新聞以及種種荒誕離奇、背離程序正義的審判；
談到廢除死刑時，許多人想得更多的不是對生命的尊重，而是相信這樣就有人可以“過足殺人癮”。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多講要補人權課。面對這些“零星的殺戮”，被輕賤的生命，被人消滅了的人，眼下我們更應該補的是生命課。顯然，這不只是給孩子們補，還包括全社會以及與生命尊嚴有關的具體制度。只有生命被敬畏、被尊重，只有人不被人所消滅，這個社會才會給人最起碼的安全感，才會真正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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