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馬來西亞舉行了一個世界范圍內的華語大學生辯論賽。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樣一個有來自世界各地幾十所大學辯論代表隊的大規(guī)�；顒樱�居然都是由一些華裔大學生辦起來的，從聯(lián)系贊助、場地，到接待、聯(lián)絡媒體，安排得井井有條，那種服務的熱忱實在讓人感動。他們告訴記者，華裔學生社團在馬來西亞大學里往往是最活躍的。
　　記者在大馬考察期間，在各個領域都能感受到當?shù)厝A人的團結和對公共事務的熱忱。甚至華社可以靠自己的組織辦出有“馬來西亞第二教育部”之稱的馬來西亞華文學校教師會總會（簡稱董教總），其他宗親會、華人會館、慈善組織、商會，也在政治上相當活躍，任何公共政策一出臺，華社就會有大量的討論，認為不合理的地方就會組織陳情，并形成了一個相互聯(lián)絡支援的網絡。
　　記者問很多人一個問題：為什么馬來西亞的華人這么善于合作、樂于合作？他們的回答大多是，覺得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關心政治就是不關心社會，不關心社會，怎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呢？
　　
　　我們必須關心政治
　　
　　在馬來西亞你很難不為華人感到自豪。19世紀中期，中國百姓受饑荒和動亂之苦，很多華人漂洋過海到南洋討生活，甚至被半哄半騙販到南洋。從一些文學作品的描述來看，“下南洋”是一段篳路藍縷的血淚史，華人在馬來西亞干的都是當?shù)厝瞬辉敢飧傻腻a礦苦工。
　　但不知是幾千年的文化基因，還是流淌的血液就與眾不同，華人真是有著強悍的生存力，他們身上那種類似“新教倫理”的刻苦、堅韌、勤儉的特性是如此強大，只要統(tǒng)治者對他們壓迫得不是太過分，他們很快就會在經濟上取得成功。按照教科書的說法，“不到30年”，華人在馬來西亞的工商業(yè)中逐步占據優(yōu)勢，從一開始在錫礦做苦工，到從酋長手里把錫礦承包下來，進而用積累的資金開發(fā)橡膠園、油棕園，投資其他工商業(yè)。
　　馬來西亞的典型華人家庭是這樣的：家里開一個餐廳或者商店，全家都在工作，從來不知道休息和享受，年輕人做完公司或者機構的工作回家再做第二份工，掙了錢用于再投資和孩子的教育。如此年復一年，到馬來西亞建國前，華人已經成為大馬除了英殖民者以外最有經濟勢力的族群。
　　一位中學老師告訴我一個故事，當?shù)亟逃龣C關曾經組織各校辦馬來語辯論聯(lián)賽，結果各校打到決賽，辯論員全是華裔學生，當?shù)亟逃�局臨時叫停，要求補充馬來裔的辯手。這位老師的意思是，用馬來語辯論，華人孩子都領先，可想而知華人在學習上的優(yōu)勢。
　　占人口多數(shù)的馬來族的政治人物，為了平衡華人的優(yōu)勢，從建國之初起，在各個領域都要給馬來族制定很多保護條款。比如在公立大學都要給馬來族保留名額。有人告訴記者，假如憑考試成績，重點大學90％的名額都會被華裔囊括，目睹馬來華裔青年的好學上進，我相信這不是吹牛。很多馬來華族朋友，都有這樣的經歷：在學校里成績遠遠好于馬來族同學，但卻在升學和獎學金等方面不得不讓給馬來族同學。這種政策一直延續(xù)到今天，并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華文網站的討論區(qū)或者博客里，可以看到很多這樣關于“馬來特權”的討論：
　　“為什么幾乎所有公立大學的正副校長是馬來人？”
　　“為什么幾乎所有加油站持牌者是馬來人？”
　　“為什么重大工程幾乎無一例外地包給馬來人？”
　　“為什么98％的發(fā)展鄉(xiāng)村預算給了馬來鄉(xiāng)村，華人新村只占2% ?”
　　“為什么小學預算，華小只占了2.5%，淡小占1%（即印度裔泰米爾語小學），國小占了96.5%？”
　　“為什么不管窮或富有，馬來人可享有7%～15％的購屋的折扣？”
　　“為什么40年來，只有5％的政府獎學金給了非土族？”
　　“為什么武裝部隊和警察的中高級指揮官必定是馬來人？”
　　“為什么從來沒有任何馬來機構被限定有華人員工，但華人機構卻被限定要有30％的馬來員工？”
　　這些在馬來西亞都是沒有人會否認的事實，但所有這些討論，最后都只能結束于面對現(xiàn)實的深深無奈。
　　而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的開放，馬來華人逐漸知道了中國過去幾十年的不易，反觀馬來西亞，即使現(xiàn)實如此，但華族畢竟在這片土地上安居樂業(yè)，幾十年來都過著至少是中產階級的體面生活，又有一種幸運和感激。大馬著名的知識分子楊白楊先生上世紀90年代拜訪中國后寫下在南洋華界很有影響的《神傷中國》，就是這種矛盾心態(tài)的典型反映。
　　同時這又給馬來西亞華族帶來一種強烈的政治危機感：印尼華人的教訓就在眼前，當種族主義抬頭的時候，或者野心家煽動社會對有產者的仇恨，富足的華人就成了待宰的羊羔。這種危機意識大概是馬來西亞華人熱心公共事業(yè)，積極投身政治的主要動力。
　　
　　華人參與政治的三股力量
　　
　　經過觀察和調研，記者將大馬參與政治的華人勢力概括為3股，分別形象地稱為“大聲公”、“和事佬”和“新銳派”。
　　“大聲公”是別人給白小保校工委會主席熊玉生起的外號，他嗓門大得出奇，說起話來聲震屋宇。我覺得這個詞特別傳神，很能代表一些華裔社會活動積極分子的形象。
　　拿熊玉生來說，原本只是在白沙羅新村居住40余年的一個普通村民，為了“白小事件”（見名詞解釋），因為嗓門大，敢說話被村民推舉出來當代表，據說多次遭到政府有關方面的威脅警告都不動搖，現(xiàn)在是當?shù)鼗钴S的政治人物。
　　這些人在馬來西亞華社中有很多，平時干著自己的生計，有時也在宗祠、圣廟里兼職當義工，人緣很好，他們不見得文化程度很高，但是急公好義，一旦覺得華社利益受到侵害，就出來打抱不平，很多人因為抗爭激烈，被抓到看守所里也不在乎。這批華人也是大馬華人政治影響力的基礎。
　　“和事佬”是形容以馬華公會為代表的中庸力量，在很多政治議題上，它一方面要維護華族權益，滿足華社日益高漲的平等要求；一方面又要照顧執(zhí)政聯(lián)盟核心巫統(tǒng)代表的馬來族立場，所以很多時候馬華公會都在扮演左右勸說的和事佬角色，為此它也遭到很多抨擊，認為它軟骨頭，沒有原則。但它其實在教育就業(yè)等很多領域都在為維護華族權益努力。
　　比如馬來西亞警察收入比較低，再加上馬來人壟斷了幾乎所有警界高層職位，所以幾乎沒有華裔青年愿意投身警界，這造成治安糾紛中，華人往往感覺和警察打交道沒有自己人而受欺負。馬華公會就發(fā)起一項“壯大警力”運動，推動華裔青年和警界交流，鼓勵華裔青年投身警界，改善警界和華社的溝通。類似的事情可以看出其溫和但是建設性的作用，對于有人批評馬華公會和巫統(tǒng)沆瀣一氣，背叛華族利益，包括黃家定這樣的馬華高層總會用忍辱負重的姿態(tài)耐心解釋“我們華人總得朝中有人吧”。
　　“新銳派”是指一些更加有活力的較為年輕的政治精英，受過良好的教育，有些有過海外留學的背景，他們有些在反對黨任職，有些搞NGO（非政府組織），常常對當權者采用挑戰(zhàn)的姿態(tài)，關注的領域也有很多普世價值的色彩。
　　比如2001年開始，木材商出身的報業(yè)大鱷張曉卿，在馬來西亞大舉收購華文媒體如《馬來西亞前鋒報》、《星報》與南洋報業(yè)，這被認為得到馬華公會和當時馬哈蒂爾政府的支持。這樣的事情在傳統(tǒng)華社并不會引起太大關注，因為不管哪個老板買，反正報紙還在華人手里就行。但在“新銳派”的政治活動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眼里這就釀成了軒然大波――他們意識到馬來西亞有限的華文報紙假如被一家壟斷，會損害大馬媒體言論的多元性。這樣一來，以“中華魂”自命的張曉卿成為官商勾結、妨害言論自由的眾矢之的，大馬約百名自由撰稿人聯(lián)合拒絕供稿給張曉卿控制的《星洲日報》、《光明日報》，寧可在博客上發(fā)文。
　　這3股力量構成了有趣的政治生態(tài)光譜，在涉及華族利益和社會公共問題的議題上，有時也相互批評，但總體上構成了交叉火力，保證了華社的聲音在各個層面都被傾聽。一次和幾個不同派別的議員和社會活動家聊到這個情況，馬華陣營的國會議員魏家祥先生說了一句話讓記者印象深刻：“不同的聲音都是需要的，我們華人參政，在朝、在野都要有人才正常嘛。”
　　
　　超越族群政治的努力
　　
　　據1947年人口統(tǒng)計，這一年馬來西亞的總人口中，馬來人占43.3%，華人占44.9%，印度人占10.4%，華人比馬來人多一點，華印兩族相加過半，此情況引起馬來土著的嚴重關切和恐慌。而英殖民者正好求之不得地利用族群矛盾，把自己打扮成馬來人的保護者，打壓限制華族，以此轉移馬來土著民族主義者的斗爭方向和獨立目標，鞏固英國殖民統(tǒng)治。
　　那時以陳禎祿為代表的華人領袖，審時度勢，著眼大局，以妥協(xié)換取華族的生存發(fā)展空間和基本公民權，但也留下了族群政治這個懸而未決的陰影。是容忍一個馬來族享有特權但華族也可以安居樂業(yè)的國家，還是追求一個更加公正種族平等的社會，這樣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
　　由于這方面的綱領不同，甚至引發(fā)了國家分裂――1965年的新加坡獨立；最嚴重時在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演化為較為嚴重的族群沖突，史稱“513事件”，國家進入緊急狀態(tài)，16日官方公布的數(shù)字就有89人死亡，272人受傷，305人被捕，華社受到嚴重打擊。
　　幸運的是，那樣的危機在大馬沒有全面激化下去，這也源于華人的政治參與和溝通機制，包括馬來上層的清醒認識。
　　比如馬哈蒂爾在上世紀60年代就撰寫出的《馬來人的迷惘》(The Malay Dilemma）一書，再到后來的一系列演講中，他都痛心地承認馬來人盡管享有眾多優(yōu)惠特權，依然在經濟上競爭不過華人，“華人交得稅最多”，進一步告誡自己的馬來同胞，馬來西亞離不開華人的貢獻。
　　而且，華人積極的參與政治，也是各執(zhí)政派別都把華人視為需要重點團結力量的原因，馬來西亞已經奠定了民主選舉、多黨競爭的政治基礎，如果任何政黨忽略了爭取華族的支持，它基本上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成功，這種制衡保證了馬來西亞相對的政治穩(wěn)定。
　　盡管如此，馬來西亞華社依然有很強的危機意識。近年來，馬來族生育率居高不下，政府又鼓勵印尼馬來裔的移民，與此同時對馬來族的政策傾斜又讓很多華人青年赴澳洲、新加坡、中國臺灣尋求發(fā)展。
　　根據2004年的統(tǒng)計，馬來西亞華人人口已經降低到了25%，而馬來族超過總人口的65%。記者接觸的“新銳派”都表示，未來華人如果要在馬來政治中站穩(wěn)腳跟，就不能僅僅依靠族群立場和族群選票來維持，唯一的出路在于推動馬來西亞的政治更加民主文明，讓各族群都受益。他們強調自己首先是一個馬來公民，其次才是一個華人。所以他們努力投身反腐敗、爭人權、求民主的社會運動，超越傳統(tǒng)族群政治的范疇，在很多議題上實現(xiàn)了跨族群的聯(lián)合。
　　比如最近馬來政府單方面決定提高高速公路收費，這些高速路由納稅人的錢修建，而政府又在缺乏透明度的狀況之下和私營大道公司簽署大道私營化合約，于是引發(fā)了2007年2月有在野黨參與的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示威隊伍中，華裔和馬來青年攜手并進，令人感動。
　　更可喜的是，年輕一代華人更加懂得反省自身的局限，欣賞異族身上的差異和優(yōu)點，不像老一輩華人往往有很強的文化優(yōu)越感。比如有人討論，華人活得太累，像螞蟻一樣工作，從來都閑不下來，馬來人就會享受生活。還有華人青年告訴記者，華人也有缺點就是太功利，不像馬來人那樣善良熱情，在馬路邊上你車拋錨了，主動停車下來幫忙的通常是馬來人。
　　有這樣的胸懷，祝福也相信馬來半島的華人會有更加光明的未來。
　�。ㄕ�自《望東方周刊》2008年第6期，作者為該刊特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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