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幅有意味的圖畫。駱家輝，61歲，曾任美國商務部長與華盛頓州州長，一位中國香港移民之子；奧巴馬，50歲，現任美國總統(tǒng)，曾任聯邦參議員，一位肯尼亞移民之子。日前，這兩位站在媒體的聚光燈下，前者獲后者提名，出任美國駐華大使，以接替已于美東部時間2011年4月30日卸任的前駐華大使洪博培，這已成為中國政府與民間的共同關注。
　　兩位仁兄有個共同點，即地位與出身之間的強烈反差，這本身就構成了美國社會開放性的一個例證，很有視覺上的沖擊力。
　　當然，駱家輝在美國的際遇只是一個個案，不能就此匆匆忙忙下結論，說這已證明了華裔在美國的境遇非常之好。我們需要畫一幅華裔群體在美歐境遇的《清明上河圖》式的全景圖。
　　這幅全景圖可分成三個部分：美歐各國可以分為三個區(qū)域組別，依次為美國、歐洲(主要是西歐與北歐)、俄羅斯。華裔群體的境遇，呈現出由高到低的梯度：在美國最好，歐洲次之，俄羅斯最差。
　　
　　一、華裔人口：美國最多，歐洲次之，俄羅斯最少
　　
　　這里所說的華裔，是指有中國血統(tǒng)，但長期工作和生活在國外者。包括兩類，一類是華人，為有中國血統(tǒng)的外國公民；另一類是華僑，為僑居在國外的中國公民，是為中國僑民。中間也有過渡地帶，如已移民國外，取得了長期居留權，但要過一定年限才能取得所在國國籍，這是“即將成為華人的華僑”。所以，“華人一永久居民一華僑”是一個連續(xù)的分布，而且，華僑可能會轉化為永久居民，永久居民則會轉化為華人。
　　美國、歐洲和俄羅斯三個區(qū)域的華裔，在構成上有―個共同點，絕大多數是中國改革開放后成為華裔的，就發(fā)生在短短30年內。這些新華裔，大部分為第1代華裔，小部分為他們生育的子女、成為第2代華裔(該種情形僅限于美國與歐洲，不包括俄羅斯)。
　　以美國為例。2011年2月10日，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與馬里蘭大學美籍亞裔中心聯合發(fā)布的“2011年美國華裔人口動態(tài)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64.1％的華裔出生在海外，35.9％出生在美國。
　　在美國的華裔，無論是絕對數字，還是占總人口的相對比例，相對于歐洲與俄羅斯都是最高的。截至2009年，美國華裔人口達到363.9萬。而2000年普查，華裔人口僅為243萬。
　　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經調查認為，截至2008年9月，在歐洲和俄羅斯的華裔總人數約250萬人。在西歐與北歐，華裔人口規(guī)模最大的為英國留學和法國，在40萬至60萬之間；德國、西班牙與荷蘭次之，在10萬至20萬之間；比利時、瑞典和奧地利對移民的進入控制較嚴，華裔在3萬左右，其他國家均在3萬及以下。
　　在俄羅斯的華裔大致維持在10萬至60萬之間，但絕大多數在當地并無長期合法居留權，故“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一些人流出，另一些人又流入。
　　
　　二、境遇好，華裔人口就多
　　
　　華裔在美國、歐洲和俄羅斯的人口分布差別并不是偶然的，恰恰與他們在這三個區(qū)域的境遇是正相關的：境遇越好的地方，人去得越多，正是境遇差別導致人口分布差別。就美國與歐洲而言，人口的多少，又與社會流動性、經濟流動性有關系。
　　從統(tǒng)計學平均的角度，華裔在美國的境遇是最好的。華裔在美國的職業(yè)分布呈兩極化，從事廚師、服務員等低收入的藍領工作的與從事教研、高科技等高收入的白領職業(yè)的比例差不多。一方面全美有近4萬家中餐館。另一方面，華裔在教育、科技、經濟和政治等各個領域嶄露頭角，成為全國精英。教育、科研精英如田長霖(著名工程熱物理學家，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錢永健(生物化學家，2008年度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之一)等。經濟精英如楊致遠(Yahoo!創(chuàng)立者)等。政治精英如趙小蘭(曾任小布什政府的勞工部長)、趙美心(聯邦眾議員)、朱棣文(現任能源部長)、駱家輝等。這反映了美國華裔尤其是新華裔的兩個來源，一個是低學歷、低技能的沿海地區(qū)農民，另一個是去美國留學的高學歷知識精英、畢業(yè)后在當地找到了體面的工作。
　　而歐洲的華裔，主要的職業(yè)有三種，經營中餐館，在歐洲有4.3萬家的中餐館；經營小商業(yè)，如皮革、皮鞋、服裝制造業(yè)等；中國商品的批發(fā)與分銷，如位于巴黎北郊歐貝維利耶市的“巴黎中國商城”是法國最大的華商批發(fā)中心；西班牙馬德里拉瓦別斯區(qū)的華裔貿易批發(fā)區(qū)有批發(fā)店三百多家、小商品店三千多家。
　　在英法等國出現了一些地方性的政治精英，如在英國留學各地先后有二十多位華裔擔任過地方議員；2008年的法國市鎮(zhèn)選舉，華裔陳文雄和顏如玉分別當選巴黎十三區(qū)副區(qū)長和連任巴黎東郊艾斯波利市副市長，但全國性的政治精英尚未出現，教育、科研和經濟等方面的全國精英也仍在成長中。
　　俄羅斯的華裔，大體是改革開放以來中俄民間貿易發(fā)展的結果，主要經營中國商品的批發(fā)與分銷。如曾經存在的莫斯科切爾基佐夫斯基市場，是莫斯科乃至全俄羅斯最大的中國商品集散地，據俄羅斯中國總商會統(tǒng)計，在那里經營的華商大約有6萬家。俄羅斯目前還沒有面對華裔的長期居留權與歸化政策，因此華裔在俄羅斯的社會地位，還不在日程之中。
　　必須說明，雖然從經濟與社會地位來衡量，歐洲華裔的境遇比美國華裔要遜色一些，但華裔在歐洲并沒有遭受系統(tǒng)性的種族歧視或仇外、排外的民族主義，政府與社會層面都是如此。蓋美國與歐洲國家都是現代國家。
　　作為轉型國家的俄羅斯是另外一個故事，如2009年6月，莫斯科東區(qū)政府將科切爾基佐夫斯基市場“永久關閉”，給華商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四百多億元人民幣。2007年2月，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市，一群民族主義分子占領了市移民局辦公大樓，要求驅逐當地華人。
　　因此，華裔在所在國的經濟與社會境遇，符合美國一歐洲一俄羅斯這樣的從高到低的梯度。大體而言，在現代國家內部，華裔在美國比在歐洲境遇要好，原因在于美國比歐洲的社會流動性、經濟流動性要好。
　　
　　三、美國華裔的境遇與自由流動社會
　　
　　常言道，“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在自然狀態(tài)下，水因重力的作用，從高處往低處流，要反過來讓水從低處往高處流，就必須做功。人要從低處往高處走，同樣也是不容易的。衡量一個社會中個人從較低的階層往較高的階層爬升、遷躍的能力，就要看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流動性好，意味著與你的父輩相比，你能去從事收入更高的職業(yè)、有更體面的社會地位。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較好，稱得上是一個自由社會，不是階層社會，意味著階層與階層之間是連續(xù)的分布，處在不斷的流動之中，不會有階層的斷裂、隔絕。而沒有階層的斷裂、隔絕，就不會有階層的固化和階層之間的對立，因為任何階層之間的對立。乃至 階級斗爭，都是建立在階層固化的基礎上的。如果階層是處在不斷的流動之中的，前面的人不斷爬上去，后面的人不斷走上來，前后相屬，綿綿不絕，任何人想要煽動階層之間的對立和仇視，也只能徒費唇舌。
　　德國社會學家桑巴特在《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中認為，與歐洲相比，美國較好實現了機會均等，工人有更多的機會提高自己的地位，說明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更好，這是美國工人更多傾向于“生產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的原因，也是社會主義在美國不振的原因之一。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好，是因為經濟流動性好，就業(yè)機會多，對社會成員的開放性好，且保持了良好的創(chuàng)造性，使得新產品、新技術、新生產方法等層出不窮，這意味著新的就業(yè)機會源源不斷地產生，意味著經濟體對人力資源保持著旺盛的需求。
　　例如，手機、個人計算機、互聯網的發(fā)展與運用，美國個人與企業(yè)為之提供了強大的牽引力，先后涌現了手機發(fā)明者摩托羅拉，硬件制造商IBM，比爾?蓋茨的微軟，CPU研發(fā)與制造商Intel與AMD，“整合全球信息，使之更便捷、更有用”的搜索引擎Google，ZucKerberg的社交網絡Facebook，極大提升了信息流動性的Twitter，引領手機及個人電腦新時尚的蘋果公司等。
　　這些企業(yè)，有相當一部分是一個或少數幾個人逞“個人英雄主義”，又恰好適應了市場趨勢和時代潮流的產物，這些人不僅因此自己經濟和社會地位得以大幅度躍遷，各領風騷，成為時代英雄，還改變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是朝著更好、更便利的方向；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就業(yè)機會尤其是高收入就業(yè)機會，而且是不分畛域，能者居之。
　　正是在這樣良好的經濟流動性和在此基礎上的良好社會流動性下，美國華裔中接近一半的人得以從事科研、高技術、白領等高收入職業(yè)，獲得較高的經濟與社會地位，而且，這些人大部分是第1代移民。事實上是，不論你的族裔和出身如何，使你總能從事可創(chuàng)造最大社會價值的職業(yè)，從而使你的經濟與社會境況總能與你的能力相匹配，恰恰是一個開放社會的最大魅力所在，因此，不僅是華裔因此受益，印度裔等也因此受益，是所有人都因此受益。
　　前面把美國歸為高社會流動性的“自由社會”，但也不能因此忽略美國社會內部的多樣性。事實上，在美國社會，也有兩個美國，一個是加利福尼亞洲式的美國，更傾向于民主黨，主張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的歐洲模式；另一個是德克薩斯州式的美國，更傾向于共和黨，主張小政府、大市場、更多經濟自由的模式，信奉1776年的兩個文獻：杰弗遜的《獨立宣言》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美國人總體上還是更傾向于第二個美國的，有兩點可證。一是2010年美國出現了以減稅、反對政府自我賦權的草根性的茶黨運動，風生水起，有聲有色，這與金融危機以來歐洲公營部門和國有企業(yè)工會主導的反對減高薪水、減高福利的大量罷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二個證據更重要，2010年4月1日美國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新出來的人口數據將決定美國未來十年各州在聯邦眾議院的議席數量及各州的選舉人票數(選總統(tǒng)用的)，目前出來的結果是，8個州的眾議院席次出現了增加，共和黨的大本營德克薩斯州增加了4席，這些州大多數是傾向共和黨的；10個州的眾議院席次出現了減少――2008年總統(tǒng)選舉中，這10州奧巴馬贏了8個，民主黨的大本營紐約州減少了2席。這是因為選民用腳投票，選擇去有更多經濟自由度和社會流動性的州工作和生活的結果，而這些州基本上都是共和黨人治理的。這說明，在州及地方治理層面上，有更多的競爭是好事，選民因此有了更多選擇，除了行使用手投票的權利之外，還可以保留用腳投票的權利。
　　
　　四、歐洲華裔的境遇與階層社會
　　
　　與美國相比，歐洲的社會流動性就差了些，是階層社會，意味著階層與階層之間的連通性不是很好，上升、遷躍的通道窄小，因此就會產生明顯的階層斷裂與隔絕，從而導致階層的分化與固化，大體上都出現了三個階層。
　　第一階層，是公職人員與國有企業(yè)員工。由于陽光法案與權力制衡等措施，西歐與北歐的公職人員清廉指數都比較高，但他們都過得比較愜意，工作清閑，經濟收入好，社會地位高。2010年，希臘爆發(fā)了債務危機，借錢維持公職人員與國企員工高收入、高福利有點難以為繼了，政府為此不得不給他們稍稍降一些收入和福利，但這些下午3點鐘就可以下班的公職人員不依了，發(fā)起了多次罷工。
　　2010年12月，西班牙的國企員工全部航管員二千三百多人以“集體患病”為由脫崗罷工，造成兩千多個航班停飛，六十多萬乘客滯留，以報復西班牙政府減薪。這些航管員，上班時間少，加班津貼高，平均年薪近40萬歐元，52歲就可以退休。政府稍稍給他們減了一點薪，以示共度時艱，減薪后的收入仍相當于西班牙首相的3倍，就這樣，他們還不依，不惜綁架旅客。
　　法國政府由于財政困難，通過改革，將退休年齡從65歲推遲到67歲，最不愿意的是公職人員和國企員工，他們發(fā)起多次罷工，地鐵停運，公共交通中斷，不惜綁架全體市民。
　　之所以出現這一階層是因為，一方面，政府相信在許多事情上公營部門比私營部門、國有企業(yè)比私有企業(yè)更能實現公共利益，因此這些部門和企業(yè)是不可能關閉的；另一方面，政府容許公營部門、國有企業(yè)像私營部門、私有企業(yè)那樣建立工會，由于這些部門和企業(yè)涉及公共服務、公共交通，工會手中的籌碼更大，結果就是，政府不斷用納稅人的錢來安撫這些人日益增長的胃口，反正也不是官員自己的錢。
　　第二階層，是私營部門員工。這些企業(yè)要繳納很高的稅，員工的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也很高。這些稅金是政府福利基金的主要來源，總體上，這些人繳納的稅要高于他們享受的福利，這其中的差額，一部分就成為第一階層公職人員與國有企業(yè)員工享受的租金，另一部分就成為第三階層享受的福利。
　　第三階層，是不工作者和失業(yè)者。由于政府給失業(yè)者的福利非常豐厚，足以維持一個體面的生活，這等于抬高了工作者的機會成本，這就使得收入在這一福利上下的許多人選擇不工作，這就是福利性失業(yè)(因而減少了勞力的供給)。而另一部分人，是由于就業(yè)機會缺乏(即市場缺乏對勞力的需求)而失業(yè)，這種失業(yè)者常常是年輕人，許多還有高學歷。歐洲的失業(yè)率普遍高于美國，其中年輕人失業(yè)率要遠高于涵蓋所有人的失業(yè)率。
　　這三個階層是比較固化的，有一部分第三階層的人喜歡這樣的生活，另一部分第三階層的人想上升到第二、第一階層而不得，第二階層羨慕第一階層養(yǎng)尊處優(yōu)、無憂無慮的生活。由于國有經濟對私營經濟的擠出效應、高稅收、企業(yè)雇工不自由等，市場創(chuàng)造新的就業(yè)機會尤其高收入就業(yè)機 會的能力就比較薄弱，前面說的手機、個人計算機、互聯網等方面的主要創(chuàng)新基本是在美國而不是在歐洲產生，不是偶然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本國人想要向上流動猶不容易，更何況華裔，這就是華裔主要只能經營中餐館、小商業(yè)、買賣中國商品的原因，也是中國名校學生、知識精英更喜歡去美國深造的原因，固化的社會結構實難辭其咎。
　　
　　五、俄羅斯華裔的境遇與轉型社會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在俄羅斯和東歐等轉型社會，有民族主義的明流與暗流洶涌，在德國的東部地區(qū)(前東德)，今年2月出現了幾千人規(guī)模的新納粹游行，民眾則自發(fā)組織了2萬人規(guī)模的反納粹游行進行反制。值得一提的是，新納粹基本都產生于轉型社會的東德地區(qū)。同樣在俄羅斯，也有新納粹和光頭黨，包括華裔在內的外來移民常成為他們攻擊的目標。
　　這其實是計劃經濟的后遺癥。在計劃經濟下，有一個龐大的國有企業(yè)體系，國家是唯一雇主，民眾尤其是城市民眾是雇員。在清一色國企的情況下，國企不是面向市場而生產的，因而其對雇傭職工的要求也不是按照市場標準的。當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大批國企要么破產，要么轉型以面向市場需求，大批國企員工也因此失去工作，一部分人永遠也找不到工作，因為他們缺乏適應市場需求的知識和技能。原則上，其他條件不變，那些在國企浸淫越久的員工，其在市場經濟下的謀生能力就越弱，不得不淪為社會底層，領一份微薄的救濟金，或從事一份收入微薄的低知識、低技能簡單工作。
　　俄羅斯轉型過程已逾20年，這些人的子女也成長起來了，故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構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社會存在。當華裔進入俄羅斯時，從事的職業(yè)，首先是與這些人而不是高知識階層有直接的經濟競爭，其次將個人經濟和社會上的失敗歸咎于外人而不是自己或自己過去在其中浸淫日久的體制，心理關更容易跨過，成本上也更低，因為外人在這里更缺乏保護，從而民族主義及其變種種族主義就成為他們自我肯定的春藥。在政治層面上，民族主義因為可以制造出一個個具體的假想敵，從而可被當作公共治理失措及社會矛盾的掩體，政府因而就無意給予外來者與國人一樣的國民待遇和國民保護。
　　所以，總體上俄羅斯經濟在增長，經濟流動性和社會流動性都可以，但由于計劃經濟的歷史存在造成的社會底層流動性較差，是華裔在俄羅斯境遇較差的重要原因，這是轉型社會的代價之一。
　　
　　六、自由社會、階層社會與轉型社會的區(qū)別
　　
　　總體是，美國是具有良好的社會流動性、經濟流動性，讓包括華裔在內的一切外裔因此受益，讓包括外裔在內的一切居民因此受益；歐洲，主要是西歐與北歐，是階層社會，
　　社會流動性較差，有明顯的階
　　層分化與固化，影響了包括華裔及外裔在內的一切居民階層上升和遷躍；俄羅斯，是轉型社會，總體經濟流動性、社會流動性不錯，但計劃經濟體系下的部分人對市場經濟的不適應，導致其社會底層流動性較差。這是造成三個區(qū)域華裔的境遇呈下坡式梯度，并進而導致華裔人口在這三個區(qū)域呈下坡式梯度分布的原因。
　　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生存力強，適應力強。為了追求夢想、自由和更好的生活，他們不僅在中國大地上頑強生存和快速適應，更能漂洋過海，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因此上述分析不可使我們得出簡單結論，華裔在海外只是被動地適應當地的環(huán)境。事實上，華裔也越來越意識到，他們已日益構成當地環(huán)境的一部分。而這種意識的萌發(fā)，必將在世界各地塑造―個個全新的華裔群體。
　　
　　[本欄責任編輯　蔣星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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