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義的輸出:的跨文化解讀》是媒介研究、文化研究與傳播研究的經(jīng)典文本。人們對它的解讀各有不同。本文認為,文化的偏向造成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尷尬;對于雙刃劍般的文化偏向性,只有同時做好局內(nèi)人和局外人,才能使視域更加客觀、中立,這也是《意義的輸出》帶給當下傳媒的啟示。
　　【關(guān)鍵詞】文化偏向 《意義的輸出》 《達拉斯》 文化帝國主義
　　
　　 全球化帶來了跨文化傳播,美劇在這種背景下迅速走紅,它的“粉絲”遍布全球。學術(shù)界對其研究視角眾多,跨文化傳播是其中之一。在這種視角下,學者發(fā)現(xiàn),由于知識結(jié)構(gòu)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觀劇者對同一美劇有著不同解讀,這其中體現(xiàn)了文化的偏向。美劇《達拉斯》在全球的傳播便集中體現(xiàn)了這種偏向。
　　《達拉斯》與《意義的輸出》
　　這部自1978年在美國首播、主要表現(xiàn)西方社會中產(chǎn)階級價值主旨的356集美國電視連續(xù)劇《達拉斯》,在全球熱播13年,風靡90多個國家。①當時觀看《達拉斯》意味著一次全球觀眾的集會:幾乎每周一次,世界各地的觀劇者都在不同時間觀看劇中石油富豪尤因家族的變遷,觀看劇中神圣的父子關(guān)系以及兄弟、夫妻之間的傾軋和競爭。此外,這部電視劇也是媒介研究者們樂于研究的范例――迄今為止,它很可能是所有電視文本中受到最多研究的一個。②
　　在眾多研究中,《意義的輸出:的跨文化解讀》比較新穎:它以跨文化的視角研究在不同文化下的觀劇者對同一劇集的解讀,描繪各種文化群體對訪談環(huán)境的反映;它從兩種主要類型的觀眾卷入模式入手分析小組的討論以及普通電視觀眾批評式解讀的能力;它還討論此類作品怎樣才能被用來推動社會心理變遷,即魔鬼如何完成本應由上帝來完成的任務。③
　　傳統(tǒng)意義上,大多數(shù)學者支持《達拉斯》的文化帝國主義性質(zhì),《意義的輸出》雖未否認它的文化帝國主義性質(zhì),但卻用跨文化的理論視角以及將實證數(shù)據(jù)運用于質(zhì)化研究的方法,證明了該劇中文化帝國主義弱化于跨文化傳播的性質(zhì)�！兑饬x的輸出》從文本與受眾之間的“協(xié)商”,從文化的差異來解讀文化帝國主義,印證了自己的假設(shè):《達拉斯》并不是文化帝國主義的突出體現(xiàn),相反,在跨文化傳播中,不同種族對其有著不同反映。從受眾接收的角度而言,它所企圖傳達的是帝國主義文化并未對受眾產(chǎn)生太多影響,因為觀眾有自己的判斷力,會參照,會批判,會思考,而非“任人宰割的羔羊”。
　　可以說,《達拉斯》引發(fā)了一場關(guān)于文化帝國主義的爭論,《意義的輸出》引出了人們研究文化帝國主義的新視角,加快了學術(shù)界將研究路徑轉(zhuǎn)向跨文化傳播領(lǐng)域的步伐。
　　薩義德和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的正反方“辯手”
　　20世紀60年代,剛剛進入拉丁美洲的美國電視劇對當?shù)氐膫鹘y(tǒng)文化造成了不小影響,有學者引入文化帝國主義理論來研究美劇對拉美國家的影響。此后,這一理論在影視界被廣泛用來指責西方的文化侵略,尤指美國將廉價電視劇傾銷第三世界,以及西方通訊社對外電新聞的支配和壟斷,抨擊西方的“文化霸權(quán)”,以及第三世界對西方的“文化依附”。④在目前比較有影響的觀點中,湯林森的觀點與影視文化關(guān)聯(lián)最強。⑤
　　提到湯林森關(guān)于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觀點,薩義德便是道繞不過的坎。他們的觀點猶如硬幣的兩面,只有組合在一起才能將文化帝國主義這枚硬幣完整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無論失去哪方,另一方存在的意義都會被消減,甚至是消失。基于此,如果將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爭論看成一場辯論賽,那么薩義德、湯林森便是正反兩方的杰出辯手。他們的觀點只有在辯論場上針鋒相對時,彼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展示出理論本身的意義和不足。
　　薩義德吸收“文化霸權(quán)”和“權(quán)力知識”說,認為文化帝國主義的存在是不爭事實,是資本主義的先鋒。面對影視界可能存在的文化帝國主義現(xiàn)象,薩義德認為關(guān)鍵不在于媒介本身是否中性、客觀,也不在于讀者是否具有足夠的自主性,而在于帝國主義和第三世界國家對現(xiàn)代媒介是否擁有同樣的控制權(quán)以及帝國主義國家是否有意識、有預謀地利用媒介來傳播意識形態(tài)。他從文藝批判的角度、以第三世界國家的立場指出:帝國主義國家一直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來俯視東方,他們從來就沒有真實“記錄”過東方,而只是在按照他們的需要“想象”、甚至歪曲東方,東方從沒有獲得過和西方平等的對話身份,文化之間的平等交往從來沒有實現(xiàn)過。⑥
　　湯林森因《文化帝國主義》一書引起西方學界的注意。他認為民族國家只是現(xiàn)代性的一個結(jié)果,它與文化都是“想象出來的共同體”,沒必要談論文化的自主、支配問題。他認為帝國主義的媒體是客觀、中立的,雖然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過去曾經(jīng)受到、現(xiàn)在仍在受著帝國主義文化的威脅,但“文化威脅論”并不存在。面對薩義德認為的帝國主義媒介所造成的民族文化越來越相似、世界被同質(zhì)化的擔憂,湯林森付之一笑,因為“巴別塔式的眾聲喧嘩以及定于一尊的世界語,各有專長,互有熱烈的追求者”⑦。雖然湯林森并不否認資本主義的擴張,但他堅持認為這一切并不足以證明文化帝國主義的存在。因為,經(jīng)濟決定文化使得文化不可能成為經(jīng)濟的先鋒,是文化社群自覺、自主地選擇了資本主義,因此如其從功能論角度批判文化帝國主義,還不如認真分析資本主義文化本身。
　　二人觀點不一致的原因在于理論視角的不同。湯林森從發(fā)達國家的立場出發(fā),從解釋學的角度來認識文化帝國主義;薩義德則從第三世界或者說是在歷史上受壓迫的“東方”出發(fā),采取文藝學批判的方法來認識文化帝國主義。雖然兩人的觀點適應了各自的文化背景,但這并不表示他們的觀點無懈可擊。不同文化背景在提供不同理論視角的同時也制約了各自的研究視域。因此,薩義德只看到了文化帝國主義值得批判的一面,忽略它能夠間接地促進東西文化交流這一點,湯林森則忽略帝國主義媒介對“東方”的負面影響,認為該理論是虛妄的,雖看到了文化帝國主義客觀上對文化的融合但否認了其侵略的本質(zhì)。這些展現(xiàn)的正是文化環(huán)境對解碼者的影響,印證的是任何文化都會通過影響學者來展現(xiàn)自身的偏向。
　　雖然湯林森將《意義的輸出》視為反擊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典型,但泰瑪?利貝斯和艾利休?凱茨并不這樣認為。他們將研究的視角定位于跨文化解讀和多種族的文化環(huán)境中,以受眾與文本之間的協(xié)商過程為研究對象,并最終得出結(jié)論:《達拉斯》在海外的播出情況并不足以說明它含有文化帝國主義的企圖,相反,通過多種族的不同解讀得出了文化帝國主義在當下“尷尬”的境況所在。⑧但這種“尷尬”并不能否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存在。
　　文化的偏向造就文化帝國主義的“尷尬”
　　不同的學者對文化帝國主義持不同態(tài)度。⑨在陸曄看來,這種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以及《達拉斯》是否是文化帝國主義產(chǎn)物的不休爭論正是文化帝國主義在當代“尷尬”境況的集中體現(xiàn)�！兑饬x的輸出》并未緩解這種“尷尬”處境,相反是從跨文化的視角讓這種“尷尬”袒露無疑。
　　《意義的輸出》的結(jié)論是不同種族的觀劇者在總體上以參照式和批判式的解讀方式來解讀《達拉斯》。這正表明觀劇者與生產(chǎn)者在理解該劇意義上的不一致性,說明《達拉斯》并非是文化帝國主義的產(chǎn)物,或者即使它的生產(chǎn)者妄圖賦予它文化帝國主義的含義,但觀劇者并未簡單地認同這種含義;即使文化帝國主義確實存在,但是誰能確保意義接收者與生產(chǎn)者之間在解讀上的一致性呢?既然這種一致性捉摸不定,那又該怎樣來證明文化帝國主義那侵略的本質(zhì)呢?我們可以從文化的偏向,即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在理解上的不一致性上來理解。
　　文化的偏向影響人們的認知。在對外來文化的認識中,人們會自覺不自覺地受到這種偏向的影響,按照自身文化的認同標準來解讀那些外來文化產(chǎn)品。鑒于對美國文化的認可度不同,才會出現(xiàn)對于同一《達拉斯》劇情的不同解讀:美國人解讀時因深知美國文化采用游戲式態(tài)度,日本人因排斥渙散的個人主義而拒絕收看,等等。正是文化的偏向性使得人們對外來文化產(chǎn)品不是采取參照式認可,就是采取批判性的解讀。前者是參照西方或者說是美國的生活方式,以此彌補自身對美國幻想的空缺;后者則用本族文化來參照美國文化,以本國文化的偏向性來批判美國文化的不足。
　　利貝斯和卡茨的研究表明受眾的個體經(jīng)驗、文化背景和身處的社會環(huán)境,都對同一劇集的解讀產(chǎn)生重要影響,這也正是環(huán)境對解碼者解碼活動的影響,是文化偏向?qū)φJ識的影響。從這一角度說,《意義的輸出》本身也是文化偏向的產(chǎn)物。雖然較之其他那些單一文化的研究,它更客觀、中立,但它的作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所處文化偏向的影響,比如該書在研究方法上對實證研究手法的熟練運用便體現(xiàn)了美國文化重實證的偏向。同時,由于文化的偏向性使得該書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譬如在編碼和解碼的實際操作中,語言的翻譯受到了文化偏向的影響等。這一切起因是文化的偏向,無法徹底避免,但較之本書的整體價值而言卻又瑕不掩瑜。
　　結(jié) 語
　　誠如前文所述,文化的偏向影響人們的認知。一方面,若你是此文化的局內(nèi)人,那么受文化偏向的影響便會陷入一種當局者迷的片面認識中;另一方面,若你在看到了自身所處文化偏向的同時又能使自己成為這種文化的局外人,那么便能很好地將自身文化融入到多樣的世界文化中,使自己的視域更加客觀、中立,而這也是《意義的輸出》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文化的偏向在傳播中不可避免,它猶如一把雙刃劍,妥善利用,可以保護本民族文化不受外來文化,尤其是帝國主義國家文化的侵蝕,但若未看到制約性,未看到他國文化的多樣性,則會閉塞耳目,視域單一。鑒于此,我們需要正確看待文化偏向這一客觀存在的現(xiàn)象:一方面它阻礙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實現(xiàn),維護了世界文華殿堂的多樣性;另一方面,過于固執(zhí)的文化偏向又會阻礙文化的交流與對話。然而,盡管不能擺脫這種負面影響,但我們應抱著積極態(tài)度趨利避害�！�
　　參考文獻
　　 ①⑦⑧⑨陸曄,《解讀:文化帝國主義的尷尬》,《新聞記者》,2004年第11期
　　②③泰瑪?利貝斯、艾利休?凱茨 著,劉自雄譯:《意義的輸出:的跨文化解讀》,華夏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芎闀蚤�、邱金英,《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產(chǎn)生的背景及概念辨析》,《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12月第4期,第51頁
　�、菝辖�,《文化帝國主義的傳播擴張與中國影視文化的省略――加入WTO中國影視藝術(shù)的文化傳播學思考》,第84-85頁
　�、藓闀蚤�,邱金英,《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研究評述》,《中共濟南市委黨校學報》,2003年第4期,第76頁
　　(作者: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08級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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