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產前母親心理壓力對兒童心理行為發(fā)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大量的研究證據表明，產前母親的心理應激，對后代的情感或認知發(fā)展會產生消極的影響，如容易出現注意力缺陷／活動過度、焦慮、語言遲緩等問題。這種影響的潛在機制之一是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PA)軸的變化，另一個機制可能是，母親壓力或焦慮引起交感一腎上腺系統(tǒng)高度激活。關于產前母親心理壓力對兒童心理行為發(fā)展影響的研究，在方法學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也還有一些未明確的問題，如產前壓力的敏感期、性別特異性效應等。未來這一領域應該開發(fā)更多的研究途徑。已有的證據足以表明，應該積極開展關于預防、干預和支持性方案方面的研究，以減輕妊娠期的壓力或焦慮及其對兒童發(fā)展的不利影響。
　　關鍵詞　產前壓力；心理行為發(fā)展；潛在機制；“胎兒編程假說”
　　分類號　B844
　　
　　1　前言
　　
　　一個人獨特的發(fā)展道路是從受精卵開始的。在胚胎發(fā)展期，胎內有機體的發(fā)展易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如感染、營養(yǎng)不良、藥物、母親的情緒狀態(tài)等(高延，楊玉風，2005)。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產前環(huán)境因素對人的發(fā)育、行為與健康的重要性就成為了科學研究的課題之一。20世紀90年代，Barker提出的“成人疾病的胚胎起源假說”引起了國際學者的廣泛關注，再次激起了研究者們對產前階段子宮內外環(huán)境的研究興趣，并開展了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如流行病學、機制研究和動物實驗等(Rice，Jones，＆Thapar,2007)。
　　“成人疾病的胚胎起源假說”認為，胎兒在子宮內的發(fā)育受遺傳及宮內環(huán)境的共同影響，比如孕婦的營養(yǎng)、代謝、感染等均可改變胎兒發(fā)育程序。這種改變將會引起身體結構以及生理、代謝功能的永久性改變，使其在成年期容易罹患冠心病、高血壓、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甚至心理疾病(陳敘。2008)。
　　幾十年來，Barker的理論不斷得到新的證據支持。研究者早已對生物因素的影響開展了廣泛的研究，但心理社會因素，特別是母親的心理壓力對后代發(fā)育的影響這一問題一直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最近幾年，關于母親孕期情緒狀態(tài)對胎兒及其后期心理行為發(fā)展的影響的研究逐漸增多，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有些問題仍有待明確和進一步的研究。
　　
　　2　產前母親心理壓力對兒童心理行為發(fā)展的相關研究
　　
　　2.1　動物研究中的證據
　　動物模型(如嚙齒動物、非人類哺乳動物等)被廣泛地運用于探討產前壓力。在動物研究中可以在妊娠的某一特定時期使用標準化壓力，如將實驗動物暴露于實驗室壓力事件(如監(jiān)禁、強光、噪音、睡眠剝奪、急性電刺激等)，這樣可以將產前壓力與在人類研究中伴隨壓力出現的其他生活方式因素分離開來，從而在產前壓力與后代結果之間的建立直接的聯系。(Fletcher,Rea，Maecari，&Laviola，2003)。
　　將嚙齒動物作為對象的研究最為多見。大量研究(DiPietro，2004；Schneider,Moore，Gajewsld，Larson，Roberts，&Converse，2008)表明，妊娠期暴露于壓力性事件的動物其后代會產生動作發(fā)展、學習行為、應對壓力情景的能力等方面的缺陷。
　　最近一些年來，在非人類靈長類動物中的研究有增加的趨勢。比較一致的發(fā)現是，妊娠期應激對子代注意力、神經動作發(fā)展、對新奇和壓力性情景的適應有著長期的不利影響(Schneider,Roughton，Koehler,&Lubach．1999b)。如Schneider等人(1999a)用恒河猴作為研究對象，分別考察妊娠早期、中晚期經歷噪聲的母猴，其后代在體重、注意力和動作等方面的發(fā)展情況，結果發(fā)現，兩個研究組(早期、中晚期壓力組)在注意力及動作成熟性方面得分都低于控制組。
　　動物實驗中心理應激往往伴隨不同程度的身體應激。為了將二者分離開來，使實驗結果有更強的說服力，研究者在實驗方法上不斷做出改進。如Hiroshi等人(2007)對懷孕的母鼠進行這樣的實驗處理：將它們放在一個盒子中，通過一個透明墻觀察到另一只老鼠被電休克的過程，這樣母鼠接受了心理壓力但避免了身體應激。結果發(fā)現，與未經歷實驗處理的母鼠相比，經歷心理應激的母鼠所生的雄性后代在開放性現場測驗中表現為情緒性增高，在強迫游泳測試中表現出類抑郁行為以及下丘腦一垂體一腎上腺軸(HPA)反應性升高。
　　
　　2.2　人類母親產前心理壓力對后代心理行為發(fā)育的影響
　　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了懷孕婦女的心理壓力與她們孩子行為之間的關系。有些研究在控制了潛在的產前和／或產后混淆因素的情況下，仍然支持產前壓力對子女長期心理與行為發(fā)展的影響，正如在動物模型中一樣(O"Connor,Heron，Golding，Glover,＆theALSPAC Study Team，2003)。
　　2.2.1　產前母親心理壓力與胎兒行為
　　由于超聲技術的發(fā)展，可以持續(xù)胎心監(jiān)測和直接觀察胎兒行為。大多數研究報告母親產前心理狀態(tài)與超聲影像觀察到的胎兒行為有聯系。研究沒有發(fā)現母親壓力與妊娠前5個月胎兒行為的同時性聯系，但懷孕早期經歷壓力在懷孕28周時對胎兒行為就有可觀察到的影響。高壓力的婦女在臨近預產期時胎兒喚醒增加，表現為胎心率變化及快動眼睡眠(狀態(tài)2)和活躍覺醒(狀態(tài)4)階段軀體活動增加，安靜睡眠數量減少(Barker,2002；Huizink，De Medina．Mulder,Visser,&Buitelaar,2002)。這些結果表明，母親壓力會影響妊娠早中期胎兒的神經系統(tǒng)，但只有在孕28周以后才可能由超聲波觀察到。
　　總之，母親產前心理狀態(tài)與超聲影像觀察的胎兒行為之間的聯系是確定的，但這種聯系的機制目前還不太清楚。
　　2.2.2　產前母親心理壓力與兒童的近期及長期發(fā)展
　　大量的研究表明，懷孕期母親的消極情感與不良妊娠結局有關，而且與嬰兒及童年期的認知、社會性，隋感問題有聯系。在新生兒期，一般容易發(fā)生調控問題，表現為新生兒評估量表的神經檢查、心音以及行為狀態(tài)得分比較低，而這往往是認知受損和社會性發(fā)展結果的危險信號。在嬰兒期，觀察者評定發(fā)現與母親的互動不太好、注意調控差、語言能力差；母親對這些孩子的評定一般為有睡眠、進食和活動問題，容易激惹，比較難養(yǎng)(Weinstoek，2001；DiPietro，Costigan，Atella，＆Reusing，2006)。研究發(fā)現，懷孕后期母親的壓抑和焦慮分數分別可以預測嬰兒4個月時行為活動性的27％和20％，特別是，母親報告孕期高水平抑郁和焦慮的嬰兒，在呈現一些新鮮玩具時表現出更高水平的消極情感和動作活動。而這種嬰兒期的行為表現常常與童年后期的害羞及焦慮障礙有關(Davis，Snidman，Wadhwa， Glvnn．Schetter,＆Sandman，2004)。在學齡前及學齡期，兒童的母親、外部觀察者或兒童自己的評定為有注意力差、活動過度或有行為或情感問題(Rice，Jones．&Thapar,2007；Van den Bergh，Mulder,Mennes．&Glover,2005b)；教師評定為學業(yè)成績差、行為表現差(Muelle＆Bale，2007)。
　　除了認知發(fā)展和社會性發(fā)展結果外，產前壓力還與另一個神經發(fā)育指標――大腦單側化發(fā)展障礙有關(Obel，Hedegaard，Henriksen，Seeher,＆Olsen，2003)。研究發(fā)現(Glover,O"Connor,Heron，&Golding。2004)，產前焦慮或產前生活事件使兒童出現混合優(yōu)勢手的可能性增加。有趣的是，在孤獨癥兒童、學習困難及其他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癥兒童身上都觀察到了不典型單側化的表現，也有研究發(fā)現產前壓力與孤獨癥風險增加有關(BeversdorfMnnning．＆Hillier,2005)。是否存在一種可能性，即這些癥狀或障礙有著共同的神經發(fā)展成分，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產前壓力與成年期結果關系的研究幾乎都是從心理病理的角度進行考察的。絕大多數研究都支持Baker提出的“成人疾病的胚胎起源假說”。如Van Os和Selten(1998)研究發(fā)現，在德國進攻荷蘭(1940)期間懷孕的婦女，其后代成年期發(fā)生精神分裂癥的風險顯著增加。一個中國成人樣本中也觀察到，其母親是在1976年大地震期間懷孕的人情感障礙發(fā)生率更高(Watson，Mednick，Huttunen，＆Wang，1999)。
　　
　　3　產前母親心理壓力影響兒童心理行為發(fā)展的潛在機制
　　
　　母親與胎兒之間沒有直接的神經聯系。要想對胎兒產生影響，母親的心理功能必須轉化為生理效應。通常認為，壓力相關荷爾蒙是母親影響胎兒的最主要原因。壓力相關荷爾蒙(如糖皮質激素)是支持胎兒成熟和出生過程中必需的，在正常情景下是促進神經發(fā)育和成熟的重要物質，但在高度集中的情況下具有神經毒性。在某些關鍵時期，這些荷爾蒙相對輕微的變化，可能產生災難性的后果，導致胎兒自身壓力反應系統(tǒng)的變化，即對胎兒大腦產生了編程效應，這就是所謂的“胎兒編程假說”(Vanden Bergh，Mennes，Oosterlaan，Stevens，Sfiers，Mareoen，et al．，2005a)。
　　下丘腦．垂體一腎上腺軸(HPA)是應激反應的重要中介系統(tǒng)，也是目前被認為的產前壓力長期效應的基本生理機制。在動物模型中已經確定，當母親暴露于壓力情景(如噪聲、監(jiān)禁)中時，母親HPA活動增加，從而引起HPA功能改變及遠期行為問題(Levine，2005)。
　　關于HPA軸對母親和孩子的具體作用，目前了解還不夠。研究者認為有幾種可能的機制。第一，有證據表明，母親與胎兒的血漿可的松水平密切相關(盡管胎兒水平比母親低10倍左右)。不過，母親與胎兒的血漿可的松水平之間的聯系并不能證明母親壓力就是通過可的松對胎兒產生影響的。也有其他可能的解釋，如通過胎盤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CRH)對母親和胎兒可的松產生共同刺激作用。另外，在懷孕期間，特別是妊娠晚期，母親的HPA軸反應性很低，如果是這樣，懷孕早中期壓力的危險應該更大，但是關于哪一個時段母親壓力對胎兒的不利影響更大，研究結論還不一致(Nicole，Talge，&Vivet~，2007)。
　　另一個機制可能是，母親壓力或焦慮引起交感．腎上腺系統(tǒng)高度激活，去甲腎上腺素分泌增加。因為HPA軸的反應相對比較緩慢，肯定有更快的機制聯系母親的情感狀態(tài)與胎兒行為及心率反應。去甲腎上腺素不能通過胎盤，但可以引起近端血管收縮或減少子宮血流量，間接影響胎兒(Monk，Myers，Sloan，Ellman，＆Fife~2003)。
　　產前壓力的長期效應是如何逐漸形成的?研究者利用動物模型進行了一些研究，發(fā)現與糖皮質激素受體甲基化改變有關。但母親產前壓力是否導致人類大腦中同樣的基因改變還不清楚(Weaver,Cervoni，el al．，2004)。飲食也是一個影響因素。研究者(Bertram，Trowem，Copin，Jackson，＆Whorwood，2001)發(fā)現，產前母親低蛋白飲食降低了胎盤11BHSD-2(可保護胎兒暴露于高濃度糖皮質激素)的表達，因此有可能使胎兒暴露于高水平的可的松中。
　　另外，有人以進化的觀點來解釋產前壓力的長期效應，認為這是一種“預測性適應反應”，可以使后代適應特定的環(huán)境。當妊娠動物處于壓力性生存環(huán)境時，母親可的松水平升高，使后代I-IPA軸功能處于警戒狀態(tài)，這有助于后代對潛在威脅更快地做出反應，有助于生存適應(見Nicole，2007)。但在人類世界，這種格外警戒狀態(tài)和快速變化常常是非適應性的，會引起不必要的焦慮和注意問題(Sylvia&Norbert，2005)。
　　
　　4　以往研究的局限
　　
　　人類母親產前壓力與胎兒行為有著直接的聯系，而且與孩子出生后的生長發(fā)育有密切的關系。但是，這方面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在方法學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還存在許多未明確的問題，需要更廣泛和更深入的研究。
　　
　　4.1　研究的方法學局限
　　第一，許多研究是應用動物模型進行的。盡管研究者進行了比較嚴格的實驗控制，仍然有一些重要因素使動物研究結果概化到人類非常困難：(1)不同物種的妊娠有許多天然的生理差異。(2)研究者無法控制人出生后發(fā)生的事件。妊娠前心理壓力大的婦女在產后往往也體驗到較大的心理壓力，因此，仔細區(qū)分出生后社會影響與產前影響的作用非常重要。(3)動物實驗和人類研究的產前壓力性質是非常不同的，這給結果的概化造成了更大的障礙。在動物研究中，壓力源是控制外部事件的持續(xù)時間、頻率和強度。與此最相似的人類研究是利用特定的事件如地震、恐怖災難等研究相應地區(qū)妊娠婦女所受到的影響。而實際上在所有人類研究中，妊娠期壓力測量的是婦女的情感、心情和對她們日常生活的情感反應，關注最多的是焦慮，然后是抑郁。焦慮和抑郁反映了對壓力環(huán)境的情感反應，但在一定程度也代表著更持久的人格特點。研究還發(fā)現，母親產前焦慮與她們的孩子后來行為之間的關系可能是共同的基因或與母親氣質相關的養(yǎng)育行為的結果(DiPietro，2004)。
　　第二，研究方法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胎兒期的研究可以考察母親壓力與胎兒行為的同時性聯系，因為母親壓力會導致胎心率加快和胎兒行為改變。研究者是以休息一活動或睡眠一覺醒周期來觀察胎兒行為變化的，但人類胎兒有大量自發(fā)性的軀體運動，且外在刺激引起胎兒的生理變化及反應還依 賴于胎兒處于哪一種狀態(tài)。要想正確地測量胎兒對母親心理壓力的反應，就必須對刺激-休息期限有著同樣的控制，而這一點是比較困難的(DiPietro，Hilton．＆Hawkins，2002)。對兒童出生后的研究大多數采取的是回溯性報告，這會引起許多其他問題，至少記憶的可靠性就是一個問題(Levine，2005)。
　　另外，幾乎所有的研究對產前壓力的測量都采用的自我報告法，而且，所用的問卷各不相同，沒有對壓力的標準化測量。有些評估的是日常生活困擾(Huizink，Robles de Medina,Mulder,Visser,＆Buitelaar,2003)，有些關注生活事件(LaPlante，Barr et a1．2004)，也有的測量知覺到的壓力或妊娠特異性焦慮(Facchinetfi，Tarabusi，&Volpe，2004)。那么，不同類型、不同強度的壓力(焦慮、抑郁、日常生活困擾等)的作用有什么不同?這是未來的研究需要回答的問題。目前還沒有研究使用臨床訪談法，因此不清楚是否存在母親的心理病理亞型(如恐懼癥、一般焦慮障礙、災難后應激障礙)。對特定認知功能的測量，研究工具也不相同，有些研究(Huizink,Robles de Medina．Mulder,Visser,&Buitelaar,2003)采用的Bayley思維發(fā)展量表(MDI)，有的采用語言發(fā)展(LaPlante，Barr et al，2004)或學業(yè)成績測驗(Niederhofer&Reiter,2004)，這樣不同研究之間的比較就很困難。最后，盡管有研究對其他產前產后環(huán)境因素(如懷孕期間吸煙或產后焦慮抑郁)有一定控制(Schneider,Moore，Kraemer,Roberts，＆DeJesus．1999b；O"Connor,Heron，Golding，&Glover,2003)，或采用多變量分析方法(Huizink，Robles deMedina．Mulder,Visser,＆Buitelaar,2003)區(qū)分了混淆變量的效應，但大多數研究考慮的混淆變量數量較少或控制不夠。
　　
　　4.2　未明確的問題
　　關于母親產前壓力對后代發(fā)展的影響還有一些未明確的問題(Pagel，Smilkstein，Regan，＆Montano，1990)。首先，關于在某一特定時期的產前壓力對胎兒更有害，也就是說，關于產前壓力的敏感期，研究結論不太一致。敏感期一般指的是中樞神經系統(tǒng)發(fā)育的時期，這時候經驗效應可以改變神經聯結。敏感期的正常經驗對發(fā)育發(fā)展是必需的，這一時期消極的經驗對發(fā)育會產生不利影響。有些研究指出，妊娠后期壓力性生活事件可能與新生兒并發(fā)癥有關系；但有研究發(fā)現妊娠后期壓力與出生后的健康之間沒有聯系；也有一些研究者發(fā)現妊娠早期的壓力對胎兒最有害。如有研究者報告母親在妊娠前三個月的壓力與孩子氣質特點如適應緩慢、消極情緒、容易分心有關：而在中晚期母親報告的壓力與嬰兒氣質沒有關系(Schneider,Roughton，Koehler,＆Lubach，1999a)。
　　其次是產前壓力的性別特異性問題。越來越多的研究發(fā)現，產前壓力對后代的認知功能、情緒發(fā)展的影響在男性中表現更明顯；而且許多證據表明，男性更多地表現出壓力相關性疾病如注意力缺陷綜合征、孤獨癥、精神分裂癥等(MueUer&BaIe，2007)。那么，這種性別效應產生的機制是什么?受那些因素影響?這都是需要進一步明確的問題。
　　再次，雖然胎兒編程假說受到了廣泛的關注，是目前大多數人比較贊同的觀點，但是還不清楚母親產前壓力與后代心理行為發(fā)展之間的聯系是否獨立于母親與后代之間共同的基因而存在，還需要進一步檢驗潛在的機制(如荷爾蒙、基因-環(huán)境相互作用及心理。社會途徑)、調節(jié)因素和心理病理途徑如特定的神經認知缺陷等等(Rice，Jones，&Thapar,2007))。
　　
　　5　展望
　　
　　關于母親產前壓力對后代發(fā)展影響的研究，可以加深我們對心理與生理聯系機制的了解。未來的研究應該開發(fā)更多的研究途徑，如使用基于生理的測量、神經影像學技術和各種認知發(fā)展標準任務，這樣可以將產前壓力研究與行為畸形學研究及認知發(fā)展神經科學研究結合起來(Van den Bergh，Mulder,Mennes．&Glover,2005b)。不過，目前的證據足以表明，應該積極地開發(fā)預防、干預和支持性方案(包括減壓指導以及從懷孕早期，甚至懷孕之前就開始認知一行為治療以減輕焦慮)，以減輕孕期壓力或焦慮及其對兒童發(fā)展的不利影響。與此同時，可以研究這些方案的作用機制，產前焦慮／壓力的發(fā)生階段、強度、持續(xù)時間的效應，以及性別的影響等(Facchinetfi，Tarabusi，&Volpe,2004)�？上驳氖牵�目前已經有一些干預性的研究成果，如環(huán)境豐富性治療(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Treatment)可以扭轉產前壓力對子代所產生的不利影響。研究者發(fā)現，在進行環(huán)境豐富性治療程序之后，經歷產前壓力的母親其后代(青春期)表現出的社會游戲行為受損，如焦慮、HPA軸反應性增強或者免疫功能不良等，都得到了明顯的改善。研究者對干預效果的神經生理機制進行了探討，認為可能是環(huán)境豐富性改變了大腦皮質額葉的功能，從而引起HPA軸調控的變化。不過，這一方面的研究才剛剛起步，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Fletcher,Rea，Maccari，&Laviola，2003；Laviola，Rea，Morley-Fletcher,&Maccari，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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