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忠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1905年12月8日,是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一個名叫陳天華的中國學生因日本報紙對中國留學生的攻擊,在東京大森灣投海自殺｡
　　事情的緣起是:1905年中國留日學生人數(shù)激增,出于對留日學生革命行動的恐懼與防范,清朝廷與日本政府暗中勾結.該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關于準予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guī)程》,其中有限制中國學生求學自由的規(guī)定,引起中國學生抗議｡由于反對無效,事態(tài)愈演愈烈,最終升級為中國學生聯(lián)合罷課,集體歸國｡與之同時,日本報刊競相發(fā)表幸災樂禍､不負責任的文章,比如該年12月7日,日本最大的報紙《朝日新聞》就發(fā)表了報道,污蔑中國人“放縱卑劣”､團結力“薄弱”｡正是因為這篇報道的刺激,陳天華不惜以命相搏｡當晚,他伏案奮筆疾書,寫下了著名的《絕命書》｡
　　耐人尋味的是,長達三四千言的《絕命書》幾乎沒有一句抨擊日本的話,通篇悲情激蕩的文字都是由日本報紙的“放縱卑劣”而發(fā)｡關于自殺的理由,陳天華交待得很清楚:因為自己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為,空談救國,人皆厭之｡惟有以死報國,使學子們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臥薪嘗膽,刻苦求學,中國或許可以不亡｡在陳天華看來,中國學子的“非行”,與亡國有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近來青年誤解自由,以不服從規(guī)則,違抗尊長為能｡以愛國自飾,而先犧牲一切私德,此之結果,不可想象｡”
　　陳天華的自殺救國沒有后來的抗日英雄的那種壯烈,因為它面對的,主要不是敵國的日本,而是自家的同胞｡1905年,正是中國國運衰敗到極點之時,日本與俄國的虎狼之師在中國的土地上打得不可開交,自稱“天朝上國”的大清帝國卻無心抗爭,亡國之象,昭然若揭｡
　　日本與俄國,一個是新興的暴發(fā)戶,一個是西方老牌帝國主義,都對中國虎視眈眈｡然而,由于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一衣帶水,又是亞洲惟一擺脫西方帝國主義殖民統(tǒng)治而獨立自主的國家,中國人同情的天平自然朝它傾斜,尤其是日本以弱勝強､打敗俄國,對中國人更是一種鼓舞｡于是,在亡國亡種危機的強烈刺激下,有識之士就把日本當作中國學習的榜樣｡陳天華也不例外｡
　　其實略早于此前,陳天華已經(jīng)寫過一篇振聾發(fā)聵的文章《警世鐘》,與《絕命書》的內(nèi)涵完全相通,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陳天華替中華民族寫下的一份關乎生死存亡的“絕命書”｡在這篇洋洋二萬余言的長文中,作者痛陳亡國滅種的危機與可悲下場,呼吁中國人去掉奴性和劣根性,煥發(fā)血性,團結一致,不惜生命,反抗異族侵略壓迫,擺脫亡國滅種的可悲命運｡顯然在陳天華的心目中,以漢族為核心的種族主義､愛國主義,是拯救中國的不二法門,舍此別無他路｡這種趨于極端的種族主義､愛國主義,無疑是受日本啟發(fā)的結果｡事實上,在《警世鐘》里,伴隨對民族劣根性的揭發(fā)批判,日本處處成為中國的正面對照,作為一位熱血沸騰的愛國志士,陳天華眼光所及,是日本人的愛國,他還將之視作日本強盛的法寶和中國必須接受的靈丹妙藥｡然而,對日本人何以“愛國”,他遠未達到“知其所以然”的程度｡倒是文中一段頗具戲化色彩的描寫,無意中觸及了事情的本質(zhì)――
　　日本國從前信奉儒教,有一個道學先生門徒很多,一日有個門徒問先生道:“我們尊重孔子,倘若孔子現(xiàn)在沒死,中國把他做為大將,征討我國,我們怎么做法呢?”先生答道:“孔子是主張愛國的,我們?nèi)艚盗丝鬃?便是孔子的罪人了｡只有齊心死拒,把孔子擒來,這方算得行了孔子的道｡”
　　這表明,具有人類普遍性的孔子思想進入東瀛島國后發(fā)生異化,變成一種實用性的工具,所謂“孔子主張愛國”,完全是日本人為我所用､偷梁換柱的篡改｡孔子主張仁政,提倡“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也”,與狹隘的愛國主義剛好相反｡然而,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嚴峻關頭,在種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價值取向下,陳天華無暇從道德上辨明是非,正如他主張的那樣:“越恨他,越要學他,越學他,越能報他,不學斷不能報也｡”
　　正是出于這種信念,陳天華既反對親日,也反對排日,而是力主自強不息｡在此基礎上,陳天華進一步發(fā)揮,道出了國際生存競爭的嚴酷法則,撕毀了中日兩國“同文同種”溫情脈脈的面紗｡陳天華對當時中日關系非常悲觀,對中國的前途充滿憂慮和絕望,正是這,驅(qū)使他走上了自殺救國的不歸之路,而這一行動本身,未嘗不是“學日”的結果｡
　　可畏的東瀛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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