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逝世100年之后，天性世界主義者易卜生，責無旁貸地成為挪威的國家營銷工具，而錯誤的解讀和民族主義的利用卻隨之而來。 　　2006年，是挪威的“易卜生年”。100年前的1906年5月23日，挪威脫離與瑞典的聯(lián)邦贏得主權(quán)獨立的第一年零六天，78歲的易卜生在當時仍叫做“克里斯蒂安尼亞”的奧斯陸謝世。100年后，挪威對這位世界性劇作家大張旗鼓的紀念活動，從1月23日奧斯陸盛大的國際歡慶演出開始，并將在10月下旬易卜生的名劇《培爾?金特》(PeerGynt)在埃及開羅的金字塔和斯芬克斯像前上演時達到高潮，在這期間，全球72個國家的4000多個紀念節(jié)目將專為易卜生而舉行。
　　然而，挪威政府以這樣隆重的方式紀念易卜生并未被所有人叫好。挪威的批評者們認為，這次紀念活動把易卜生當成了“國家營銷工具”。他們特別針對籌備中的開羅版《培爾?金特》，批評主事者忽略了易卜生作品中重要的人文價值，一種薩義德所批判的“東方主義”思路在籌備過程中隱隱可見，而這可能正是易卜生生前所竭力反對的。易卜生之偉大與挪威之小
　　挪威政府對這次紀念活動倍加重視。早在1997年，挪威政府就任命了“國家易卜生委員會”，由它負責“2006易卜生年”的紀念活動的籌備和組織。本次紀念的海外部分由外交部直接掛帥。紀念活動也獲得了巨大的資金支持，外交部在2005年10月的新聞公報中宣布，將加強2006年在全世界對挪威文化的推廣，而計劃的“重中之重”就是“2006易卜生年”。為了這一目的，外交部自身的專項財政預(yù)算增加了約2000萬挪威克朗(當前與人民幣比價約為1．2：1)o在今年初，活動就已籌措到7000萬挪威克朗，其中企業(yè)贊助民間捐獻占了五成。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易卜生年”和諸多的“國家文化年”一樣，并不是純粹的文化活動。如果“國家營銷”這個詞并不悅耳，那么“文化推廣”確是官方主辦者不回避的表達方式。用“2006易卜生年”的藝術(shù)和?行政主管Bentein Baardson的話說，易卜生百年祭“是一個將挪威確認為藝術(shù)民族的絕好的機會”。
　　顯然，組織者力圖表明：易卜生的穿透力不僅是觀念上的，而且是地理上的。其主打咨詢網(wǎng)站www．ibsenworldwide.info包括用15種語言寫就的91個國家的分站；1月13日在奧斯陸的開幕演出中閃爍著包括越劇在內(nèi)的多種異域文化元素；我們在家門口就能看到，“易卜生年”在中國的慶祝活動也已經(jīng)陸續(xù)在北京等城市落地。
　　在揮舞大手筆的同時，主事者也意識到挪威，一個460萬人口的國家的規(guī)模之小和易卜生這位文學巨匠之偉大之間的反差。
　　前挪威文化部長、現(xiàn)任國家易卜生委員會主席Lars Roar Langslet在他發(fā)表于去年12月31日的文章《易卜生之偉大》中，引用另一位挪威劇作家、190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比昂松在1902年紀念本國數(shù)學家阿貝爾(Niels Henrik abel)誕辰100周年時寫下的詩句來提示易卜生帶給挪威的榮耀――“現(xiàn)在他屬于世界了，但孩子是我們的!”緊接著他問道：“可是，是否我們和易卜生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變成了關(guān)于他的偉大和挪威之小的傷感故事?”
　　Langslet認為，易卜生的偉大在于他的作品超越了特定的時間和語境的限制而擁有普世的價值，他的劇作在今天的舞臺上仍然具有現(xiàn)實的意義。他舉了《玩偶之家》作為例子，他寫道：“在中國，人們不談?wù)摗�女�?quán)主義’而談?wù)摗�娜拉主義’�！彼�還寫道，易卜生的偉大已經(jīng)深深地鐫刻在挪威的民族身份中，易卜生“通過挪威，而走向世界”。
　　《培爾?金特》被Langslet主席作為重點分析對象。他認為，此劇以它戲謔的詩意將自己與遠古挪威的神話、童話、傳說、俗諺、舞蹈和音樂緊密連結(jié)在一起，沒有人能像挪威人一樣深刻理解和享受這部劇作。而事實上，這出戲已經(jīng)在世界各地享有盛名，此次《培爾?金特》前往開羅，將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來表明易卜生的偉大和普世。
　　類似的情緒表達在Bentein Baardson發(fā)表在《卑爾根時報》(Bergens Tidende)的一篇長文里。他說：“在這世界上，很多人可能認為挪威是一個居于瑞典的社區(qū)，但他們一定知道易卜生是誰。在很多其民眾并不比我們享有更多人權(quán)的國家，人們運用易卜生來追求解放。易卜生在很多今日的挪威人眼里，無外乎是一個慈祥的老人，可是他在很多別的國家仍有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
　　然而，以上兩位先生的觀點受到了批評。卑爾根大學藝術(shù)史系教授，卑爾根市紀念活動的負責人Siri Meyer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雖然我們很能理解易卜生被宣揚為一位民族英雄，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他并不總是很喜歡挪威，他的一生中有27年生活在國外，他對挪威的民族獨立運動持諸多批判�！币撞飞�在36歲那年，踏上長達27年的自我放逐旅途，先后居住意大利和德國，他多數(shù)重要作品都創(chuàng)作在這期間，外國的生活也成為他的素材。Meyer教授說，“傳統(tǒng)的對易卜生的解讀都是來自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民族主義運動，我們把他塑造成一個民族偶像――認為他書寫作為挪威人的自豪，教導我們怎么去做挪威人�！�
　　說到著名的《培爾?金特》，SiriMeyer說：“培爾?金特這個昔日的民族偶像，在今天的多文化背景下，必須被重新理解�！报D―她指的是《培爾?金特》的埃及之行觸發(fā)的激烈辯論，而這其中更涉及作為國家營銷工具的易卜生是如何被“錯誤”地解讀和利用的。
　　
　　民族主義化的易卜生
　　
　　《培爾?金特》是易卜生創(chuàng)作于1867年的一部詩劇，主人公培爾?金特是一個幼年喪父、家道中落的浪子。青年時代離開家鄉(xiāng)和情人走上探險旅途，成了一個販奴者和軍火商。他把軍火賣給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統(tǒng)治者，支持他們壓迫爭取民族獨立的希臘。他后來又渾渾噩噩地去到摩洛哥和埃及。在埃及，他聲稱自己是“先知”，以騙取當?shù)啬滤沽值某绨莺凸┓�，后來被送入開羅的精神病院。最后，他在落魄中回到了家鄉(xiāng)，反省人生。
　　直接地說，培爾?金特是一個殖民者、一個唯利是圖的資本家、一個歐洲之自負的象征。雖然易卜生在培爾?金特個人生活線索中加入了對生活意義的追問，但是他也用這個人物和他的冒險故事對歐洲的殖民史進行了尖刻的諷刺。
　　Torgeir Skorgen博士是卑爾根大學文化研究和藝術(shù)史系的研究員。說到《培爾?金特》之爭，他拿出一疊剪報，指著其中一幅照片問筆者：“你看到什么?”照片上，7個扮演成阿拉伯舞女的演員姿勢妖冶地呈扇形排開，背后是開羅吉薩的金字塔群。Skorgen博士說，“她們是將扮演《培爾?金特》一劇中貝都因女子安妮特拉的演員，安妮特拉是識破 了培爾?金特的騙局的智慧的女子，而他們這次卻要用?個妓女似的形象來演繹她。而且，她是一個穆斯林，而他們卻把她打扮成妓女似的，在穆罕默德漫畫事件后，中東的觀眾會怎么想?”
　　這次開羅版《培爾?金特》藝術(shù)上最大的新意是，它將著重于劇作通常被認為不成功，是某種不成熟的狂想的“東方主題”第四幕。這一幕常常被刪剪，而這次將被完整演繹，全劇將歷時5個小時，為了獲得非比尋常的效果，主辦方將為它投入800萬挪威克朗。
　　Skorgen博士正是批評籌備中的開羅版《培爾?金特》的最激烈的人物。用他的話說，這次演出是將挪威在19世紀的民族浪漫主義用一種商業(yè)色彩濃重的方式加以復活，同時，其中摻雜著“東方主義”的思維模式，把非歐洲人裝扮成某種帶有異國情調(diào)的點綴物。他擔心這種做法不僅拋棄易卜生的人文遺產(chǎn)，而且會把他打扮成一個沙文主義作家。
　　Skorgen博士認為，易卜生是歐洲最早批判、反思殖民史和種族主義的知識分子之一。雖然很難把他歸入任何一個特定的人文主義傳統(tǒng)，但易卜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德國18、19世紀人文主義者赫爾德、洪堡、萊辛和19世紀上半頁挪威詩人和政治活動家亨里克?沃格朗的精神后人。前三者的作品應(yīng)該在易卜生旅居德國期間影響了他， 而同胞沃格朗影響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時代。Skorgen認為，影響易卜生尤其深刻的當是赫爾德和沃格朗對“民族解放的可能性”的探求。赫爾德呼喚承認內(nèi)部復雜性和異質(zhì)性的“心智健全的民族主義”，而沃格朗號召挪威人通過對普通人進行啟蒙并普及人權(quán)來爭取民族解放――后者曾極力反對挪威1814年憲法中限制猶太人和耶穌會士進入挪威的條款，并最終使它在1852年被廢除。這些精神前輩的影響使易卜生一方面認同能夠激發(fā)創(chuàng)造力的民族解放，同時極其抵觸沙文主義。
　　在《培爾?金特》第四幕里，易卜生描寫主人公有成為歷史學家的夢想，但他是把歷史拆碎、挑揀后閱讀的“遺忘的歷史學家”――“人不能把所有的東西都讀下，而要看有用的東西是哪樣”。在Skorgen看來，這是對西方的自負的最妙的諷喻，而易卜生很可能是故意用“販奴者”和“遺忘的歷史學家”的雙重身份向挪威讀者提點一段本國的被忘卻的歷史――研究曾揭示，t660年到1806年，處于和丹麥的聯(lián)合王國的挪威曾參與將8．5萬名非洲人販往大西洋彼岸，這場奴隸貿(mào)易促進了挪威的經(jīng)濟增長。而這段歷史在19世紀挪威民族獨立運動中被抹去了，挪威人被描繪為樸實、和平、與殖民史毫無瓜葛的民族。
　　可惜的是，《培爾?金特》的諷刺并沒有為世界上大多數(shù)的讀者所意識到，很多人是從和易卜生同時代的另一位杰出的挪威藝術(shù)家愛德華?格里格為該劇首演創(chuàng)作的同名組曲認識這個名字的。在格里格純美的音樂中(他自己也曾苦惱于《在山王宮中》一組樂曲土得掉渣，不忍卒聽，唯愿其中的諷刺意義能被領(lǐng)會)，人們著迷于培爾的傳奇經(jīng)歷，卻遺忘了易卜生的尖刻諷刺。Skorgen博士說，如果這次在開羅的演出能夠把易卜生的諷刺和反省呈現(xiàn)在中東的舞臺上，那將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墒�，在和易卜生委員會的論戰(zhàn)對手交鋒幾個回合后，他感到絕望。
　　今年1月2日，Skorgen在《晚郵報》(Aftenposten)發(fā)表文章表達他對在民族主義情緒支配下推廣易卜生的擔憂。此后他才看到Langslet主席先于他兩天發(fā)表于同一份報紙的《易卜生之偉大》，他感到遺憾，擔心的事情已經(jīng)發(fā)生。很快，他又看到另一個論者將他指責為“反民族主義洪流”。
　　稍后，在Langslet對他的回應(yīng)文章《之我見》里，前者試圖更正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對劇作的過分民族主義的解讀，他說，“我的意思是，其一，《培爾?金特》是關(guān)于一位藝術(shù)家的偉大和墜落；其二，《培爾?金特》本質(zhì)上是一部基督教道德劇，處理的同樣是人的偉大和屈辱的古老命題，同樣是關(guān)于來自上蒼的仁慈最終將主人公拯救。于是，挪威的‘生材料’就被提升到普世的高度，讓它成為一部關(guān)于人的命運的存在主義戲劇�！�
　　“既是民族的，又是基督教道德劇的，還是普世的，這怎么理解?”Skorgen問道。
　　
　　“天性世界主義者”?
　　
　　Skorgen博士得到的最近一篇回應(yīng)是挪威外交部長Jonas Gahr 5tфre于1月28日發(fā)表在挪威第三大報Dagbladet的文章。他承認易卜生對挪威歷史上的沙文主義的批評立場， 同時強調(diào)，易卜生是“世界主義者”。他希望通過這次把易卜生的紀念活動推廣到世界各地，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能夠同時把政治權(quán)力、全球化、性別平等、腐敗、言論自由、環(huán)境保護等等議題同時帶去，并促進這些國家對它們的討論和投入。
　　可是在Skorgen看來，以在東方主義思維支配下演繹的《培爾?金特》來宣揚易卜生的世界主義本身就是一個諷刺。在他和兩位同事合寫的一篇題為《天性世界主義者?》的回應(yīng)文章中，提醒人們不該把培爾?金特的妄語當真。易卜生塑造的培爾?金特，乃是一個為了冒險和斂財而周游世界的殖民主義者和資本家，遠非一個真正的懷有世界大同理想的世界主義者。
　　“天性世界主義者”是本次“易卜生年”推廣中頻繁使用的語言，來自于《培爾?金特》原劇第四幕，翻譯如下：
　　“巴龍：你是挪威人?
　　培爾：就出身而言，是這樣�？烧撎煨允鞘澜缰髁x者。為我所擁有的財富，我得感謝美國；為我豐富的藏書，得感謝德國新近的學派；在法國，我得到了我的背心、禮貌和那點機智；從英國，我獲得了一雙勤勞的手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敏感；猶太人教會了我如何等待；些許歆享游手好閑的雅興，我得自意大利；還有一次，在危急關(guān)頭，為了讓自己的日子更長久，我訴諸瑞典的好鋼�！�
　　“瑞典的好鋼”所指的是培爾所買賣的軍火。在別處，他還歷數(shù)了自己在非洲販奴和在中國兜售圣像和酒的經(jīng)歷。這就是培爾的“世界主義”的真相。
　　3位學者順帶提醒擁有強烈民族自豪感的論戰(zhàn)對手和公眾，多年來歐洲的一些國家試圖用高額的對外援助來強化自己的和平主義國際形象，但是也不能忘記，直到今天，它們?nèi)詮暮桶＜�、土耳其等國的軍火交易中賺取比對其援助資金數(shù)額更加巨大的利潤。
　　盡管對官方的一些做法持批評態(tài)度，Skorgen博士仍然在為一項“2006易卜生年”的紀念活動工作――他和另一位學者正在籌備將于11月在卑爾根舉行的國際研討會“本土和全球：東西方之間的易卜生”。會議的一個關(guān)鍵詞是印度學者Anil Bhatti提出的概念“共享的文化”(5hared-culture)，這比“多文化”(multi-culture)更加強調(diào)各種具有歷史縱深的文化、文明之間的相互交流、創(chuàng)造的關(guān)系。易卜生的杰出和他對現(xiàn)代世界的貢獻也將被放在這個框架里加以討論，這比憑借想象把他作為國家行銷的工具并拋射對易卜生的單方面理解，更配得上易卜生的世界主義和他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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