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東歐劇變，拋開意識形態(tài)之爭，無可否認的是，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亨廷頓的“第三波浪潮”高歌猛進。柏林墻、哈維爾、瓦文薩、團結工會、圓桌會議、戈爾巴喬夫……一連串熟悉如常的名詞被歷史定格，但問題是，接下來怎么辦?
　　民主了，未必是憲政了，即便憲政實現，大部分人還是得低下頭面對衣食住行這樣那樣細小入微的問題。每一個國家的轉型模式，都有其具體的歷史承接和現實條件的約制，匈牙利學者格雷什科維奇對轉型期國家的政治經濟分析，因其作為社會變動的親歷者的身份，便在政治、行政、經濟三位一體的理論模式中，引入了轉型起始對原有模式依賴性的生動分析。
　　20年倏忽而過，世界新增8個發(fā)達國家的名單中，昔日的東歐國家赫然濟濟一堂，斯洛文尼亞、捷克、匈牙利。還有愛沙尼亞、斯洛伐克、克羅地亞、立陶宛、波蘭、拉脫維亞也發(fā)展勁頭十足，昂首挺胸排在預備隊里。《抗議與忍耐的政治經濟分析》試圖解釋的，正是這樣一個看似悖論的轉型現象：東歐國家經濟上的崩潰和政權的劇烈嬗變并沒有帶來社會的失序以及國家治理的失敗，而是同時完成了向自由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政治的轉型。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東歐國家告別專制政治與計劃經濟的雙重羈絆，形成了一種新的治理均衡，也即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一種低水平的均衡。東歐國家轉型出現這種結局的機理何在?
　　在民主制度的缺席下，“沒有制度化的政黨、缺乏職業(yè)政治領袖、不存在負責任的精英群體、沒有有效的政府機制、缺乏組織化的民間社會、沒有發(fā)達的中產階級以及歷史上不存在企業(yè)家精神”，東歐國家是如何從捉襟肘見過渡到長袖善舞的境界，東歐何以沒有走向拉丁美洲那樣的尷尬境地，本書的論述主題，即在于此。而轉型期間的正義如何執(zhí)行，是紐倫堡審判中疾惡如仇的模式，還是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那樣的寬恕為懷，罪與罰的實現、公理的實踐，這些轉型期間的正義執(zhí)行，似乎不是本書的重點。書中的關鍵詞之一是“新自由主義”，也就是說，在“新自由主義”這種經濟模式下，東歐諸國日夜馬不停蹄地步入輝煌。
　　這一概念說來很簡單，第一點解釋是緊縮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以及匯率政策，第二點是減少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并增加市場在經濟中的作用。它的結構性調整措施包括“貿易自由化、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其實一言以蔽之，第一條即休克療法，第二條便是亞當?斯密所謂的“看不見的手”。秦暉和金雁在《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一書里提到，尾大不掉的帝國遺留下問題種種，這么一個臃腫的身軀必須經過痛苦的穩(wěn)定化階段才能克服其巨大的慣性，于是休克療法呼之即來一邊是治療的過程，一邊是醫(yī)治的預期目標，因為對自由最大的威脅是權力的集中，所以轉軌后的國家，首要之務是分散政府的權力，這個權力雖然可以一廂情愿地去做許多有益事情，但有害的事也是因它產生。政府在自由市場中的角色定位，不過是“競賽規(guī)則”的制定者和裁判者。
　　同樣不可避免的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暗流涌動，伯林的擔憂始終沒有過保鮮期，只不過，此時此刻，沒有了秘密警察和集中營，抗議、游行、罷工更多受到了民主程序的制度性和時間性安排的束縛，一切憤怒和發(fā)泄，都在有條不紊地照章進行，民主體制從低素質走向成熟，市場經濟從弱不禁風成長到根深葉茂，這一切，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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