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2006年經濟工作的八大任務中，把擴大國內需求放在了首位。本文就此談點認識。一是為什么要重提擴大內需，二是怎樣擴大內需。 　　 　　為什么擴大內需？
　　
　　近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良好的增長勢頭，2003和2004年，GDP增長率分別達到了10．0％和10．1％，去年則達到了9．9％。在這種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為什么要重新把擴大內需作為2006年經濟工作的基本著力點呢?做出這一決策首先是基于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率雖然較高，但同時幾大重要行業(yè)都出現了產能過剩問題。在正確看待這一現象時，要充分注意歷史的經驗。1998年出現的需求不足，最初即表現為某些產品和行業(yè)的產能過剩。根據對1995年第三次全國工業(yè)普查286種工業(yè)產品生產能力利用率和產銷存資料的分析，其中：(1)生產能力利用充分(生產能力利用率大于90％)，且產銷銜接好(售銷率大于95％)的產品僅有7種，生產能力利用較充分(生產能力利用率在80％～90％)，產銷銜接較好的11種，二者合計占6．3％；(2)生產能力利用充分(生產能力利用率大于90％)或較充分(生產能力利用率在80％～90％)，產銷銜接較差的29種，占10．1％；其中鋼的銷售率只有11．3％；(3)生產能力利用不足(生產能力利用率70％～80％)的18種，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利用率50％～70％)的57種，低于50％的40種，但產銷銜接較好(大于95％)，占39％；(4)生產能力利用不足(生產能力利用率70％～80％)的18種，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利用率50％～70％)的55種，低于50％的50種，且產銷銜接較差，占43．4％。(3)、(4)兩項合計占了被調查產品的80％以上。對上述現象，當時的認識一般是從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匹配和投資過度進行分析的。這種以供給過剩為特點的分析模式一直延續(xù)到1997年秋季。從1998年春季開始才有人把分析的視角從供給轉為需求，指出我國問題的實質是有效需求不足。但這距離1995年已有3年了。再看我國目前的需求結構，也與1998年前有驚人的相似性。1996、1997兩年，我國經濟雖然也呈現快速增長的勢頭，GDP增長率分別達到10．0％和9．3％，但深入分析會發(fā)現，其中內需增長不到7％，貢獻率不足70％，內需增長嚴重滯后于GDP增長。去年的情況與此也大體相仿，甚至更為嚴重。據測算，內需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只有60％左右。結合上述歷史經驗，我們可以判斷，我國目前已經潛伏著需求不足的風險。“十五”宏觀調控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宏觀調控要主動調控，就是說，宏觀調控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要見事早、判斷準、決策果斷。因此，目前作出今年要努力擴大內需的決策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時的。從目的上說，努力擴大內需是為了保持經濟平穩(wěn)較快增長的良好勢頭�！笆�五”宏觀調控的又一重要經驗就是，要引導好保護好各方面發(fā)展的積極性，要堅持把又快又好發(fā)展作為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fā)展的根本要求。從根本上說，需求屬于生產關系范疇，而供給則屬于生產力范疇。因此，當出現了供求失衡時，以保護和發(fā)展生產力為基本宗旨的我國黨和政府工作的著力點必然也應該是促進需求的發(fā)展，而不是通過限制甚至是破壞生產力的發(fā)展達到供求平衡。
　　
　　如何擴大內需?
　　
　　對于如何擴大內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努力調整投資消費關系，把增加居民消費特別是農民消費作為擴大消費需求的重點。這是針對形成我國內需不足的特定原因提出的。我國的內需不足歸根結底是消費需求不足。而消費需求不足又是現有分配關系的產物。我國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衡實際是現有分配關系的反映。在市場力量無法自發(fā)地改變分配關系的情況下，通過政府干預即通過宏觀調控促進消費需求的增長就成為必然的選擇。按照發(fā)達國家宏觀調控的經驗及反映這一經驗的宏觀經濟學，宏觀調控指的是總量調控。雖然通過減稅可以提高個人可支配收入進而促進個人消費，但并沒有特別針對農民的宏觀調控措施，甚至可以說沒有專門針對增加消費的總量調控措施。且自從凱恩斯以來實際著力點主要是促進投資進而促進增加就業(yè)。那么，我國為什么要特別強調增加居民特別是增加農民消費作為促進內需增長的主要內容呢?這是由我國特殊國情決定的。早在1998年我國經濟學界就已發(fā)現，我國的需求不足實際是消費需求不足，并從理論上分析了造成消費需求不足的成因。結果發(fā)現，實際情況與長期以來人們認為的國民收入分配向個人傾斜相反，居民收入增長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滯后于GDP的增長，尤其是農民收入的增長，不僅落后于GDP的增長，也落后于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增長，致使與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差距逐年擴大。不論從理論還是從實際情況出發(fā)，解決的辦法似乎都應該是增加居民收入，更準確地說是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或純收入。實踐表明，增加居民收入特別是增加農民收入絕非易事。事實是，近年來居民消費率一路下滑，而投資率則一路攀升。這說明僅僅靠增加居民收入這一條路難以有效扭轉我國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的問題。
　　研究表明，在我國二元經濟條件下，在市場規(guī)律的作用下，一個重要后果就是，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中，勞動力價值會處于不利的地位，而剩余價值會占有更大的份額，這樣的分配格局，一方面會刺激投資更快增長，同時也會導致消費在GDP中的份額下降。問題是市場經濟只是組織社會生產的一種歷史形式，在市場經濟規(guī)律背后，還有更基本的規(guī)律在起作用。按照這種更一般的經濟規(guī)律，生產歸根結底是為了滿足消費的，投資與消費的失衡最終會阻礙、甚至破壞社會再生產的良性循環(huán)。在這種情況下，既然市場的力量無法自發(fā)扭轉不利于消費增長的分配格局、改變投資與消費的失衡局面，就需要政府干預。
　　我國的分配格局在產生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問題的同時，也提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手段。由于勞動力價值的比重低，從而全社會以各種形式聚集了大量的剩余價值。而從理論上說，雖然剩余價值是積累的唯一來源，但并不意味著剩余價值只能用于積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它也可以用于教育、文化、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障、公共事業(yè)等各種形式的社會消費，例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把一部分剩余價值用于社會消費，不僅有助于調整投資與消費失衡的局面，而且可以減輕居民個人負擔，間接地起到增加居民收入從而增加居民消費的目的。理論研究可以說明，這樣做，不僅有利于在短期內起到增加消費的作用，而且有助于從根本上改變目前我國的分配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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