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一大批志士仁人為其前仆后繼。我們理所當然地、更多地將重點放在了革命黨人身上。而其實在此次大變革中，除了革命黨人之外，還有許多不同利益集團、不同立場的人加入到了這場革命當中，并在其中起到了甚為關鍵的作用。他們絕不是辛亥革命的配角。
　　
　　梁啟超：啟民之智于新舊交替之時
　　
　　從�；实礁锩�，從宣揚民主到重歸立憲，后人總結梁啟超總離不了“矛盾”二字。而他身處新舊思想交錯的時期，存在矛盾其實并不奇怪。
　　192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過去十年之后，梁啟超在他題為《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jié)之樂觀》的演講中說到辛亥革命的意義，“簡單說：一面是現(xiàn)代中國人自覺的結果。一面是將來中國人白發(fā)的憑借�！倍鴮τ谄渲械摹白杂X”，他進一步闡述道：“自覺，覺些甚么呢?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覺，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覺。這兩種精神，原是中國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間，受了國外環(huán)境和學說的影響，于是多年的‘潛在本能’忽然爆發(fā)，便把這回絕大的自覺產(chǎn)生出來�！�
　　其實對于這種“自覺”可以追溯到1898年。是年，在維新運動推動下，光緒下詔明定國是，頒發(fā)了“準許自由開設報館”的詔令，中國統(tǒng)治者第一次“恩準”了新聞出版自由。但人民還未來得及享用此種自由，接踵而至的戊戌政變便讓各地興起的報刊紛紛�？�。政變后，康梁等人逃亡海外，但卻未偃旗息鼓，繼續(xù)通過報章宣傳自己的維新思想。逃離中國3個月后，梁啟超就又創(chuàng)辦了《清議報》，繼續(xù)著“主持清議、開發(fā)民智為主義”的辦報思路。
　　甚至還可以再往前追溯。中國真正遭遇民族問題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尤其是甲午戰(zhàn)爭之后愈來愈嚴重的民族危機，使國人關于這個問題的認識和思考開始進入近代國家轉(zhuǎn)型與民族關系建構這一層面，具有了現(xiàn)代性的意義。
　　在西方現(xiàn)代民族主義理論的傳人和影響，以及國內(nèi)民族關系現(xiàn)狀和資產(chǎn)階級革命運動的高漲的背景下，對于這些問題的認識和思考，肇始于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啟蒙思想家和維新派，形成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先后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宣傳西方民族主義理論；針對當時國內(nèi)民族關系的現(xiàn)狀，梁啟超還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名稱和“小民族主義”、“大民族主義”的概念。對此，他的解釋十分清楚：“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于國內(nèi)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nèi)本部屬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是也�！�
　　維新派的這些探討，不僅是理論層面上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話語之張本，且在當時輿論界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并為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五族共和”準備了理論基礎。
　　迫于內(nèi)憂外患，1906年，梁啟超代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國憲政報告》，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一些學者稱：對于民國創(chuàng)立，“從某種意義上說，1906年的諭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決定意義”。
　　到了1910年，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在穿越新疆時，拍下了一幅“新疆咨議局”的照片，雖然房子看上去那么不起眼，像個普通的北方農(nóng)家院落，光禿禿的枝椏，一片冬天的荒涼，但具有地方議會性質(zhì)的“咨議局”畢竟是全新的事物。在當時廣西桂林的一次官方集會上，高懸著“立憲萬歲”的匾額，會場上不同的服裝就是一個新舊交替時代的風景：一邊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員，一邊是穿著新式校服的小學和師范學堂學生。
　　此時，民間立憲團體的紛紛誕生更是標志著時代風氣的轉(zhuǎn)換。浙江有“預備立憲公會”，湖北有“憲政籌備會”，湖南有“憲政公會”，廣東有“自治會”等等。避居海外的梁啟超也成為立憲派中的活躍人物。他一改幾年來和革命黨論辯中宣揚的開明專制和預備憲政思想，主張迅速立憲，實施君主立憲制度。
　　于辛亥革命本身，以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立憲派，也起了關鍵作用。此前半年，他一面奮筆疾書，聲援四川保路運動、聲討清廷“違法借債之罪”；一面參與謀劃宮廷政變及“國會請愿”，逼清廷兌現(xiàn)承諾。這些輿論上的宣揚，使國人對滿清覆滅有了思想準備。武昌首義事前并無周密策劃，隨后卻以省內(nèi)議員多為立憲派的各省咨議局群起宣告獨立，給清廷以致命一擊。也正因于此，1912年梁啟超應袁世凱之邀返國，京城轟動，歡迎盛況空前。
　　
　　袁世凱：“非袁莫屬”
　　
　　當我們談論辛亥革命結束了封建帝制，開創(chuàng)了民主共和的政體之時，對于促成這一成果的實現(xiàn)，除了革命派的力量外，袁世凱是一個怎么也繞不過去的重要人物。
　　直接從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后說起吧，此時，袁世凱被清廷重新起用。在清末民初這個大的社會轉(zhuǎn)折時期，清朝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勢的力量寄托在袁氏身上，所謂“非袁莫屬”。其實，最初清廷啟用袁世凱的時候，只是授他為“湖廣總督”。如此輕權，他當然拒絕，之后，袁世凱提出六個條件，不應允則絕不出山。此六個條件為：“開國會，組責任內(nèi)閣，解黨禁，寬容起事黨人，總攬全國兵權，寬與軍費�！鼻八膫�條件是屬于“政治性”的內(nèi)容，后兩個條件則是“軍事性”的，畢竟軍隊是袁世凱政治力量的構成與來源。之后，袁世凱即被授予內(nèi)閣總理，此際乃袁世凱真正崛起之時。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受到熱烈歡迎。29日，被17省代表在南京推選為臨時大總統(tǒng)。計有候選資格者3人：孫中山、黎元洪、黃興。17省代表依次投票，孫中山得16票，黃興得1票。選舉結果揭曉時，“眾呼中華共和萬歲三聲，是時音樂大作，在場軍學各界互相祝賀，喜悅之情，達于極點”。然而，事隔兩日，選舉之日的喜慶與熱烈就消失了大半。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時，再三聲明，任臨時大總統(tǒng)之職只是暫時承之，以待賢者。
　　滿腔熱情的領導者們并未看到列強對新政權的肯定，相反，袁世凱卻得到了列強的支持，因此，革命軍希望袁能加入革命，帶來根本而快速的勝利。另一方面，已經(jīng)奄奄一息的清廷已將權力傾囊授予袁世凱，以圖其能拯救清室。同時，各省都督府代表聯(lián)合會議決定：袁世凱如“反正”，當公舉其為臨時大總統(tǒng)。
　　不久，袁與革命黨開始在上海舉行談判，底線就是“君主立憲”，保留清廷的名義，雖然當時革命浪潮已席卷全國，但他對共和制度依然不信任，雖然他也認為民主共和派為“進步黨”，但仍堅持其立憲主張，主張在“君主立憲”的框架內(nèi)解決問題。但是，當中華民國宣布成立后，民主共和呼聲漸成主流，孫中山內(nèi)閣也匯集了當時的社會精英，“君主立憲”逐漸失勢，袁世凱似乎只能順應歷史的潮流，開始松動了。
　　在孫中山的一再懇請下，在清皇室已名存實亡的情況下，袁世凱似乎不是很積極地 附和了共和。當然，他附和共和，也與列強的態(tài)度，及他的外籍幕僚的建議不無關系。袁世凱一貫很重視列強的態(tài)度，也與外籍幕僚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而讓清室退位，袁世凱接受共和，出任總統(tǒng)之職，統(tǒng)一南北，已成當時的主流意愿。清朝皇帝退位后，袁世凱順利地接過了辛亥革命的果實，成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接著成了首任正式大總統(tǒng)。
　　總以觀之，袁世凱先領清廷之權柄，再獲革命黨“臨時大總統(tǒng)”之位的許諾，迫使宣統(tǒng)皇帝遜位。清朝統(tǒng)治，就此告終。但從歷史發(fā)展的進程以觀，立憲派、革命黨以及袁世凱三方的合力，終使中國的封建統(tǒng)治就此結束，當是歷史的進步。
　　
　　宋教仁：革命僅是手段
　　
　　宋教仁一生短暫，但留給后人頗多。如以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實行民主共和；制定資產(chǎn)階級民主共和的法律；民主憲政思想以及地方自治思想等等，其中最寶貴的則是他的民主憲政思想，而此民主憲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則是他的責任內(nèi)閣思想。
　　要理解民國初年的民主政治運作，內(nèi)閣制是重點，宋教仁很關鍵。
　　武昌起義后，宋教仁卻因病未能及時趕到武漢領導革命，致使領導權落到舊官僚黎元洪和湯化龍手中。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與黃興趕到被袁世凱重重包圍的武漢，準備與新政權共存亡。
　　在此期間，他主持了鄂軍都督府的所有公文的制定頒布，同時完成了《鄂州約法》――“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共和制憲法性文件”的撰寫，后來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即以此為藍本。其中雖明確規(guī)定“都督有總攬政務、統(tǒng)率水陸軍隊、任命文武官職等大權”，但在執(zhí)行這些權力時，“需經(jīng)過政務委員的副署”――這就是典型的“內(nèi)閣制”限權。
　　從宋教仁為中部同盟會制定并執(zhí)行的制度看，他們采取的是同樣的“內(nèi)閣制”方式。所以，宋教仁堅持內(nèi)閣制，是其對民主政治實際運作的基礎理念。
　　彼時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tǒng)領導革命，共和制度當是必然，與袁世凱談判清帝遜位，這是無可讓渡的底線。共和制度之下的政府組織安排，分歧則是，孫中山主張總統(tǒng)制，宋教仁則堅持內(nèi)閣制。
　　宋教仁是革命黨人中堅持內(nèi)閣制的急先鋒。早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前，宋教仁便與孫中山有過是實行總統(tǒng)制還是內(nèi)閣制的爭論。
　　宋教仁力主內(nèi)閣制。所謂內(nèi)閣制，宋教仁自己的解釋是：“吾人則主張內(nèi)閣制，以期造成議院政治者也。蓋內(nèi)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tǒng)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此吾人所以不取總統(tǒng)制，而取內(nèi)閣制也�！倍鴮O中山則稱，“吾人不能對于惟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
　　關于怎樣才能建立名副其實的責任內(nèi)閣，宋教仁認為就是要建立政黨內(nèi)閣，“蓋必使國會占多數(shù)之政黨，組織完全政黨內(nèi)閣，方舉責任內(nèi)閣之實。”在起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時，宋教仁就堅持政府組織形式采用責任內(nèi)閣制，后來又一再強調(diào)，“將來憲法上仍采用責任內(nèi)閣制”。
　　當時輿論認為，“中國以數(shù)千年來專制之政治，陰驅(qū)潛率，蒂固根深，已種毒于人心而莫由拔，今一旦覆專制，立共和，毅然決然采用內(nèi)閣制，蓋所以防專制之復生也，立法命意，至為深遠�！�
　　但也有人認為是宋教仁自己想當總理，故南京臨時政府實行的是總統(tǒng)制。但宋教仁之所以堅持內(nèi)閣制，是為了防范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而牢牢地將權力抓在革命黨人手中，他曾對胡漢民(曾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府秘書長)說過：“改總統(tǒng)制為內(nèi)閣制，則總統(tǒng)政治上權力至微，雖有野心者亦不得就范�！边@個“野心者”指的就是袁世凱。
　　袁世凱曾對其謀士楊度有過這樣一段評論：“孫中山襟懷豁達，是容易相處的，天真的黃興也好對付，頂難駕馭的，只有一個宋教仁�！�…以暴動手段來搶奪政權，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來爭取政權，卻厲害得多了。”
　　實行總統(tǒng)制，對于孫中山或袁世凱來說，其意義并不相同，但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樂見其成。
　　只是，袁世凱就任大總統(tǒng)后，制度安排最終被確定為“責任內(nèi)閣制”，甚至還添加了更為嚴厲的條款：“任命國務員須得參議院同意”，同時，還并列對總統(tǒng)的權限條款：“國務員于臨時大總統(tǒng)公布法律及有關政務之制時須副署之�！�
　　因而，民國初年，宋教仁終于在某種程度上實現(xiàn)了他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是另外一個主角。
　　
　　湯化龍：立憲黨人的合作
　　
　　湯化龍在武昌首義的第二天早晨，就出現(xiàn)了。張朋園在其所著《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里描述：“武昌起義的第二天，革命黨邀約咨議局人士共商大局，以湯化龍為首的湖北立憲派，正式與革命黨發(fā)生了關系。湯氏表示：‘革命事業(yè)，鄙人素表贊成�！�這樣，雙方起始合作，革命黨負責軍事，立憲派主持庶政，形勢趨向穩(wěn)定�！睖�化龍由一名清政府舊官員，先后任湖北軍政府民政總長、政事部長、編制部長等要職。
　　湯化龍是近代中國資產(chǎn)階級立憲派的領袖人物。他生于湖北浠水縣一個世代商賈人家，幼時習八股文，成績優(yōu)秀，曾考取清朝舉人、進士，后留學日本，入政法大學學習法律。1909年回國后，適逢清朝政府實行憲政，令各省成立咨議局，湯化龍遂被推舉為湖北省咨議局副議長、議長，開始活躍于政治舞臺上。
　　同盟會與立憲派在武昌首義后，形成的新格局不是競爭而是合作。所謂即是革命黨放了第一槍，立憲黨人緊跟上。
　　若取政治的角度觀察，武昌革命，新軍先發(fā)，咨議局附從；新軍所恃的是實力，咨議局憑借的是政治社會聲望。這種合作，才是湖北能夠穩(wěn)定，辛亥革命能夠成功的“政治保障”。
　　張鳴教授在其《辛亥，搖晃的中國》一書中說到：“立憲黨人摻和首義，有三件事幫忙最大。一個是這些大紳商的參與，讓在漢口的西方人覺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層作亂，同時利用他們跟漢口西方領事的良好關系，運作各國領事宣布承認革命軍作為交戰(zhàn)的一方，而他們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公然承認清朝內(nèi)部的叛軍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這對于焦頭爛額的清政府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另一個是湯化龍親自起草的起義通電，劈頭就痛批滿人親貴，獨攬大權，摒棄漢人，一下子點到了各地立憲黨人的痛處，再不作為，對不起自己。于是，接下來的各省響應，成了革命黨和立憲黨的合奏。幾乎每個省的獨立，都有立憲黨人的身影。
　　“三是湯化龍掌握的漢口商團，馬上投入維持秩序，這么大的武漢，如果起義過后僅憑不足四千革命士兵，根本無法控制�！�
　　立憲黨人是近代中國的社會中堅，他們在獲取經(jīng)濟成長之后，開始致力于中國的政治發(fā)展。在晚清最后幾年預備立憲運動中，主要的推動力量就是這批立憲黨人，他們的態(tài)度決定了辛亥革命的發(fā)生及其后果。他們向朝廷發(fā)動一次又一次的國會請愿運動，然而朝廷辜負了立憲黨人的期待，無視立憲黨人的請求，以蠻橫的態(tài)度和手段對應之，從而親手將這批改良主義者推到了政治對立面。特別是清廷推出皇族內(nèi)閣和鐵路干線國有化政策，前者比較徹底斷絕了立憲黨人分享權利的可能性，后者則從經(jīng)濟上狠狠宰了立憲黨人一刀，終于將立憲黨人從朝廷的同情者變?yōu)榉磳φ摺?
　　武昌首義后，繼之湖南、陜西同日起義，其革命黨人與咨議局合作模式一如湖北；之后，江西、山西、云南、貴州、江蘇、浙江、廣西、安徽、廣東、福建、四川……相繼獨立或光復。從歷史層面說，如果沒有各省立憲黨人的積極介入，僅僅憑借革命黨人的力量，大約真的很難在那么短的時間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與清廷分庭抗禮的力量，給奄奄一息的清廷以致命一擊。
　　
　　辛亥革命中的其他立憲黨人
　　
　　湯壽潛(1856－1917)：湯壽潛擔任浙督，甫一上任，湯就擬訂旗營和降條件，以自己的誠信與聲望促使旗營“委械請降”，杭州乃至浙江“全境帖然以定”。接著，湯再派朱瑞、呂公望率攻寧支隊3200余人開赴鎮(zhèn)江，一路披荊斬棘。不久，湯又積極呼吁成立中央政府，統(tǒng)一事權，并自告奮勇為南京臨時政府勸募公債，以紓財政危機。
　　張謇(1853－1926)：1869年考中秀才，1909年被推為江蘇咨議局議長。辛亥革命前，張謇一直主張君主立憲。但辛亥革命后，他迅速地轉(zhuǎn)向共和，剪掉辮子，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yè)總長。
　　趙鳳昌(1856－1938)：武昌起義爆發(fā)當晚，趙鳳昌便得到來自武漢的消息。次日，趙鳳昌即邀集上海各界名流探討時局，明確表態(tài)：“上海居長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為武漢之聲援也�！蓖�一天，趙鳳昌委托上海商會董事蘇寶森告知外商及外交使團：洋人絕不能干涉革命軍。隨即公使團作出決議：各國嚴守中立。

相關熱詞搜索：配角 他們不是配角 我不是配角 我并不是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