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哈爾濱有個澡堂師傅李彥青，因為把曹錕的背擦得很爽，最終混上了總統(tǒng)府庶務長，成功地穿越臟兮兮的浴巾，進入上流社會。今人只知擦鞋，卻不曉得隔著皮革蹭來蹭去早已過時，若想進入金光大道，還是肉體摩擦來得見效。話說李師傅用毛巾搓出一條直達天庭的泥路后，甚拽，連仆人都拽，馮玉祥率軍殺入京城時直撲曹錕，有人拂曉急電李公館報信說十萬火急，仆人罵曰李六爺剛睡下，就算殺頭的事也要等天明再說。幾分鐘后馮軍破門，李被處決―果然是殺頭的事，果然是天亮說分手，腦殼和身子分手。
　　緊要之言多半逆耳，多半不擇時辰。做過報紙的人皆知，剜醒夢境的深夜電話最兇險，那定然是排版出了大差錯，令印刷廠的機器硬生生停了下來。我在若干年里都逃脫不了這種夢魘，以至于每次在長夜里聽到手機響就會跳起來。不過后來把我從深夜睡眠里拽起的電話，不是叫我去喝酒的，就是問我要不要借高利貸的，對此我亦高度重視，蓋因朔風雪夜里有三兩個可以喝酒的朋友，無米下鍋時有一個可借高利貸的去處，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何時何地向何人說何話，據(jù)說是樁大學問。上世紀著名報人陶菊隱，在學堂里寫了篇搞笑作業(yè)《飯桶先生》，被國文老師認為影射，開除出校。陶菊隱輾轉于長沙各學校，均被拒收，后來他無奈之下只好去做記者。這說明民國時期做記者的門檻相當之低，既不查驗文憑，也不查禁有償新聞―邵飄萍就沒少拿軍閥的紅包，不過他照罵軍閥毫不留情，似乎亦不算違反新聞操守，至于邵氏時常逛窯子，權且認為是記者暗訪的始祖吧。
　　我年少時張狂無忌，雖不至吃別人家嬰兒滿月酒時說“此孩終有一天會死”，但夾槍帶棒的話也沒少說，都是中了魯迅的毒。愈向歲月深處，愈變得寡言木訥，不愛當毒舌，亦不喜說諍言。前不久給出版社交付書稿，我把早年的毒辣篇目或章節(jié)刪去不少，人到中年，不單在床笫上不愛捅人，在平地上也不愛捅人了，我又不是楊佳。
　　好多好多年以前，有一個叫解縉的人，到一個叫朱元璋的私營企業(yè)主那里應聘，在招聘考試中名列前茅，朱老板拍他肩膀說：當知無不言。解縉于是跟打了雞血一般，寫什么《太平十策》，仿佛那江山是自己的，終于被朱老板下調了行政級別。后來朱棣當了CEO，解縉又對企業(yè)的CFO、COO諸人一路辣舌評點，甚至對未來的CEO候選人濫發(fā)評論，最終被公司里的保安―亦即錦衣衛(wèi)，先打成了豬頭，再剝成了光豬，丟到雪地里制成凍肉。須知世間有三樁舌尖之事最是犯忌：在和尚面前提飄柔；在妓女面前說鱔血；在皇帝面前玩死諫。
　　只是這人類之舌，終究是鎖不住的。造物主賜我們一條豬舌，除了品味、接吻、舔屁溝等功能外，還讓我們可以說點想說的話。剛才我在微博上看到，有個著名生意人跟他的合作伙伴私奔了，還在微博上向全世界宣布，還創(chuàng)作了一首《私奔之歌》。他似乎并不忌憚震撼所有認識他們的人。這記叫床般的驚雷，或者說驚雷般的叫床，喚醒了所有老男人的少時夢想。誰不想在月圓之夜攜紅拂越過山崗？但沒哪個男人敢伸出舌苔，大聲告訴這個世界“我要私奔”，因為身邊的黃臉婆會喝農藥，每念及此，我們只好默默系上圍裙，繼續(xù)做一個廚男，把所有的豪言和柔情，留到下輩子，再與那個守候于夜半街角、挽著包袱癡望的黑絲姘頭慢慢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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