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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衛(wèi)長袖善舞】 長袖善舞

        發(fā)布時間:2020-03-25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辛亥逸事之十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數聲槍響,一場倉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欄目,以講故事的方式,再現辛亥革命發(fā)生前后的細節(jié),勾勒出中國百年歷史進程的線條。已刊發(fā)系列文章《讓子彈飛》、《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下)、《天下未亂蜀先亂》、《袍哥革命》、《斷了皇帝的后路》、《紳士的敗局》、《湖南的人頭》、《娘子關頭換王旗》。敬請垂注。
          
          索款
          北京刑部詔獄大門緩緩開啟,三名囚犯被釋放,走在前面的那個人,叫汪兆銘,他有另一個名號,叫汪精衛(wèi)。
          時為1911年11月6日。時間點往前推,武昌事變半月后,以《國風日報》為中心的北京同盟會以及北京、天津、保定等處的共和會、鐵血會等革命團體,聯合派出同志冷公劍,前往武昌,請求派人北上主持革命―武昌戰(zhàn)事正緊,為什么北方的革命要請求湖北的支援?顯然,北方同志等待的不僅僅是一個領袖,他們更需要的,是湖北軍政府的經濟支援。
          冷公劍10月25日自北京起程,沿京漢線到了孝感,火車停開,他只能步行,走了十天,11月9日才抵達武昌。
          他這才知道,在這些天的辛苦跋涉中,北方的局勢已經發(fā)生了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山西獨立,吳祿貞授山西巡撫,娘子關和談,燕晉聯軍組成,吳祿貞被刺于石家莊(詳見本刊上周文章)。武昌的同志一面翻著報紙與來電,一面嘆惜:如果閻錫山、吳祿貞、張紹曾(新軍將領)能三路進兵,北取京師,南斷漢口清軍歸路,誅袁世凱于彰德,革命已經成功了!
          “其實之前的機會更好,”共和會創(chuàng)始人之一胡鄂公對冷公劍說,“武昌舉義之初,清廷震恐,束手無策,京師謠言橫行,八旗官民,九門軍警,相互驚擾惶懼,聽說有時半夜聽見叫賣聲,都嚇得棄槍而逃,高喊革命軍進城了!那時,若有數百人于正陽門、宣武門、天安門之間奮臂狂呼,兵不血刃,可取北京!”
          冷公劍沒有反駁,其時他在京師,非常清楚那時混亂至極的情形,胡鄂公說的可能性,不是沒有?墒牵膬簛淼摹皵蛋偃恕?北京革命勢力本就薄弱,又沒有新軍,辦報吶喊的人有,要得數百死士,除非經費充足,從北京周邊會匪流民里招募。
          “北方革命確實需要推動,”胡鄂公轉頭對湖北都督黎元洪說,“如今吳祿貞被刺,北方軍政大權一統(tǒng)于袁世凱之手,有消息說過幾天他就會自彰德進京。這一來,北方革命形勢將更趨暗淡……”更重要的是,袁世凱的特使蔡廷干、劉承恩二人已經抵武昌,希望與鄂方談判。胡鄂公主張拒絕接見,并通電各省揭露袁氏陰謀。但孫武等多數人贊成答復。
          北京同盟會又派了人來,仍是請求派人北上主持。于是黎元洪召開軍事會議決定,胡鄂公此前久處北方,人地兩熟,就派他為鄂軍政府全權代表,前赴北京、天津一帶,主持北方革命!皣鴰鞊芸钜蝗f元,作為辦公之費,到北方后,如有急需,當陸續(xù)匯寄”。
          當時北京同盟會的經費支絀,已達極致!秶L日報》全靠四處打秋風勉強維持,主持日報的景梅九甚至干出過寫信敲詐的勾當: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要求他出資若干,否則“將在報紙上登載君一件隱事”。哪知該朋友看穿了這些革命黨色厲內荏,回信說,“好極了!請你編出來,奇文共欣賞,大家看!”逼得景梅九莫辦法,只好在同志間搜求,連某人冬天的狐皮馬褂都當掉了,也才當了三十元。而今胡鄂公攜有萬元,要算一筆巨款了。
          胡鄂公是革命黨中的激進派,堅決反對以大總統(tǒng)為餌誘袁世凱反正,他更認同吳祿貞的判斷:清室已敗,革命黨的對手就是袁世凱。路過上海時,他去會見宋教仁與陳其美,提出只有速取南京,早日北伐,北方同志從內部響應,方可以“擊敗袁氏而消滅清室”。宋、陳二人也深以為然。
          十月初四(11月24日),胡鄂公抵天津,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長發(fā)棧,召集北方同志開會。天津一帶的同志,同盟會加上共和會、鐵血會,大約也就一百來人。這一天,正好山東巡撫孫寶琦通電全國,宣布取消11月13日發(fā)起的山東獨立。據灤州來的同志說,二十鎮(zhèn)官兵頗有加入革命團體者,本來希望山東獨立,與灤州互相呼應,可以擇機起義,現在山東取消獨立,對士氣肯定打擊很大。
          正計議間,汪兆銘從北京派人來,請胡鄂公撥款二千八百元,說是十月初九,即五天后北京同志起事,進攻清室之用。汪兆銘此時名頭極響,他刺殺攝政王載灃不成,被捕后在獄中寫的絕命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大江南北,騰傳人口,有人甚至預先給了他“烈士”的稱號,F在汪被放出來十多天,又在籌劃北京舉事,胡鄂公當然不會對他有任何懷疑,當即指派人攜款往北京交付。
          天津共和會負責人白雅雨冷哼一聲:“不過是袁世凱用來威嚇愛新覺羅家族罷咧!”
          胡鄂公大是詫異,問他是怎么回事。
          白雅雨就談起他的見聞:汪兆銘一出獄,袁世凱即從彰德電令其子袁克定往見,稱“請諸君勿他去,宮保來京時,尚欲一見汝等”。汪兆銘即留在北京等袁世凱。
          等到袁世凱11月13日自彰德入京任內閣總理大臣,立即接見汪兆銘,并讓他與楊度、汪大燮等人組織“國事共濟會”,表面主張由國民會議解決國體,私下卻幫助袁要求滿清親貴捐款鎮(zhèn)壓革命。
          雖然如此,但現在不能懷疑同志。胡鄂公仍然打發(fā)人把二千八百元送去北京給汪兆銘。
          
          事敗
          胡鄂公萬萬沒有想到,三天后,十月初七,他去天津老龍頭火車站接自北京來的《國風日報》同志時,竟然在一群來客中看見了汪兆銘那張俊美的面孔。
          “兆銘,”他們是老熟人,“你這種時候來天津,后日北京的大事,誰來主持?”
          汪兆銘微微一笑:“九日進攻大內,自有人運籌指揮,我輩就不需要留在北京冒險啦!
          這話更起疑竇。胡鄂公也猜到了八九分,“到底是誰在運籌指揮呢?”
          “項城唄!
          “袁世凱嗎?”革命同志一般不用“項城”稱呼當今的內閣總理大臣。
          “是啊,”汪兆銘很大方地承認,“其實這次舉事,就是由世凱發(fā)起的,袁世凱資助我黨運動費五千二百元,但是需要購買槍械,還要租房、安家等等,錢不夠,所以我才找你要了二千八,湊夠八千元!
          汪兆銘興沖沖地講起九日的計劃:夜十點,炮響為號,革命同志即于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等處發(fā)難。袁世凱則命禁衛(wèi)軍第四標由西直門進攻西華門,再命袁克定率兵三千攻打東華門,清廷還有什么可抵抗的?所以我黨只負責發(fā)難,其余的事情都是袁世凱的,我們還留在北京做甚?
          胡鄂公自然馬上想到了白雅雨日前說的那番話。但此刻汪兆銘儼然以北方革命領袖自居,自己初來乍到,也不便干涉太多。而且,當天下午,清軍攻陷漢陽,京津一帶謠言四起,有說黎元洪已經自殺的,也有說黃興帶著黎元洪坐上兵艦順長江逃往上海的,人心慌亂,一時也就顧不上北京之事。
          十月初十清晨,天還沒亮,胡鄂公住的老西開吉祥里十四號,有人砰砰地敲門,還伴隨著哭喊的聲音。屋里住著十來個人,有人趕緊開了門,轟一聲,白雅雨撲了進來:
          “袁世凱、汪兆銘果然狼狽為奸!殺我北京革命同志。 
          十月初九夜,北京革命黨人照汪兆銘與袁世凱約定的那樣,十點起事,分三路攻向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但袁世凱答應的禁衛(wèi)軍第四標、袁克定的三千人,蹤影全無,等著革命黨人的只有嚴陣以待的軍警。北京的黨人本來就不多,被捕者十余人,憤而自殺者兩人,被捕者也幾乎盡被處決。
          當天下午,天津同志開會,決定成立津軍司令部,預備在天津舉事。汪兆銘也在。諸人拿不住汪兆銘勾結袁世凱的證據,但無人推舉這位同盟會京津分會會長當司令。汪兆銘沒等散會就匆匆辭去,臨去倒很有風度地與在座同志一一握手。
          白雅雨說:“兆銘早把我黨在京、津、保的情形都告訴了袁世凱,老袁告訴他:只要你能控制他們,團體如何發(fā)展,暗殺如何進行,都隨你而為……現在他當不上津軍司令,肯定會自己組織隊伍,不跟我們這班人廝混。”
          白雅雨還說,汪兆銘在京,定期謁見袁世凱,每次都是一個人,每次都是暮夜,有時汪兆銘不去,袁世凱“必使人召之”。有一次他帶在法國加入同盟會的外交部主事魏宸組去見袁世凱。出來后魏宸組怪汪兆銘:你想讓我助袁世凱殺革命同志嗎?汪辯解說:不是,我是想讓你在外交部刺殺袁世凱,所以讓你先熟悉他的樣子。魏宸組推辭說:暗殺事不是我熟習的勾當。汪兆銘反駁道:不能暗殺,何言革命?―汪兆銘注目于暗殺,是無疑的了,而暗殺,無非也是制造恐怖氣氛,幫袁世凱奪權而已。
          胡鄂公絕不懷疑白雅雨。不過,他對袁汪交往了解得如此清楚,消息又都是通過袁的警察總監(jiān)趙秉鈞傳出來的,會不會是離間?
          胡鄂公有此疑慮,只好安撫眾人說:“老袁肯定是想借兆銘來殺革命同志,但兆銘是老革命黨,我不相信兆銘會甘心為老袁利用!
          十月十一日晚九時,汪兆銘突然召集在京同志,聲明要成立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懷疑汪兆銘的白雅雨等人因為剛加入同盟會不久,不便阻攔,遂由眾人推舉汪兆銘為支部長。會后,胡鄂公等人歸寓,汪兆銘卻留下了一些人,說另有要事商議。
          白雅雨冷笑道:“他肯定要成立暗殺團體,才好向老袁回報。 边^了一陣,被汪留下的人里有回來的,一問,果然,汪兆銘找了七個人,成立暗殺隊,名額以二十人為限,他自己當隊長。
          有人非常氣憤,認為汪兆銘是在分裂革命,提議另組共和會總部,與汪各行其是。胡鄂公勸他們說:同盟會創(chuàng)自孫中山先生,希望國人知革命先知團結,凡革命者,皆得為同盟會會員,這個組織不是汪兆銘一人能私有的,F在共和會、鐵血會都已加入同盟會,大家還是統(tǒng)一名義為上。
          話雖如此說,見解不同終究無法合作。汪兆銘再來過問這邊的舉動,胡鄂公等人也是敷衍而已,后來終于另行成立了天津暗殺團。京、津兩個暗殺團各自為戰(zhàn)。刺張懷芝(天津鎮(zhèn)總兵)、刺袁世凱、刺良弼(皇族權貴),一系列的暗殺,確實很長革命黨志氣,但也讓清廷更依賴袁世凱了。
          
          南下
          辛亥年底,北方革命協會在天津成立,胡鄂公任會長。這個革命協會整合了同盟會、鐵血會、振武社、女子革命同盟等十多個團體。北方革命協會的成立,用胡鄂公的話說,正是鑒于革命團體日益增多,“以汪兆銘任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部長故,咸不欲參加同盟會,然又不可不使之以盡其用也”。
          會章第六條規(guī)定:“本協會一切經費,概由鄂軍政府或其他軍政府接濟。”顯然,胡鄂公能當選會長,跟他是鄂軍代表不無關系。
          可是他帶來的一萬元已經用完,買槍支還找人借了七千元。屢次去電武昌,也不見有回音。但關內外的會黨可不能白手革命。
          比如,振武社的丁開嶂表示,他們關內外有廿八路領袖,可以號令有槍會員上千人前往灤州,接應起義。那都是些綠林豪杰,旅費安家費總是要的,胡鄂公問丁開嶂,每人要多少錢?
          至少得一百吧。
          那么,總數就是十萬。哪兒來錢?
          胡鄂公嘆口氣。那就分期分批吧,每次來五十人,先把一二兩期的款子湊出來。
          現在只要一萬元,但也不那么易籌。再加上汪兆銘到處宣揚,說南北議和期間,如果革命黨舉事,就算背盟,不僅道義上有虧,也于革命事業(yè)不利。按汪兆銘的意見,議和是當前惟此為大之事,袁世凱之利,即革命黨之利,因此切不可起義舉事,阻撓和議者,倒是可以暗殺對待之。這段時間,汪兆銘來往京滬之間,調停折沖,風光得很。
          北方革命黨人,無兵無餉,加上心態(tài)動搖,12月18日,直隸任丘五百人起義,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莊無一響應,坐視任丘舉事失敗。
          12月27日,南京各省代表聯合會議決定改用陽歷,以中華民國紀元。胡鄂公雖在天津,也看到了這個消息,他馬上決定,從民國元年元旦開始,所有紀事、通告、文牘都改用陽歷,不再用大清朝的舊歷法。
          這天晚上,胡鄂公都睡下了,被兩位北京來的同志叫醒。事情不好了!
          據他們說,孫中山于12月25日抵上海,袁世凱頓覺唐紹儀在上海的談判難以勝任,打算派汪兆銘南下周旋,于是派其長子克定去找汪兆銘。
          他們描述的場面非常戲劇化:
          “當兆銘、克定相偕見世凱之夕,室中預設盛筵以俟之。兆銘、克定見世凱,四叩首。世凱南面坐,兆銘克定北向立。世凱顧兆銘、克定曰:汝二人今而后異姓兄弟也?硕ㄩL,當以弟視兆銘;兆銘幼,則以兄視克定。吾老矣,吾望汝二人以異姓兄弟之親,逾于骨肉。兆銘、克定則合辭以進曰:謹如老人命。于是又北向四叩首。叩首畢,兆銘、克定伴世凱食,食罷而退!
          汪兆銘今天已經出發(fā)往上海了,你說,這還不是諂附老袁,破壞革命?
          正說著,白雅雨來了,他也聽說了汪兆銘南下的消息。眾人連夜計議,汪兆銘南下,肯定會宣揚北方同志均遵守和議約定,可是現在孫中山先生已經歸國,正應放棄議和,實現“南響北應”的既定策略,我們北方同志的意見,可不能由汪兆銘代表!
          次日,北方革命協會在英租界小白樓開會。與會眾人痛切陳述近日袁世凱對革命黨人的迫害,個個義憤填膺,尤其以王鐘聲之死,最讓全場震慟。
          王鐘聲是清末名聞天下的新劇家,利用新劇宣傳革命,報章屢屢報道,他所到之處,觀眾為之瘋魔。年初王鐘聲在北京被捕,由京師警察廳遞解回浙江上虞原籍看管。武昌事變后,他從家鄉(xiāng)逃到上海,參加攻打制造局,上海獨立后出任都督府參謀長。11月,王鐘聲又潛入熟門熟路的天津策劃舉事。12月2日,被直隸總督陳夔龍派警察逮捕。12月3日,天津鎮(zhèn)總兵張懷芝將王鐘聲槍決。此事一出,津門嘩然。
          據說王鐘聲曾質問軍法官:九月九日上諭,大開黨禁,非犯法不得擅自逮捕,我是革命黨,你們又能把我怎么樣?總督陳夔龍也感為難,直接請示朝廷辦法。袁世凱為首的內閣批了“盡法懲治”四個字,王鐘聲遂死。
          胡鄂公對眾人說,王鐘聲死后,他也曾責問汪兆銘:停戰(zhàn)期間,擅捕擅殺黨人,難道不是袁世凱背信棄約?汪兆銘居然回答:王鐘聲嗎?他不過是一名無行的伶人,或者是因為干犯租界法令被捕,與革命何干?
          又有人說,王鐘聲被捕之日,汪兆銘由天津早車赴北京,據云是應袁世凱之召,難保他跟王鐘聲之事無關。
          越說越激動,越說越生氣,暗殺團團長孫諫聲帶頭大哭,全場哭聲一片。在哭聲中,擬好了致南京孫文先生的電報,請他“制止各省代表與袁世凱中途議和,領導各省軍民同志,掃平偽滿,肅清官僚,建立真正共和政體,以貫徹全國徹底革命初旨”。
          電報交出拍發(fā)的第二天,丁開嶂從灤州來津。他說,關內外帶槍同志前兩期一百人已經抵達灤州。他同時帶來了灤州軍營長的快電,邀請?zhí)旖蚋锩就鶠粗葜笇Ц锩?
          那我去吧。白雅雨決然地說。
          就在這一天,灤州全體官兵通電主張共和。辛亥年北方最慘烈、最震撼的一場起義,就在眼前。
          
          清末的公園規(guī)章
          外灘公園
          中國最早的公園是由英美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8月在上海建成開放的外灘公園。1885年《外灘公園游覽須知》第一條規(guī)定:狗及腳踏車切勿入內;第五條規(guī)定:除西人傭仆外華人不準入內;第六條規(guī)定:兒童無西人同伴不準入內。
          
          公共租界娛樂場
          1909年9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娛樂場規(guī)章》規(guī)定:華人不準入內,除非是侍奉外國人的傭人。印度人不準入內,除非是衣冠整潔者。馬、汽車和自行車不得入內。狗不得入園,除非加嘴套及用皮條牽住。
          
          法國公園
          上海顧家宅公園,因系法國園藝家柏勃設計,故名法國公園,1909年6月建成,8月開放。該公園規(guī)定:嚴禁下列人和物進入公園:中國人,但照顧外國小孩的中國阿媽和伺候洋人的華仆可跟其主人入園;酒醉或衣衫不整的人……洋人牽帶的外加口罩的狗則可入內……
          
          天津公園
          20世紀初,中國始有公園,然而卻不準男女同游。如天津的公園就規(guī)定:“星期一二三五六,準男客人游覽;星期四日,獨許女客人游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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