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佳月　編譯 　　 　　在過去的幾年里，李光耀辦公室的藝術氛圍和斯巴達式的裝飾令他的來訪者稱羨。一些與眾不同的中國式卷軸，很少修飾。這位新加坡的建國之父第一次搬進這個在二樓的、當時還是英國總督府所在地的辦公室是在1971年。作為總理他已經服務6年了。他在1990年隱退，轉任總理公署高級部長，后擔任內閣資政，但是仍然在同一間屋里辦公。
　　對李光耀的評述，媒體歷來說法各異。1999年《紐約時報》稱其為“世界上最聰明，同時也是最得人心的專制者”。麥卡錫如此論述李和新加坡的關系：“在許多方面，李光耀就是島國的化身，他的性格體現(xiàn)了新加坡的各種特征――步步為營，如臨大敵，冷峻干練，孤芳自賞然而干勁十足�！睗�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過去，李光耀認為自由民主的缺失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相反，這種威權體制造就了亞洲四小龍的成功。但是他的論證并沒有考察其他專制國家的失敗，而首先是建基于新加坡的成功，正如任何一位來訪者都能證實的那樣，李光耀和他的同僚在對他們自己原則的應用上已經遭遇瓶頸。近年來，李光耀對自己的“亞洲價值觀”頗有反思，特別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
　　然而，在亞洲，新加坡的成功被盲從和簡單效仿。亞洲的領導者如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泰國的他信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都幾乎全盤接受李光耀的政治思想，他們那種“經濟第一位”的發(fā)展策略很大程度上歸因于這位受過劍橋教育的律師。李光耀曾經為自己的島國的孤立狀態(tài)感到不安，然后他就采取了這種威權方式。
　　2005年李光耀人選《時代》周刊全球100名最有影響人物，并位居“科學家及思想家”一組，這位目光銳利的老人再度進入公共視野。盡管先前人權組織曾經對其威權方式和對宗教的不寬容進行苛刻指責，但是如今他已經被廣泛認為是亞洲最受尊敬的政治家。李光耀相信“人類精神中有些東西是超乎常理之外”，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他創(chuàng)造出了“新加坡奇跡”。
　　李光耀日漸年邁，十年前還做過一場心臟外科手術，但這些都沒能從根本上改變他的個性：睿智，踏實，決策前深思熟慮，決定后又雷厲風行。與此同時，作為一名地域政治思想家和分析家，李光耀似乎老當益壯。他一度關心新加坡國民命運的每個細節(jié)，包括他們該和誰結婚以及該生多少孩子，如今卻很少被自己國家的問題困擾，真正讓他關心的倒是中國的“和平崛起”和來自于伊斯蘭好戰(zhàn)分子的威脅。
　　李光耀是獨二無二的，這并不僅僅因為他理性的視野，更獨到的是他非意識形態(tài)的分析，這將他和其他亞洲觀察家區(qū)分開來。無論是作為日占期間幸存的黑市商人，還是作為新加坡獨立運動中的一名政治活動家，抑或在中越問題上充當中國領導人的密友與美國斡旋，李光耀總是顯示出他洞察世事、聰明過人之處。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李光耀的卓越之路經歷了長年的歷煉。從政將近五十年，李光耀總結出一種治理國家的獨特的亞洲方式，這種方式經常與西方政治所信奉的民主原則相沖突，即所謂“亞洲價值觀”，通常被理解為遵從權威和秩序，將社會利益凌駕于個人利益之上。他認為過度自由民主，尤其是言論自由，會對經取了這種威權方式。
　　這位祖籍在中國福建的政治家向《時代》周刊表示，在自己的公眾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人是鄧小平。而對于中國的“和平崛起”卻感情復雜。他認為隨著中國和印度這兩大古老文明的復蘇，他們的影響將再次滲入到整個東南亞地區(qū)。這將意味著該地區(qū)的巨大繁榮，但同時也意味著力量的爭斗。
　　談到中國政治，李光耀認為，對中國民主政治的探索就像鄧小平說的要“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政府正在增加人民民主。村一級的選舉還將走向鎮(zhèn)區(qū)，只要能控制全局，中國領導人將不斷試驗。
　　談到美國，李光耀說，我欣賞美國社會，但是我不打算在那里長久生活。如果我不得不成為一個流亡者，我愿意選擇英國，一個并非那么緊迫的國家。但是另一方面美國有著可以改變的生活：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打破，分析，然后重新定義，無論可不可能，美國人相信只要有足夠的錢去努力探尋，都能夠得以解決。1980年代，當美國看起來似乎要被新興的日本和德國在所有的制造行業(yè)上趕超的時候，我一直都看到美國在修改和重構他們自己的經濟秩序。他們又重新回到原來的位置，那是一種較高級的體制，這才是更有競爭力的。
　　正如李光耀所言：“爭論是必需的，這樣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如果伽利略不去挑戰(zhàn)教廷，我們將仍然相信世界是方的，那樣的話哥倫布或許還沒有發(fā)現(xiàn)美洲。”中國和新加坡，亞洲和西方，爭論不休，進步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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