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紀念鄧小平？如果說我，我認為“應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去做科學研究。對你們傳媒，則“應該”是敢說真話，少說空話、套話、假話。 　　人物周刊：您認為，鄧小平對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貢獻是什么？
　　于光遠：在中國推進了經濟改革。在只認“計劃”的中國，推進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這個觀點，是小平同志在1979年接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社社長時首先提出的，這使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走上新的軌道。
　　鄧小平非常強調開放，特區(qū)是他提出來的。我是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的參加者，我知道他主張中國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在他所舉的十多個城市中，第一個就是深圳。他說深圳之所以能夠先富起來，是因為深圳的地理位置適宜開展對外貿易�！疤貐^(qū)”的概念，也是鄧小平提出來的。他在天津“還是開發(fā)區(qū)好”的題字，到今年正好20周年。
　　鄧小平還講了一句名言“發(fā)展才是硬道理”。改革，開放，都是為了更好地發(fā)展，而中國的發(fā)展，又離不開經濟和文化教育的建設。
　　他還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樣一個重要論斷。生產力屬于經濟學范疇，“生產力經濟學”，是經濟學中與研究生產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平列的基本的經濟學科。鄧小平的這個論斷，把科學和技術對經濟的巨大牽引作用，提高到前人沒有指出過的地位。對我國科學和技術工作，起了有力的促進作用。
　　鄧小平對教育的關注，我所了解的一些情況，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你要是有興趣的話，我想多說幾句。
　　大家都知道，1949年之后，鄧小平有兩次“復出”。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鄧（小平）路線的同時，也就打倒了劉鄧兩人。劉少奇被迫害致死，鄧小平被“發(fā)配”到江西。林彪自我爆炸之后，黨中央開始醞釀重新起用鄧小平。1974年復出，1975年正式擔任中央領導職務，這是他第一次“復出”。這一年，他組織了自己直接領導下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我是這個研究室的7個負責人之一。
　　1975年冬，又掀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他再次被打倒。1976年，爆發(fā)了著名的“天安門事件”。1977年，在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粉碎后，鄧小平第二次復出。這時候，他除了擔任軍事、外交工作之外，還主動提出來要抓教育工作。這之后，我協(xié)助方毅同志召開了“教育工作座談會”，鄧小平親自參加，并作了插話和最后講話。黨中央最高領導層這樣的做法，過去是沒有過的，這說明鄧小平對教育工作特別重視。
　　人物周刊：您曾經在小平同志直接領導下做過一些重要工作，鄧小平給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于光遠：明快、尖銳、要言不煩�？磫栴}比別人早，而且具體。1978年，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具體內容乃至不少字句，都是鄧小平本人的。當時他親筆寫了三頁提綱給我，這是一件珍貴的文物，一直由我個人保存著。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之后，接著就召開了劃時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但是，三中全會沒有另外的報告，就是把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李先念和鄧小平三人的講話，作為報告發(fā)給到會的中央委員討論。鄧小平這篇報告，事實上就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鄧小平看問題比任何人都深刻，這是我對鄧小平最深的印象。
　　人物周刊：今天，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或者說，今天，我們應該拿什么來紀念鄧小平？怎樣按照小平同志考慮問題的思路去創(chuàng)新，去突破？
　　于光遠：我覺得你提的問題里有一個“我們究竟是誰”的問題，“我們”應該拿什么紀念鄧小平？各人有各人的“應該”，如果說我，那么我認為“應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去做科學研究。對你們傳媒，則“應該”是敢說真話，少說空話、套話、假話。鄧小平不是堅決反對“兩個凡是”么？因此，我把你的設問句，改成判斷句，即：紀念鄧小平，就必須“按照小平同志考慮問題的思路去創(chuàng)新，去突破”。
　　“應該怎樣紀念”的問題，也可以向各式各樣的人去提出，包括現(xiàn)在在領導工作崗位上、仍然在工作的人。從他們的回答中，可以看出這個人是怎樣考慮做好自己的工作，怎樣認識自己的責任的。當然，這個人是否愿意不說假話、套話，肯說真話，也是關鍵。在說的是真話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從他的回答中作出真實的判斷。
　　總而言之，你們如果能夠向各式各樣的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我想對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會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人物周刊：您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是舊社會的叛逆者，是共產黨人，是科學工作者？或者是兼而有之？
　　于光遠：兼而有之。
　　人物周刊：回顧您一生走過的道路，您覺得自己是“生不逢時”呢，還是“生逢其時”？您覺得自己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是什么？最感覺遺憾的又是什么？
　　于光遠：我來到這個星球，沒有任何人同我商量，嚴格地說，一個初生兒，雖然他是“人”，但在他出生的時候，還沒有“我”，因此，我生在什么時候，就“逢”了什么時候。就我個人而言，我從不考慮“生不逢時”還是“生逢其時”，這不是能夠回答的問題。在這件事情上，我是完全無所作為的，我只有去適應自己所處的時代。不過，我對人的作為，主張應該抱著積極態(tài)度。我把“最充分地適應我們的時代”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
　　你問我一生中最值得驕傲和最感覺遺憾的是什么，這兩個問題，對我來說實際上是一個問題。你們也許知道，我是一個“老運動員”，幾乎每次“政治運動”的對象中都有我一份，延安搶救、反右派、反右傾機會主義、十年文革，加上批鄧等等。回顧一生，我常常是不能好好工作，吃了許多苦頭。
　　十年文革中，有許許多多整人的花樣，戴高帽子、坐噴氣式、唱嚎歌、毆打、住“牛棚”、上干校，最后對我“寬大”――“敵我矛盾，人內處理”，開除我的黨籍，取消我高干的資格……這些我都經歷了。遭遇這些，應該說是遺憾，但是我都挺過來了，從中鍛煉了自己的堅強意志，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覺悟，因此又使我感到驕傲。
　　特別是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人們吃的苦這么長、這么多，覺悟也就提高得特別快。1981年，黨中央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革給全民族帶來的災難而引起黨和全國人民覺悟的大提高，在這個決議中得到了體現(xiàn)。
　　經過文革，我對自己政治覺悟的提高概括得很清楚：在文革開始的時候，我雖然長期在黨中央機關工作，但是并不懂得政治，不懂得“原則政治”，不懂得“現(xiàn)實政治”。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在政治上才成熟了。
　　
　　人物周刊：有人認為您的內心深處充滿了對自由知識分子的同情和認可，也有人認為您仍然是堅定的、真正的共產黨人，您怎樣看待這樣兩種評價？
　　于光遠：我不清楚你說的“自由知識分子”指的是怎樣的人。我只知道我們國家有不少知識分子，他們有的年輕，有的年紀大一點，還有的年紀同我相近，他們對當前世界和我們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發(fā)表的言論，同我接近。而這樣的知識分子，又被有些人稱為“自由知識分子”。對這樣的人，我不僅“內心深處”充滿了同情和認可，而且我還不屑隱瞞自己的觀點，公開支持他們。
　　我認為，在我們國家，內心深處對這些被稱為“自由知識分子”同情和認可的人或許很多――說一個“很多”不夠，應該說“很多很多”――只是他們不像我和所謂的“自由知識分子”，他們還不敢把自己的觀點公開講出來。我認為，誰敢講出來，誰就是“自由知識分子”。
　　我覺得“自由知識分子”并不壞，難道自由不好嗎？誰說不好，我就請他看看馬克思、恩格斯寫的《共產黨宣言》。在《宣言》第二部分“無產者和共產黨人”，也就是寫共產黨今后的行動綱領部分的最后一句話“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lián)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
　　馬恩針對當時情況對自由還有更多、更具體的分析，我在這里引用他們的文字，并不是說寫于1847年12月到1848年1月的《共產黨宣言》所講的每字每句，都適用于今天的中國。我們現(xiàn)在討論的是在今天中國的條件下，應該怎么樣對待“自由”。我覺得中國還缺少自由，甚至在理論上，對自由也缺乏研究。
　　在你們的問題當中，還說有人認為我雖然內心深處對“自由知識分子”充滿同情和認可，但認為我還是堅定的、真正的共產黨人，我可以鄭重回答：我認可這種評價。我認為，做一個共產黨人，就是要追求社會的不斷進步，就是要追求社會成員生活的不斷改善。這其中，當然也包括社會成員能夠獲得不妨礙他人的充分自由。
　　感謝你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促使我更多地去研究和考慮怎樣表達得更準確。我不敢說我的認識就停留在這里，我要求自己不斷進步，也希望得到讀者的幫助。
　　再一次感謝。
　　
　　于光遠簡歷
　　
　　經濟學家。1915出生于上海。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yè)。抗日戰(zhàn)爭前夕入黨。曾任中顧委委員、中共中央科學領導小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1954年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革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一度在鄧小平直接領導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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