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文章明白地警示我們,現(xiàn)在,嚴重的問題是教育官員! 　　 　　“如果中國地方政府能像西方成熟市場經(jīng)濟國家那樣,只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即所謂的消極政府,不去積極干預經(jīng)濟和經(jīng)濟生活,就可以當太平官了,就不必去搞強拆了。但在中國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作為后發(fā)型現(xiàn)代化國家,要實現(xiàn)民族復興、要趕上西方發(fā)達國家,這就決定了積極政府是當代中國現(xiàn)實和必然的選擇,盡管它非理想模式。事實上我們貫徹積極政府的理念已經(jīng)取得很大的成功。不過,積極政府理念也像一把雙刃劍,如過了頭,可能降低了市場的功能,擠壓了社會的空間,對私權保護泛力等�！�
　　以上言論,出自一篇署名“慧昌”的官方視角的文章《透視宜黃事件》。跟宜黃事件本身一樣,文章遭到輿論的強烈反對。它被稱為一篇發(fā)布“強盜邏輯”的“檄文”,其中的“沒有拆遷,就沒有新中國”,被命名為“最牛官語”。
　　但筆者覺得,這是官方對民間使用的難得一見的“禮貌”文本。長期以來,官方不需要跟民間有平等的溝通,官員在做官以前,既沒有向公眾演講政治主張的訓練,做官以后,也沒有向公眾解釋公共政策的必要,只是到了公眾可以借助網(wǎng)絡向官場喊話,強大的話語場使基層官員感覺到壓力,才肯放下身段,練習民間會話。當然,這種壓力是間接的,主要是害怕上級怪罪他們?nèi)橇寺闊?從而危及官運前程。同時,這個文本也不乏向上級撒嬌的成分。
　　這篇雄文有異于通常官方對付公眾的淺薄無文。它結合宜黃事件和本地現(xiàn)實,頭頭是道地闡述了強權和獨裁的“別無選擇”。在誘導公眾、譴責媒體和記者的時候,采用的是暗示的筆法:“包括記者在內(nèi)的圍繞在鐘家周圍的一些人,也許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簡單,他們也未必個個都是充滿了正義的善人。這些人是不是造成鐘家悲劇背后的另一只推手?他們除了‘扶弱抑強’的目的之外,還有沒有別的一點目的?”它甚至還提到“西方60年代所謂的……‘新新聞主義’�！边@就比已成傳統(tǒng)官方用語的“別有用心論”要得體多了。
　　然而,強盜邏輯是無法粉飾的。它不得不使用這樣的“辯證法”:“過高和過低估計農(nóng)民的覺悟都是不對的,都會犯主觀主義的錯誤……毛澤東他老人家不是也曾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nóng)民’嗎�！彼�這樣看待“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必須的,但一切機械照搬法律,同樣會犯本本主義的錯誤。法律并非一用就靈……幸虧中國的法律沒有完全執(zhí)行,否則農(nóng)村就要被搞死了!”而“坦誠”得可怕的是,它對“中國政府的性質(zhì)”的把握:“從根本上,我國依然是人治的國家、依然是官本位的政府……由此,筆者想到一句很經(jīng)典的話:‘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
　　這樣的官方邏輯明白地警示我們,現(xiàn)在,嚴重的問題是教育官員!他們不是無知從而無畏,卻是修成了一套顛覆法律和常理的強權理論!
　　這些官員是如此藐視他們治下的草民的權利,以致認為他們不具備權利主體資格,不配跟政府談判:“被高漲的地價和房價吊足了胃口的農(nóng)民,做夢都想依靠政府征地實現(xiàn)一夜暴富的夢想。在這種情況,要政府與被拆遷戶就補嘗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可以說難以(于)上青天……”假如不小心談上了,便“貌似占據(jù)道德制高點,實則無助于現(xiàn)實問題的解決,最終還會損害他們的根本利益”。最終,“損害絕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最終個人的長運(遠)利益也受到損害�！�
　　所以,只能由官員來代表這些可憐的人們,確定他們的長遠利益之所在。這就叫“強拆,無奈的選擇”,“沒有拆遷,就沒有新中國”,“每一個人都是強拆的受益者”。而未來的“宿命”是:“只要地方要發(fā)展、只要城市化沒有停止,強拆工作就依然要進行下去�！�
　　這就是我們的現(xiàn)實和未來。這就是“強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這就是新一代官員。這些官員們有一些文化,曉得一點西方理論,但他們的文化和理論卻支持強權。宜黃事件貢獻的這個文本,定位了當今地方官員的人文面貌。它警告我們隨時面臨著新的危險:“強拆依然要進行下去”的另一面,就是人們依然要反抗,無論是以自殺式或其他方式。
　　這樣的對峙是沒有出路的。保護私有財產(chǎn)是人性的本能,人的本能是無法消滅的,消除危險的第一步,必須是“政府的本能”率先撤退,官員們的野蠻理論盡早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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