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香港這么發(fā)達的社會都可以容納下街頭商販，而中國內地卻不可以呢？商販自食其力、自謀生路，只要不阻路，政府為什么要管制呢？ 　　美國“福布斯”雜志公布全球首富排行榜指出，世界上有錢的人愈來愈多，尤其在亞洲地區(qū)，財富在數十億美元以上的富豪，印度有３６人，其次是日本２４人，總資產６４０億美元，中國香港地區(qū)２１人，中國內地２０人。國民平均所得尚不如中國的印度，全國約４億人口仍在每天不及１美元的赤貧生活中掙扎，卻是亞洲富人榜排名最高的國家，甚至超過亞洲首富日本，突顯了印度社會的貧富懸殊。
　　貧富差距比印度小的中國，對“貧富差距”這個問題的反應似乎比印度激烈許多。前一陣子，張五常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訪問的時候談及中國并沒有嚴重的貧富差距，一時間吵得沸沸揚揚，罵聲四起，很多人責問他有沒有良心。
　　如果單講良心，百姓與專家可能真的沒有什么不同，每個有良心的人都希望我們的社會和睦和諧。很少有人認為自己的收入偏高，而很多人包括我們自己，很容易發(fā)現(xiàn)別人得到了不合理的高收入。這說明，客觀、冷靜地討論收入分配問題并不容易。專家高于百姓的地方，應該是對事實的洞察力和撥云見霧的能力。
　　統(tǒng)計數據上看，中國從事農業(yè)的人口大概是７０％。美國農業(yè)人口大概是７％，他們除了供應自己外，還有很多出口。日本的明治維新，農業(yè)人口是由８５％減到１５％。對比美國日本等發(fā)達國家的農業(yè)人口，大致可以推論，中國實際從事農業(yè)的全職農民應該不到甚至遠低于７０％。美國７％的農業(yè)人口就可以做到不僅供給國內、而且出口國外，中國的農業(yè)生產技術能力差美國多少？
　　正如張五常所言，“很多窮鄉(xiāng)僻壤，西紅柿沒人栽，農地都沒有人耕種，因為他們出去打工了。”擁有農業(yè)戶口的人在城鎮(zhèn)打工，你是把他歸為農業(yè)人口呢，還是非農業(yè)人口呢？很多農民?外出打工?賺了錢是不報稅的，你無從統(tǒng)計。別說是他們，就算在北京上海大都市工作的白領，有幾個認為自己不窮的，又有幾個認為自己收入偏高的？
　　分配不公是收入差距大的一個成因，但是收入差距大還可能有其他原因，比如說姚明和農民工的收入差別很大，這個差距里面有多大的分配不公？中國的制造業(yè)，正在成本變化的條件下升級，對具有創(chuàng)新意識和能力的企業(yè)家以及各種各樣的專業(yè)才能產生新的市場需求，也導致相對市場價格的變化，這時如果人為地抑制，創(chuàng)新和升級的動力就減弱了。
　　市場經濟造成的收入差距肯定比計劃經濟大，因為這種機制獎勵能滿足市場需求的人，輕視和淘汰不能滿足市場需求的人。正在轉型的中國，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并不都是市場甄別的結果，還有些是制度不完善造成的。但是，我們對貧富差距要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評價。收入差距主要是市場發(fā)揮作用的一個正常結果。富裕如果大多靠貪污尋租受賄而來，中國經濟是不會有今天的成就的，因為那樣的社會人們沒有生產的激勵。
　　新起草的《郵政法》把開放民營的郵件重量從原來的５００克降到了３５０克，３５０克以上的郵政業(yè)務民營可以涉足了�？墒�，國際上一些發(fā)達國家，對民營開放的范圍早就是５０克了。小�。常埃翱说牟顒e，不知限制了多少民營的生意，又限制了多少就業(yè)機會？
　　金融商業(yè)高度發(fā)達、城市管理可圈可點的世界級大都會，又還容納大量街頭商販的，當數“東方之珠”香港。以地價之昂貴居全球一流的中環(huán)為例，你在那里絕對還可以找到賣針頭線腦的小販！幾乎所有摩天大樓之間的小巷道里，都擺滿了攤位。為什么香港這么發(fā)達的社會都可以容納下街頭商販，而中國內地卻不可以呢？商販自食其力、自謀生路，只要不阻路，政府為什么要管制呢？
　　按照市場規(guī)律，只要有需求，就會有供給，就會有相應的就業(yè)機會。發(fā)現(xiàn)潛在的市場需求是一種企業(yè)家才能，更是一種生存能力。提供多些空間和機會給民營，讓他們在市場機制中自富，不比“殺貧濟富”的平衡財富分配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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