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xiāng)村政治結構的變遷》（于建嶸）是一部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都值得稱贊的優(yōu)秀之作。特別是這本書的附錄《衡陽調查記事》全面記錄了作者長達二年多的社會調查過程，從這里我們不僅能體會到作者社會調查的艱辛，更能從中認識到中國三農問題的極端復雜性。為了使更多的讀者方便地了解這些觀點，我以“縣鄉(xiāng)領導話說‘三農問題’”、“村組干部話說‘三農問題’”、“村民話說‘三農問題’”和“學者話說‘三農問題’”為標題，摘錄了書中有關的各界人士對中國三農問題的認識和理解及作者的思考。——（摘錄和整理者：劉老石，中國改革雜志社農村版記者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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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白果鎮(zhèn)往西行不到1公里就下了縣級公路，穿過很寬闊的一片水田，來到一環(huán)山而成的村莊，村邊有一個小水井，旁邊刻有一塊石碑，上面有“白果鎮(zhèn)紹莊村”字樣。到紹莊，李紅軍帶著我們直接往村秘書家里走。他解釋說，紹莊村委會是一棟破房子，平時沒有人在里面辦公，有事一般到村秘書家里。主要原因是這個村的村秘書是個老村干，有威信，掌握著村實權，家又在紹莊村的中心位置。

　　翻過一個小山坡，我們就到了村秘書的家。村秘書家的房子好象建了有幾年，可沒有進行任何粉刷。在正堂供了一個祖先靈牌。在靈牌下面掛了一幅有毛澤東像的日歷。左面墻有一幅關于紹莊村基本情況的圖片，右面墻則是一些有關村委會工作的規(guī)章制度。

　　村秘書姓周，任村秘書已有8年。周身著一件很破的西裝且滿是泥土，上衣口袋里插了一支鋼筆，在這里顯得很特別，很有點文化味。據周介紹，他1976年高中畢業(yè)后一直在村里務農，其妻則利用農閑時間在外打工。

　　李副鎮(zhèn)長講明來意，并特意強調我們是縣委羅書記親自陪來的，村里面要接待好，不然羅書記怪罪下來就不好辦。周聽此言，感到有些緊張。于是，我便解釋說，我們是搞學術研究的，不是什么官員，有什么就說什么，事實求是是我們唯一的要求，不要過多地考慮什么領導的意見。我還宣布了這次調查的“紀律”：其一，不吃村里的招待餐，我們在農民家吃飯和住宿，全額付款，不需要村里的任何補貼。其二，不干預村里的任何決策。只是一個觀察者，村里面該干什么還是干什么。

　　周首先介紹了一下紹莊的基本情況。他先按報表說了村的耕地面積、人口和姓氏分布等情況。當我問到村里的流動人口和經濟狀況時，他計算了好一會后，列舉了如下一些數據：全村外出打工的50人，男性多；
原有4人在鎮(zhèn)辦企業(yè)，現在因效益不好都回鄉(xiāng)種田了；
手工業(yè)者有10人左右。全村共有小百貨店4—5個，農產品加工的有2家；
3部拖拉機，2部三輪車，1部微型車；
全村共有電話30部，電視170多部，有的家里有兩部。近幾年95%的農戶都建了新房，在紹莊村建一棟新房大約需花3萬多元，因此有40多戶欠了債，一般都欠幾千元；
全村有20多人在外讀大中專，去年就考上4個，其中有一位考上了北京大學。

　　我發(fā)現，周在講話時，很注意李副鎮(zhèn)長的表情。只要李略有動作，周就要停下來，看一下李。如果李沒有明確表示，他才往下說，所以說得較亂。于是，我禮貌地請李回鎮(zhèn)里去忙他的工作。果然，李走后，周說話自然多了。我便問及了村里的集體經濟和村財務狀況。

　　周答：紹莊在1982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原大隊所有的公共財產基本上都分到各村民小組了，村委會除一個約10畝的林場每年有1000多元收入外，基本上沒有集體收入。為了支付1997年改建引水渠的涵洞時欠下的近6萬元貸款，村里規(guī)定每年每人上交村提留10元�，F在還虧損了近2萬元。

　　我又問了一些具體的數據。周搬出了近年的賬本給我看。我抄錄了近幾年來該村的財務情況。從中得知，該村基本上是靠借債維持。收入來源只是村提留，主要開支是村干部的工資和所謂的其他管理費。

　　問：作為村委會成員，你如何評價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工作？

　　周答：總的來說，紹莊村黨支部和村委會這些年的工作可以三七開，即主要的三項工作，計劃生育和社會治安完成得好，而上交提留完成得不好。

　　 問及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關系。

　　周答：在紹莊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工作基本上是不分的。村支部書記是一把手，在組織上都得聽黨支部的，也就是聽支書的。因此，村里面的黨員還是很有地位。紹莊村現在共有黨員30人，其中有4位是離退休回鄉(xiāng)定居的國家工作人員，4人在部隊入的黨，3人為社辦企業(yè)的人員。按姓劃分，楊姓為4人，周姓3人，劉姓1人，其它均為李姓。村里的重大決策都要經過支部擴大會和黨員和組長會議決定。

　　周特別提到，自己不是黨員。不是不爭取，申請書交了幾份，幾次培訓班都參加了，就是通不過。

　　問：你認為是什么原因影響你入黨呢？

　　周答：這個問題可不好說。說實在話，這有個能力和權力問題。按照現在農村的規(guī)矩，黨還是領導一切的。只要不是黨員，一般的情況是不能擔任正職即村支書和村主任。我已做了幾屆秘書了，工作能力是大家公認的，村里的大小事沒有我的參加就不好辦�？捎捎谖也皇屈h員，就一直沒有辦法擔任村支書和村主任。如果我入了黨，就會對有些人產生威脅。現在許多地方不發(fā)展黨員，就是這種原因。

　　我感到周所講的問題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農村政治資源壟斷和分配問題，便說，近幾年不是有許多不是黨員的村民，通過民主選舉而擔任了村委會主任。對此，如何解釋？

　　周答：這要看這些選舉是不是真正的民主選舉。總的來說，紹莊村的村民還是很重視村委會選舉的。第4屆村委會換屆選舉時，全村423人有選舉權，參加投票的有370人，參選率達到87%以上。這在目前的紹莊村是十分難得的。因為，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村民們對村里的事務不是很關心了，各發(fā)各的財，很難有什么事讓大家齊心的。這說明，群眾還是在內心上關心村里的發(fā)展的�？墒牵�這次選舉并不是完全按照《村組法》規(guī)定進行的。特別是在村主任選舉上，實行了等額選舉。先由村里的黨員和村民小組長、老干等推選了一位村委會主任的人選，沒有實行差額選舉。如果搞差額選舉的話，或者實行海選，就完全有可能出現另一種情況。

　　問：聽說村里的宗族勢力影響了村委會選舉？

　　周答：紹莊村是一個小村。這個村最大的特點是姓氏比較集中，由三大姓組成，其中，李氏是大姓有400余人，楊氏有60余人，周氏80余人。這些年來，紹莊村給人的感覺是宗族現象很嚴重，工作做得不很好。實際上，說到宗族現象，問題不是那么簡單。比如有許多年，紹莊村的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和村委會秘書這三位主干都分別由李姓、楊姓和周姓擔任。但這并不一定就是什么宗族問題。因為，雖然大家同姓，可并不一定能為你說話，會給你帶來什么好處。然而，如果不是由三姓的人分別擔任三主干，有人就會說，某某姓吃虧了，被欺負了。這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了。比如上次村委會選舉，由于李姓擔任了書記，所以大家就選楊姓的任村主任，周姓的任秘書。后來李書記和楊主任不團結，互相拆臺，李就以身體原因為由數次要求辭職。李辭職后，鎮(zhèn)里任命楊姓的村主任任支書，同時指定一位李姓替補為主任。鎮(zhèn)里面這樣處理，在村民們看來，還是可以的，比較公平。在農村，有宗族現象，可即使在同宗內部也還是會有矛盾。紹莊村的宗族現象實際上只是由于姓氏不同而形成的一種習慣。

　　問：村里面的主要干部基本情況及其分工？

　　答：現任村支書楊岳梁，生于1950年4月28日，高小文化，1966年在建筑村讀了2年老書，1968年在湘潭岳塘搞搬運工（零時工，干了3年），1971年開始外流，1978年回村，擔任紹莊大隊長春生產隊隊長，1981年分田之后，未擔任任何職務。1992年擔任長春一組的組長。1994年入黨，1995年至1996年代理村長，1999年1月至1999年8當選為村主任，1999年8月擔任黨支部書記。現任村主任李宋君，是由鎮(zhèn)里面指定的代理主任，男，1969年生，高中文化，1995年入黨，此人有文化，原來在報紙上還發(fā)表過文章，只是工作不很主動。村里干部除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和村委會秘書之外，還有民兵營長和村婦聯主任及老干組織�，F任民兵營長兼任了團支部書記。民兵營長主要搞武裝工作，具體來說就是征兵和民兵訓練。現在的民兵組織，除每年有一個民兵普查外，平時也沒有什么工作。團支部主管全村的團工作，但是村里面團組織基本上沒有工作了，支部書記只是掛個名，去年的團費都沒有收上，每個村交鎮(zhèn)里面的10元錢團費，還是由村里面代交的。婦聯主任是廖建鳳，1969年生，初中文化，她主要的任務就是搞好計劃生育，這項工作并不好搞。因此，鎮(zhèn)計生辦每月付給她60元工資，村里一年也給她50元錢補助。村里面還有一個老年協(xié)會，在村里許多事務上都能發(fā)揮作用。每年9月9日，老年節(jié)時，村里都組織開一次會，請這些老人座談，村里還要花100多元錢。因為老干組長是楊立正，原來是正科級國家干部退休回來的，現享受副縣級待遇，在村里還有一定的威信。這幾年，他組織了幾次為老年人看病不要錢的事，大家對他比較尊重。

　　問：紹莊有沒有什么宗教組織。

　　周答：近幾年白果街成立了一個基督教會，紹莊村有10多個老人參加了這個教會。主要原因是由于老人有了病痛到那里能夠得到一些安慰。而且這些人參加了教會之后，學了一些愛國家、愛集體的道理，在村里也起一些作用。

　　接著，我又詢問了他家里的生產和生活情況。

　　周說：在紹莊村這樣一個沒有集體經濟的村，村干部并沒有什么經濟實惠。這些年鎮(zhèn)里面規(guī)定，村三主干由鎮(zhèn)里面發(fā)工資，其中村支書每月工資95元，村長90元，秘書85元，工作搞得好，每個月每人有30元獎金，另外完成了上交提留按3%發(fā)給獎金。1999年我們村因只完成任務的65%，所以沒有獎金，而且村干部的工資也由鎮(zhèn)里作為上交提留的任務款扣了下來。但村干部還是想辦法將收到上交提留款先作工資發(fā)了，只是獎金部分不敢留下來。作為村秘書，一年有1000多元的工資和補貼。因為，這點錢根本不夠生活，所以，平時自己的主要職業(yè)還是種田�，F在種了近10畝田，農閑時，老婆就到外面打工。一家人的生活還算過得去，比分田以前的日子好過多了。

　　問：作為一個農民，你當年如何認識分田到戶的？

　　周答：紹莊是在1980年實行分組作業(yè)，1981年基本上就實行了“包產單干”，這在當時的衡山縣算是走得比較快的。分田時，我只有19歲，沒有結婚。我當時認為，分不分田無所謂，分也成不分也成，因為，按我們家當時的情況，集體勞動不沾人家的光，也不吃虧。盡管如此，我父親當時還是傾向于不分，他說大家在一起要安全一些，有個什么事情有集體幫助。但我卻傾向于分，主要感到新鮮。我當時到處講，分田可以啊，以后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睡覺，不用天天出工了�，F在看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僅促進了農村的生產發(fā)展，也的確給了農民的自由，使農民的生活有較大的改善。象我們家這種認識的，在當時很普遍。

　　談話中，看了周拿出的近年來他寫的報告及工作筆記，從中發(fā)現了許多錯別字和語法問題，但在有關農村現狀和政策的表述方面卻比較準確。象他們這些村干部，并沒有經受專門的訓練，其工作能力主要靠在平時的工作中摸索和積累。

　　從與周的談話中，有如下問題值得注意：其一，紹莊的集體經濟狀況與村民的政治參與之間的關系。其二，農村的政治資源分布的狀況�！包h員”這一身份好象也成為農村的政治資源之一。其三，對鄉(xiāng)村利益需要重新界定，在鄉(xiāng)村社會，有些習慣本身就是利益。但這些利益通過什么方式表達出來的呢？這些表達方式是否對鄉(xiāng)村政治發(fā)展產生影響？其四，農村地方權威的產生一般都與社區(qū)公共利益相聯系。這種社區(qū)的公共利益主要包括水利建設，電力設施，道路修筑和維修，集體土地的利用。因為這些事情都與大多數村民利益相關聯。其五，鄉(xiāng)村社會是利益主導宗族？還是宗族主導著利益？

　�。ㄒ姟对来逭�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489—4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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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村民楊某。

　　楊某，男，1960年10月17日生，高中文化，長春一組組長。其妻，賓桂秋，女，1963年7月27日生，初中文化。楊主要職業(yè)種田，平時也行醫(yī)，相當于當地的赤腳醫(yī)生。自稱其醫(yī)術是祖?zhèn)鞯�，方園數里的村民有病都來他家醫(yī)治。育有兩兒。待人熱情。

　　楊家的住房是新建的，外墻是由磁磚裝飾，顯得很漂亮。楊家正堂屋也供奉了一個祖宗神臺。而且擺了許多椅子。有點象公共活動場所。楊見我注意到了這些，忙說：我這里是村里的“人民大會堂”，大家沒有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都喜歡到我這里來聊天。

　　問：都聊些什么呢？

　　楊答：還不是村子里這些破事。最近聊得最多的就是農民負擔問題。

　　問：都有些什么觀點呢？

　　楊見我問及此問題，激動萬分。從衣箱里翻出各種交費單據，近似哭言曰：現在的農民太苦，日子太難了。剛搞承包責任制時，我們種田有錢賺，生活也改善了�，F在不行了。近幾年，雖然豐收，可由于糧食不值錢，而各種化肥、農藥和種子價格高質量偽劣，種田的成本太高，太不合算。種田不賺錢不說，而各種費稅又多得讓農民承受不了。國家稅還好說，你種的田是國家的，就得交租，種皇田交皇糧，天經地義，而且國家的農業(yè)稅并不重，只不過特產稅有時不合理。鄉(xiāng)鎮(zhèn)統(tǒng)籌太重了，非常不合理。國家天天喊減輕農民負擔，又有何用？那些鎮(zhèn)干部不從我們手里收到錢，就沒有飯吃，就沒有酒喝、沒有雞鴨魚肉和小車子。農民負擔重，不能完全怪村干部，他們也是農民，交稅費也跑不掉，主要責任就應該是縣官和鎮(zhèn)干部。他們?yōu)榱松�官，為了有政績，就拼命在農民收入問題上做文章，說什么衡山縣人平收入已到了1980元，快小康了。他們吹牛皮不要緊，可苦了我們這些種田的， 要按這個收入來交稅費。不交不行，鎮(zhèn)干部逼村干部。國家說不準來蠻的，不準動武，村干部就天天到你家里來，你不理不行。你家里有人想參軍，得先交稅費才準報名。想結婚，想生兒子，得先看稅費交了沒有，不然就開不到結婚證，領不到生育指標。有些村里干部看到鄉(xiāng)鄰鄉(xiāng)親的份上，下不了手，那就得下臺。我這個村民小組長有時也不得不干些有違良心的事。

　　問：農民負擔真的象你說的這么重？

　　楊聽我此言，顯得有點不高興說：農民負擔重不重，要看種田的收入和支出情況，這些都不能亂說的，我們可以算賬。

　　于是在其妻幫助下，搬過桌子，拿出紙筆和有關交稅費的單據同我算了起來。

　　從他列的表來看，現在白果這個地方，耕作一畝田的成本大約需要 425 元，具體的項目有：種子35元、地膜2.5元、犁田請幫工70元、插田請幫工40元，收割請幫工80元、碳肥需要100斤22元、尿素20斤16元、甲肥20斤16元、農藥20元、除草劑2.5元、國家農業(yè)稅20元、鄉(xiāng)統(tǒng)籌77元，水費20元，特產稅4.5元。而一畝水稻田如果種雙季稻、沒有災害可畝產糧食1100斤，按國家規(guī)定的保護價，約收入為550元。也就是說，種一畝田只能獲得125元，折成糧食是250斤左右。一個人一年要種2畝田，才能維持基本生活。

　　楊家1999年收支情況是：共耕作水田8畝（其中有由他人轉包的耕地3畝），當年大收入，畝產達1400斤，共收稻谷達11200斤，全部按國家保護價100公斤100元人民幣計，收入為5100元。與農業(yè)生產直接相聯系的支出主要有兩部分，即生產性支出和有關稅費，共計5020.6元。其中，生產性支出是種子250元，化肥1400元，農藥400元，請人耕種（犁田和插田及收割）1920元，共計為3970元；
有關稅費是農業(yè)稅248.8元，特產稅是36元，水費是170.4元，鄉(xiāng)統(tǒng)籌595.4元，共計1050.6元。也就是說，他們全家種田一年的收入只有80元錢。

　　我對高額的請人耕種費感到不解，便問，為什么請人耕種費用達到了1920元，不請人耕種不就增加自己的收入了？

　　周解釋說：請人耕種也是沒有辦法的事�，F在不是每家每戶都有耕牛和勞動力。當然，有些村民也不請人耕種，自己多忙一些，收入就多一點。

　　在楊算賬的時候，來了許多村民。我問他們，楊算的賬準不準確。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情況要比這還嚴重，有時糧食根本沒有辦法賣到保護價，如果年成略所差一點，種田是要虧的。

　　問：農民負擔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楊答：主要是鄉(xiāng)鎮(zhèn)亂收費。在所有的農民負擔之中，鄉(xiāng)統(tǒng)籌是最多。現在農民每種一畝田，鄉(xiāng)鎮(zhèn)統(tǒng)籌就要77元，而農民的收入才只有120多元，是農民收入的一半多。而且，還經常有些什么莫名奇妙的攤派和罰款。我們也搞不清鎮(zhèn)政府拿這些錢干什么去了。

　　問：村提留是多少？

　　楊答：村提留是按人頭算的，我們村這幾年每人交10元錢。這些錢大家一般還是沒有意見。因為，村里面沒有集體經濟，修村里的公路和村干部的補貼都靠這個錢。

　　問：農民負擔這么重，村民是否有辦法抵制？

　　楊答：也有些地方的農民組織起來抗重費的。但一般的情況下，只要有口飯吃，農民就不想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現在有關農民負擔的規(guī)定有很多，也不知道那些是合理的、那些是不合理的，搞得不好，就成了違法犯罪分子。于是，農民抵制這些稅費的唯一辦法是采取拖的辦法�？扇绻�你家要辦什么手續(xù)，還得老老實實交完全部稅費。

　　說到這里，他讓我看衡山縣人民政府印制的《國家集體任務完成登記卡》。此卡上面寫道：“國務院《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規(guī)定：鄉(xiāng)村統(tǒng)籌提留款包括農村教育事業(yè)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鄉(xiāng)村道路建設費、優(yōu)撫款、管理費、公積金、公益金等八個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guī)定：農村教育事業(yè)費附加按當地人平純收入的1.5—2%計征，（1997年底全國人平純收入為2045元，衡山縣人平純收入為2450元）。主要用于本鄉(xiāng)范圍內的民辦教育事業(yè)，包括教師工資的不足補助部分，及學校公用經費的不足。要把農民合理的負擔納入村規(guī)民約，對不按時完成上交任務的要進行批評教育，并責成其如數上交。中共湖南省委（1998）6號文件：要大力支持基層干部抓統(tǒng)籌提留工作，對拒不完成合理負擔的，必要時可按照訴訟程序，依法解決”。我特別注意到此卡的說明稱：“本卡完成任務必須逐年登記清楚，并且要求村主干人簽字和村支部或村委會蓋章。要求村、鎮(zhèn)辦理一切手續(xù)時必須帶此卡，否則不予辦理”。

　　可以說，這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鄉(xiāng)鎮(zhèn)政府采取的一種典型的超經濟強制。為了搞清楚這一問題，我問道：現在農民有哪些手續(xù)需要到鎮(zhèn)里面去辦呢？

　　楊和在場的村民列舉了好一會，主要有：結婚手續(xù)；
計劃生育手續(xù)；
小孩上學報名和錄取，以及考上中專大學轉戶口和糧食關系；
辦身份證；
辦建房手續(xù)；
參軍；
向銀行或信用社貸款；
辦理工商營業(yè)執(zhí)照等等。

　　問：既然種田不賺錢，那為何這幾年每家每戶都建了新房？

　　楊說：主要是搞些副業(yè)。年青的到廣東去打工，年老一點的在家養(yǎng)些豬或雞。我這幾年主要靠行醫(yī)，每年還可賺3000多元。不然，這日子真的沒有辦法過。

　　問：是不是可以說，現在的日子還是要比大集體時好一些？

　　楊答：現在日子要比過去好，這是事實。但也要看到城市那些個體戶的日子。這樣一比，種田的農民就相當于討飯的了。

　　問：當年你是如何看待分田到戶的？

　　答：分田時，我只有20歲，沒有結婚，是生產隊的主要勞動力，但家境貧困。我當時的態(tài)度是，包產到戶好啊。我們全家每年在生產隊累死累活的，全給人家干了，五條漢子，窮得一貧如洗。所以在1979年聽到外面有人搞單干了，我們就盼望著也能這樣。1980年，我們在報紙上看到黨中央準許分田包產，我們隊里的有一些人就聯合起來，堅決要求隊里按黨中央的指示干。開始時有的大隊干部不同意，我們就與他們吵，要求分田，不然就不出工，干活也不出力。我們生產隊只有召開社員大會，說征求群眾意見。沒有想到一開會，全隊90%的人都主張分田單干，就是那些平時要隊里照顧的人也舉手同意了。這樣，就將田分了�，F在看來，分田之后農民是過了幾年好日子�，F在不行了，田已沒有人要了，分到的田反而成為了負擔。因為種呢，不賺錢；
不種呢，又不行，怕將來政策變了，自己沒有了基本生活。因此，我們村就有許多人將自己承包的田無償地轉給他人耕種，有的還用補貼的辦法求人家耕種。

　　從旁人中得知，楊家大兒子已體驗合格，近日要應征入伍。于是，我便與他討論起讓兒子參軍劃不劃算的問題。

　　他說：兒子參軍在經濟上肯定是不合算的。如果只服完義務兵期就復員回來，幾年間的經濟損失大約為5000多元�？捎行┦�，是不能算經濟賬的。讓兒子參軍，是保護祖國的義務，這些大道理不講，對他本人的成長和我們家在村里的地位也是有好處的。因為，如果搞得好的話，可以轉志愿兵或考軍校，將來就會成為國家干部；
一般的情況下也可以入黨再復員。我雖然當了這么多年村民小組長還是入不了黨。我兒子如果在部隊入了黨，我們楊家就有黨員了，以后村里的的事情我們也就有更多的發(fā)言權。

　　聽楊的這種解釋，感到有必要追究，民國的兵役制和現在的兵役制的區(qū)別及對鄉(xiāng)村社會的影響。目前，應征入伍雖然可以給農戶一定的經濟權利。比如，在義務兵階段，原來所分的田不用上交，每年還可以享受村里面的一定補助。但更多家庭是從政治方面來考慮的。正如楊所言，如果將履行義務等大的方面和培養(yǎng)應征者進入主流社會不說，從村莊政治來說，應征入伍最直接的意義就意味著加入黨組織，這對于家庭在鄉(xiāng)村社會的地位是十分有意義的。因為現在農村黨組織實際上掌握著村莊的主要權力，而村莊的領導者為了不使更多的人來分享這些權力，一般不愿意發(fā)展黨員，有文化的年輕人，如果不是現權力體制中的一員，往往很難進入黨的組織之中。但只要到了部隊，一般都能入黨，而復員回村后，就自然而然地進入到了村莊權力的主流層。這也許正是許多家庭寧愿在經濟上吃點虧，也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參軍的主要原因？

　　還值得注意的是，農民眼中的鄉(xiāng)村社會利益關系。農民對鄉(xiāng)村社會各種利益關系的認識，關系到農民對國家的制度安排及各級政府管理行為的態(tài)度。在轉型期，也關系到鄉(xiāng)村社會對國家現代化的支持程度。從楊川平等人的言行中，是否可以理解為，農民目前對國家的稅費還是認可的，對村干部的行為也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只是對鄉(xiāng)鎮(zhèn)政府收取的鄉(xiāng)鎮(zhèn)統(tǒng)籌之類費用多有指責。為什么如此？

　　此人熱情正直，對許多問題有一定的思考�？勺鏖L期觀察對象。

　　（見《岳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495—5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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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2日下午3時，同小任和同興村青年�。▌倧膹V東打工回鄉(xiāng)）、小顏（在白果街一農民家庭旅館打工）一同到同興村。同興村，離鎮(zhèn)政府2公里左右，與紹莊村方向相反，全是山路，路況極差。

　　在同興村村委會與村支部劉支書、村委會曾主任、村委會楊秘簡單交談后，就同村主任到其家了解該村的基本情況。

　　據村曾主任，其兄是原衡山縣林業(yè)局局長，其父也是多年的大隊干部�，F在村里的林場主要是在其父手中種下的，如果沒有林場，該村也就沒有今天的好日子過。

　　曾介紹說，同興村有10個村民小組，1079人，318戶，其中農業(yè)人口1042人，農業(yè)戶315戶，非農業(yè)戶為3戶。全村姓氏較復雜，沒有明顯的大姓，且居住地較為分散，每個村民小組均為一自然村落，有較明顯的界線。全村耕地面積為824畝，其中水田706畝，旱地118畝，農業(yè)人口人平耕地0.79畝。全村約155人常年在外打工，占勞動力的21%，有11戶已完全脫離了農業(yè)生產。全村有集體林地4800畝（以彬木林為主），1992年至1999年伐木收入達100多萬元。按照80%用于基本建設，20%用于分紅的原則，村里投入20萬建成了村小學，投入10多萬元用于架電網，并修建了約4公里的村級公路。村委會從來沒有向村民收取村提留，村民參加修公路等集體勞動時按15-20元/人天支付了工資。

　　曾還詳細地介紹了同興村第四屆村委會選舉的情況，并帶我們來到當時選舉的現場，即設在村小學村委會。他指著黑板上還保存著的村會委選舉投票結果，感慨激昂地說了一席話令我驚嘆不已的話。

　　曾言：真不知道當時我為什么要來競選這個村主任。我們這些當村干部的是風箱里老鼠兩頭受氣。鎮(zhèn)里面看你村里工作好壞一是計劃生育，二是能不能按時交納稅費。不能按時按數量上交稅費，就得挨批評，村干部的工資和補貼就領不到。村民們又都是鄉(xiāng)鄰鄉(xiāng)親的，他不交錢你難道真的要和他翻臉？我們不象鎮(zhèn)干部，得罪了人換個地方照樣當干部。村干部做事過份了，與鄉(xiāng)親們翻了臉，下次選舉不投你的票是小事，這個仇也可能是幾代人的事，做人做事總得為子孫后代想想。所以，這些年我們村，有時舉債幫村民交稅費。現在真不愿意再當這個村干部了，那么點工資補貼起不了什么作用。當時出來競選主要是想為大家做一些事，當然也有個面子問題。大家住在一個村，選你當村干部，起碼說明你人緣還可以，大家還看得你起，認為你能幫他們辦事�？涩F在農村的事情并不好辦，你沒有能力真的為老百姓做些什么，也沒能什么事可以做。有的群眾干脆說我們是給鎮(zhèn)政府“當差”的，不認為我們是他們選出來為他們服務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任期滿后無論如何都不干這個村主任了。

　　 （見《岳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515—5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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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1日晚，接紹莊村楊某，周秘書、同興村民兵連羅連長和原黨支書周某，在白果街一農家旅館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

　　會議規(guī)模雖小，可大家發(fā)言相當活躍。由于沒有輪流發(fā)言的習慣，也就沒有辦法將每個人的講話進行分類記錄。大家的發(fā)言要點如下：

　　其一，農民負擔太重。其原因并不是“中央的政策”未貫徹到基層，而是縣鄉(xiāng)一級政府違反中央政策進行“強取豪奪”和變相“勒索”造成的。這也是目前農村經濟凋敝和農民不愿上繳稅費甚至產生對抗的客觀原因。近年收成不好，情況尤甚�？h鄉(xiāng)一級干部為了達標有政績、增加財政支出和其它項目的建設、以及部門職工的福利，而將農民的實際收入有意提高。白果鎮(zhèn)現在是按人平均收入1860元（衡山縣是按人平純收入2450元）作為收取農民稅費的依據的。而農民的實際收入根本沒有這么高。目前，絕大多數老百姓對國家的農業(yè)稅是認同的。對五保、優(yōu)撫亦表示支持。但對鄉(xiāng)鎮(zhèn)統(tǒng)籌的意見特別大。比如統(tǒng)籌中收了教育附加，但同時還要收高額的學費，平時隔三差五還收諸如試卷費、監(jiān)考費、班費、資料費。計劃生育費就更難以讓人理解，那些早就施行了絕育手術的人和60歲以上的老人亦要悉數上繳。對公益金、鄉(xiāng)村道路建設等費用也有意見，甚至相當反感。鄉(xiāng)鎮(zhèn)政府根本不管農民的不滿，利用國家政權將各種費用強加在農民頭上。長期以來，在農民與政府的關系上，農民始終處于弱勢地位。他們對省、中央一級政府尚抱厚望，總認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到了縣鄉(xiāng)一級才走了樣。雖然對鄉(xiāng)鎮(zhèn)干部亂收費等行為意見很大，只要有口飯吃，只要還沒有危及到自己的生存，大多都采取息事寧人、忍氣吞聲，勒緊褲帶來繳納各種稅費�？芍^“挨鞭子過河”，無可奈何。

　　 其二，超經濟強制。為了從農民手中收取到各種稅費和攤派，有的鄉(xiāng)鎮(zhèn)干部和部門動用國家專政機關，動不動就出動公安，以維護治安為名，強迫農民。更有甚者，有的還動用黑社會勢力，政府職能部門“搞不定”的事，就叫那些街頭流氓動用武力或其它非法手段。這樣雖能收到“立竿見影”之效，但又致使各種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沉滓泛起。同時，有關部門制定各種土政策規(guī)定，不完成稅費任務，就不準參軍，不準結婚，不準生小孩（不給計劃生育指標），通過所謂的合法手段來剝奪公民的法定權利；
而且鄉(xiāng)鎮(zhèn)政府還通過所謂的“村財鎮(zhèn)管”的改革，將村干部的工資補貼全部收到政府，以此來控制村干部。紹莊、同興兩村的現任領導班子幾乎無一例外地表示不打算再干了。或許是半真半假，確也道出了他們的苦水。在白吃白喝，拿點辛苦工資外，有時還得嘗嘗風箱里老鼠的滋味，畢竟上級政府沒有授權他們“采取一切必要方式”將鄉(xiāng)村統(tǒng)籌提留百折不扣地收上來，何況這統(tǒng)籌提留里包含了他們的“小九九”。面對農民振振有詞地質問，他們不免心虛�！澳鸽u壓公雞，一級壓一級”，面對上面的威壓，他們只得犧牲農民利益。

　　其三，政治資源控制。有些村通過控制黨組織這種方式來壟斷權力，所以，很多年都不發(fā)展黨員了。有的村在村委會選舉時搞秘密活動，搞親屬化。鎮(zhèn)里的干部不僅不制止這些非法活動，有時還給黨員施加壓力，要求黨員講組織原則，要實現鎮(zhèn)黨委的意圖。在目前的鄉(xiāng)村社會，已經形成了由少數村干部、鄉(xiāng)村先富起來的“款爺”和部分鄉(xiāng)鎮(zhèn)干部組成的權勢階層。他們之間互相利用，也相互拆臺，根本無法改變村里的落后面貌。紹莊村的干部好比敗家子弟的老幺，反正已沒有指望，只好和尚撞鐘過一天算一天。同興村雖高一篾片，但也是吃老本，若不是前人積下的陰德，為他們載下一片彬木林，他們也只有背著石頭打天。

　　其四，農民種田不賺錢，增產不增收，大量的勞動力閑置。近幾年，農業(yè)豐收，糧食產得多了，但各種生產資料的價格也貴得離譜，且糧食賣不出去，農民種田不能創(chuàng)收。到外打工又沒有路子。在1997年以前，白果鎮(zhèn)的企業(yè)特別是四個石膏礦效益較好，吸引了大批勞動力，但由于國家的宏觀調控和石膏價格的下跌及各種腐敗行為，致使無資金進行正常的維修與簡單擴大再生產，亦無資金分發(fā)工人的工資，在礦里打工的農民只得回到家里玩。

　　 其五，社會風氣惡化。賭博之風甚囂塵上，幾乎無村不賭。此種風氣的漫延 ，將嚴重影響正常的社會秩序，使鄰里鄉(xiāng)親團結渙散，尤其毒化了下一代成長的環(huán)境。

　　聽四農訴述，心情沉重。特別是有關鄉(xiāng)鎮(zhèn)機構和干部動用社會上的黑惡勢力來對付農民一說，前所未聞。無論他們出于什么樣理由和動機，只要運用了社會的黑惡勢力來欺壓農民，性質也就改變了。其行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將基層黨政推到了農民的對立面，成為了農民仇恨和反抗的對象。這些黑惡勢力給鄉(xiāng)村社會帶來的一定是災難。

　　鄉(xiāng)村之夜，寒冷無比。農民之艱辛，更擾心境。雞鳴三遍，尚不能入睡。用電話與王立成詳談農民利益及其保護問題，認為有必要追究，農民負擔是一種利益交換還是利益剝奪——與誰交換，受誰剝奪？這些交換或剝奪是通過什么樣的機制來完成的——是否關系和如何關系政府行為或其它公共權力？

　　 （見《岳村政治》附錄《衡山調查記事》第511—5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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