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紀年的“世紀”通常并非歷史進程開始或結束的界限；
相反，重大的歷史事件往往成為新世紀的標志。一代大哲曾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边@是對無法挽留的匆匆光陰的慨嘆。時間長河源自無法追溯的遼遠過去，奔向永無止境的未知將來，在某一位置陡然轉激或趨于舒緩,大變化并不是以長度為標志的。在世界范圍，20世紀大概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為開端，那么，中國的20世紀開始于什么時候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有必要回顧一下中國文化的歷史。“百家爭鳴”無疑意味著一個時代的開始，動蕩的春秋戰(zhàn)國亂世產生了一大批的思想巨人，燦若星漢，彪炳千秋�？追蜃右浴岸Y”、“仁”為核心創(chuàng)建了儒家學派，再加上法、道、墨諸家，奠定了漢民族的文化心理基礎。農耕經濟形態(tài)和家族宗法制度使中國文明成為世界諸古文明中延續(xù)最長的一種，當別的文明漸漸衰亡或在不斷毀滅中新生時，它卻奇跡般地固守著自己的田園。佛教傳入后被改造成近似道教的追求人生境界的禪宗；
伊斯蘭教的東進對于強盛的唐朝的也是波瀾不驚；
善于彎弓射雕的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者曾以為他們征服了漢族，但漢文化逐漸消磨了他們身上的野性活力。當最終退出那道長城時（更多的情況下他們甚至再也沒有回到塞外的機會），他們毫無例外地發(fā)現(xiàn)被征服的其實是他們自己。

　　同一模式下的抱殘守缺無可避免地導致了西方物質文明的后來居上（其實在精神文明的層面上，我們雖然至今還自以為高人一等，起碼也不后于人，但實際上我們早已需要“禮失而求諸野”了），當堅船利炮轟開中央帝國的門戶時，崩潰的不僅是大清的榮耀，而且是幾千年來被視為神圣的價值觀念和制度體系。鴉片戰(zhàn)爭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也隨之開始（可以參看茅海建之《天朝的崩潰》），我們這個老朽的民族還在昏睡。

　　1900年也不是中國20世紀的開始，八國聯(lián)軍的鐵蹄把中國打入了屈辱深淵的最底層，成千上萬的北方農民在迷狂中死去；
1911年還不是，仁人志士的鮮血只是替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披上一件冠冕堂皇的民主共和外衣，孫文的號令甚至不能出南京城門。中國的新世紀真正開始于“五四運動”——不僅指1919年的愛國運動，而且包括了早在1915年就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以此為標志，啟蒙和救亡兩個主題交織在一起，中國文化迎來了新的曙光，也為中國的這個世紀帶來了精魂，那就是愛國主義、民主主義，還有科學的精神和人文的精神。作為全體而言的中國人民有了前所未有的覺悟與進步，中國文化以嶄新的姿態(tài)匯入世界文明的主流。

　　我們不必一面頌揚蘇武、文天祥的氣節(jié)，一面對愛國主義諱莫如深。其實，愛國主義并不危險，真正危險的是允許消極民族主義者為自己的目的而披上愛國主義的外衣。“愛國”并非專制者的護符，而是它們的死咒。愛國主義也并不是盲目排外，只是爭取一個民族生存、發(fā)展的權利，“我們”的獲得并非都要以另一個國家的失去為代價�！拔逅摹鼻嗄隇橥鉅巼鴻喽�振臂高呼，陳獨秀、魯迅等人為挽救國民靈魂、探索民族復興道路而殫精竭慮，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在“愛國”的旗幟下匯合。我們處在和平的時代，卻還遠不可以高枕無憂、歌舞升平。駐南使館的爆炸聲尚未消失，東瀛軍國主義的幽靈又蠢蠢欲動；
臺灣還孤懸海外，南洋小國又窺視著南海諸島。“樹欲靜而風不止”，尤其在群體利益價值觀被個體價值觀沖淡的今天，愛國主義更是不可缺少。只是今日青年有無“五四”同齡人的熱血與激情呢？越來越多的青年埋首G、T的海洋，把希望寄托在異國，卻忘記了貧窮的母親。負笈于萬里之外，向先進學習，這本來是好事，但如果把自己個人私欲的滿足當作唯一目的，甚至以做黃皮白心的“香蕉人”為榮，那就太可悲了！也許他們的前輩，中國第一代、第二代留學生的氣節(jié)和鴻鵠之志早已成為了明日黃花�？墒菫槊绹�效力了半輩子的李文和可以在朝夕之間被指為間諜，這多少說明了一點東西吧！也許“香蕉人”們只有向美國的“黑人”歌星杰克遜學習，把皮膚漂白以證明自己的“向化之誠”。

　　民主與科學精神是古希臘文明對世界的偉大貢獻。其實原始儒學也有寶貴的民主成分（當然這個“民主”大不同于嚴格的政治學的定義，但在人類思想的歷史上擁有獨到的價值），可惜的是被漢代腐儒神學化，宗教化（而這個“宗教化”偏偏又那么畸形，使中國沒有一種真正的宗教的精神），使之成為專制王權的護符；
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歪曲地把正常的欲望和“理”對立，儒家的精髓蕩然無存。中國科技曾為世界翹楚，但“重實際輕玄想”的“工具理性”使得它長久停留在感性的經驗論層次上，“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把讀書人變得麻木不仁。日復一日，奴性與愚昧成為國民的固疾沉疴，構成阻礙中國前進、發(fā)展的巨大障礙。黑格爾因此說中國沒有歷史。中國似乎真的陷入了循環(huán)的怪圈。

　　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就在于第一次旗幟鮮明、不遺余力地倡導科學與民主。一大批接受了西方現(xiàn)代思想的愛國知識分子試圖借助“德先生”、“賽先生”讓中國走出困境。他們舊學深厚，對傳統(tǒng)文化的全盤否定和激烈批判源自對民族命運的焦慮和對病態(tài)文化的深刻了解。這是一次偉大的啟蒙，知識分子用“現(xiàn)代知識”來“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用理性精神來打破專制與蒙昧，這是中國的文藝復興，這是中國人大解放的開始！盡管在此后對民主科學的追求仍是任重道遠，但畢竟開始了艱難的歷程。我們的前輩的吶喊，撕破了兩千年的沉沉黑幕；
思想的閃電，照亮了幾萬萬人的心靈。

　　蔡元培領導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他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更是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運籌帷幄的統(tǒng)帥。這位前清翰林沒有成為遺老，而是積極投身啟蒙救亡。倘若沒有他的慧眼識珠，把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大批精英聚和到一起，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一切將無從談起。在“兼容并包”的大氣魄、大格局中，振臂一呼，應者云集，強虜灰飛煙滅。而現(xiàn)在來遙想當年大師云集、群賢畢至的盛況，雖身處“五四”的發(fā)源地——北大，我們也不得不為現(xiàn)狀感到失望。但當千年更迭的鐘聲響起時，在未名湖畔，我們看到許多校友（從“白發(fā)的先生”到“漂亮的女生”）自發(fā)向蔡先生的銅像致敬，那一刻，每個人都熱淚盈眶——我們堅信，從沙灘紅樓到京西燕園，近一個世紀的風雨滄桑，北大精神和世紀精魂在北大人心中都不絕如縷。即使是在商品經濟狂潮沖擊下的今日，仍然有一大群北大人（包括認同于北大精神的所有人）在“舍生求法”，在“為中國造不亡的遠因”！北大的象征不是湖光塔影，雋秀的園林挽不住八旗子弟破落的命運；
北大的象征也不是百年書城，浩浩書海很可能成為沒有靈性的載體�！氨贝蟆痹诓滔壬�銅像那深邃的眼神中，北大在每一個以振興民族為己任、為民主和科學而奮斗的中國人心中！

　　五四還是一個空前的“發(fā)現(xiàn)人、認識人、解放人”的運動。針對壓制人性的舊禮教，先賢們講了很多，其實對現(xiàn)代人而言，異化更為可怕，人文精神更為寶貴。現(xiàn)代人在工業(yè)社會和后工業(yè)社會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在器物層面和制度層面，而是觀念價值層面上的生存意義的迷失、價值的失落。人們所追求的精神家園就是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和各種價值觀念的精神取向。人文精神探尋人是什么，人活著是為什么，人與他人、與社會的關系應該是怎么樣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是開掘人生的意義。其實哲學產生的原因就是人們面對短促的人生，試圖追求一種永恒的東西。莊子提出“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以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超越苦難世界和生死�，F(xiàn)代社會文明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觸目驚心的負面效應，人的本質是痛苦、孤獨的，現(xiàn)實是荒誕的，萬物之靈日趨被物化。叔本華認為只有通過自我意志的泯滅才能脫離生存中的不幸處境；
尼采認為生命通過藝術而得到拯救，要成為超越自我的超人，做真理和道德的準繩，直面人類最大的痛苦和希望；
弗洛姆認為人類因對死亡和對生命的悲劇性覺醒而逃避自由……這些探索無疑值得深思。價值虛無和“痞子精神”并不能解決問題，在時代轉型中，在鋪天蓋地而來的“浪潮”中，惟有積極用世而又超然地看待一切，才不會迷失自我。五四的這一筆精神資源，我們應該繼承下來。

　　過去的百年難以忘懷，但這個世紀并沒有結束，我們的20世紀還有長長的一段路要走。當悲壯的抗爭只留下淡淡的血痕，當滿懷豪情的宣言已化作輕描淡寫的一抹輕煙，當革命只是“生活在別處”，我們卻不得不發(fā)現(xiàn)，自己還很窮，從物質到精神；
在紀念“五四”時，我們更多的只不過是“歷史的收藏家”；
我們在聽到“拒絕崇高”時也能心安理得，卻忘記了自己“皮袍下的小”！“五四”當然應該超越，可是一切的超越都需要有繼承在先，而后者恰恰是我們在這個還無法告別的世紀中所忽視了的！梁啟超先生曾高聲疾呼“無希冀心，無恐懼心，然后盡吾職分之所以當為，行事良知所不能自已，奮其生以入于世界中”，愿吾輩皆秉此精神，共同為“少年中國”奮斗！

　　世紀有魂，此魂長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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