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意想不到的打擊是最沉重的，沒有預感，沒有征兆，災難說來就來了，短短幾天之內，一個鮮活的生命就離我們而去了，朋友們無不感到震驚、愕然，繼而是深深的悲痛，慎之已經(jīng)走了七天，我思緒完全陷于麻木，仍然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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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慎之的交往是近四五年的事，初次見面都有“相見恨晚”之意，我倆同年出生（他比我年長幾個月），都是在抗日烽火中投入救亡運動的，又同在丁酉年中了“陽謀”。我們都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才發(fā)表一些文字。慎之在破門而出之前就是名人了，文章一出手便有大家氣象，他比我幸運的是受過完好的正規(guī)教育，厚積薄發(fā)，而我卻是共產(chǎn)黨掃盲把我掃進

　　“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群體，實際上是“脫盲分子”。慎之看到我的一些文字才通過余世存約我見面，談話時他就給我出了好多作文題目，我趕快聲明：我不是做學問的人，幾十年來都是給別人編文章，改文字。一次次的整人“運動”使我養(yǎng)成一種生活習慣，不記日記，不留信件，不記筆記，甚至也不留報刊資料，免得害人害己。寫的文章也不過清通而已。他說清通就不簡單啊，有些自命大學者的文章就是叫人看不懂。我又說：最近寫的那些東西不過是要表明一種立場，或是替被壓迫得發(fā)不出吼聲的朋友說說心里話。他們看到民族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新秩序主義等等，日益成為一種顯學，媒體充滿贊美之詞，一些“大師”也上了圈套，給人家做義務廣告，心里不安，要我表明態(tài)度，和那些人劃清界限。我不得不勉為其難。但是要讀懂“后學家”彎彎繞似的文字，在我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只能邊做邊學，請喻希來、秦暉、孫立平、張劍荊、余世存等中青年朋友給我上課。有些文章實際上就是“集體創(chuàng)作”。大概慎之也理解這不是過謙之詞，因此，第一次見面之后，就給我寄來了一些材料，還要我回答一個問題：二十一世紀是不是中國世紀？慎之最后一次命題是詹明信上海講話得罪了他的中國門人，招來一場圍攻，要我就此事寫個評論，并且請段躍送來相關資料�！毒W(wǎng)絡文學》編輯林瑟也從上海給我寄來一包下載的有關詹明信的材料。稿子發(fā)表后，意猶未盡，又另寫了一篇短評，但慎之已經(jīng)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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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之認為比四個現(xiàn)代化更重要的問題是“人的現(xiàn)代化”，一直為此大聲疾呼，“公民教育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事”。還說：“如果一個人真的還有下一輩子的話，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輩子當一輩子的中學公民教員�！彼�的想法得到廣泛的贊同，日本朝日新聞社記者還拿著《戰(zhàn)略與管理》雜志發(fā)表的《修改憲法與公民教育》和發(fā)表在《改革》雜志上另一篇文章的復印件去訪問他。我對慎之說：“既然是刻不容緩，何必等下一輩子呢？都說中國人素質太低，這不光是指老百姓，我看當官的素質也不高，恐怕上智和下愚都是一樣缺乏公民意識。咱們不妨現(xiàn)在就干起來。”他問我有什么辦法，這倒把我問住了，我不過是受他的啟發(fā)和激勵，感到應該有所作為，哪有什么辦法�；貋砦揖驼依钣簟⑼跣∑�、王之虹、段躍、吳琰幾個中青年朋友商量：是不是辦個公民教育研究所，請李先生來主持，完成《公民課本》這一有歷史意義的大工程。大家聽說李先生可以“出山”，都表示愿意效力。吳琰是一家大報“星期刊”的主編，還提出開辟一個“公民社會”版，為公民教育鼓與呼。我就請喻希來匆匆地起草了一個“研究大綱”，又請楊學軍制訂了一個“課題計劃書”，以三年為期，第一年完成《中國歷史上的公民教育》、《世界各國公民教育的比較教育》；
第二年制定寫作大綱，寫出公民課本初稿，共12冊，初中、高中各六冊；
第三年，定稿，推廣。我請李郁去促請慎之上馬，得到首肯，他提名劉軍寧、徐友漁，我提名喻希來、張明澍、楊東平，由他們組成編委會，而由慎之總其成。因為慎之正準備去美國訪問，籌備工作又頗費時日，一些積極分子就為搜集、復印資料忙開了。

　　我對公民教育的認識也隨著工作的展開而加深。中國教育體制、教育內容的弊病，我是有體會的，一切指向分數(shù)、指向工具塑造。所謂道德倫理、思想政治教育，立意高渺，舍近求遠，要求每個人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做毫不利已專門利人的圣賢；
完全忘記了教育的宗旨不是培養(yǎng)什么四有新人，而是培養(yǎng)具有時代精神、為社會延續(xù)發(fā)展文明的常人，也就是具有獨立自主精神，懂得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的合格的現(xiàn)代公民。四十年學雷鋒，二十年“講文明”，收效甚微，只有極少數(shù)人能領一時風騷，而大多數(shù)人卻連不隨地吐痰，上車排隊都做不到。以致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出現(xiàn)了許多倒行逆施、卻又大吹大擂的現(xiàn)象：對兒童進行成人教育—— “胸懷全球，放眼世界”；
對成人進行兒童教育——“要學會說謝謝、對不起；
”叫平民百姓“見義勇為”，抓賊斗歹徒；
要公務人員立什么軍令狀，搞什么“承諾制”，好像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以為“啟蒙運動”不能老停留在知識分子的議論中，而應在民間扎根。如果以公民教育為切入點，面向全社會，我們就會取得全民共識，形成一種合力，推動文明進步。

　　公民教育研究所剛起步就碰了釘子，社團須到政府辦理登記，政府卻以“整頓社團”為名，不接受申請。雖然憲法明文規(guī)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政府要員也慷慨陳詞：“違反憲法是最大的犯罪” ，但還是要在犯罪的路上繼續(xù)走下去。結果就成了馬克思說的那種狀況：
“在一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的現(xiàn)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616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這種倒行逆施體現(xiàn)在一切領域的現(xiàn)實生活中，做好事寸步難行，做壞事暢通無阻。因此人們的精神得不到升華，只能往非理性方面沉降。政府要求穩(wěn)定壓倒一切，卻又處心積慮堵塞釋放巨大能量的渠道。既然此路不通，我們只好把研究所改成課題組，掛靠在一個雜志社里。

　　大概是1999年8月，慎之從美國歸來，立即找李郁詢問公民教育進展情況，并且給我寫了封信：“問了一次李郁，才知道先生已著手開始公民教材的準備工作，這對我是極大的安慰。如果有一天能夠成立‘公民教育研究會’，那就是可以千秋萬代的工作，我們這一生就可算有一個目標，也有一個歸宿了。（對我們這些七十以上的人言，也只能如此。）”雖然很低調，但興奮之情溢于言表。他還把許多支持者的信轉給我，要我同他們聯(lián)系，有的信還批上：“又是一個公民教育的積極分子！”不亞于看到報春的燕子。特別提到謝泳：“有一位謝泳同志（《黃河》雜志的副主編）也給我寄來了一個材料，現(xiàn)特復印寄上，看來他倒是一個熱心分子，以后也許可以靠他搜羅一些材料。（此人筆頭甚健，議論宏酣，我雖不認識他，但迄今印象甚好。）以后你也可以倚重他，我已去信介紹你�！�

　　但是，工作卻越來越難以為繼了，因為人要吃飯，多數(shù)志愿者都要應付生存危機。特別是從美國、日本收集的資料要譯成中文，我們連勞務費都開不出。李柏光、周鴻陵編的《公民常識問答》準備出版，也要交幾千元押金，如有虧損，要從押金中扣除。這又是中國出版業(yè)有史以來的奇聞，既然自負盈虧，又為什么不許作者自行出版呢？吳琰的版面被不斷撤換稿件，弄得焦頭爛額，不得不改版。種種倒行逆施迫使我們的工作陷于停頓了。

　　這一切似乎都在慎之的意料之中，他寫信勸勉我說："自從我在今年年初為《改革》雜志寫了《修改憲法與公民教育》一文以后，余世存就告訴我，你有意集合同志寫一套公民課本，我當時的感覺是你對我的話太認真了。我們這樣的體制哪里有什么條件能編實實在在公民教科書呢，只要一提筆就要碰壁，因此并不十分措意。等到出國回來，李郁又跟我講，你確實是在干這件事。我又想了一想，教科書固然編不出來，但是寫一本《現(xiàn)代公民試行教程》似乎還有可能。上周六聚會，我還說到法國革命以前有‘百科全書派’對啟群覺悟起了重大作用，中國當然主客觀都無此條件，但是幾萬字的一本《公民教程》也許能起到‘統(tǒng)一思想，喚起民眾’的作用。（照民主國家的原理，任何人都無權‘統(tǒng)一思想’，《公民》正要告訴人們這一點。但是我偏偏想不出別的詞兒，姑且借用，也許可以證明我中毒極深，已脫不出過去的框框了。）因此我極愿先生帶頭主持促成其事�，F(xiàn)在社會上思想混亂，如果我們能編出一本公民教程來，對政府與人民，中央與地方，立法與行政，行政與司法，立法與司法的關系……都有順應世界潮合乎文明原則的表述，我倒真想看看有什么樣的英雄好漢敢來挑戰(zhàn)。當然目前似無出版的可能，但是要有一部稿子在那，我看是隨時都可以有用的。說到統(tǒng)一思想，我想也好乘此機會把主張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人彼此弄清楚，也許能得到更多的朋友�！蔽乙擦⒓椿貞�說：百科全書不敢想，一科全書尚可行。“公民教育會”若成形，未必有人敢說“不 ”。開始時并不是沒有想到經(jīng)濟實力不足以支持我們的研究，但我抱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tài)度，總認為行動起來，條件會發(fā)生變化，碰見有經(jīng)濟實力的熱心人，問題就解決了�？墒�，只見人錦上添花，卻不見人雪中送炭，我們雖一退再退，但仍未放棄。今天看了任不寐《與李慎之先生的一次對話》，我才知道，直到去年年終，慎之還在約任不寐參加編寫《公民課本》，可見慎之在這個問題上始終沒有停止努力。恩格斯說：“頑強奮戰(zhàn)后的失敗是和輕易獲得的勝利具有同樣的革命意義的�！边@不過一次小小的挫折，我們永遠也不會接受失敗。我相信慎之設計的《公民課本》或《公民試行教程》是一定能編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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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之的第二個心愿是“重新啟蒙”。他認為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五四運動是夭折了，先是救亡壓倒啟蒙，繼而革命壓倒民主，最后是穩(wěn)定壓倒一切自由。所以慎之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啟蒙�！彼�的目標是明確的，就是“人的現(xiàn)代化”：“人的現(xiàn)代化才應該是被中國定為國家目標的

　　‘現(xiàn)代化’的出發(fā)點與目的地”�！爸袊�人民必須從在自卑與自大之間失去平衡的阿Q轉變成為能自尊自律的現(xiàn)代公民”。八十年代，王元化、王若水就提出“新啟蒙”的主張，他們編輯的《新啟蒙叢刊》，曾經(jīng)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但是它還沒有形成運動，就被左大爺扼殺了。他們說五四啟蒙運動產(chǎn)生了共產(chǎn)黨，新啟蒙就是要建立反對黨�？梢娚窠�(jīng)衰弱到何種程度。但是封禁并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制造一個新的問題。存在的問題是不可能被一紙命令取消的�！盎氐轿逅模�重新啟蒙”再次提了出來，應和者寥寥。我覺得必須說明新啟蒙和老啟蒙不同的地方，老啟蒙是要破壞一個舊世界，新啟蒙是要建設一個新世界。這一點不講清楚，就會招致誤解。建議辦個刊物，從公民教育入手，推舉余世存任刊物主編，慎之也同意，計劃做好了，又是因刊號、經(jīng)費成問題而作罷。不過，這次“重新啟蒙”確有不同之處，慎之的貢獻，不只限于文化層面，而是全方位地投入社會變革，推動公民社會的形成。華貽芳的產(chǎn)業(yè)研究一直依靠他的支持和幫助，周鴻陵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區(qū)實驗，徐維國的中美文化飛駝工程，幾乎每個活動都是在他的指導下進行的。和歷史上的啟蒙運動相比，雷聲雖不那么大，雨點卻也不算小。而且都取得了成績。

　　回到五四，還要超越五四。在五四時期，自由主義的聲音由盛而衰，最后幾乎被淹沒在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的思想潮流中�，F(xiàn)在重新啟蒙，就是要高高舉起自由主義的大旗。慎之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還是要感謝歷史的發(fā)展到二十世紀最后結束的時候，中國舞臺上各種可能有的思想總算已經(jīng)亮相得差不多了。今后要進行戰(zhàn)斗，‘敵我友’的關系（還是要借用毛澤東的話）可以比較明確，再不致被拖入一場混戰(zhàn)了。我的看法是，當面的敵人就是一個，就是在中國綿延了兩千兩百年的專制主義，雖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爛而日趨軟化，但極權的本性未變。要救治專制主義，只有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以至個人主義，別的出路是沒有的。

　　”“幾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較量應該可以得出結論：共產(chǎn)主義是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義則是主流，而且是全人類遲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薄白杂芍髁x的精髓其實還不在經(jīng)濟自由主義而在于政治自由主義。我現(xiàn)在還沒有看到新左派與后主們敢正面批判民主，自由和人權、法治的。這些都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根本沒有，而中國今日迫切需要的�！鄙髦�建議采取“戰(zhàn)斗的策略”是，“少同無理進攻者糾纏，而是‘ 一步進一步地’正面闡明自己的主張：以民主反專制，以法治反人治（=黨治），并高高舉起作為其根據(jù)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大旗。人權在今天已成為無人敢反抗的全球價值，(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人權必須落實到一個個個人身上，集體人權是我們中國人的狡辯。一百年以后看，自由主義必然成為全球主義。這點是可以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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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之的第三個愿望是“把顧準的民主啟蒙的思想推向更廣更深”。因為“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潮本來就不旺，它是在滅絕三十年之后經(jīng)由顧準這點火種才又開始重燃起來的”。我曾同慎之談過，中國共產(chǎn)黨的勝利，最初是和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結盟，從而壯大了自己的勢力，使敵人陷于徹底孤立的結果；
取得政權后和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決裂了，就孤立了自己，敵人越打越多，國事日非，就瀕臨絕境。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只有一句話：造反有理”。但是馬克思恩格斯自己歸結的是另一句話，代替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lián)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我們應該相信誰呢？即使馬克思說的話全錯了，只要有“自由發(fā)展”這個字，也足以使他們不朽。從陳獨秀開始中國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曾經(jīng)有過的那一段因緣，是幾代中國知識青年與其結下不解之緣的重要原因。

　　顧準是在看到權力發(fā)生異化，革命理想主義轉變?yōu)榉磩拥膶Ｖ浦髁x之后，才毅然走上經(jīng)驗主義之路的；
李慎之在“割肉還母，剔骨還父”之后，才走向自由主義。他對我說：“五十年前，我是一個青年共產(chǎn)主義者，滿腔熱血，一片赤誠，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對立面，想起來有無數(shù)的話要說，一時也說不盡……”我不同意他的用詞，我說：“咱們當初走進這個隊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幟。要不就跟著蔣介石、戴季陶、陳立夫去搞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本位文化了�，F(xiàn)在也不能說是走到他們的對立面，倒應該說是他們走到咱們的對立面。是他們背叛了民主自由理想。”我又說：當初一直搞新民主主義就好了。慎之立即糾正說：“ 民主就是民主，分什么新舊中外�！币痪湓捠刮颐鞔_了，所謂新民主、人民民主其實是“專政”的一副面具。我們都被迷惑了。我們對“告別革命論”都不能理解，這是對過去的悔恨還是對未來的輸誠？如果是過去，我們需要懺悔的不是革命而是其他，我們既不能在民族危亡之秋袖手旁觀，也不能在“法東斯”的專制獨裁統(tǒng)治下安心做順民；
否則我們就太沒有人的尊嚴，太沒有良心。如果是未來，那由不得我們。我們想告別革命，革命是不是愿意告別我們？民主是消解革命唯一的手段。如果社會矛盾沒有緩解機制，那就會像恩格斯說的那樣：“最小的沖突也要引起嚴重的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517頁）老百姓總是在活不下去的時候，揭竿而起。在有力量的時候，你寸步不讓；
在沒力量的時候，你想妥協(xié)又來不及了。革命是專制的國家強迫被統(tǒng)治者做出的選擇，民主國家就從來沒有發(fā)生過革命。

　　慎之說過，他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提出自由主義的。它成為一個歷史事件，不在于他對自由主義的理論有什么新發(fā)展，而在于歷史條件把他推到時代的潮頭上。他是思想家，不是學問家。學問家看重著作等身，精雕細刻；
思想家要求振聾發(fā)聵，星火燎原。一個以書齋為發(fā)祥地，一個以社會為實驗場。中共執(zhí)政后，自由主義就被宣布為敵對思想，經(jīng)過歷次政治運動，自由主義已被斬草除根。李慎之突破禁區(qū)登高一呼，為自由主義爭得合法地位，在中國當代史特別是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史上，這件事無論怎樣評價都不過分。正是考慮到這些因素，我才提出要重新確認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承前啟后的新道統(tǒng)，其主鏈應是梁啟超——胡適——顧準——李慎之。同齡人中的一些朋友要我將魯迅列入新道統(tǒng)，我思之再三，沒有采納。因為在魯迅的思想中，自由的傾向與專斷的傾向雜糅在一起；
而且他對于掙脫專制枷鎖后國人何去何從，很少有明確的指示；
他在晚年預言“唯有新興的無產(chǎn)者才有將來”，現(xiàn)在看來不對了，惟有消滅無產(chǎn)階級才有共同富裕。所謂道統(tǒng)問題，不過是顯示思想淵源、傳承關系罷了，并不是效法《水滸傳》忠義堂排座次。

　　顧準、李慎之對于我們有什么價值？他們講的也許不過是常識，它的社會意義遠遠大于它的學術貢獻，它的思想價值遠遠大于學術價值。有人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以一個共產(chǎn)黨員做精神領袖，未免滑稽可笑。這實際上是一種門戶之見。正是因為有幾十年黨齡的“共產(chǎn)黨員”都能夠挺身而出，現(xiàn)身說法，來弘揚自由主義，才更有啟迪作用和消解作用。在我看來，慎之最大的價值還不在于他的文字，而是他的行為，他的身教，他的榜樣作用。喻希來曾在一種特殊情境下寫道：在群情激奮時，要強調知識階層的冷靜和清醒；
在“萬馬齊喑”、“百念俱灰”的時候，要呼吁知識階層的熱忱和忠諫。知識階層應當在理想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之間求得某種平衡，把進取精神和慎重態(tài)度有機地結合起來。知識階層能否堅持穩(wěn)健、公允、平實、持久的思想路線和政治態(tài)度，而不為任何風吹浪打所動搖，是中國現(xiàn)代化成功的一個關鍵。慎之的特殊意義就在于，在“萬馬齊喑”的九十年代初，在知識階層的思想再次發(fā)生動搖的時候，發(fā)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堅持現(xiàn)代化導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將自由民主確立為全球價值。對于已經(jīng)“割肉還母，剔骨還父”的慎之來說，這種忠諫的對象當然不是“領袖”和“組織”，而是自己的祖國與人民，尤其是作為“思想精英 ”的知識階層。兩年前我曾說過：“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義大旗，從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國思想史上卻具有石破天驚的意義�！睔v史將會證明，顧準和李慎之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物。

　　慎之對一些“在美國喝過洋墨水的新左派”，似乎懷有一點戒心，因為他們回國后，不是提倡民主自由，而是提倡集權政治、威權主義。慎之問我為什么會發(fā)生這種現(xiàn)象。我說，或許是平民子弟急于出人頭地，要么，想謀個好位置，安身立命，過上好日子，就慌不擇路了。還是值得同情的。他說民族主義可怕，新左派可厭。二者可成大禍。他提出自由主義以后，老左派沒說什么，新左派雖然沒提他的名字，卻對自由主義大加攻擊，說它是向權力者諂媚。慎之感到莫名其妙，一頭霧水。但他說：“事情總是要變的，而且肯定是朝我們看到的方向變。老左派現(xiàn)在提出程序問題，這也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應當也會起啟蒙作用的�！鄙髦畬τ诓煌�意見表現(xiàn)出的寬容精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為一次全國性學術評獎提名，選了一本他并不喜歡的著作，他說：“不能以個人好惡為標準”。這部著作雖然落選，但他仍堅持自己沒有看錯，說：“它在學術上確有可取之處，雖然我不喜歡它。”連反對他的人都不能不贊賞慎之的公正。慎之的這種寬容與公正，很好地體現(xiàn)了自由主義的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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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之是思想者，又是組織者，如丁東所說，他也是在離開社科院領導崗位以后，做了他在體制內無法做到的事。他是在立功之后才立言的，那些有影響的文章是他在去職后寫出來的。說他的文風屬于“新華體”，不如說他更接近“啟超體”，議論恢宏，酣暢淋漓。我多年來一直從事編輯工作，不敢自稱學界中人，是他硬把我拉進他們那個學術沙龍的，學界的中堅分子占多數(shù)，也有如我一類的老弱。但是慎之更關心和青年交往，不止一次要大家?guī)б恍┣嗄耆藖�，對我多次稱贊余杰的文字“很有殺傷力” ，推薦文章給我看，對黃鐘、蕭瀚、秋風的情況也很關切。慎之說：“我們現(xiàn)在能做的還是首先自己學習，自己啟蒙，爭取能影響一個人是一個人�！庇幸淮芜�打電話問我，余世存跑到哪里去了，怎么經(jīng)年不露面？擔心他因為簽名惹禍，出了什么事。

　　每次聚會，他都到得最早，第一件事，就是分發(fā)復印材料。慎之似乎一直保持著“新華作風”，看到他認為重要的文章，或提出重要問題，或有獨到見解，都一一復印出來，以饗同好。慎之學問功底深厚，博聞強記，思想敏捷，旁征博引，信手拈來，渾然天成。在聚會時，常見他議論風生，滔滔不絕。使我感到他內心也許有一種“時間不多了”的緊迫感，他有那么多問題，那么多想法，都恨不得傾囊倒篋而出，形成文字�！皶�生老去，機會方來”，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看他的晚年，依然是“滿腔熱血，一片赤誠”，如果不見他行走略有不便，誰也不會想到他得過輕度中風，但上樓下樓都是拄著手杖，緩緩移步，不愿別人扶持。

　　李郁計劃編輯一個書系，第一本是慎之文集，第二本是我和喻希來的文集，但是，出版時，我那一本有幾篇未通過審查關，被抽了下來，又找不到書號，李郁就自作主張，把兩本合為一集，起了個書名《中國的道路》，李慎之何家棟著，把喻希來名字刪掉，把他寫的東西也歸到我的名下了，這一下，把兩個老家伙都惹惱了。慎之叫他吃了閉門羹；
他又來找我。我說：“你叫我里外不是人了。不說我狗尾續(xù)貂，有自高身價之嫌；
喻希來雖是我的朋友，你把他明火執(zhí)仗地洗劫一空，都栽倒我身上，我怎么交代呀？怎么不事先商量一下呢？”李郁說：“事先商量，你們不同意怎么辦？不如先斬后奏�！边�求我勸解李先生。我只得忍氣吞聲，給慎之打電話，罵李郁辦事荒唐，給他出氣；
又說：“人年輕，可以原諒。”慎之說：“還年輕呀？半截入土了。”我說：“你別著急，我好好教訓他�！�

　　慎之說：“有人問你，你就說不知道。得跟他打官司�！彪S后我又向喻希來賠不是，喻希來看到樣書，反而高興地說：“能出來就好，管它用誰的名字。假如有歷史價值，自有人去考證出處；
沒有，文與人都湮滅了，誰又管它作者是誰！”書一上市，就禁止發(fā)行，出版社社長因把關不嚴也罷了官。還要追查作者，我們自然“無可奉告”。李郁自作自受，承擔一切責任。慎之氣也消了。風平浪靜之后，李郁才敢上門請罪，也真為難他了。

　　《風雨蒼茫五十年》批了逆鱗，我們這個社區(qū)幾位老革命拍手稱快。有的說：“我們是有資格教訓他們的，因為我們多數(shù)人為共和國的建立流過血�！碑斁謳状紊祥T追查，慎之都是泰然處之。我打電話、寫信把這些話轉告慎之，對他表示敬意：“你說了我們想說而沒有說的話，代表我們對這個時代做了一個交代。不說出這一點，我們就成了同謀犯，人民不會原諒我們�！边@件事雖然不了了之，但李慎之的名字卻上了黑名單，各報刊不得出現(xiàn)李慎之的名字，編輯若掉以輕心，偶爾發(fā)了李慎之的文章，不管什么內容，總編輯就要受到警告，還不許通知作者，不許透露給媒體，說什么“他們是有言論自由的，你們是有紀律約束的”。李慎之生時就被封死了。

　　誠然，顧準、李慎之在中國思想史上都是過渡人物。任何一個思想開拓者，對于后人來說都是過渡人物。只有自認為掌握了終極真理的人，才會看不起過渡人物。能夠讓匆匆離去的慎之多少感到一些欣慰的是，后繼者已經(jīng)形成隊伍，秦暉、朱學勤、喻希來、徐友漁、劉軍寧、王毅、雷頤、丁東……繼續(xù)攀登思想高峰，還有更年輕的一代，浩浩蕩蕩，“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正是他們將開創(chuàng)自由主義群星燦爛的時代。他們中間會產(chǎn)生新的領袖群倫的人物。慎之，事情正在向你看到的方向發(fā)展，你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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