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吳德同志調(diào)任北京工作。此后10年，他擔任了北京市及黨和國家的一些重要領導職務，親身經(jīng)歷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極不平常的年代。他先后目睹了政府失去權(quán)威、“一月奪權(quán)風暴”后的動亂；
經(jīng)歷了廬山會議、林彪事件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風雨，更親歷了 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處理過程，參與了粉碎“四人幫”的斗爭。

　　毛澤東曾說過：“吳德有德，吳德是老實人�！眳堑碌目谑鼍褪且粋�有德之人所說的老實話。

　　當權(quán)威倒下的時候，一般人的尊嚴也一同倒下。

　　市委幾位書記的情況，一個個慘得很。

　　1966年的11月至1967年1月，北京新市委已經(jīng)癱瘓，我們不能在市委正常辦公了，就搬到京西賓館辦公。這樣，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指責，他們說市委怕群眾，已經(jīng)變成地下市委了。

　　我講—講市委幾位書記的情況，一個個慘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風頭，暫時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學的造反派揪回人大，關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們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談判后才把他接出來。

　　陳克寒，自殺了兩次。—次在萬里的辦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藥，被發(fā)現(xiàn)后搶救過來；
另一次他被商業(yè)學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從二層樓上跳樓，沒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組織人把他很快送到醫(yī)院搶救，這一次他又被搶救過來了。有人為此竟批評我右傾，我想總不能見死不救吧牎粉碎“四人幫”后，陳克寒同志病逝了。

　　萬里，也被揪斗得很厲害，屢經(jīng)兇險，后來中央采取措施將他監(jiān)護起來，由衛(wèi)戍區(qū)執(zhí)行。

　　趙凡，被整得死去活來，后來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車輛廠了，我記不清，起碼被關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高揚文，在市革委會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當時，曾經(jīng)請示了謝富治。謝富治說：把高揚文交給他們，與冶金部的造反派談一下，告訴他們不準武斗、打人，把問題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來。以后，我還派了—位由部隊到北京市幫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揚文。高揚文是比較晚一點被沖擊的，前邊的幾位遭沖擊早一些。

　　這樣，新市委的領導陸續(xù)被整了下去。我還算幸運，繼續(xù)艱難地工作著。以后，市委又補進了劉建勛、雍文濤。劉建勛是從河南調(diào)來的，他任華北局書記，李雪峰走時，我提出我實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劉建勛調(diào)到市委，事實上讓他負責市委的常務工作。雍文濤是從廣州調(diào)來的，他是廣州市委書記，“文革”前調(diào)到國務院任文辦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負責學校、學生工作。還從外交部調(diào)丁國鈺同志到大學工作委員會工作，外事口先是調(diào)李清泉負責，后來改為丁國鈺負責，大學工作委員會撤銷后，丁國鈺被留下來了。又從北京衛(wèi)戍區(qū)調(diào)黃作珍任市委書記處書記。

　　劉建勛后來被調(diào)回河南，雍文濤被揪斗后提出回廣州，這時沒有辦法了，又調(diào)衛(wèi)戍區(qū)的政委劉紹文任書記。

　　北京市沒有市委時，有黨的核心小組，核心小組的組長是謝富治，溫玉成任第一副組長，我是核心小組的成員。溫玉成調(diào)走后，我任核心小組的副組長，謝富治還任組長。

　　“楊、余、傅事件”后，調(diào)溫玉成任衛(wèi)戍司令。“九大”以后，溫玉成調(diào)走，吳忠任司令。吳忠是駐錦州的四十軍軍長，他調(diào)到衛(wèi)戍區(qū)任衛(wèi)戍司令后，又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政法工作。

　　當時，劉紹文、黃作珍、吳忠、楊俊生這四位軍隊同志都曾進過北京市委書記處。

　　1972年，我任市委第一書記，又調(diào)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書記。“文革”期間，市委的領導情況大概這樣。

　　劉仁回來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衛(wèi)生、刷廁所。過了幾天，劉仁忽然不見，后來才知道被拘捕了。

　　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讓我找劉仁談一次話，問一問劉仁還有什么問題要交代的。我和馬力一起去的，馬力當時任市委的秘書長。我和劉仁原來很熟悉，我們曾在晉察冀一起工作過。見面后，我問他還有什么問題需要說的，他說沒有什么要說的了，彭真犯什么錯誤我就犯什么錯誤。談話不多，我也沒有說什么就走了。

　　當時，葉帥是中央首都工作組的負責人，他看到北京很亂，提出要我們將劉仁和其他市委領導同志送到外省監(jiān)護。我對葉帥說：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與各省聯(lián)系。為了避免意外，我決定先將劉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華大學的分校，建一個伙食單位，實際上保護起來，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亂打。

　　有人直接給江青寫信，將這兩件事情報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說有人來信揭發(fā)我和劉仁密談，她問我與劉仁都談了些什么。我說沒有談什么。她就我把劉仁等人送到昌平—事做了一頓訓斥，指責我包庇“黑幫”，保護“黑幫”。中央文革小組立令我們第二天將這些人弄回來，交給群眾，不許有誤。

　　第二天，劉仁等人被狼狽帶回市委。劉仁回來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衛(wèi)生、刷廁所，累得他團團轉(zhuǎn)。過了幾天，劉仁忽然不見，后來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劉仁朝不保夕的情況，對鄭天翔，我也十分擔憂，怕出問題，便寫了報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監(jiān)護，由衛(wèi)戍區(qū)經(jīng)辦的。

　　據(jù)楊成武同志后來告訴我，在一次會議上，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說我是壞人，說我包庇“黑幫”。周總理便問楊成武認識不認識吳德。楊成武說：“在晉察冀時就認識了，他不是壞人�！敝芸偫碚f這個問題以后再研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沒有做成，我逃過了一關。

　　誰知粉碎“四人幫”后，市委有些同志據(jù)此來批判我，說我搞了個“反修堡”。這件事，前后都被人批判了。

　　那時，劉仁同志被整得很慘，家也被抄了。劉仁同志是很堅強的，他只是說彭真犯了什么錯誤他就犯了什么錯誤，別的沒什么可說的牎劉仁同志有心臟病，后來死在獄中，寧折不屈。

　　首都一帶頭，“破四舊”運動便發(fā)展到全國，演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打、砸、搶”，涂炭生靈。

　　“八一八”毛主席接見紅衛(wèi)兵后，“破四舊”迎風而起。這件事到現(xiàn)在我也不明白。那時，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西糾”，說“破四舊”是他們發(fā)起的，我懷疑。我估計是中央文革小組發(fā)動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問過李雪峰，李雪峰說他不知道。

　　“破四舊”超越了常規(guī)。在它的名義下，抄家、傷人、打死人的情況出現(xiàn)了。到處破壞，甚至破壞到了中南海里頭。中南海紫光閣后邊的武成殿房，康熙題寫的一塊“下馬必亡”的碑石都被紅衛(wèi)兵抬走了，后來四處找尋才找回來。紅衛(wèi)兵還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獅子抄走了。堂堂的國務院也在劫難逃。

　　首都一帶頭，“破四舊”運動便發(fā)展到全國，演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打、砸、搶”，涂炭生靈。

　　1966年“破四舊”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匯報“破四舊”的情況。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我在匯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剎一剎這股風。我匯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chǎn)生的混亂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绷直胍舱f：“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運動的發(fā)展由不得愿望，豈止是動動而已，動刀動槍了。

　　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jù)火葬場的統(tǒng)計是七十多人。

　　北京市是在 1967年春開始武斗的，那時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jù)火葬場的統(tǒng)計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對這種情況，我很緊張，寢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我談情況時，謝富治也顯得很緊張，神色驚疑。我們認為要制止這種情況。謝富治說：“由公安系統(tǒng)、市委分別發(fā)出通知，要求不準打死人�！�

　　我從謝富治處回來，就開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統(tǒng)的通知由謝富治打電話，讓市公安局來擬。

　　我們市委的稿子還沒有發(fā)出去，當天夜里兩點鐘，謝富治打電話找我去。我去后他對我說：“公安系統(tǒng)擬的稿子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評了，大意說，你們還是想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fā)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

　　這樣，混亂的局面就無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斷傳來打死人的消息使我發(fā)愁。

10月份，我又找到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我還找過陳伯達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發(fā)個通告，制止打死人等無法無天的行為。中央文革小組不同意，還是說，這樣會約束群眾的革命活動，影響發(fā)動群眾。

　　一直到11月18日，我們當時都搬到京西賓館辦公了，中央文革小組才同意市委發(fā)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說：“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反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

　　這個通告的措辭是嚴厲的，但實際沒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講“文攻武衛(wèi)”，她接見河南造反派還是安徽造反派時就宣傳“文攻武衛(wèi)”。這樣，武斗從“文攻武衛(wèi)”的口號中找到了護身符，兩派都說自己是“左派”自衛(wèi)，對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禍首，武斗問題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年至1968年期間，全國武斗很厲害，不少地方具有相當規(guī)模，動用較大殺傷武器。相比之下，北京不算最嚴重的，但我估計，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數(shù)大概不下千人。

　　這時“破四舊”，先是發(fā)布通告發(fā)不出去，等通告發(fā)出去了，又來了一個“文攻武衛(wèi)”。當時，水龍頭總趕不及點火的。

　　全國大串聯(lián)，坐火車不要錢，到處可以吃飯。

　　再說一說“大串聯(lián)”的情況。我調(diào)到北京來后， 1966牛 7月下旬就犯了“資反路線”的錯誤，開始檢討。市委就不靈了，以后就癱瘓了，可是，我還要工作。毛主席接連八次檢閱紅衛(wèi)兵，大概接見了 1300萬到北京的紅衛(wèi)兵。全國大串聯(lián)，坐火車不要錢，到處可以吃飯。當時都叫紅衛(wèi)兵，手臂上套一塊紅布就行，這給組織接見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第一次是在天安門舉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車上繞天安門廣場一圈。但毛主席的車一出來，爭著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車包圍了，進不得，退不得。謝富治、汪東興都在毛主席的車上，他們都急了。我在后邊的另一輛車上，一看要出事，趕緊下車向前擠，但根本擠不過去，我被擠得前心貼后背，喘不過氣。

　　后來是組織了部隊手拉手把群眾分開，才把毛主席硬接出來。我也擠不出去了，虧得一批中學生開出一條道，方走出重圍。

　　我出來后，看見毛主席和劉少奇都在上天安門的電梯口坐著。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向他們說，應該檢討，我組織得不好。

　　接受這次教訓，以后的檢閱改為紅衛(wèi)兵坐大卡車經(jīng)天安門受毛主席檢閱。結(jié)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車。又改為像游行似的，從天安門前走過，但秩序也很亂。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門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顧喊“毛主席萬歲”的口號，熱淚盈眶。

　　每次都出現(xiàn)一些問題，特別是在西苑機場的檢閱，那次可能有一百多萬人，當時踩死了兩三個人，大家都沒命地往前擁，形成不由自主的強大人潮。

　　八次檢閱，每次都是周總理找我們親自布置，當時真是刻刻提著心，怕出事。

　　紅衛(wèi)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來沒有離開的，人數(shù)最多的一天達到 300萬。當時北京市區(qū)的居民也就是 300多萬，不到 400萬人，一時增加了這么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難。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盡量調(diào)劑。其實不只是食、住、行，衣也攤上，天涼了，南方來的人還得給他們發(fā)御寒軍衣。北京市委紅衛(wèi)兵接待站設在先農(nóng)壇，負責人是國防科委的一位同志，他很好，還有一些軍隊“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開交，昏頭昏腦的。這些吃、住等問題是不好解決的，接待站的同志解決不了問題，紅衛(wèi)兵就打罵他們，甚至抓他們?nèi)ビ涡�，做“噴氣式”來批判。這些同志很苦，見到我時委屈得哭，提出不干了。那時，我也被揪斗，但還要勸這些同志，說工作是黨交給的任務，不能不干，而且要干好。

　　有一天，來的人特別多，前門那—帶都擠滿了，人山人海。實在沒辦法了，我去找周總理，說北京市各機關容納不了了，中央各機關我動員不了，如何是好牽周總理說通知中央各機關和市委各機關開一個會。于是，馬上在工人體育館開了個萬人動員大會。大家都到了，我一說話滿場起哄，沒人聽。無法，我就打電話報告周總理。周總理來了，他要求各機關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領人，各機關能住多少就領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騰出一些地方住紅衛(wèi)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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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按這個辦法，一來就通知各方面來領人安排住宿。那時，北京差不多家家戶戶都住了紅衛(wèi)兵。上上下下，一片沸騰。

　　后來陶鑄提出，這樣串聯(lián)影響鐵路等交通的正常運輸，聽說把火車的窗戶都擠壞了，號召走路串聯(lián)，不坐車乘船，發(fā)揚艱苦奮斗的精神。這才有效，慢慢來的人就少了。

　　大興、昌平發(fā)生了亂打亂斗，—夜之間打死了幾十個人。

　　這個時候就發(fā)生了武斗打死人的情況，城外開始是大興、昌平發(fā)生了亂打亂斗，—夜之間打死了幾十個人。先是大興的哪個公社我記不住了。聽說以后，我們立即派人去制止，結(jié)果，派去的人進不了村子，村子邊都站了崗，不讓進，就像禹作敏一樣。我們說市里派人去不行，讓衛(wèi)戍區(qū)派人去。被派去的是衛(wèi)戍區(qū)的政委劉紹文、張益三和市委的秘書長馬力。村子里的人看到解放軍來了，就讓進去了。他們進去后，就做工作。見情況很慘，小孩都遭了毒手，村子里的人就是用鋤頭、鎬把等東西武斗。調(diào)查后知道，村子里的支部書記為了避免斗爭他，就反過來提出斗地富，群眾一起來，就打死人了。接著，昌平也出現(xiàn)打死人的事情，我們也是馬上派人去制止了。

　　后來，形勢穩(wěn)定以后，我們把這兩個村子的支部書記都抓起來了。

　　市里第—次武斗在地質(zhì)學院，大概有“東方紅”這一派參加，我忘記另一派是什么組織。一派保地質(zhì)部的何長工，另一派反對。發(fā)生武斗后，因為是北京市內(nèi)發(fā)生的首次武斗，大家都驚得什么似的，我們就火急火燎地報告周總理了。周總理找我、鄭維山、丁國鈺去，讓我們?nèi)齻�人出面與兩派談判，傳達周總理停止武斗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周總理還叫鄭維山從北京軍區(qū)派一支徒手部隊把雙方分割開。周總理派地質(zhì)部的一位副部長鄒家尤和我們一起去，他做“東方紅”對立面那一派的工作，我們做“東方紅”這一派的工作。

　　我們到地質(zhì)學院后，就找兩派的頭頭來談，我們一再派人去叫，兩派的頭頭都不來，只讓他們各派的參謀長來了。我們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讓兩派罷兵。談不攏。我說，這是周總理的指示。但他們根本不聽。

　　夜晚時，有人送給我一張條子，條子的內(nèi)容大意說，派關鋒、戚本禹同志為聯(lián)絡員來解決問題，條子的署名是陳伯達。又過了一會兒，又有人送來一張條子，叫我們與戚本禹談談。我對送條子的人說：“不知道戚本禹在哪里�！边@個人便領著我找到了戚本禹。我向戚本禹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戚本禹聽完后說：“這個辦法不行，你們要支持‘東方紅’，他們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他們。”戚本禹還說：“你們是站在支持中央文革小組一邊，還是站在另一邊牽口氣相當無理�！�

　　戚本禹又說是否可以這樣，“東方紅”今晚有個大會，你代表市委主持“東方紅”今晚的大會，把那個姓鄒的地質(zhì)部副部長交給他們批斗一下就回去，他們只批斗半個小時。

　　我說是周總理讓這位副部長和我們一起來的，怎么好來批斗呢？

　　戚本禹說批斗的時間不會長，不然解決不了。

　　我叫丁國鈺先回去了。鄭維山看到這個勢頭也借口走了。我留下參加“東方紅”的大會，他們說你先說幾句，然后批斗一下地質(zhì)部副部長，最后由關鋒宣布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當時，朱成昭還不同意由我主持會議，我看見戚本禹與朱成昭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陣，最后，戚本禹對我說，你來主持。

　　開會后，他們派了兩個人先批判了鄒副部長，然后把他送回去了。以后，關鋒念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好的稿子，大意說：“東方紅”是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組支持“東方紅”這一派。關鋒念后，宣布大會結(jié)束。

　　我回來后，很不是滋味，強打精神向周總理匯報說武斗已經(jīng)停下來了。周總理聽后說那好，就沒有再說話。

　　事實上，北京的武斗大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操縱的。清華、北大、地質(zhì)學院、七機部、文化宮、西單商場、棉紡廠、水泥廠的武斗都很厲害。

　　當時，我說話沒有人聽，但—有武斗，謝富治就讓我和黃作珍去制止。

　　民族文化宮發(fā)生武斗，謝富治讓我?guī)е�“五大領袖”去制止，一到民族文化宮，“五大領袖”都溜走了，武斗實際上是他們操縱的。結(jié)果，武斗沒有被制止，我反而被圍在那里了。我看到武斗的人員在集合。這時，戚本禹的秘書出現(xiàn)在我身邊，他說他正好經(jīng)過民族文化宮，就來了。這位秘書是位軍人，很年輕。我對他說我處理不了武斗，我本人也出不去了。這位秘書說，他幫我出去。他找了兩派的人，說他是戚本禹的秘書，是中央文革小組派他來的。他找兩派一談就解決了。

　　我不由暗嘆，我一個北京市委第二書記，說話還不如人家的一個秘書頂用。

　　文／吳德（口述）朱元石等整理

　�。ā秴堑驴谑鍪�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jīng)歷》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出版　定價：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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