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為作者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日”（2004年11月18日）之“女性和哲學”研討會上的發(fā)言。

　　一、我們小小的傳統(tǒng)

　　談論“哲學和女性”，不可避免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女性這個性別是否適合哲學的活動？通常流行著這樣一種看法是，女性從事哲學，受到傷害的不只是哲學，還有女性本身。支持這種看法的是有力證據(jù)在于——翻開哲學史，女性哲學家實在是太少了，連鳳毛麟角也談不上。

　　這的確是事實。但是，與這個事實相伴隨的，是在一個更大范圍內發(fā)生的、更加普遍的事實：女性從根本上被剝奪了接受教育的權利。顯然，能夠從事哲學的活動，只是在那些會讀寫的人們當中進行；
除了一般會讀寫之外，要能夠從事哲學活動，還要接受一種比較系統(tǒng)的學科訓練，那是在一個較長時間里才能夠完成的。這種訓練包括了解漫長的哲學傳統(tǒng)，了解什么是恰當?shù)恼軐W話題而什么不是；
也包括培養(yǎng)一種聚精會神的、綿延性的思維習慣。古代的學園書院、現(xiàn)代的大學都是進行這種學科訓練的最好場所。比較起其他某些學科，哲學學科更加需要一個寬裕的、充裕的、甚至是優(yōu)裕的生活環(huán)境，對于從事哲學活動的人們，人們對他們比對別人要求要少。顯然，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女性完全被排除在這樣的活動之外，不具有哲學活動所要求的寬裕環(huán)境，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所有那些關于女性不合適從事哲學活動的說法，都是和這個剝奪女子受教育權利的野蠻事實相伴隨的，那是人類一段不光彩的、對男性來說，也并非理直氣壯的歷史。用一種制度將別人排除在外某個領域之外，反過來又說在某個領域中見不到女性，這就很說不過去。這里用得上�？玛P于權力產生知識的說法。權力產生知識，知識反過來表達權力系統(tǒng)。沒有比在女性和哲學的關系中更能夠體現(xiàn)這一點。女性不可能從事哲學，是因為存在一個對待女性的接近奴隸制的權力系統(tǒng)。

　　而所謂意識形態(tài)的獨立性，也表現(xiàn)為——即使那樣一種東西作為制度已經消亡，但是人們頭腦中關于女性不適合從事哲學的觀念，仍然會持續(xù)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僅是在哲學領域中，那種把女性當作次一等的人類的觀點，在許多的領域仍然大行其道。并且不排除有這樣的可能——在哲學領域中，有人繼續(xù)對于女性持歧視態(tài)度，是保持他們不多的特權和不多的自尊的最后場所。但無論如何，今天還在復制著那種野蠻制度下的意識形態(tài)神話，只是一些人的白日夢而已，屬于弗洛伊德－阿爾杜塞所說的“殘羹剩飯”、“日間余思”。

　　我們來看，1882年出身的英國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芙，為了準備一個“婦女和小說”的題目，在英國牛津大學的圖書館周圍行走，想要進去尋找一本有關的參考書，但是被人禮貌地辭退，說女士們必須有一位本院的研究生陪同，或是有一封介紹信才準走進這個圖書館。伍爾芙抱怨她自己因為是女性，便不能和兄長們自由地出入這個地方。她本人沒有上過大學。而這種情況不久就得到了改變。這樣一些人她們是上個世紀第一個十年出身的：漢娜·阿倫特（1906年）、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西蒙娜·薇依（1909），她們都在男女同校的大學課堂上完成了她們的哲學學科訓練。1927年6月，巴黎高等師范學校頒發(fā)了當年的普通哲學證書，獲得前三名的依次是西蒙娜·德·波伏瓦、莫里斯·梅洛－龐蒂和西蒙娜·薇依。1924年漢娜·阿倫特來到馬堡，在海德格爾的課堂上引起了這位教授的注意；
繼而在弗萊堡大學短暫停留、在胡塞爾門下讀了一個學期之后，于1928年年底22歲，獲得了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導師雅斯貝爾斯。這些在二十年代拿到哲學證書或者學位的人，到40年代才開始形成或者發(fā)表她們的東西，波伏瓦的《第二性》1949年第一版問世；
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1950年出版；
西蒙娜·薇依的生前只發(fā)表過一些文章，在她1944年病逝之后，她的手稿、筆記被人整理，于1947年之后陸續(xù)出版。

　　這個名單只是我為準備這個發(fā)言臨時想到的，她們已經為中國讀者所熟悉，從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一個小小的女性哲學家的系列。如果說，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女性哲學家的傳統(tǒng)的話，那么，這個傳統(tǒng)到今天為止，還不到區(qū)區(qū)六十年。但是畢竟已經有了一個開端。這個開端意義非同小可，這幾位女性先驅者，為后來不管在多大程度上涉足哲學的女性撐起了一片天空。今天我們之所以能夠在這里和大家談論這個話題，和她們所做出的杰出成就有著最大的關系，我時常感到在我的背后或者前方，站立著我的這些女前輩。我深深地感激她們。目前我手上還沒有足夠的資料，表明我們在中國傳統(tǒng)當中——不管是古代還是現(xiàn)代——女性們在哲學領域中所做出的貢獻，但是再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我們的后代，我們的女兒的女兒，或許會就這個中國哲學的女性傳統(tǒng)大有可談。

　　二、阿倫特和艾克曼的對峙

　　讓我們來看看這樣一個場景：1962年，作為《紐約客》特約記者的漢娜·阿倫特從美國飛往耶路撒冷，參加那里正在舉行對于納粹戰(zhàn)犯艾克曼的刑事審判，她富有報道這場審判的責任。艾克曼這個前納粹分子，在屠殺猶太人的最終解決中，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1945年之后他隱姓埋名東躲西藏，最終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的特工摩薩德捕獲。作為猶太人，大家知道阿倫特本人1933年逃亡，先是在法國，然后在美國，在漫漫的流亡道路上吃盡了苦頭。這回，她終于有機會面對納粹統(tǒng)治時期的一個代表人物。

　　阿倫特坐在聽眾席上，觀看這場審判。非常湊巧的是，這個艾克曼和阿倫特一般年紀，同為1906年生人。艾克曼坐在一個玻璃匣子里，阿倫特形容他像一個“玻璃匣子里的魔鬼”——中等個子、瘦削、額角很高、牙齒歪扭，近視眼。阿倫特后來說她自己在閱讀卷宗時，不時地發(fā)出大笑，因為這個艾克曼實在像是一個小丑。而他對自己的罪行所做的辯護，是一件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挑戰(zhàn)。

　　艾克曼解釋自己那樣做是為了“執(zhí)行上級的命令�！痹凇皣�家法定的罪行”面前，他只是一個“盡責的守法公民”。他甚至搬出了康德，說他遵守法律是在實踐康德道德哲學的律令。當戰(zhàn)爭后期，納粹國家機器中有人開始和猶太人組織做交易來換取猶太人的性命，艾克曼沒有這樣做，他認為這是自己“良心”所要求的。這一切看起來并不像是狡辯，非常有可能，如果不是生活在那個時代、身處納粹高官位置，放在另外的環(huán)境中，這個艾克曼和別的人沒有什么兩樣，是一個遵紀守法的良民。

　　阿倫特克制了自己的反感。她在給丈夫布留歇爾的信中寫道：“所有這一切極端正常而又令人難以描述地卑劣和令人厭惡。”理智告訴她，這個人所說的對他自己來說是真實和真誠的。那么，是什么導致這個人毫無顧忌地加入這場殺人游戲呢？是什么令一個所謂正常的人，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反常的事情？她的解釋是——艾克曼既非愚蠢也非不道德，他只是平庸，沒有思想，不去思想。他所做的所有異常和極端的事情，并不是因為他有什么深刻而邪惡的個人品性，不是如人們想象的那樣是“喪心病狂”，是“邪惡萬分”，相反，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從來不用自己的頭腦，不用哪怕是片刻的時間去想一想，這樣做甚至起碼違背了一個人與生俱來的那些自然傾向：不殺人。他要去克服和越過自己身上的這些自然傾向，才能做到所謂在國家利益面前“盡自己的責任”。他像一部超自然機器上面的一個零件一樣，只是接受環(huán)境的指令，。阿倫特的這些看法開始由報紙陸續(xù)發(fā)表、后來集結為《耶路撒冷的艾克曼》一書，其中所創(chuàng)造的“平庸無奇的惡”的提法，引發(fā)了后來很多話題和爭議。

　　1971年，距離她1975年逝世前不久，她又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在一篇題為《思考和道德判斷》的文章中，對此做了進一步的闡發(fā)。對于從來不動腦筋的艾克曼來說，納粹這一套法典和規(guī)則，與用來審判他的另外一套法典和規(guī)則，其意義是一樣的。他可以毫不費力地拋棄其中一套，承認另外一套，好像只是不同的語法知識。而造成這種完全不思考現(xiàn)象的根源在于：這種人，從來不面對自己，從來不和自己對話，回避與自我的交流。阿倫特認為是蘇格拉底首先發(fā)現(xiàn)了這種自我存在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而什么叫做“思考”呢？阿倫特認為“‘思考”是一個中斷，它中斷了所有的日常作為。“一旦我們開始任何思考，即中斷任何事情�！�…一開始思考，我們就好似進入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睆氖滤伎�，好像從事“某種跟人世間的作為相反的東西。”這種“反方向”的思考不僅產生不了實際的結果，它還會令已經有結果的歸于無效。她引用了康德所說的，我們的心智均有一種自反（aversion against it）的傾向。阿倫特繼而打個比方說，“思考之事就像the veil of Penelope，它在每天清晨毀掉昨夜完成的事物”。

　　提供這個場景我想說明什么？我想說——男性也有完全不思想的，女性也有具有杰出思想的。并不是說，“是個男人”，就會與哲學天生具有哲學上、智性方面或者思辯方面的優(yōu)越性，而“是個女人”就不具備這些。我再引進一位人物，海德格爾。從性別上說，海德格爾與艾克曼是一邊的；
阿倫特不屬于他們這一邊，但是從思想來說，顯然阿倫特與海德格爾屬于一邊，而艾克曼屬于另外一邊。但是從思考的角度，這個隊列要大大地改變一下。

　　從思考的角度，我們可以把這個世界上的人分為思考的和不思考的，從性別的角度，這個世界上分為男性和女性，于是我們就有了四種人：思考的男人、思考的女人、不思考的男人、不思考的女人。好，那么我們看，是思考的男人和思考的女人之間更加接近呢？還是思考的男人和不會思考的男人之間更加接近？同樣，思考的女人和思考的男人之間更加接近呢，她們還是和不思考的女人之間更加接近？是兩個會思考的男性和女性之間差別更大呢？還是一個會思考的男人和一個不會思考的男人之間、一個會思考的女性和不會思考的女性之間差別更大？就上面提到的人物而言，顯然，思考的男性和思考的女性之間有著更多的共同語言，而不思考的男性和女性之間他們也更為接近。

　　如果從思考的角度，也許不難得出這樣的看法，在這個豐富的世界上，其實不思考的男人和不思考的女人一樣地多。

　　三、哲學是謙卑的

　　即使如開頭所說，哲學是一件需要長期訓練才能掌握的學科，或者如剛才所說，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完全不思考的人，這也絕不是說，哲學或者思考是一件傲慢、可以傲然于世的活動。它不應該是傲慢的，相反，真正的哲學活動是謙卑的。甘心與日�；顒又袛啵�是一個謙卑的起點。越是往哲學的源頭上看，越是能夠看出這一點。中國的老子、西方的蘇格拉底，他們的哲學活動，都開始于和根植于對待世界的一種謙卑的態(tài)度。

　　哲學思考之所以能夠“中斷”和“跳出”，究其根源，是相信這個世界上或者這個世界之外有所謂不朽的存在，有一些更大的、更加結實和永遠的秩序的存在，在這些秩序面前，任何個人都是渺小的、短暫的、易朽的。阿倫特將此表述為：一個共同的世界，——“我們出生時所進入、死亡后留在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們生命的全部長度而進入過去和未來；
在我們進入它之前它已經存在；
并且在我們短時間逗留之后它仍然存在。它不僅對于與我們一道生活的人來說是共同擁有的世界，而且對于那些在我們之前和我們之后生活的人們來說也是共同擁有的世界。世世代代的人們來去匆匆，而這個共同的世界則永設不沒，當然，這僅僅是在它以公共性面貌出現(xiàn)的意義上。這個公共領域的公共性在于它可以吸納所有人們企圖從時間的自然廢墟中拯救出來的一切，并使之穿越數(shù)世紀仍舊光彩照人�！痹谶@樣一個世界面前，作為個人，只能見證它，通過自己的事件而參與這個世界的真理，或者將自己當作媒介，讓真理通過自己而流傳。

　　說這些是想表明，如今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哲學的活動中來，并不是她們取得一個值得炫耀的、傲慢的理由。像某些其他的一些活動那樣，是為了證明自己，實現(xiàn)個人抱負，甚至是與男性做一個比試，“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哲學遠離競爭，對競爭關起大門。與男性并肩工作，不是在勞動力的市場上謀取一個位置，當上一個哲學教授，在哲學刊物上寫那些和哲學毫無關系的文章；
或者性別大戰(zhàn)方面做一個姿態(tài)，填補一項空白。所有這些東西與哲學無關。

　　如果是進入哲學狀態(tài)，只是讓一些東西經過自己，經過自己然后又流到別處。就像思考，一些念頭在你腦子里揮之不去，可以說你在思考；
同時也可以說，一些東西找上了你，它們借你的頭腦進行工作，你只需要靜靜地，允許自己身上出現(xiàn)異樣的動靜。艾克曼是不會允許自己身上出現(xiàn)異樣的、不同聲響的，而為哲學思考敞開大門的人，需要屏聲靜氣，等待異樣的動靜的到來，小心翼翼不要破壞它們，并且讓它們繼續(xù)下去。

　　這就需要把笛卡兒的那句話“我思故我在”改動一下——“我不在的時候故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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