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旅美學者何炳棣先生是具有國際影響的歷史學家。在這篇文章中，他滿含深情懷念他的老師、已故著名史學家雷海宗先生，并提出，首位考證出武王伐紂之年為公元前1027年的學者是雷海宗，而非史學界一般認為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此文亦收入香港商務印書館新近出版的何炳棣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

　　——編者（中國經(jīng)濟史論壇）

　　回想起來，連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海宗師影響至深且巨，而事實上只正式讀過他的惟一一門必修的中國通史。正式讀雷之課如此之少有二原因。一、在北平的三年我專心于為將來的留學考試奠基，時間和精力上都擠不進雷先生的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二、1939年秋自北平至昆明任清華歷史系助教以后，先忙于教西南聯(lián)大先修班的西洋通史，隨后忙于解決終身大事，投考第五屆（1940年8月）清華留美公費考試失敗（1941年夏始揭曉），遲遲因父喪不得不回淪陷區(qū)料理家務等等，一直不知也未能旁聽雷師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和羅馬帝國制度史等課。這些西史的課都是雷先生的專長，戰(zhàn)亂中完全錯過是我終身憾事之一。北平清華二、三年級時課外雖不無向雷師請教的機會，但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在昆明西南聯(lián)大期間與他的經(jīng)常接觸和專業(yè)內(nèi)外的交談。

　　據(jù)我一生觀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學人。他律己極嚴，終身踐履先人后己的原則。他對人的感情和關(guān)切從不輕易外露。我對雷師高尚品德有親切的體會。例如1941年初冬，我留學初試失敗后數(shù)月，遲遲始獲悉父親已在天津去世。有一天雷師在聯(lián)大圍墻外非常平靜地對我說：“千萬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從公從私的立場我覺得不能不向你一問，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學校做講師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聯(lián)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當多，你雖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學，輪不上你教。如果旁處有機會教西洋史，你是否考慮？”我的回答很堅定，我不在乎名義和待遇，昆明究竟師友相處融洽，學術(shù)空氣和圖書設備還是比較好，我無意他就。雷師這才說出心里的話：“你這樣決定，我很高興，不過因為職責所在我不得不問你一問。”三個月后因家務回金華，我在浙贛路上遇見九級歷史系王文杰學長回福建奔妻喪，他告我路費的極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給他的。

　　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過人的“容忍”，而這種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學術(shù)和道義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間全系師生茶會后的晚間，同屋黃明信告我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會中明明聽見陳寅恪先生相當高聲地和一位同學說，何以目前居然有人會開中國上古史這門課；
當時雷先生不過幾步之外決不會聽不見這種諷刺的。同時清華歷史及哲學系合聘的張蔭麟備受陳寅恪師的贊揚，已著手為教育部寫撰《中國史綱》第一輯。清華校園之內(nèi)，新秀吳晗對雷之通史已有諷議。我通檢《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史料》“教學，科研卷”，發(fā)現(xiàn)1938－1939年錢穆的中國通史列為甲組，雷的通史列為乙組；
自1939－1940年起吳晗授甲組中國通史，雷師的通史列為乙組；
1942－1943年，吳晗、孫毓棠、雷海宗分別講授甲、乙、丙三組中國通史。當時的理由是甲組較詳于史實與制度，最適合人文社科學生的需要，乙組史實及制度稍為簡略，宏觀視野及分析綜合比較適合理工及不以歷史為專業(yè)學人的需要。

　　當時雷先生為歷史系主任，始終踐履先人后己的原則。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釋過何以他在中國通史故意略于制度：

　　著者前撰“中國的兵”，友人方面都說三國以下所講的未免太簡，似乎有補充的必要。這種批評著者個人也認為恰當。但二千年來的兵本質(zhì)的確沒有變化。若論漢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續(xù)《通考》中也有系統(tǒng)的敘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難事。但這樣勉強敘述一個空洞的格架去湊篇幅，殊覺無聊。反之，若從側(cè)面研究，推敲二千年來的歷史有甚么特征，卻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探求。

　　對歷代宰相制度、內(nèi)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師也采取類似的簡化處理。再加上采用施本格勒的形態(tài)文化史觀把國史分成兩大“周”，當然不免引起少數(shù)同仁的明譏暗諷。前臺北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翁同文即回憶，“在西南聯(lián)大的一次談話會中，我就聽見吳先生表示譏彈之意。”

　　但可喜者有三。一、當時聯(lián)大助教學生求知若渴，胸懷開朗，決無門戶之見。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則良學長即興奮地告我，年前錢穆先生的中國通史，尤以唐宋間經(jīng)濟重心之南移，甚為精彩，其《國史大綱》即將問世，不可不讀。錢氏之長無傷于我們對雷氏通史的服膺。我們那時吸取各家之長還來不及，怎會盡先去挑剔老師們的短處。

　　二、當時助教學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國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須略知人類史上其他文化的同異與盛衰興亡的各個段落，否則難免井蛙之識。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間即接受我的請求，對雷師的通史作一扼要憶評。他強調(diào)指出雷師為介紹當時風彌世界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到中國之第一人。雖形態(tài)史觀之價值尚無定論，且施本格勒、湯因比（Arnold Toynbee）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無譯本，但開風氣之功，實舍雷先生莫屬”。再則，“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講義既依形態(tài)史觀架構(gòu)編制，其影響及于清華聯(lián)大后學之任歷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數(shù)。就所知丁則良學兄授西洋史即沿其體制，弟去國前濫竽授中國史亦復循其規(guī)�！�…”三十多年后應該補充的是武漢大學吳于廑教授。我個人在海外講授中國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師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糾正施本格勒對兩漢以后中國文化長期停滯，喪失生命力的錯誤看法。甚至當時聯(lián)大學生方面，歷史系最優(yōu)秀的劉廣京和任以都都是選雷師的乙組通史。廣京近年通信曾幾度提及，今日海外炎黃子孫先后同出雷門者已寥若晨星，所以這種共同師承關(guān)系彌足珍惜。他甚至還記得雷師閱世知人智慧之偶爾流露于課堂內(nèi)外者。如1998年6月23日致我的信：“……記得雷伯倫師曾云：西洋史家過了中年，著作雖精而罕能維持‘火氣’，而今則吾兄以八旬之年而作此精辟生動之大文……”信中所指是我駁斥美國亞洲學會、原日籍女會長1996年卸職演講詆毀國史，攻擊“華化”觀點的一篇頗有“火性”卻使她無能回答的長文。事似瑣碎，但反映雷師通史及其嘉言懿行對弟子輩影響的深遠。

　　三、盡管六七十年前雷師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沒落》理論架構(gòu)應用于國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評譏，但經(jīng)雷師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確頗有裨于中國通史的宏觀析論。蓋兩河（巴比倫）、埃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回教、歐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與風格，此即所謂的形態(tài)之異；
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標示彼此之間確有類似的發(fā)展階段、歷程，以及最后大一統(tǒng)之出現(xiàn)、崩潰、沒落的共同之處，此即所謂的形態(tài)之同。因此，僅置中、西兩文化于一個視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異的最有效方法。遍觀二十世紀治史或論史對象最“大”的史家，施本格勒外，如英國的湯因比，德國的雅斯波斯（KarlJaspers），中國之雷海宗，美國與我同僚及學術(shù)關(guān)系久而且深的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McNeill）等無一不預覺到世界之進入“大一統(tǒng)”局面，無一敢深信這行將一統(tǒng)世界的大帝國（及其盟屬）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義、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長期控御無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規(guī)模大一統(tǒng)帝國繼續(xù)發(fā)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沒落與崩潰，正是關(guān)系全人類命運不能預卜的最大問題。治中國通史不能僅憑傳統(tǒng)經(jīng)史的訓練，必須具有近現(xiàn)代世界眼光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回憶清華和聯(lián)大的歲月，我最受益于雷師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傳統(tǒng)中國文化消極面之“深”。當時我對國史知識不足，但已能體會出雷師“深”的背后有血有淚，因為只有真正愛國的史家才不吝列陳傳統(tǒng)文化中的種種弱點，以試求解答何以會造成千年以上的“積弱”局面，何以堂堂華夏世界竟會屢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蠻”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五十年代中期，“百花”之后，“反右”期間雷師成為國內(nèi)學術(shù)界被批判的最主要對象之一，因為其他學人幾乎不可能有雷師的膽識，公開聲言共產(chǎn)及社會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自從1895年恩格斯死后，陷入長期停滯。雷師所受精神打擊之外，物資生活亦陷入困境，工資立即減到半數(shù)以下，每月僅領(lǐng)人民幣150元。直到1959年冬我的《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由哈佛出版之后，我才于次年春把此書及其他發(fā)表的論文單行本一并寄呈雷師，聊充舊日弟子海外初步作業(yè)報告。

　　兩年半后我終于接到雷師的回信（見下）。世事往往有偶合。我遲遲于1962年圣誕前一日下午才收到十本我的新著《明清社會史論》（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2）。半個多月后接到天津雷師母的信，才知道雷師已于1962年圣誕日歸道山。按時差推算，當我忐忑疾越山坡將此書付郵之際或正當大洋西岸雷師彌留之時。

　　師恩難報。我有生之年尚有一件心愿，能否親觀其成雖不可知，然當努力為之。將近三十年前應香港中文大學創(chuàng)校校長李卓敏先生之約，曾特撰“周初年代平議”一文以恭預《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973，No.1）創(chuàng)刊之慶。拙文主要結(jié)論之一是：

　　近代學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記·魯世家》《左傳》·《孟子》等資料證明《竹書紀年》1027B.C.之說之可信。遲至1945年，瑞典漢學名家高本漢教授，在一篇論商代某類武器和工具長文，才放棄了劉歆1122B.C.之說，發(fā)表了與雷文幾乎方法全同的對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國、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響甚大，一般稱《紀年》武王伐紂之年為“高本漢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B.C.在東亞、在西方被普遍接受為絕對年代，從學術(shù)公道的立場，我們有義務稱之為“雷海宗的年代”。

　　可憾的是，如今不是像南開大學雷門弟子王敦書教授所說，雷師這一極端重要的年代考證已“得到當時著名史學家洪煨蓮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重視與贊同�！焙橄壬鷥H在他轟動西方漢學界的《春秋經(jīng)傳引得序》（1937）的一個底注，指出按照《古本竹書紀年》“則武王滅殷當在前公歷1027”。高本漢根本無一字解釋何以最后放棄一向接受的劉歆年代1122B.C.，而突然采用古本《紀年》1027B.C.之說。即使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老友勞干（貞一）先生兩年前神志尚清時，雖在電話中什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紀年》西周積年之重要，《尚書·武成》篇紀日根本無法利用——仍是以1027B.C.歸功于西方漢學家，而不公開承認雷師是近代1027B.C.說之首位肯定者。

　　真理所在，必須嚴肅論辯。雷師國史宏觀諸論固已不朽；
我仍須就純粹史學方法，參照近年國內(nèi)夏商周斷代工程所積累的多學科資料，進一步努力，冀能為雷師贏得更大的不朽。

　　雷海宗先生（1902－1962）

　　附:雷海宗致何炳棣的一封信

　　炳棣：

　　首先我必須說：I owe you a thousand apologies，因為我早就應該與你回信。你寄給我的幾封信，你在1959年年底寄給我的你這一本精心之作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和幾篇論文，我都已收到；
你叫我轉(zhuǎn)交的幾篇論文，我也都一并交南開大學圖書館。讀了你那本書和論文之后，感到極為興奮。最近又收到你本年八月十一日的信和所附的各種學術(shù)刊物對你的作品的異口同聲的稱贊評語摘要，我真是無法形容內(nèi)心所感到的欣悅和贊嘆。你仍在盛年，我深信你今后在學術(shù)上所要作出的成績，一定還要越過你已經(jīng)有的極不平凡的成績。我希望，我最少還有機會能看到你今后一部分的成績：我眼前正在急切盼望早日讀到你這本關(guān)于social mobility的新書。

　　我過去四年，一直在病中，大部分的時間不能工作；
因體弱神衰，朋友間的信息往來也都斷絕。我過去曾經(jīng)屢次提筆，想要給你寫信，每次都是提起就又擱置，沒有能力寫下去，以致勞你在萬里之外長期惦念，每一憶及，內(nèi)疚至深。最近一年，雖未完全康復，我已又開始任課；
因仍在病中，領(lǐng)導方面對我特別關(guān)注，叫我只擔任一門課，以免勞累。課為新課，即“外國史學史”，主要是講西方過去兩三千年的史學發(fā)展情況。我極力希望，病能早日好轉(zhuǎn)，以后可以多擔任些工作。

　　我知道你將要擔任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的中國史教授，非常欣慰，你今后必能更順利地從事教學工作和學術(shù)研究工作。芝加哥市內(nèi)似乎有一個專門收藏中國圖書資料的圖書館，對你從事經(jīng)常性的研究，可能有幫助；
當然，為特別專門的研究，恐怕仍需借助于東部的幾個大圖書館。

　　我的病不好不壞，請勿多念。當局對我照顧周到，每次到醫(yī)院就診，都有青年同事陪伴，扶我上車下車。內(nèi)子雖已年逾花甲，大致尚屬健康：她叫我向你、向景洛多多致候，并告訴你們的兩個孩子，說萬里之外有一位老太太常常想到他們。小女現(xiàn)于北京大學西語系任講師；
她已自有家庭，也已有一子一女；
她工作較忙，不能多來天津，所以經(jīng)常只是我與內(nèi)子兩人相依度日。

　　你寫信給我，談你在國外的工作和情況，用英文比較方便，今后盡管仍用英文。我給你寫信，瑣瑣碎碎地談我的情況，用中文較為便利。

　　此祝闔府安好。

　　海宗

　　196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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