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亞峰：內圣歸內圣，外王歸外王——自由主義與儒家傳統(tǒng)初論
發(fā)布時間:2020-05-23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一、中國憲政問題與內圣外王問題
風云際會的二十世紀已然成為歷史。沉思百年中國行憲史的屈辱與光榮、苦難與奮爭，當有益于未來的再造與復興、昌盛與輝煌。
百年中國的行憲歷程自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始。清人不堪擔當舊邦維新的重任，示國人以行憲之騙局。辛亥志士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痛定思痛，而啟傾覆帝制之政局。孫中山先生創(chuàng)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之學說，并以臨時約法初建中華新政制之格局。然而君主雖除，皇權與臣民心理未去，袁氏、張勛復辟、曹錕賄選憲法等畢現(xiàn)行憲之艱難。內憂頻仍之際，又加日人入侵的外患。經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zhàn)之后，中華民族仍無化干戈為玉帛、和平民主建國的智慧，而兄弟鬩墻，遂使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不具全民共識之基礎。中共建國之后，33年中四易憲法。自八二憲法以來則三次修憲，以適應風雷激蕩之變局。
觀察與反思百年憲政史，乃可有以下的基本經驗：
�。ㄒ唬┕沤裰形鞯奈幕瘑栴}關系到憲政問題的解決。中西文化問題方案主要有中體西用論，如張之洞以及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
全盤西化論，如胡適等；
以及綜合創(chuàng)新論，如毛澤東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及張岱年等。中華文化之中，政治問題與文化問題本不分為兩片，而天人關系、群己關系、身心關系綜括為內圣外王關系。內圣外王關系即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政治與宗教關系、國家與社會關系等關系的綜會。內圣外王問題可統(tǒng)領以下的政治宗教關系、國家社會關系、上中下社會結構問題，乃至革命改良關系問題。這一問題乃是中國新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至今仍未最后解決。
�。ǘ┱闻c宗教的關系為憲政問題的一大關鍵。憲政問題之中有兩重關系：第一重關系是國家與社會之關系。這之中存在著權利（包括財產權、基本人權和人民主權）與權力（憲政的要義是分權制衡與法治）之對立、互動和平衡。第二重關系是政治與宗教之關系。百年中國有三大主流意識形態(tài)：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皆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言的思想、信仰與實踐的統(tǒng)一，但中國的新道統(tǒng)、學統(tǒng)、政統(tǒng)尚未建立。新宗教、新中道尚在孕育之中。此中值得重視的是中共的公民宗教，以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黨倫理：三民主義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ㄈ┕裆鐣慕ㄔO乃是憲政建設的基礎，亦是中國憲政問題的最大難題。憲政建設的核心：公民權利與國家公共權力的恰當安排實就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適當調整。憲政有三個觀念：人道政府（關心公民的權利：財產權和人權）、有限政府（關切國家公共權力：通過主權和分權制衡的原理既授予權力又限制、約束權力，以達致權力的正當行使）、法治政府（法治：權利與權力資源的恰當乃至最優(yōu)化配置）。而這三個觀念都需要公民社會的支持。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宗法社會到政黨社會三個時期。國民黨和中共建立的政黨倫理成功整合與轉化了傳統(tǒng)政治的思想資源和制度資源，把中國社會從宗法社會轉變?yōu)檎h社會。而中國社會轉型的真正成功在于從政黨倫理到契約倫理，從政黨社會到公民社會的轉變。
（四）重視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關系，以及中層結構的建設。國民黨建立了中國的上層結構，中共建立了中國的下層結構。新的變革任務是建立和優(yōu)化溝通上下結構的中層結構，進而建立現(xiàn)代中國社會的整體結構1 。而憲政制度恰是中層結構的核心部分。憲政法治是現(xiàn)代國家的通行治理方式。
（五）恰當理解革命與改良的關系。從維新變法的改良到20世紀初的辛亥革命，中國在傳統(tǒng)政制轉型的政治博弈中選擇新瓶裝新酒。2 二十世紀中國發(fā)生了革命的五次浪潮：辛亥革命、五四思想革命、國民革命、共產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20世紀后20年鄧小平改革乃是對改良的復歸。未來中國的憲政建設仍需國人對于革命與改良問題作深入的思考，進而形成憲政建設的共識。
二、自由政制的基本框架
�、鍛椃ㄖ疄榧s法的兩重約定
1、神人之約
憲法之為約法，乃因此中體現(xiàn)了兩重約定：神人之約或天人之約，以及治者與被治者之約。3 憲政主義產生于基督教傳統(tǒng)的西方文明。憲政的宗教之維提供了憲政主義超驗正義的來源。憲政主義"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體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義的政治思想中。"4 神創(chuàng)造了人，人因墮落而有原罪，人此生的意義是勤奮工作，深自懺悔，以期死后升入天堂。天國與人間分屬彼岸和此岸，所以上帝之城和人間之城兩立，因此，"凱撒的物當歸凱撒，神的物當歸神。"5 由于神的物歸神，愷撒的物歸愷撒，所以有政治與宗教的分離。人是靈與肉、天國與人間、無窮大與無窮小、天使與野獸之間的一個中項。在人身上充滿了知與無知、崇高與卑賤、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的沖突。是人則不是神，政治之事屬乎人間，宗教之事屬乎心靈和神，神與人二元對立不可調和。
2、治者與被治者之約
近代西方理性化的進程中，民族國家與教會的對立、君權與教權的對立逐漸轉化為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對立，也就是國家與社會的對立。社會高于國家，公民社會的建設乃是此中的一大關鍵。
�。ǘ┱茦嬙欤鹤杂芍髁x在經濟上表現(xiàn)為受保障的財產權、自由企業(yè)制度和市場經濟；
在政治上表現(xiàn)為以普選為基礎的代議制和法治；
在道德文化上表現(xiàn)為個人的權利觀念和自主觀念。6
三、中華新政制的自生秩序
農業(yè)文明人與自然的相因相成，天人關系的經驗積累的悟性的智慧使中華文化傳統(tǒng)崇尚天人不二、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道器不二，體用不二。道德秩序(moral order)即是宇宙秩序（cosmic order），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心、神及宇宙，是三無差別。
中華文化之傳統(tǒng)政治哲學核心是處理內圣外王關系，其結論是內圣外王不二，成己成物不二。7 內圣外王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內圣之業(yè)，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外王之業(y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8 由修身而下學而上達，而學為君子，以至于取義成仁,成賢成圣，此為內圣外王之縱向意義。其縱貫在于人格的修養(yǎng)以實現(xiàn)境界的不斷提升。而橫向意義則由修身而達于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內圣而至于外王，由成己而成物。道德高于政治，修身先于從政。內圣與外王主要是平面地自內向外推開。
內圣外王問題隱含著中華文化的超越性問題：中華文化的內在超越路向橫向擴展有余，而上下縱貫不足。此體現(xiàn)為內圣外王主要是平面化地自內向外展開，而如西方文化之十字架隱喻的自上而下的縱貫十分不足。9
依照牟宗三先生的論述，儒家是縱貫縱講，道和釋是縱貫橫講，西學的主流是縱貫橫講。儒家的心體、性體、道體、知體（良知之體），都是一體。而康德也是縱貫縱講，因為講意志的自律。智的直覺不能給我們知識，它是創(chuàng)造原則，而非認知原則。不能以感觸直覺的方式去認識它。感觸直覺在橫的關系中，它能給予一個對象而不能創(chuàng)造一個對象。橫的認知關系屬于感性和知性，智的直覺在縱的關系中。上帝與人都具有智的直覺（悟性）。智的直覺只有從道德的實踐中才能轉化出來。由康德的道德的神學（moral theology）轉變成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學（moral metaphysics）。儒家以道體代上帝，心體與道體為一，結果只剩下一個。牟先生認為，中華文化的政道不足，而治道有余。中華文化為理性之運用表現(xiàn)（Functional Presentation），而缺乏理性之架構表現(xiàn)(Constructive Presentation)。然而，牟先生對起源于自由主義的民主憲政學說有著深刻的誤解。這以牟宗三的政道與治道之分最為典型。他認為在中國古代的君權之下，政道無民主，治道有民主。10 "這里他把科層組織的合理化與民主這個有關國體的問題混淆起來。民主涉及的是國家權力的組成、運用和更迭方式，而不是指國家機器中的任何一特定部分。" 11
中華文化的新中道主要有自立、實踐與人類三個觀念。自立是中華文化的民族之根身和文化之道身從沉睡到匍伏到站起到直立的過程，即主體之建立過程，實踐與人類則體現(xiàn)了根身與道身的雙足和頭腦的覺醒。此三個觀念的形成貫穿了近代中華文化的思想史：從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到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到李澤厚的主體性實踐哲學，此中體現(xiàn)了文化自強自覺自主自由進而自立的愿望。自立實踐人類三觀念的恰當安排即是一個中心，兩手抓，即自立中心（太極），實踐與人類分處兩翼（兩儀）12 。新中道是沖突（二元）與和諧（一元）之間的某種折衷或平衡，因而是不一不二的。中華新文化的演進過程是儒學、佛法、哲學、神學四學之會通，而形成新中道的過程。
�。ㄒ唬┬聝仁ネ馔蹶P系：舊內圣外王即明體達用。新內圣與新外王13 則是不一不二的關系：首先，內圣與外王不一，二者應一分為二，內圣歸內圣，外王歸外王；
其次，內圣與外王不二，二者合二為一，憲政之道和道德之道究竟為一。外王問題不僅是民主與科學問題，而且是整體的政制問題。此中存在著知識論難題，即知識與價值的復雜關系。
為什么要內圣歸內圣，外王歸外王？牟宗三先生的良知的自我坎陷的不可能首先在于其遭遇到知識論的難題。主觀與客觀的復雜關系不可能通過黑格爾式的正反合的邏輯而解決。此種內圣系統(tǒng)與外王系統(tǒng)的復雜關系實為內圣系統(tǒng)與外王系統(tǒng)的復雜互動。而且，預設良知、仁為最高本體的道德形而上學難以自圓其說。但內圣與外王既分又合，內圣與外王不一不二：首先，內圣與外王不一，內圣歸內圣，外王歸外王；
其次，內圣與外王不二，內圣之域與外王之域可以相互作用。
1、儒家倫理與契約倫理：
返本開新，以"良知的自我坎陷"從而內圣開出新外王的新儒家路向不可能成為新文化的主流。依照李澤厚先生的界說，倫理當分為社會倫理與宗教倫理。中華文化新的社會倫理乃是儒家倫理與清教倫理綜會而成的契約倫理。既往的儒家倫理為交融的倫理，再變?yōu)樯鳘毜膫惱�、順服的倫理，這與心性修養(yǎng)、氣的感通、道德政治相聯(lián)系。而西學之倫理為交談的倫理、獨白的倫理，此種言說的論定指向社會公義的目標和法權政治。""交融的倫理"之轉而為"交談的倫理"，這是一個學習與調適的過程，并不是本質上的轉換。"14 未來的社會關系當從"血緣性縱貫軸"轉向"人際性的互動軸"。此應從順服倫理上溯到慎獨倫理，再達于交融倫理，再轉接于交談倫理。而主體之間的溝通不同于感通，溝通經由言說，感通以非言說的氣為主導。由此心性修養(yǎng)與社會公義，內圣歸內圣，外王歸外王。
劉軍寧提出，"儒教與自由主義之間一直存在著某種互動關系，并在實踐層次上呈現(xiàn)出相互結合的趨向。"儒教自由主義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儒家倫理的三點一線。15 "在政治上，儒教自由主義表現(xiàn)為代議政治、憲政法治、政黨政治加上儒家的施政作風。在經濟上，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加上克勤克儉、互幫互助的儒家工作倫理，同時政府受儒家富民養(yǎng)民思想的影響對經濟生活進行積極的調控管理。在道德文化上，儒家自由主義既引入自由主義對個人權利、自立自主和競爭精神的強調，又保留了儒教忠恕孝順、尊老愛幼、重視教育和注重集體利益等價值傾向。" 16
儒教自由主義的倫理即是新外王的契約倫理。此種契約倫理的建設有兩個核心的價值觀念：一是主體，主體的自我建立即是道德主體與實踐主體的自強自覺自主自由，亦即是自立；
二是交往，主體是自由而彼此平等的，主體之間的恰當關系當是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此可以闡釋為孔子的"仁"。17
2、在內圣之域，新儒家需要真正的思路創(chuàng)新、組織創(chuàng)新和制度創(chuàng)新：梁漱溟先生鄉(xiāng)村建設的路線已不合于時世，而十力先生以及門人牟宗三唐君毅的心學路線亦只能曲高和寡，儒門淡薄乃為不爭之事實。新儒家宜深切體認時世之變局，以日新之氣度學習基督教會之踐履精神和謹嚴組織，創(chuàng)造中華文化的新的言說方式和傳教路徑，以奉獻于中華新文化建設之大業(yè)。
（二）新內圣之五自精神：自強自覺自主自由會聚為自立精神。
中華文化的精神不僅是儒家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18 而是儒家的自強精神和佛法的自覺精神的會聚。儒言自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19 佛即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西方憲政的精神乃是自主與自由的精神。自主觀念來自希臘傳統(tǒng)，自主就是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的生命、自由、幸福奮斗的權利和能力，相信每一個人都可以發(fā)育成熟的理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成就健全、和諧的人格。而自由則要求不受強制的狀態(tài)。"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20 自由和民主的關系，乃是根與果的關系。如以嚴復先生的話來說，則是"自由為體，民主為用"。民主政治、憲政制度的實現(xiàn)首先需要一個文化的心靈中真正貫注了自主與自由的精神。自由的種子首先要撒播在中國大地上，然后得雨露的滋潤，自由精神之光的普照，自主與自由之樹乃能生生不息，然后方能收獲民主憲政之果實。
自強和自覺的精神與自主和自由的精神在人生的意義世界中得以會聚。人者天地之心也。人生由混沌無知的自然，到對于功利的馳馳以求，到天下為公的道德境界，到"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天地境界。這樣一個自我提升的過程經由生命心靈的自覺發(fā)心、立志，以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力行。而自立的要義就是生命心靈的自強自覺和自主自由。
中華新文化的精神則是中華文化慧命的承續(xù)，是文化精神的擴展與豐富，是中華文化之生命心靈的充盈。新文化精神是自強、自覺精神和自由、自主精神沖突與融合而綜會成的自立精神。民主憲政乃是一套設計精良的制度，它"旨在維護具有尊嚴和價值的自我（self），因為自我被視為首要的價值"，21 其指向一種良好的社會秩序，在其中，一群人，尤其是擁有權力的人，不能壓迫另一群人。由此，在民主的外王的設置下，人的自強和自覺的內圣之業(yè)可以無限延伸，直至獲得生命和心靈的真正的自主和自由,那就是天地之間真正自立的人的實現(xiàn)。
�。ㄈ┬峦馔跫葱抡疲盒抡颇耸侵腥A政制與西方政制的會聚。此種會聚不僅是兩種政制的對話，更是兩個文化系統(tǒng)的沖突與融合。為此，新政制的建設不僅要研究和汲取中西政制及人類政制的智慧、及教訓，更需上達于文化系統(tǒng)之中，對于人類文化的既往智慧和現(xiàn)實變局、未來大勢有通透的洞察，以中華文化之恢弘氣度觀察與融會人類文化，以人類文化慧命之發(fā)揚廣大為中華文化之己任。由此而從容應對中華文化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收拾傳統(tǒng)政制之殘局，整理民主共和之新局，開創(chuàng)中華文化未來之新政制。
此種新政制是一種自生秩序22 。本文嘗試把中華新政制的構造概括為兩個方面、五個觀念和八種制度。23 兩個方面指保障公民權利與限制公共權力；
五個觀念是產權、人權、分權、主權、法治；
而八種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權利制度、政黨制度、選舉制度、監(jiān)督制度、聯(lián)邦制度。
中國憲政之智慧是一種清明的理性，是取象思維與概念思維的合一，是析解理性的一分為二與生命理性（悟性）的合二為一。
中國憲政之道的求索是中華文化自立的歷程。憲政的實現(xiàn)一則需要實踐的操作和踐履，一則需要人類的眼光與胸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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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柏克, 1998：《法國革命論》，何兆武、許振洲、彭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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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黃仁宇，1997：《中國大歷史》第295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
2.試以瓶與酒的比喻簡說各國行憲經驗：英國人可以理解為舊瓶裝新酒，美國人則是把新瓶新酒說成是舊瓶舊酒，日本人在美國人的刺刀下面不情愿地以新瓶裝新酒，但新瓶的上端（國家元首）保留了舊瓶的裝潢（天皇）。法、俄、中則熱衷于新瓶新酒的革命烏托邦實驗。打爛舊瓶是中國二十世紀的流行話語，文革則連舊瓶的碎片也不放過。
3.而依照柏克的說法，還存在第三重約定，即前代與后代之約。詳見《法國革命論》（柏克，1998）129頁的有關論述。
4.卡爾·J·弗里德里希：《超驗正義----憲政的宗教之維》第1頁，周勇、王麗芝譯，三聯(lián)書店1997年。
5.《新約·馬可福音》12：17。
6.劉軍寧：《自由主義與儒教社會》,《公法評論》（http://www.gongfa.com）網站。
7.內圣外王問題與西方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個人社會關系可互相參照。
8.《大學》。
9.人----文化----符號是三位一體的（卡西爾1985）。道家太極圖乃是內圣外王關系的文化符號詮釋。此可與佛教逆十字的隱喻以及中華文化新符號：中國之中的象征相印證。佛教隱喻此處暫不論述。而"中"字具有極大的多義性，可從多維予以詮釋。首先，中是"1"和"0"的組合；
其次，中是上下縱貫的，這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對于中華文化之傘未能上下?lián)伍_（唐君毅語）之缺陷的彌補，以及對上下超越路向的接納；
第三，中之字型是左右對稱的，這象征了中華文化的陰陽平衡的中和智慧；
第四，中之音韻為東韻，此韻具有良好的共鳴，有一種內在的力量；
第五，中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一以貫之的中道思維。
10.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第41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11.劉軍寧：《自由主義與儒教社會》。
12.此處作者受到唐力權先生的"根身性相學"的深刻啟發(fā)（唐力權，1997）。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的思想與周易的關系，似乎是一重要的但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
13.新儒家所言的民主科學不能概括新外王的全部內容。因為政制的安排不僅是民主問題，而是自由民主人權憲政法治等諸觀念和制度的復雜構造，此種構造歸之于民主是不夠準確恰當?shù)摹?/p>
14.林安梧："心性修養(yǎng)"與社會公義----中華文化邁向二十一世紀的糾結之一，《原道》第6輯79頁，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15.劉軍寧：《自由主義與儒教社會》，《公法評論》（http://www.gongfa.com）網站。
16.劉軍寧：《自由主義與儒教社會》，《公法評論》（http://www.gongfa.com）網站。
17.新倫理的生成過程在中華近代思想史中有清晰的發(fā)展蹤跡可以追溯。如孫中山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毛澤東的五愛，鄧小平的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此種政黨倫理（劉小楓，1998）為新倫理生成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遺憾的是，儒家由于言說方式的局限，未能如既往儒家提出如"三綱五常"之類的倫理綱要，從而無法深入中國社會的日常倫理生活之中。新倫理尚在激蕩生成之中，基本框架的形成尚待時日。
18.《張岱年學術論著自選集》第547頁，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
19.《周易》乾卦、坤卦象辭。
20.《新約·約翰福音》8：32。
21.卡爾·J·弗里德里希：《超驗正義----憲政的宗教之維》第15頁，周勇、王麗芝譯，三聯(lián)書店1997年。
22.自生秩序(spontaneous order)或擴展秩序是哈耶克思想的核心概念。自生秩序是人類群體生長出的復雜結構，它介乎本能和理性之間，使人類文明成為可能。這種秩序并不是人類的設計或意圖造成的結果，而是自然發(fā)生的：它是在無意之間遵守某些傳統(tǒng)、主要是道德中產生的，是人類行為的結果，但不是人類設計的結果。
23.自由主義的中國化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一如佛教的中國化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一樣。這里是一初步的努力，詳細的論證則需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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