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初秋，我乘船從阿爾漢格爾斯克（Arkhangelsk）越過白海到索羅維茨基（Solovetsky）群島，這個曾經是蘇聯(lián)首個政治犯監(jiān)獄所在地的遠方列島。船上的餐廳充滿歡快的氣氛。許多人在相互祝福干杯，說笑，為船長熱情鼓掌。和我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的旅客是從海軍基地來到海岸的兩對中年夫婦，他們好像非常開心。起初，我的出現(xiàn)只是增加了他們的快樂。在白海上，并不是每天都能碰上乘坐搖搖晃晃的輪渡的真正美國人，這個新奇讓他們覺得好玩。當我告訴他們我在俄國做的事情后，他們就不那么開心了。一個美國人乘坐歡快的游船來參觀索羅維茨基群島觀賞美麗的景色和古老的寺廟是一回事，到索羅維茨基群島來看集中營的遺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個人就表現(xiàn)不滿了�！澳銈兺鈬�人為什么只關心我們歷史上丑惡的一面？”他問道，“為什么要寫古拉格（前蘇聯(lián)內務部勞改局）？怎么不寫我們的成就？我們是第一個把人送入太空的國家�！彼�用“我們”是指“我們蘇聯(lián)”。蘇聯(lián)7年前就已經消失了，但他仍然把自己當作蘇聯(lián)公民，而不是俄國人。

　　她的夫人也向我發(fā)難。“古拉格已經不再有什么意義�！彼�說，“我們有別的麻煩，如失業(yè)，犯罪等。你為什么不寫我們真正的問題，反而寫那些發(fā)生在很早以前的事？”

　　這個不愉快的談話持續(xù)過程中，另一對夫婦一直保持沉默，男的對蘇聯(lián)的過去不置一詞。但是，他的夫人表達了支持的觀點�！拔依斫饽銥槭裁聪胫�道集中營的事，肯定很有意思，我要是知道多點就好了�！�

　　此后在俄國的考察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碰上這四種態(tài)度。“關你什么事？”和“有什么意義呢？”是兩種常見的反應。沉默或沒有意見，像聳聳肩可能是最常見反應。但是也有人知道了解過去的重要性希望更容易找到更多的東西。

　　紀念碑和公眾意識

　　事實上，稍微用點勁就能在當今的俄國了解很多過去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俄國檔案館都是封閉的，不是所有的歷史學家都在忙著別的事情。古拉格的故事也已經成為一些前蘇聯(lián)加盟共和國或蘇聯(lián)衛(wèi)星國的公眾辯論的話題。在有些國家，（一般地講，認為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紀念活動和辯論實際上往往很激烈。

　　散布在俄國各地的還有很多非正式的，半官方的，私人的紀念碑，博物館，由形形色色的個人或組織建立的。讓人奇怪和吃驚的是個人紀念碑有時候能在人跡罕至的地方發(fā)現(xiàn)。一個鐵十字架被放在Ukhta市外面的光禿禿的山上來紀念大批囚犯被殺害的地方。為了看這個十字架，我不得不開車穿過幾乎走不成的泥巴路，走在一幢建筑物的后面，翻過鐵路道軌。即使這樣我還是離得太遠看不清上面寫的什么。盡管這樣，幾年前樹立十字架的當?shù)胤e極分子在指給我看的時候掩飾不住自豪的神情。

　　沿著柏崔左伏斯克（Petrozavodsk）往北幾個小時的路程，就來到建立在Sandormokh村外面的另一個特別紀念館，索羅維茨基群島的囚犯在1937年被槍決。因為沒有記錄誰埋在哪里，家屬們只好隨意地挑選一堆骨頭紀念。死者的親屬將死掉多年的親人的照片貼在木頭樁上，有些在旁邊刻有墓志銘。絲帶，鮮花和其他小裝飾撒在曾是殺人現(xiàn)場長成的松樹林。在我憑吊的8月的大晴天（屠殺的紀念日，有來自彼得堡的代表團），一個老太太在訴說埋在這里的父母，在她7歲的時候，他們都被槍殺。她在度過了幾乎整個生命的時候才能來看望他們。

　　但是在習慣于規(guī)模宏大的戰(zhàn)爭紀念館和巨大莊嚴的國家公墓的俄國，這些個人和地方單位建立的墓地顯得粗劣，零散，不完整。大多數(shù)俄國人可能都意識不到這些的存在。難怪，蘇聯(lián)解體十年以后，俄國繼續(xù)表現(xiàn)得好像并沒有繼承蘇聯(lián)的歷史一樣。雖然它繼承了蘇聯(lián)的外交和對外政策，蘇聯(lián)的大使館，蘇聯(lián)的債務，蘇聯(lián)在聯(lián)合國的席位。俄國沒有紀念壓迫歷史的國家博物館。俄國也沒有一個悼念死者的地方，一個官方確認死難者及其親屬痛苦的紀念碑。

　　然而，比缺乏紀念碑更明顯的是公眾意識的喪失。有時候好像戈爾巴喬夫時代大規(guī)模討論引發(fā)的強烈沖動和感情隨著蘇聯(lián)的解體完全消失了。為死難者討回公道的激烈辯論一下子突然不見了。雖然在八十年代末期還有很多討論，俄國政府從來沒有檢驗或審判大屠殺的兇手，即使在認定究竟是具體哪些人的情況下。

　　當然，審判不一定是解決過去歷史問題的最好辦法。但是除了審判還有別的方法給以前的犯罪行為進行公正的處理。比如，像南非推行的真相調查委員會，讓受害者正式的、公開的講臺講述自己的故事，讓過去的犯罪行為成為公眾辯論的話題。還可以進行官方的調查，像2002年英國議會對北愛爾蘭30年前發(fā)生的“血腥星期天”屠殺事件的調查。有政府的調查，政府的委員會，公開的道歉等。但是俄國政府從來沒有考慮過這樣的選擇。除了這個草草了事、沒有結果的對共產黨的“審判”，在俄國事實上并沒有公開的訴說真相的行動，沒有議會聽證會，對蘇聯(lián)的槍決，屠殺，和集中營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的調查。

　　結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的半個世紀后，德國人仍然在進行定期的公開辯論關于受害者賠償，關于紀念館問題，關于納粹歷史的解釋問題，甚至新一代德國人是不是繼續(xù)背負納粹罪行的愧疚負擔等。但是在斯大林去世的一個世紀后，俄國并沒有出現(xiàn)類似的爭論，因為過去的記憶不再是公眾文本的活生生的一部分。

　　俄國人的平反昭雪過程從1990年以來確實在繼續(xù)，靜悄悄的在進行。到了2001年底，俄國有大約四百五十萬政治犯被恢復名譽。國家平反委員會估計仍有五十萬案件需要審查。但是雖然委員會本身是嚴肅認真的，雖然委員會由集中營幸存者和官員組成，參與者沒有真正感覺到創(chuàng)造這個委員會的政治人物是出于追查用英國歷史學家凱瑟琳•米蘭黛勒（Catherine Merridale）的話說“真相和和解”為真正驅動力的動機，相反，這么做的目標是停止對過去的討論，給那些受害者幾個盧布和免費乘車券安慰一下，避免任何對斯大林主義的原因及其遺產進行更深刻的考察。

　　改變的東西越多，保持不變的東西也就越多

　　對這種公眾沉默有些好的或至少可以接受的解釋。多數(shù)俄國人確實真的花全部的時間配合他們經濟和社會的徹底轉型。斯大林主義時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它終結之后又發(fā)生了太多的事。后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不是戰(zhàn)后的德國，許多令人發(fā)指的罪行在許多人心里仍然清晰可見。在21世紀初期，20世紀中期發(fā)生的事情對這個國家的很多人來說好像古代歷史一樣遙遠。

　　也許更確切地說，許多俄國人感覺過去的事情已經討論過了，再追究下去沒有多大意義。至少，當你問上了年紀的俄國人為什么古拉格的話題如今不再提起了時，他們往往這樣回避“在九十年代那是我們唯一能夠談論的東西，現(xiàn)在我們不需要再繼續(xù)談下去了。”

　　但是這種沉默還有其他一些讓人難以原諒的原因。許多俄國人經歷了蘇聯(lián)的解體并認為這是對他們自尊心的重大打擊。他們現(xiàn)在覺得，也許舊的制度確實糟糕，但是至少那個時候他們是強大的�，F(xiàn)在我們不強大了，我們不愿意再聽到別人對它說三道四。就像談論死去的人的缺點，太痛苦了。

　　還有些人仍然擔心如果繼續(xù)深入挖掘過去，誰知道還會發(fā)現(xiàn)別的什么東西來。俄國改造委員會的主席亞可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非常坦率的指出“社會對過去的罪行漠不關心，因為有太多的人直接參與了這些罪行�！碧K維埃制度讓數(shù)百萬的民眾成為犯罪行為的各種形式的合作者和幫兇。雖然有許多是主動參加的，還有許多體面的人是被迫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他們，他們的子孫并不總要記住讓他們丟臉的往事。

　　但是對于缺乏公眾辯論的最重要的解釋并不是涉及年輕一代的恐懼或自卑情結或父輩罪行的殘余。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今當政者的權力和地位，不僅是俄國，還有許多其他蘇聯(lián)加盟共和國或衛(wèi)星國。在蘇聯(lián)解體10周年的2001年12月，15個加盟共和國中的13個是被前共產黨員所掌握，許多衛(wèi)星國也一樣。甚至在那些不是由共產黨意識形態(tài)影響實際控制的國家，前共產黨員及他們的子女或跟隨者仍然是主導社會的學術界，新聞媒體，和商界精英。普京總統(tǒng)（Vladimir Putin）本人是從前的克格勃成員，他驕傲地宣稱自己是個Chekist，這個詞曾經是來描述列寧在革命時期的政治政策的。在后共產主義世界，前共產黨員占主導地位和缺乏對過去的討論之間并不是巧合。說得明白一點，前共產黨員在掩蓋過去的罪行對自己的利益有好處。過去的事情讓他們蒙受恥辱，讓他們受到損害，傷害他們聲稱要進行的改革，即使他們自己與過去的罪行一點關系也沒有。可以給出太多太多的理由解釋俄國為什么不建立國家紀念碑來紀念數(shù)百萬的受害者，但是亞可夫列夫再次給出了最簡潔一針見血的解釋：“當我們---老一代人都死掉后，紀念碑就建起來了�！�

　　這個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不能正視，悔改和討論共產黨的歷史就像一塊石頭壓在許多后共產主義歐洲國家的頭上。關于老的“秘密檔案”內容的風言風語繼續(xù)讓當今的政治局勢陷入動蕩，至少破壞了波蘭和匈牙利的總理的政治地位。過去和共產主義老大哥達成的一些交易到現(xiàn)在仍然持續(xù)發(fā)酵產生影響。在很多地方，秘密警察機制---干部，設施，辦公室---基本維持不變。偶爾發(fā)現(xiàn)的新的尸骨能一下子激起沖突和憤怒的火焰。

　　這個過去的包袱在俄國表現(xiàn)的尤其嚴重。俄國繼承了蘇維埃權力的全套裝飾，和蘇聯(lián)的大國情結，蘇聯(lián)的軍事設施，蘇聯(lián)的帝國目標。因而，俄國對政治后果的缺乏記憶和其他前共產主義國家相比危害更大。以蘇維埃祖國的名義，斯大林將車臣人（Chechen）驅逐流放到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荒原，其中一半人死在那里，本來是打算讓剩下的人連同他們的語言和文化一起消失。50年后的今天，俄羅斯聯(lián)邦軍隊故伎重演，開進車臣首都格羅茲尼（Grozny），在兩次戰(zhàn)爭中屠殺了上萬車臣平民。如果俄國人和俄國精英發(fā)自肺腑的，真心地記得斯大林對車臣人做的事情，他們就不會在1990年入侵車臣，不會一次又一次的這樣做。這樣的行為簡直就像戰(zhàn)后的德國又一次入侵波蘭西部一樣在道德上站不住腳。但是很少俄國人這樣看問題。而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他們對自己的歷史有多么無知。這對俄國公民社會的形成和法制的建立和發(fā)展也會產生嚴重的影響。

　　再說的重一些，如果讓舊政權的惡棍逍遙法外，正義就戰(zhàn)勝不了邪惡。這聽起來有點像啟示錄，但是在政治上決不是無關緊要的。為了讓大多數(shù)民眾遵守公共秩序，警察不需要抓住所有時代的所有犯罪分子，但是他們需要抓住相當一部分。沒有什么讓犯罪分子看到可以逍遙法外，逃脫懲罰，嘲弄眾人更容易鼓勵無法無天的情況了。秘密警察繼續(xù)擁有自己的公寓，自己的別墅，豐厚的養(yǎng)老金。而他們的受害者仍然貧窮，被人遺忘。對許多俄國人來說，好像是說你越和過去合作，你就越聰明。同樣的，你如今欺騙的越多，撒謊越多，你就越聰明。

　　從更深層次上說，古拉格的一些意識形態(tài)也存在于新的俄羅斯精英的態(tài)度和世界觀中。老斯大林主義者把人分成兩類一是享受所有權力的精英一是不值一提的“敵人”，現(xiàn)在的新俄羅斯精英則對自己同胞表現(xiàn)出傲慢與蔑視。除非那些精英不久認識到所有俄國公民的價值和重要性，尊重他們的人權和公民權利，俄國將最終逃脫不了成為當今的北方扎伊爾的命運，一個居住著貧窮不堪的農民和億萬富翁的政治精英的國度，這些權貴將資產存放在瑞士銀行的金庫中，跑道上有自己的私人飛機，工程師在跑前跑后。

　　可悲的是，俄國對過去的缺乏興趣剝奪了俄國人自己的英雄和惡棍。那些秘密反對斯大林的人物的名字，不管他們反抗的結果如何都應該讓俄國人了解，就像在德國刺殺希特勒政變的參加者的名字一樣。俄國幸存者文學的難以相信的寶庫，那些講述人性戰(zhàn)勝蘇維埃集中營可怕情景的故事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閱讀，更多的人引用。如果學生對這些英雄和故事了解的更多，他們就發(fā)現(xiàn)除了帝國的軍事上的勝利之外，有更多讓他們引以自豪的俄羅斯的過去。

　　但是不能記住過去還有更多世俗的、實際的后果。比如，人們或許爭論俄國不能正確看待過去也解釋了他們對現(xiàn)在仍然在推行的某些形式的審查的無動于衷。秘密警察仍然猖獗，不過現(xiàn)在起了個新的名字叫Federalnaya Sluzhba Bezopasnosti, 或者FSB。大多數(shù)俄國人不怎么在乎FSB的能力打開郵件，監(jiān)聽電話，沒有法院命令進入私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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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過去缺乏敏感也能解釋俄國為什么沒有進行司法和監(jiān)獄制度的改革。1998年，我曾經參觀過阿爾漢格爾斯克（Arkhangelsk）市的中央監(jiān)獄，曾經是古拉格的主要城市監(jiān)獄之一。這個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時代的城市監(jiān)獄好像根本就沒有什么變化。當我走在石頭建筑的大廳時，旁邊是一聲不吭的監(jiān)獄看守，就好像我們回到了我曾經閱讀過的古拉格回憶錄錄中。牢房狹小，里面空氣污濁，墻壁潮濕，衛(wèi)生條件極差。監(jiān)獄長聳聳肩，說這都是因為沒錢。走廊黑暗是因為電費太貴，囚犯等幾個星期才能審判是因為法官待遇太差。我不同意這個解釋。缺錢是個問題，但決不是問題的全部。如果俄國的監(jiān)獄仍然和斯大林時代的監(jiān)獄一樣，如果俄國的法庭和犯罪調查只是擺設，那部分是因為蘇維埃的遺產不像懺悔意識懸在控制俄國刑事審判制度頭上。過去的罪惡并不來打擾俄國的秘密警察，俄國的法官，俄國的政客，俄國的商界精英。

　　但是，當今俄國很少有人覺得過去是個負擔，或是個責任。過去是個應該忘記的噩夢，或者是個不能當真的閑話。就像一個巨大的，沒有打開的潘多拉盒子靜靜地躺在一邊等著下一代人打開。

　　西方記憶缺失

　　我們西方不明白發(fā)生在蘇聯(lián)和中歐的事情的重大價值當然不會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產生像對他們的生活方式產生那樣深刻的影響。我們大學里對奇怪的“古拉格否認者”的寬容不會摧毀我們社會的道德構成。畢竟，冷戰(zhàn)已經結束，西方的共產黨已經沒有真正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力量支持。

　　但是，如果我們不試圖去記住過去的歷史，對我們自己也能產生后果。其中之一是，我們對現(xiàn)在發(fā)生在前蘇聯(lián)的事情的理解將繼續(xù)遭到我們對歷史誤解造成的歪曲。而且，如果我們真的知道斯大林對車臣做的事情，如果我們覺得是對車臣人犯下的嚴重罪行，那么不僅普京現(xiàn)在不能對他們做同樣的事情，而且我們也決不能袖手旁觀。蘇聯(lián)的垮臺也不會像二戰(zhàn)結束一樣激勵西方勢力同等程度的動員。當納粹德國最終倒臺的時候，西方其他地方成立了北約和歐洲聯(lián)盟---部分目的是防止德國再次脫離文明的“常態(tài)”。相反，直到2001年9月11日，西方國家才開始認真重新考慮他們后冷戰(zhàn)時期的安全政策，然后有更強烈的動機和需要讓俄國回到西方的文明中來。

　　但是最后，對外政策的后果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們忘記了古拉格，遲早會發(fā)現(xiàn)難以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我們到底為什么要進行冷戰(zhàn)？是因為瘋狂的右翼政客嗎？是與政客勾結的軍事工業(yè)集團和中央情報局編造的整個事件強迫西歐和美國的兩代人參與其中么？是否有更重要的事情發(fā)生呢？困惑已經出現(xiàn)了。2002年，保守的英國《觀察家》Spectator雜志刊登一篇文章認為冷戰(zhàn)是“是有史以來最沒有必要的沖突之一�！泵绹�作家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也把冷戰(zhàn)描述成為“四十年沒有思想的戰(zhàn)爭，只是造成了五萬億美元債務。”

　　因而我們忘記了讓我們動員起來的事情，讓我們熱血沸騰的激情，長久以來讓西方文明連結在一起的理想。我們忘記了我們堅決反對與之作戰(zhàn)的罪惡。如果我們不能竭力記住歐洲大陸另一半的歷史，另一個20世紀極權統(tǒng)治政權的歷史，最終西方會發(fā)現(xiàn)無法理解自己的過去，我們將不理解我們的世界怎么成了這個樣子。

　　而且不僅我們自己的歷史，因為如果我們繼續(xù)忘記另一半歐洲的歷史，我們對人類自身的理解將會被歪曲。每一個20世紀的群眾災難都是獨一無二的：古拉格（前蘇聯(lián)內務部勞改局），納粹大屠殺，亞美尼亞大屠殺，南京大屠殺，文化大革命，柬埔寨革命，波黑戰(zhàn)爭等等。這些事件都有不同的歷史哲學和文化淵源，每一個事件都是在某個特定環(huán)境中產生，同樣的環(huán)境將不再可能重復出現(xiàn)。只有我們貶損、摧毀、非人化自己同胞的能力在不斷重復并將一再重復：我們要將鄰居變成“敵人”，我們把對手看成虱子或臭蟲或毒草，把我們的受害者重新塑造成低等的，少量的，惡棍只配關禁閉，驅逐或槍斃。

　　我們越是能夠理解別的社會是如何將他們的鄰居或同胞從人變成物品，我們對導致大迫害和大屠殺的具體情況了解的越多，我們就越明白我們人類本身的丑惡的一面。極權哲學曾經而且將繼續(xù)對眾多人有強烈的吸引力。正如德國猶太人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經說的，摧毀“典型的敵人”仍然是許多獨裁者最根本的目標。我們需要了解這是為什么。每一個故事，每一個回憶，古拉格歷史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一個迷，一個解釋。沒有了這些，總有一天醒來會發(fā)現(xiàn)我們不知道我們是誰了。

　　譯自：“The Gulag: Lest We Forget” by Anne Applebaum

　　http://www.hooverdigest.org/051/applebau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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