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傳統(tǒng)的發(fā)展社會學中，學術傳統(tǒng)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以發(fā)達國家的現代化為研究對象的現代化理論，一個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東亞模式為研究對象的發(fā)展理論。這兩個學術傳統(tǒng)構成了發(fā)展社會學的主要論題，同時也限制了發(fā)展社會學的視野。本文認為，中國、前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過程為發(fā)展社會學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議題，包括如何看待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發(fā)展道路，如何看待發(fā)展和轉型過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如何看待發(fā)展過程中社會不平等的問題等。這些議題擴展著發(fā)展社會學的視野，也為建構新的發(fā)展社會學理論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發(fā)展社會學應當面對轉型國家的社會轉型實踐過程，形成現代化理論、發(fā)展理論、轉型理論三足鼎立的發(fā)展理論新格局。

　　與20世紀最后20多年世界上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局相比，作為一門以研究社會發(fā)展為己任的發(fā)展社會學，似乎處于一種相當尷尬的位置。無論是對這些變局事先的預測還是事后的解讀，發(fā)展社會學的工作都是很難令人滿意的。本文將探討上個世紀末在中國、前蘇聯和東歐發(fā)生的體制改革與社會轉型對于發(fā)展社會學所具有的學術含義，并以此為基礎來探討形成新的發(fā)展社會學理論的可能性。

　　一、從現代化理論、發(fā)展理論到轉型理論

　　發(fā)展社會學有兩個主要的學術傳統(tǒng)并由此形成兩個主要的理論流派，一個是主要面對近代以來西方發(fā)達國家現代化過程的現代化理論(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另一個則是主要面對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發(fā)展中國家社會發(fā)展（特別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來的東亞部分國家和地區(qū)）的發(fā)展理論(theories of development)。

　　現代化理論

　　1950年，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guī)炱澞��?S．Kuznets)提議，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中創(chuàng)立了一個經濟增長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成立之后，曾組織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并在1952年創(chuàng)辦了后來在國際社會科學界有著廣泛影響的《經濟發(fā)展與文化變遷》。這樣，在其周圍就形成了一個學術圈子，他們有密切的個人聯系，有自己的資金來源，有自己的叢書和刊物。這個學術圈子就是后來的現代化理論的班底。

　　在50年代，現代化的理論家們進行了大量的理論與實際的研究工作，從而為后來較為系統(tǒng)的現代化理論的形成做了準備工作。在這個時期，著名社會學家帕森斯完成了他的一系列的著作和學術論文，從而為現代化理論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帕森斯的學生列維在1952年出版了《社會結構》一書，形成了他后來研究現代化的基本理論框架。羅斯托則開始著手撰寫他重要的代表作《經濟增長的階段》。因此，當1960年歐美和日本的學者云集日本的箱根，參加對于現代化理論有著里程碑意義的“現代日本”國際學術討論會的時候，現代化理論的準備工作已經大體完成。

　　現代化理論所面對的，主要是西方發(fā)達國家自近代以來發(fā)生的結構性變遷。盡管其中有些學者不時涉足發(fā)展中國家的社會發(fā)展研究問題，但現代化理論的基本議題是在研究西方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提出來的。

　　現代化理論雖然涉及到現代化過程中極為廣泛的問題，但其基本的理論主張，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傳統(tǒng)—現代”兩分法。即按照某種特定的標準將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社會或目前世界上的所有國家劃分成“傳統(tǒng)的”與“現代的”兩種類型。因此，現代化的過程也就是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邁進的過程。第二，社會發(fā)展的內因論�，F代化理論認為社會發(fā)展與現代化的主要動力是來自于內部，而發(fā)展中國家社會發(fā)展的不順利，根本的原因也是來自內部的障礙。他們曾經一度將這種內部障礙主要歸結為文化與價值觀因素。很明顯，現代化理論的這種主張，是直接來源于德國早期社會學家韋伯的思想。第三，現代化趨同的假設�，F代化理論家認為，在發(fā)展中國家發(fā)展的過程中，將會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多地具有當今現代社會的特征。艾森斯塔特干脆說：“從歷史上看，現代化是一個朝著歐美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系統(tǒng)演變的過程”(Eisenstadt, 1966)。他們認為，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都會具有這樣的一些特征：工業(yè)市場經濟、持續(xù)的經濟增長、大規(guī)模的科層組織、較高的識字率、正規(guī)教育的普及、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社會流動的增加、較低的人口出生率、城市化、宗教影響力的衰落、能適應變遷的結構、現代的價值系統(tǒng)等。

　　現代化理論最鼎盛的時期是在20世紀的50年代末與整個60年代。但從60年代末開始，現代化理論便開始不斷地受到各種各樣的批評。對于現代化理論的批評首先是集中在“傳統(tǒng)—現代”兩分法上，此外，對現代化理論背后所暗示的單線進化論的理論假設，其中所包含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等，人們也提出了諸多的批評。不過，在隨后的幾十年中，雖然現代化理論的巔峰狀態(tài)已經不再，但有關現代化的研究并沒有完全消失。近些年來，有關現代性與后現代的爭論，由“后工業(yè)社會”論開啟先河的各種冠之以“后”的發(fā)展理論以及德國的貝克爾教授的再現代化理論等，都有著大小不等的影響力。而且，從這些新的現代化理論身上，我們已經不再能看到像古典現代化理論那樣在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進行比較研究的視野，而是更純粹地關心西方發(fā)達國家在現代化更高階段上所面對的獨特課題。

　　發(fā)展理論

　　當傳統(tǒng)的現代化理論遭受到學術界的尖銳批評從而陷入某種困境的時候，立足于研究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理論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在早期，發(fā)展理論所面對的主要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經濟與社會發(fā)展過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些學者開始將關注的焦點轉向東亞的發(fā)展經驗并將之概括為“東亞模式”。

　　發(fā)展理論主要由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和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所構成。

　　大約從60年代中期開始，現代化理論開始受到依附理論的強有力的挑戰(zhàn)。依附理論主要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學者在研究拉丁美洲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提出來的。當然也有一些其他國家與地區(qū)的學者持有同樣的觀點。如埃及的阿明、德國的弗蘭克都是著名的依附理論家。同時也有一批來自美國的激進馬克思主義者使用依附理論來對發(fā)展中國家的社會現代化進行研究，并以此激烈抨擊傳統(tǒng)的現代化理論。作為依附理論基礎的是下面的兩個基本假設。第一，不應當單獨地分析一個社會的發(fā)展，而應當從世界系統(tǒng)里考察問題；
第二，在許多情況下，往往是外來因素對社會發(fā)展的影響更為重要。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上，他們認為，發(fā)達國家并不像原來人們所認為的是處于不同的歷史發(fā)展階段，而是處于同一階段，不過一方是處于中心的地位，另一方則處于邊緣的地位。他們認為，發(fā)達國家的發(fā)達和發(fā)展中國家的不發(fā)達，實際上是一個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發(fā)展中國家的不發(fā)達，是發(fā)達國家之所以發(fā)達的條件，而發(fā)達國家的發(fā)達則是發(fā)展中國家不發(fā)達的根源。當然，也有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取得了成功，但主要是依靠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影響。在這些發(fā)展中國家，雖然他們依附于西方國家而得到發(fā)展，但在這種發(fā)展中，往往是西方國家受益，第三世界國家受害。也就是說，西方國家的發(fā)達導致了發(fā)展中國家的不發(fā)達(Frank, 1967; Dos Santos, 1971; Amin, 1976)。

　　代依附理論而起的是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世界體系理論與依附理論有著密切的關系，兩者的不同之處是在于，第一，依附論者所講的依附或依賴是單向的，而世界體系理論所講的依賴則是雙向的。第二，世界體系理論避免了依附理論的簡單的“兩分法”的傾向。依附論者簡單地將世界劃分為大都市與衛(wèi)星國、中心與邊緣。世界體系論者則把世界體系劃分成“中心”、“半邊緣”、“邊緣”三個等級。第三，世界體系理論指出，目前的這個世界體系是變動著的。世界體系的三級結構不是一成不變的，邊緣國家可以通過結構位置的流動而上升到半邊緣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在沃勒斯坦看來，發(fā)展的意義主要就在于如何改變自己在世界體系中的結構位置，實現自己的升級。在世界體系理論之后，也曾出現一些新的理論嘗試，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謂新比較政治經濟學。新比較政治經濟學孕育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已經在發(fā)展研究中產生一定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它對有關現代化和發(fā)展的一系列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的看法，并在發(fā)展研究的方法論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設想。但相比之下，其理論的影響力比較有限。

　　轉型理論

　　而發(fā)生在20世紀最后20年的中國、前蘇聯和東歐（在下文中我們將這些國家統(tǒng)稱為轉型國家）的社會轉型，則為形成發(fā)展社會學第三個學術傳統(tǒng)和新的發(fā)展社會學理論提供了可能。

　　現代社會科學的形成和發(fā)展，與對資本主義文明的關注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從社會學來說，奠定現代社會學基礎的幾位大師關注的幾乎都是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解釋。馬克思關注的是資本主義中的生產關系特別是其中的勞動與資本的關系；
韋伯探討的是資本主義文明形成的精神條件，尤其是與基督教倫理之間的關系；
涂爾干所面對的則是，如果說在傳統(tǒng)社會中，社會整合的機制是人們在共同經歷基礎上形成的“機械聯系”的話，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新的整合機制則是“有機聯系”，這種“有機聯系”是建立在由勞動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賴的基礎上的。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正是這樣的一些關懷，構成了古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母題。

　　共產主義, 無疑是另一種在人類歷史上產生廣泛影響的文明, 在其鼎盛的時期, 曾經囊括了人類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它有著與西方資本主義非常不同的價值、制度和運作邏輯。在近些年的改革與轉型浪潮中, 這種文明的內部正在發(fā)生歷史性的變遷。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文明? 它的獨特之處在哪里? 它在向何處去? 公正地說, 對這個相當獨特的文明, 不僅從文明的層次上反思還很少, 就是對其內部的相當精密微妙之處的解析也極為鮮見。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共產主義文明及其轉型，對社會學的發(fā)展來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對這個文明的特點、運作邏輯及其轉型的研究應當成為當代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發(fā)展的新的靈感來源和動力源泉。

　　這一點已經不僅僅是愿望或猜想，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為現實。目前，對社會主義或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在西方學術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國、前蘇聯和東歐的學者也在紛紛轉向對這些國家市場和社會轉型的研究。而一些剛剛涌現出來的成果，比如對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對制度嵌入其中的社會因素的研究以及對社會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對原有的理論模式構成有力挑戰(zhàn)�，F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布洛維（Michael Burawoy）在一次談話中甚至說，這些研究正在成為美國社會學界的主流。而伊亞爾（Gil Eyal）和撒列尼（Ivan Szelenyi）在《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書中，則試圖通過對這些國家轉型的研究構建一種“新古典社會學理論”。所有這一切可以啟示我們，我們應當將這些國家過去幾十年的共產主義實驗以及所正在經歷的歷史性轉型，作為社會學的一個學術資源的寶庫。

　　具體就發(fā)展社會學而言，中國、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社會轉型過程，無疑為形成一種與現代化理論、發(fā)展理論相并列的轉型理論提供了可能。從一定意義上說，轉型過程是一個更為復雜的社會變遷過程�；仡櫼幌逻^去20多年時間我國社會發(fā)生的大規(guī)模社會變遷，我們就可以更深切地領會到這個轉型過程所包含的極為復雜與獨特的內容。我們還會記得，這個變遷的過程是從“四個現代化”的口號開始的。但沒有多長時間，“四個現代化”的話語體系就被“經濟體制改革”所代替。問題很清楚，如果不破除舊的體制，現代化的任務是無法實現的。而當我們這個社會踏上“改革”的路程之后，人們又會進一步發(fā)現，所謂經濟體制改革是不可能單獨進行的，結果就是整個社會的全面轉型。因此可以說，轉型中包含了現代化的內容，但轉型不僅僅是現代化。轉型與發(fā)展的關系也是如此。在經濟社會生活中，人們經常講要妥善處理改革與發(fā)展的關系，這也說明轉型與發(fā)展不是一回事。在轉型的過程中包含了發(fā)展，但轉型決不僅僅是發(fā)展。如果我們將共產主義看作是一種獨特文明，轉型就是整個文明邁向現代文明的獨特之路。而作為發(fā)展社會學理論之一的轉型理論，就是建基于這個文明及其轉型的基礎之上的。

　　二、轉型與發(fā)展研究的新議題

　　客觀地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當今社會學的大家庭中，發(fā)展社會學似乎處于一種相當不景氣的狀態(tài)。在世界體系理論提出后，發(fā)展社會學的理論建構工作基本限于停頓；
80年代風靡一時的東亞發(fā)展模式似乎給發(fā)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隨著90年代金融危機的爆發(fā)以及隨之而來的東亞經濟泡沫的破滅，相關的理論努力也就不得不匆匆收場。更令人尷尬的是，在中國、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轉型如火如荼之際，以研究發(fā)展為己任的發(fā)展社會學卻似乎陷于無所事事的狀態(tài)。后一種情況實際上說明了現有的發(fā)展社會學理論對于研究轉型國家社會發(fā)展問題的局限性。因此，總結轉型國家的社會轉型過程，正面面對中國、前蘇聯和東歐社會轉型對發(fā)展社會學提出的一系列新議題，在此基礎上形成以社會轉型為基礎的新理論，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社會主義與另一種現代性

　　轉型國家的轉型過程之所以可以為發(fā)展社會學提出新的議題，是因為這些國家與西方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相比，無論在起始點還是現實的結構性制約條件以及由此形成的發(fā)展邏輯上，都有著明顯的獨特性。

　　發(fā)展理論的宏觀脈絡，往往來自于比較歷史分析，現代化理論和發(fā)展理論都是如此。如果從比較歷史的角度來看待發(fā)達國家的現代化、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必須將其置于一個基本的背景之中，這就是近代歷史上現代性的形成與擴張。在現代化理論看來，西方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在發(fā)展理論那里，雖然他們沒有更多地討論傳統(tǒng)與現代的問題，但其設定的發(fā)展目標與過程，暗含的仍然是從傳統(tǒng)到現代的過程。而轉型國家的社會轉型過程卻并非是從傳統(tǒng)社會開始�，F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社會主義運動不是與現代性毫不相關的，恰恰相反，社會主義運動是對現代性的一種獨特反應，作為文明的一種形態(tài)，它用新的框架組合了諸多的現代性因素（阿倫特，1993；
摩爾，1987）。哈耶克就認為，極權主義起源于一種過于相信理性能力的認識方法，一種基于這種認識方法的政治經濟支配。而我們知道，對于人的理性的崇尚，恰恰是現代性的核心內涵。在阿倫特對極權主義體制的分析中，無論是作為極權主義體制基礎的“群眾”，還是其組織形式與意識形態(tài)，都可以在其中發(fā)現現代性的元素。而且，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社會主義幾乎都是誕生在落后國家，至少以現代性的眼光來看是落后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人們也幾乎無例外地承認這種落后性，并由此引發(fā)了種種的“趕超運動”。如前所述，現代化理論中的趨同論在20世紀70年代就發(fā)現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在“發(fā)展方向”上的趨同現象，并將其歸因于科學技術發(fā)展的要求與必然后果。但實際上，從現代性的角度說，這兩個似乎針鋒相對的文明本身就有很強的親和性。

　　當然，社會主義對現代性的反應是獨特的、扭曲的甚至是極端的。正因為如此，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里，它與資本主義作為對立的兩極而存在。當然，我們在這里不是對社會主義進行系統(tǒng)的討論，僅就對發(fā)展研究而言，至少有下列因素是與西方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截然不同的。

　　再分配的經濟體制與對資源的高度壟斷。著名經濟人類學家波拉尼（Karl Polanyi）曾將人類社會中的經濟體制劃分為三種類型，即饋贈經濟（即一般我們所說的傳統(tǒng)的自然經濟）、市場經濟與再分配經濟。如果說西方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與發(fā)展都是從市場經濟或市場經濟與傳統(tǒng)自然經濟的基礎上開始的話，社會主義國家則建立了一種獨特的經濟體制，即再分配體制（與這種再分配體制相比，波拉尼分析的早期帝國中的再分配體制只能算一種雛形）。與之相伴隨的，是對資源的高度壟斷。以我國為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通過沒收官僚買辦資本、對民族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步驟，國家獲得了對社會中絕大部分稀缺資源的控制和配置權。正因為如此，轉型與發(fā)展和現代化過程不同的是，它在經濟上的主題是從再分配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這個轉型的過程不僅成為推動整個社會轉型的基礎，而且與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構成了一種復雜而微妙的關系。從根本上來說，從再分配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基礎和條件，但在現實中，兩者有時卻處于矛盾之中。在蘇東，經濟體制的變革幾乎無例外地在特定的時段中引起經濟的不景氣甚至嚴重衰退。因此，在轉型中處理體制轉軌與發(fā)展之間的關系，就成為一個重要的主題。

　　資源高度壟斷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在資源高度壟斷下形成的是一種國家控制一切的總體性社會體制。這樣的總體性社會是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構起來的。在中國，除了資源壟斷制度之外，在組織結構方面最重要的是城市中的單位制和農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通過這樣的兩種基本制度，使單位或人民公社的成員在多方面嚴重地依賴于上述兩種組織。由于這兩種組織本身就具有國家的派出機構的含義，因而組織成員對組織的依附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對國家的依附。同時，為了強化對社會的總體性控制，消除任何帶有獨立傾向的社會力量就是必然的。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原來獨立的社會力量已經由于對國家的高度依附而喪失了獨立性。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處于國家的控制之外的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已經不復存在。在這個背景下，轉型的國家表現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是總體性社會體制的不斷弱化和解體，并由此產生市民社會形成與社會重建的主題。相反，無論是在西方發(fā)達國家還是在發(fā)展中國家，現代化和發(fā)展在這方面的主題則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在不太精確的意義上說，兩者的方向恰恰是相反的。

　　社會運作的動員方式。由于國家對資源的高度壟斷以及缺少自組織的社會，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運動式的社會動員就成為運作經濟社會生活的一種基本方式。但同樣是動員，在不同的國家卻表現為不同的具體形式。按伯恩斯坦的分類，蘇聯的社會動員可以稱之為“命令式動員”（command mobilization），中國的社會動員則是一種“參與式動員”（participatory mobilization）。最典型的就是農業(yè)合作化運動。在蘇聯，合作化是由城市工作隊用強制的方式實現的。而在中國合作化運動中，雖然也向農村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組，但工作組的主要任務不是強制農民，而是向農民進行宣傳和說服工作，使農民認識到現有的土地占有情況和經營方式是不合理的，個體的農民只有走集體化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景（Bernstein, 1970）。這種社會動員的運作方式，實際上也影響到后來社會轉型的特征。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蘇東國家，廣泛的社會動員都成為改革一種重要的推動機制。不過，從趨勢上看，隨著新體制的建立，動員會逐步讓位于科層化和常規(guī)化（routinization），從而與現代化的方向相一致。

　　路徑依賴與發(fā)展的邏輯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89年在《國家利益》雜志上發(fā)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并據此于1992年出版了《歷史的終結》這本書。福山把蘇聯東歐體系的解體看作是西方自由民主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體制的勝利，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度從此一統(tǒng)天下，再也不會有諸如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不同思想意識形態(tài)的生死斗爭。人類未來面臨的挑戰(zhàn)將是經濟、技術和環(huán)境問題。因此，自由的民主制資本主義社會成為人類歷史發(fā)展的最后一種社會形態(tài)，歷史也就在這一時代宣告終結（福山，1998）。于是，在五、六十年代由現代化理論挑起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否會趨同的辯論，似乎有了最后的結論。

　　然而，事情的結局果真是這樣簡單嗎？在“歷史終結論”出臺10多年后的今天，轉型國家在發(fā)展道路與西方國家的重大差異甚至轉型國家內部在發(fā)展模式上的重大差異，都明確地昭示人們，歷史仍然在沿著不同的模式延伸。當然，我們這里所要討論的不是福山哲學意義上的歷史是否終結，而是轉型國家所呈現的獨特發(fā)展道路，以及這種（或這些）獨特發(fā)展道路對發(fā)展社會學的學術意義。

　　國家社會主義代表了一種獨特的社會形態(tài), 它擁有自己的制度邏輯和發(fā)展動力系統(tǒng)，是近些年來影響廣泛的新制度主義的一個基本命題。斯達克和倪志偉認為，這種邏輯并不是從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中引申出來的, 國家社會主義既不像極權主義范式所認為的那樣是資本主義的另一極, 也不像現代化理論所認為的那樣其未來是與資本主義相趨同的，而是應當把社會主義看作一種獨立的社會形態(tài)。在這個學術脈絡上，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i）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正如斯達克和倪志偉所指出的，科爾奈經濟理論的重要性表現在, 扎實的經驗研究和敏銳的洞察力，使他意識到“短缺經濟”這樣一種國家社會主義的獨特經濟現象所具有的深厚理論內涵，并在其背后發(fā)現了“軟預算約束”這一獨特的國家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岸倘苯洕�”和“軟預算約束”成為科爾奈經濟學理論的兩塊重要基石。同時，他也令人信服地說明了為什么計劃經濟中的同一種機制（軟預算約束）先是促成了迅速的經濟增長, 然后又造成周期性的經濟短缺, 并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茽柲卫碚摰恼嬲�意義是在于，對于“短缺經濟”和“軟預算約束”這些獨特經濟現象和運作機制的發(fā)現，預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獨特的制度安排。斯達克和倪志偉指出，科爾奈經濟學理論的最大貢獻是, 他實際上是對“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再生產的制度機制”進行了分析。像“短缺”和“軟預算約束”這樣的概念, 對于理解社會主義經濟的獨特運作過程是極為重要的。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1989)。

　　作為一套獨特邏輯的社會主義制度，并沒有在轉型過程中完全終結。無論是作為一種歷史遺產還是作為一種現實的制約條件，社會主義的制度因素都在轉型過程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事實上，轉型國家與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不同的發(fā)展道路甚至其內部不同的變種，也恰恰是與其歷史遺產有著密切的關系。

　　近年來，一批社會學家在致力于比較資本主義研究。資本主義比較研究是從另一個角度提問題的。如果說福山等人說社會主義已經消亡而只剩下資本主義這樣一種制度和文明的話，比較資本主義研究則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原來的資本主義理論是有問題的，因為這種理論將資本主義看作是一個有單一邏輯的統(tǒng)一體系。金和撒列尼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在古典社會理論中，資本主義被看作是一個單一的體系。這最突出地表現在斯密和馬克思那里，在這些古典理論家看來，資本主義體系是由單一的邏輯構成的，這種邏輯扎根于個人理性之中，或者說是扎根在獨特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中，特別是私有產權和市場整合的制度中”�！扒吧鐣�主義國家在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轉型中呈現出不同的軌跡，在轉型的時候，它們并沒有趨向于一種資本主義的模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它們是互不相同的，甚至不同于被我們稱之為的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梢哉J為，它們正在走向新的尚未被認識的資本主義前景。因此，我們這些研究后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的人，可以揭示出世界資本主義大家庭中這些新的成員（Lawrence Peter King and Ivan Szelenyi，2004）。

　　金和撒列尼更進一步將轉型國家分成幾種不同的類型。第一種是自下建立的資本主義。主要是東亞，特別是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包括越南。第二種是自上建立的資本主義。主要是東歐，特別是俄羅斯。第三種則是中歐，外國投資者特別是跨國公司在私有化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金和撒列尼指出，這些國家之所以形成不同的轉型模式，是與這些國家原來的歷史遺產有著密切關系的，這種遺產特別是指原來的發(fā)展水平。啟始條件的不同，不僅有著長遠的影響，甚至會影響到階級力量的構成以及精英內部的沖突。正因為如此，路經依賴理論在轉型研究中有著很強的生命力。倪志偉指出，所謂路經依賴就是由前存的制度框架所形塑的社會變遷軌跡。在經驗的層面上，路徑依賴是嵌入于制度安排的長期趨勢中。需要注意的是，路徑依賴并不僅僅是阻礙制度變遷，它也會成為引發(fā)某種特定方向變遷的資源。不同的轉型國家之所以走上不同的發(fā)展道路，就與這種路徑依賴有著直接的關系（Victor Nee And Yang Cao,1999）。

　　社會重建：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另一種呈現

　　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再次重現，源于對轉型或變遷動力的重新思考。西方發(fā)達國家近代的社會變遷是在長久發(fā)育的市民社會基礎上進行的，而發(fā)展中國家在發(fā)展中面臨的首要問題大多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轉型國家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在轉型前，這些國家典型的特征是，國家不但壟斷了社會中幾乎所有重要的資源，甚至壟斷了社會活動的空間，看起來無所不能的國家處于壓倒一切的地位，在并非嚴格的意義上可以說，社會消失了。但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如果說國家控制著一切，社會幾乎不存在，那么“巨變”和轉型從何而來？其動力來自何處？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將來近代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和發(fā)展過程與從總體性社會的框架中重建社會的過程具有什么不同的含義？

　　探詢社會主義國家變遷動力的工作由來已久。在1967年，在美國學術社團委員會的贊助下, 共產主義比較研究計劃委員會指定了一個社會科學家小組, 來從事有關的研究工作。這個研究的基本結論可以概述如下：在革命后, 一旦政權已經得到了鞏固, 社會主義社會就必然會致力于經濟增長。這種增長要求實現工業(yè)化和引進現代技術, 而工業(yè)化和現代科學技術又要求要有一套相應的現代價值觀和制度。這種價值觀和制度與革命熱情、自上而下的動員以及全面性的控制是不相容的。羅文塔爾(Richard Lowenthal)在一篇論文中認為, 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 社會主義社會面臨著一種兩難困境, 即烏托邦式的革命目標與經濟發(fā)展之間的矛盾。在羅文塔爾看來, 在一個相當長時間里，經濟發(fā)展的成功會強化自然的、自我維持增長的能力, 而這種增長與革命的熱情越來越無關。他將在西方社會中發(fā)現的現代化邏輯應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 并認為, 當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到發(fā)達的工業(yè)社會的水平的時候, 社會主義社會的制度結構將不可避免地發(fā)生變遷, 這種變遷將反應現代技術社會中的功能和價值。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家在分析革命和大眾動員是如何讓位于常規(guī)化和工業(yè)化的時候, 將科層化看作是走向現代化的關鍵性的一步。在科層化已經不成其為問題的時候, 他們又將現代技術和現代價值觀的引進看作是現代化過程的主要特征。

　　對于轉型國家大規(guī)模社會變遷的動力來自何處，到現在也沒有一個一致的答案。但沒有疑問的是，用現代化理論的技術進步和科層化概念來解釋轉型國家的社會轉型過程是遠遠不夠的，相反，蘇東巨變引來了學術界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特別是對市民社會的重新關注。這也毫不奇怪。這樣的學術興趣首先來自波蘭的社會轉型過程。我們都知道，在波蘭轉型的過程中，團結工會和教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為如此，人們將社會轉型的過程同時也看作是市民社會復興的過程。

　　但實際上，這個過程是相當復雜的，甚至充滿曲折。與最初人們對轉型社會中市民社會的樂觀看法不同，現在許多學者開始意識到，在這些轉型社會中，市民社會其實是很弱的。有人甚至極而言之是“市民社會的缺席”(Szklarski，1993)。伯納德（Michael Bernhard）分析了波蘭轉型過程中市民社會由盛而衰的過程及其原因。他認為這與轉型社會的歷史遺產是由密切關系的。這些國家在改革前追求的是一種非資本主義式的現代性，在這種現代性當中，所有的政治和社會組織都被摧毀，秩序是自上而下建立的。這是一種社會“夷平”（levelling）的過程。在轉型的過程中，盡管橫向社會聯系的空間擴大了，但社會多元主義的空間仍然是很有限的。這與現代權威主義國家都是有明顯差別的。獨立的社會組織只有在危機的情境中才能出現，而危機一旦結束，空間又會收緊。同時，在轉型中新出現的社會因素，也對市民社會形成了不利影響。有學者指出，要從根本上改變配置政治權力和資源的基礎機制(fundamental mechanisms)是很困難的。作為對原來體制的一種延續(xù)，盡管市場經濟已經建立起來，但許多市場要素特別是資本和勞動的配置仍然是掌握在官僚的手中。在轉型的過程中，一種二元結構開始形成，一方面是沒有大量補貼就無法生存的國有企業(yè)，另一方面則是能夠對市場機會做出靈活反應的新的經濟體制。這些變化不僅造成了衰退、通脹和失業(yè)，而且改變了經濟結構本身。二元社會的概念往往是用于對落后國家、依附型發(fā)展以及內部殖民主義的研究中，但轉型國家的二元結構是不同的。如果說發(fā)展中國家的二元結構是由傳統(tǒng)和現代的二元構成的，轉型國家的二元結構則是由兩種現代性構成的，即共產主義的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現代性。首先，經濟改革改變了政治對立的陣營，形成了國家與社會的兩極化。經濟不景氣削弱了對改革支持，并動員了對改革的反對力量，從長遠來說削弱了市民社會的組織基礎。同時，二元結構的存在也分裂了職業(yè)群體。這對于形成一種強有力的市民社會顯然是相當不利的（Michael Bernhard，1996）。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斯泰麥托伊（Peter Stamatov）在分析保加利亞社會轉型的時候則提出了“不良公共性”（bad public）的概念。這個概念是與帶有種族色彩的民族主義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裂痕聯系在一起的（Stamatov，2000）�？梢哉f，這是一個極有啟示性的概念。因為在此之前，人們幾乎總是不加分析地認為，只要是獨立于國家的社會中的橫向聯系，只要是這樣社會中的任何組織形式，就都是好的。這一點對于認識中國在社會轉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中國改革之初，人們也曾將新的變遷動力寄希望于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的發(fā)展。在當時，人們期望的是一種很理想化的情景。經過20多年改革和轉型的過程，新的社會力量開始形成了，但這種社會力量卻是以斷裂和失衡的狀態(tài)呈現出來的（孫立平，2004），這就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分野和裂痕。在一方面，經濟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開始構成一個鞏固的聯盟；
另一方面，則是碎片化的弱勢群體。其結果是兩者爭取自己利益能力的高度失衡。這種“不良社會”的出現，不但對社會的利益格局，甚至對整個社會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

　　社會不平等的獨特機制

　　社會不平等是發(fā)展社會學關心的一個核心問題。在社會不平等問題在不同類型的社會中體現為不同的邏輯。在西方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占據支配地位的是自由主義的理論，在制度場面則體現為自由市場以及所提供的自由競爭的機會結構。而在發(fā)展中國家社會發(fā)展的過程中，則出現了更為復雜的理論解釋。庫茲涅茨的倒“U”型曲線理論分析了社會的不平等狀況與經濟發(fā)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水平之間的關系。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則著重強調的是國家間的不平等關系，以及貧窮的發(fā)展中國家的外部因素。

　　然而，轉型國家所因循的是另外一種全然不同的邏輯。在轉型之前，在這些國家種占支配地位的是再分配體制。從再分配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構成了這些國家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基本背景。其實問題還不止如此。轉型國家轉型前占壓倒一切地位的再分配體制以及從再分配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給了人們一個機會來深入了解再分配與社會不平等以及與社會分層的關系。

　　轉型理論對社會不平等的研究始于對國家社會主義時期不平等狀況的判斷。在《國家社會主義再分配經濟中的社會不平等》一文中，撒列尼提出了一種關于“國家社會主義中的社會不平等”的理論。在這個理論中，撒列尼將“非市場貿易”的概念應用于對國家社會主義再分配經濟的運行機制的分析。撒列尼認為，認識再分配經濟的關鍵之點是分析剩余產品是經由何種過程被國家獲取的。在他看來，國家社會主義的特征之一是，勞動力的價格是由國家通過行政手段確定的。由此，如果說勞動力市場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核心制度的話，那么，國家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特征就是勞動力的非市場貿易。工資和薪水是通過行政手段而不是通過市場交易確定的，剩余產品直接集中到國家預算中來，并依據中央政府確定的目標和價值觀進行再分配。正是通過這種配置過程，社會不平等形成了（Szelenyi, 1978）。

　　而對轉型早期的研究，則表明了市場化改革具有一種明顯的“平等化效應”。換言之，他們認為，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的受益者主要是在轉型開始時處于不太有利的地位的那些人。他們認為，在轉型的過程中會形成一個新的企業(yè)家階級，這個階級是由新人構成的。這也就意味著在社會結構的頂端，實現了人員的根本更替。因而，至少是在改革的最初階段上，社會中的不平等程度是有所下降的。作為市場轉型理論主要代表的倪志偉自己也承認，這只是一個短時段的分析，也沒有考慮跨地區(qū)、跨部門的不平等以及周期效應。而在進入改革中后期的時候，社會不平等程度的急劇擴大，已經成為一個公認的事實。

　　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羅納—塔斯(Akos Rona-Tas)提出一個區(qū)分，即社會主義經濟的侵蝕階段與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階段。在羅納—塔斯看來，侵蝕階段基本上是自下開始的，推動這個過程的就是那些追逐個人利益的人們；
轉型階段則是自上啟動的，它通過主要是通過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關鍵的立法行動實現的。在侵蝕階段上，社會主義國家仍然是將私營部門看作是敵對的，只不過是有所讓步，承認它的臨時存在的必要性。向市場轉型則開始于國家對致力于合法的市場經濟制度的明確承諾，標志是保護產權、對私營部門不另眼看待。羅納—塔斯認為，市場改革的平等化效應的觀點較適用于改革的早期階段，即社會主義經濟的侵蝕時期；
而認為市場改革會加劇社會不平等的觀點則適用于描述改革的晚期階段，即實際的轉型過程。而撒列尼也力圖通過不同市場類型的劃分來解釋市場取向改革的不同社會后果（Rona-Tas, 1994）。

　　轉型理論對轉型時期社會不平等問題的研究，已經孕育著一個重要的理論突破。在此之前，對于社會不平等的解釋主要是來自兩個傳統(tǒng)。第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平等理論。在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看來，不平等是根植于一種叫做市場的機制之中。市場中的競爭，特別是肆無忌憚的資本，是不平等的源泉。解決的辦法，就是用國家的再分配來代替市場的機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也就是一場力圖用再分配來解決不平等問題的巨大社會實驗。第二個是自由主義的不平等理論。自由主義對不平等的解釋與馬克思主義幾乎完全是對立的兩極。在自由主義看來，有權力介入的再分配才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因為權力在財富分配中的介入，會從根本上破壞公平。相反，市場機制才會提供平等的可能。當然，自由主義常常受到這樣的質疑：在西方的自由市場社會中，不平等不也是普遍存在嗎？但這不能動搖自由主義的信念，因為在自由主義看來，這些社會存在不平等的原因，恰恰是因為市場制度的不完善。

　　而轉型理論則提出了第三種解釋，即近些年來剛剛形成的關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義理論。這個理論認為，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不平等的理論盡管是對立的，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兩者都是把不平等看作是某種經濟整合機制的固有特征，而忽略了這種機制所身處其中的制度環(huán)境。通過對上述國家市場轉型過程的研究，他們發(fā)現，無論是再分配還是市場的經濟整合機制，與社會不平等都沒有一種固定不變的關系。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的經濟整合機制的制度中對于社會不平等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是不平等的主要源泉，而福利國家的再分配干預具有一種抵消這種不平等的作用；
國家社會主義社會則是一種完全相反的情形，在這里，再分配制造不平等，市場則起一種抵消的作用。更抽象一點說，無論在任何經濟體制中，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調控機制總是服務于有特權的、有權力的富人的利益，而沒有特權的人，無權的人和窮人就不得不依賴于第二位的、補償性的機制。次級機制往往可以被那些在政治上處于被支配地位，在經濟上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人們用來作為生存的策略。

　　新制度主義理論給我們分析中國社會不平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思路，促使我們去關注不平等現象產生的機制問題。然而，如果直接用這些理論來解釋中國過去20多年間不平等的迅速增長，又可以發(fā)現是很不充分的。這使得我們不得不考慮另外一種理論的可能性：關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義理論將市場與再分配對不平等的影響假設成一定是反向的，那么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即市場和再分配對不平等的影響可能是同一方向的？事實上，中國過去20年間不平等狀況變化的過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為我們的新假設提供支持。換言之，過去20年間我國社會不平等迅速增長的謎底可能也就在這里。造成90年代以來不平等現象不斷加劇的原因，既有市場的也有再分配的。這個事實表明了一種與新制度主義的假定全然不同的邏輯，即在中國市場轉型的過程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市場與再分配對于不平等起的作用不是反向的，而是同一方向的。換句話來說，正是這兩個因素同一方向的共同作用，導致了目前中國貧富嚴重分化這一現象的出現。

　　到此為止，我們可以將發(fā)展社會學中三種理論模式的特征用下表來加以概括。

　　發(fā)展社會學的三種理論模式

　　 主題 現代化理論 發(fā)展理論 轉型理論

　　起點

　　 傳統(tǒng)社會 “落后”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

　　 變遷類型

　　傳統(tǒng)-現代 傳統(tǒng)-現代 傳統(tǒng)-社會主義-現代

　　 傳統(tǒng) 現代

　　 社會主義

　　 政體基礎

　　 市民社會傳統(tǒng) 殖民社會或部族社會等 總體性社會

　　經濟基礎

　　 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與傳統(tǒng)經濟 再分配經濟

　　國際環(huán)境

　　 支配 附屬 對立與融合

　　不平等機制

　　市場 市場、傳統(tǒng)經濟、國際秩序 市場與再分配

　　變遷機制

　　現代性因素的生長 外部刺激與內部反應 社會轉型

　　三、在實踐中認識社會主義及其轉型邏輯：中國經驗

　　對于蘇東，特別是中歐的市場轉型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在學術界頗具影響力的研究群體或理論學派，有人將其稱之為布達佩斯學派，代表人物包括撒列尼和斯達克等。概括地說，布達佩斯學派對前共產主義國家市場轉型的研究，具有如下四個特點：第一，無論是對于市場轉型的研究，還是對于后共產主義社會的研究，布達佩斯學派所關心的主要是其正式組織和制度等結構性特征。第二，對于結構性特征的關注，主要是通過大規(guī)模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的。特別是撒列尼所主持的中歐精英轉換的研究。第三，基本的理論視角是自上而下的，其對精英問題的重視，突出表現出這一視角的特征。第四，作為上述三點前提和基礎的，是布達佩斯學派所研究的市場轉型國家，主要是東歐，特別是中歐的匈牙利，在這些社會中，市場轉型伴隨著政體的斷裂。

　　蘇東的市場轉型是與政體的斷裂聯系在一起的，這意味著在大規(guī)模的市場轉型發(fā)生之前，政體和主導性的意識形態(tài)都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樣就為名正言順的、大規(guī)模的、以國家立法形式進行的市場轉型提供了可能性。在這種轉型的過程中，在很短時間內，社會中基本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根本的改造。因此，布達佩斯學派有理由將他們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制度和結構的特征上，放在不同時期正式制度結構的比較上。順理成章的是，在這樣的市場轉型過程中，知識精英起著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原來的權力精英由于政體的斷裂而失去了原有的資源，而新的經濟精英還沒有發(fā)育起來。這樣就為知識精英發(fā)揮作用提供了舞臺。正因為如此，布達佩斯學派對上層精英給予非常高度的重視，并使用了一種自上而下的理論視角。同時，對于研究大規(guī)模的正式制度的變遷來說，大規(guī)模的問卷調查的方式，也無疑是有優(yōu)勢的。

　　而中國的市場轉型過程與之明顯不同。就這里所討論的問題而言，這種不同之處我們可以概括為如下三個方面（孫立平，2002A）。

　　1、政體連續(xù)性背景下的漸進式改革。

　　恰恰是在這樣的一個基本背景上，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與蘇東形成了明顯的差別。這個差別是如此的重要，實際上意味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轉型過程。在蘇東地區(qū)，80年代末期發(fā)生的劇烈社會和政治變革，幾乎完全打破了這些國家在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連續(xù)性。自此之后，在這些國家，盡管在社會的基本走向上也存在種種的分歧，但大規(guī)模的私有化和向市場經濟轉型，已經完全是在沒有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束縛的環(huán)境下進行的。而中國的改革過程，人們一般稱之為“漸進式改革”�！皾u進式改革”這個概念本身在中國具有多重的甚至是曖昧的含義。在改革策略的層面，“漸進式改革”與蘇東國家激進式的“休克療法”改革形成對照。而在其實質性內容的層面上，則是強調自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原則基礎上的自我完善（意味著蘇東已經偏離了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但無論使用什么樣的概念，漸進式改革的一個最基本的特征，是在基本社會體制框架（特別是政治制度）和主導性意識形態(tài)不發(fā)生變化的前提下所進行的改革。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一種與蘇東不同的市場轉型過程。下面要關注的是，這種獨特的市場轉型過程所推動的“社會轉變”（social transformation）會具有的特點。

　　2、權力連續(xù)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

　　這種“漸進式改革”導致的一個直接后果，是精英轉換過程的差異。撒列尼等人的精英形成理論，是建立在“資本類型”和“資本轉換”兩個概念的基礎上的。在撒列尼等人的理論中，實際上存在這樣兩個基本的假設。第一，不同類型的資本是相對獨立的；
第二，不同類型的資本之間是可以轉換的。然而，這兩個假設的成立是有條件的。在蘇東，不同類型資本的相對獨立性的形成，是以政體的非連續(xù)性為前提的。由于其市場轉型是與政權的更替同時進行的，這就大大削弱了過去的權力資本操縱其他類型資本的能力。而在中國市場轉型的過程中，由于經濟體制中的由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并沒有同時伴隨政權的更替，因而政治資本的強勢地位并沒有受到削弱。其直接的意義是在于，即使是在市場轉型的過程中，甚至是在市場機制已經成為整個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整合機制的情況下，政治權力仍然繼續(xù)保持著對其他類型資本的控制和操縱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不同類型資本的相對獨立性很難形成。通過政治權力的作用，整個社會中的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種高度不分化的總體性資本（total capital）的狀態(tài)存在著，而不是以相對獨立的資本的形態(tài)存在著。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市場轉型過程中精英的形成過程，就表現為，并不是不同類型之間的精英的轉換，而是在過去十幾年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這個集團的原初資本是他們自己和父輩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權力。這樣的精英形成過程，特別是這種精英擁有的總體性資本這種特征，與東歐市場轉型過程中的精英形成是明顯不同的。

　　3、主導性意識形態(tài)連續(xù)性背景下的“非正式運作”。

　　政體斷裂背景下的市場轉型，基本上是以立法、通過正式制度推進的方式進行的。在這個過程中，盡管也存在許多爭論，但這些爭論基本不是在意識形態(tài)的層面上進行的，而主要是在策略和利益的層面上進行的。這種轉型過程，為正式制度發(fā)揮作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而中國的市場轉型則是發(fā)生在非常不同的背景之下。在整個轉型的過程中，幾乎都伴隨著不間斷的意識形態(tài)爭論。如改革初期關于市場經濟合法性的爭論，后來關于股份制的爭論，關于私有化的問題直到現在仍然是一個禁區(qū)。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背景，成為市場轉型的一種獨特的成本。為了縮小這種成本，改革的推進者們采取了兩種不同的策略。一是將新的改革措施或市場因素納入原有的意識形態(tài)當中，如“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等。另一種方式，則是“不爭論”。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就是能做不能說。而實質性的改革措施，有許多是通過變通的方式進行的（孫立平，2002B）。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市場轉型的過程與蘇東相比是非常獨特的。這種獨特性表現在：第一，政體和意識形態(tài)是連續(xù)性的，在改革進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來的政體和意識形態(tài)；
第二，由于政體和意識形態(tài)是連續(xù)的，許多重要的改革和轉型過程是使用變通的方式實現的；
第三，在變通的過程中，特別是在開始的階段，新的體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現并傳播的；
第四，非正式體制的生長和發(fā)育，往往是發(fā)生在體制運作的過程當中。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中國市場轉型的時候，必須對非正式因素，特別是對體制的運作過程，給予足夠的關注。這意味著在研究中國社會轉型的時候，要更加重視轉型的實踐層面。

　　進入市場轉型過程的實踐層面，意味著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制度和組織的結構性特征上。

　　在《實踐社會學與市場轉型過程分析》一文中，我曾經提出走向對社會轉型實踐過程的分析。其基本含義是重視社會轉型的實踐過程，從這個實踐過程中捕捉在現實生活中真正發(fā)揮作用的實踐邏輯，以更深入地理解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我們的社會所發(fā)生的實質性變化。在最近幾年關于中國農民口述歷史研究、當代中國農村國家與農民關系研究以及失業(yè)者社會保障制度運作過程的研究中，我們都曾努力將注意的焦點放在實踐過程上（孫立平，2002B）。

　　這種研究視角的理論基礎是我們在最近幾年中一直在倡導的實踐社會學。這里所說的實踐社會學（sociology of practice），強調的不是社會學這門學科本身的實踐性，不是社會學知識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的可應用性。實踐社會學所強調的是，要面對實踐形態(tài)的社會現象，要將一種實踐狀態(tài)的社會現象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實踐社會學的要旨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實踐社會學要研究的是實踐狀態(tài)的社會現象。實踐社會學意味著將社會事實看作是動態(tài)的、流動的，而不是靜態(tài)的。也就是說，社會事實的常態(tài)，是處于實踐的狀態(tài)中。強調實踐狀態(tài)的社會現象，并不意味著忽視結構與制度因素，而是更加重視運作中的結構與制度。第二，強調在實踐過程中發(fā)現在靜態(tài)中難以展示出來的事物的邏輯。之所以要強調對實踐過程的關注，從方法論上說是由于靜態(tài)結構分析所存在的局限，這或許可以稱之為結構上的不可見性。因為在靜態(tài)的結構中，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內部不同因素之間的復雜關聯，以及這一事物在與不同的情境發(fā)生遭遇時所可能發(fā)生的種種出人意料的變化，都并不是前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結構之中。相反，只有在一種動態(tài)的實踐過程中，這些東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來。第三，實踐“大于”靜態(tài)的結構或制度，存在著一個“實踐的增量”。所謂實踐的增量，意味著實踐要比靜態(tài)的結構多出來一塊。布迪厄論述過實踐的緊迫性和實踐的總體性等特征（Bourdieu,1977，1990），這些特征都是在靜態(tài)的社會結構中沒有的，是在實踐的過程中“多”出來的。這些東西都只有在實踐中出現和存在，在實踐中起作用。正是這樣的一些東西，使得我們可以對社會現象做出新的認識和解釋。更進一步說，實踐具有一種生成機制，在實踐中新的因素在形成，即一種新的社會事實出現了。因此，實踐是超越結構的，是不能還原為結構的。實踐要比結構更多。將實踐社會學引入中國的市場轉型研究，會使我們對中國改革和市場轉型的過程產生新的理解。

　　在將實踐社會學應用于社會轉型研究的時候，我們強調的是作為實踐狀態(tài)現象的轉型過程的四個環(huán)節(jié)，即過程、機制、技術和邏輯。

　　社會轉型的過程。過程實際上是進入實踐狀態(tài)社會現象的入手點，是接近實踐狀態(tài)社會現象的一種途徑。而在對過程的強調中，我們更加重視的是事件性的過程。因為實踐狀態(tài)社會現象的邏輯，往往是在事件性的過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來。中國社會轉型的特點使得我們有理由更加重視它的實踐過程。在現實中，人們用不同的話語來表述中國社會轉型的特征，如官方話語中的“不爭論”，民間話語中的“只干不說”，官方非正式話語中的“打左燈向右轉”等。也就是說，由于結構性條件的限制，中國的社會轉型采取了與蘇東迥然相異的過程，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著更大的偏離。因此，只有了解實際的轉型過程，才能更深刻地認識中國的社會轉型。

　　社會轉型的邏輯。邏輯是實踐社會學的目標。實踐社會學在面對實踐狀態(tài)的社會現象的時候，要發(fā)現的就是實踐中的邏輯。然后通過對這種實踐邏輯的解讀，來對我們感興趣的問題進行解釋。雖然人們傾向于將改革看成是一個人為設計的過程，但實際上，這樣的過程一旦開始，就會形成一種支配這個過程走下去的力量，即在實踐的過程中塑造了進一步推進整個過程的邏輯。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和轉型的過程在脫離了最初的階段之后，過程中產生的邏輯就開始發(fā)揮作用，而且這種作用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強。因此，后來的轉型過程與結果，實際上已經與最初的設計目標越來越沒有關系。

　　社會轉型的機制。從邏輯形成的角度說，機制是邏輯得以形成的方式；
就整個轉型過程來說，機制則是邏輯發(fā)揮作用的方式。社會轉型的機制涉及從制度、結構到行為以及文化的各個方面，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是社會力量的組合及其變動。正因為如此，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指出，一般地說，大規(guī)模的社會變革總會涉及到兩個相關的過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是體制的變革，二是社會力量構成的變化。但在社會變革的不同階段上，這兩個過程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在80年代的改革過程中，是體制的變革推動著社會結構的轉型，即新的社會力量的形成以及對體制的適應。而到了9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中期之后，結構先于體制定型下來；
定型下來的結構開始影響和左右體制變革的過程（孫立平，2004）。

　　普通人在社會轉型中所使用的技術和策略。技術是指實踐狀態(tài)中那些行動者在行動中所使用的技術和策略。對這些技術和策略的強調，主要是為了凸現實踐活動中的主體性因素。實踐是實踐的參與者能動地發(fā)揮作用的過程。這種能動的作用，是塑造實踐邏輯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前所述，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實踐與理論有著明顯的偏離，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更為突出，這樣就為普通人在行動中運用技術和策略提供了更大的空間�？梢哉f，中國改革和轉型的實際過程，就是人們在實踐中博弈的結果。發(fā)現這個博弈的過程，理解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使用的技術和策略，對于更深入地理解轉型過程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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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立平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上海高校社會學E-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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