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錢理群先生喜歡談思想、思想者、思想家一類題目。最近讀到一篇由作家蔣泥先生整理的會議稿《呼喚思想家》，錢理群先生作為一名喜歡并投身于思想的思想者，又是北大很有名聲的權(quán)威，在會議稿里首當其沖地作了個發(fā)言。我覺得挺有趣，作點野議——野外浪人，不敢請教，只作野議。

　　我這野議的題目，起個“不能發(fā)見思想家是中國學界最大恥辱”。這題目在語義上涵了兩個基本前提或設(shè)定：第一是肯定中國有思想家，第二是特指當代中國或現(xiàn)代中國或百年來中國，當然，所指主要是大陸范圍的中國人。

　　跟中國很多學界權(quán)威一樣，錢理群先生是否認中國有思想家的，他只承認中國有思想者，認為“19世紀（顧：疑為20世紀之誤）中國出現(xiàn)了一批思想者”，“但沒有出現(xiàn)思想家”。錢理群先生對什么是思想家有個解釋：“所謂思想家就是對整個時代有引導意義，或?qū)δ抽T學科有引導意義的人�！卑此�的解釋演繹他的否認，會在邏輯上把人的腦筋弄得十分錯亂起來——以解釋的前半部分，則中國的思想家是很多的，比如孫中山、黃興、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郭沫若、蔣介石、戴季陶、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乃至慈禧、袁世凱，等等，等等，就都是思想家了，他們都是毫無疑義的“對整個時代有引導意義”的人物，但錢理群先生既然否認有思想家，則這些人就都不是思想家了；
以解釋的后半部分，則中國的思想家恐怕就更多，可以說，中國有多少門學科，也就至少有多少個思想家了，一來中國的現(xiàn)代學科基本都是20世紀的產(chǎn)物，一百多年中引領(lǐng)一門學科的人恐怕遠不止一個，但錢理群先生說中國沒有思想家。于這邏輯的混亂，大概可以見出，錢理群先生對什么是思想家的解釋，是很不可以信賴的，而他的中國沒有思想家的結(jié)論，也很可以懷疑。

　　當然，對什么是思想家，盡可以有多種解釋。但不管怎么解釋，邏輯上總要一致，思維總要統(tǒng)一，混來弄去，恐怕自己先要糊涂，別人也斷不能聽得清晰。其實錢理群先生的解釋也并不是沒有一點根基。思想家無非寬泛、根本兩類意義，只是錢理群先生沒有能夠弄清而已。

　　寬泛一類的思想家，便是“學科”的思想家，比如政治思想家、經(jīng)濟思想家、歷史思想家、文學思想家、法律思想家之類，這一類思想家中國多有，并不缺乏，比如錢理群先生所主要研究的魯迅先生，其實是個文學的思想家，思想是很零碎的表述，是經(jīng)驗的深邃。疑古派的顧頡剛，可以稱為歷史學的思想家。百年來領(lǐng)中國風騷的，主要是政治思想家，過去有孫中山、毛澤東兩位最重要；
這些年里的自由主義、新左派、威權(quán)主義、新國家主義之類中“理論化”的人物，其主要特征也還是屬于政治思想家或思想者，只是無論如何“思想”，風光總不能蓋過只要作幾句指示的“三個代表”、“和諧社會”。而且既然是“學科”的，就不能僅僅作局限于社會人文學科的理解，也應(yīng)該包括自然科學的學科，因此，李四光可以稱地質(zhì)學的思想家，作為科學家的方勵之先生可以稱天文學的思想家，等等，不在少數(shù)。

　　根本的思想家是哲學層面意義的思想家，可以稱為哲學的思想家，但不可以與哲學家這個詞同一；
中國有太多的哲學教授，以及作為哲學直接分支和交叉的學科如美學、倫理學、法哲學之類的教授，既為教授，如果這“教授”是個真貨，自然也就可以稱“家”，但斷斷不等于可以稱“思想家”，否則，即使世界不笑，中國也當自哭了。另一個相關(guān)問題，是必須要對“哲學”這個詞有恰當?shù)睦斫�，哲學既是一門學科，又不是一門學科，它是思想本身，是對世界一般的興趣、愛好、貫通、追求，因此，哲學層面的思想家又不僅僅就是哲學家、哲學教授（此一問題，我在《天真、自由的哲學》中已經(jīng)進行了反復的解釋）。哲學的思想家之所以是根本的思想家，是因為他的思想是這個時代思想的高峰、明珠，是最一般的思想，因此，也可以稱為一般的思想家。由于此，當我們說“思想家”這個詞的時候，通常也就是指哲學的、根本的、一般的思想家；
正因為這樣，也才有了中國有沒有思想家的設(shè)問，因為，在中國把握話語權(quán)的范圍，包括錢理群先生之類學界權(quán)威的眼里，中國是沒有這樣的思想家的，所有的僅僅是思想者。

　　對思想家的這兩類或兩個層次的不能弄清，導致了人們判斷的混亂。不妨看一個很自由提出的名單，在訪客甚伙的“關(guān)天茶舍”網(wǎng)壇，曾有一個《請選出百年以來中國最有原創(chuàng)力的思想家》的帖子，網(wǎng)友陸續(xù)提到的名單包括：毛澤東、黃仁宇、魯迅、何新、韓德強、劉力群、柳傳志、吳思、王力雄、王小東、王小強、余秋雨、梁漱溟、陳獨秀、摩羅、胡適、晏陽初、林昭、秦暉、蕭瀚、顧準、鄧小平、魏源、熊十力、王朔、梁啟超、衛(wèi)慧、黃喝樓主（杜導斌）、郭沫若、徐友漁、余杰、朱學勤、葛紅兵、蔣介石、周恩來、朱镕基、李敖、任不寐、錢鐘書。其中魏源不屬于百年中人，梁啟超歿于1929年，是跨世紀人物。此名單可博一笑，但也不能以為是胡來，畢竟沒有摻進影視、體育明星，多數(shù)屬于政治、學術(shù)人物和作家，其中確實包括著許多思想界成就人物。

　　這名單有個特征，即大多屬于一時或一個領(lǐng)域的風行人物，這一點，在思維上與錢理群先生的“引導”限定原是一致。引導，或者說引領(lǐng)、領(lǐng)導、領(lǐng)袖，與風行、風光、著名、知名之類，皆是近義。以此衡量是否是思想家，便是犯了浮躁的毛病。這毛病如果在出版、言論自由的時代，或許還不致得出大錯的結(jié)論，倘若相反情景，則一定結(jié)論大錯。因為，思想家雖然是當下的，但他的思想一定要穿透、突破當下，以至于在當下可能悄無聲息，甚至不能見容于當下。蘇格拉底在當下得到的只能是毒酒，孔子的周游列國其實近乎逃難。正因為思想家對當下的穿透和突破，所以，思想家在當下通常是孤獨的，他無法“引導”當下，他的價值更只能體現(xiàn)在“將來”。在當下無法“引導”而獨處彷徨，恰是思想家在當下的最珍貴處，是思想的庸人所難以承受的。

　　老子與孔子的思想，是在他們死了很多年后戰(zhàn)國中晚期才熱鬧，更要到有漢一代才興旺，才有了“引導”的實際。至于曾為顯學的墨家，即使有過曇花一現(xiàn)的熱鬧，其實至今沒有能夠“引導”過中國。這是思想的規(guī)則�，F(xiàn)代社會運轉(zhuǎn)快速，但這規(guī)則并不能夠打破，如果是真的思想的話，尤其對哲學的思想來說更是如此，而在出版、言論不自由的國度，絕是必然。哈耶克曾引艾爾弗雷德-馬歇爾的話：“社會科學研究者必然懼怕民眾的贊同：當所有人都說他們好話時，禍便降臨他們頭上了。……一個學者幾乎不可能在他生活的年代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并享有一個愛國者的聲譽�！� 哈耶克也認為：“把現(xiàn)存的多數(shù)人意見當作評判多數(shù)人意見應(yīng)該是什么的標準，便會使整個過程原地循環(huán)，處于停滯狀態(tài)。事實上，當一個政治哲學家發(fā)現(xiàn)自己的觀點極為流行時，他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他是否盡職盡責了。恰恰是通過堅持多數(shù)人不想考慮的觀點，倡導他們認為不實用并令人厭煩的原則，他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保ü�耶克：《自由憲章，多數(shù)人的統(tǒng)治》）這些語句的意思，其實也就是我所說的“思想的規(guī)則”，任何一個真正的思想家在當下都不可能是“引導”者。這是思想家必須要承擔的命運和責任。思想家一定是當下的，但他必定不是當下的。如果僅僅以當下的“引導”、被承認、被擁護、風光為目標，當然也可以思想，但不要妄想什么做思想家。

　　但是，思想家的非當下性并不能夠成為學界不能發(fā)見思想家的理由，這不是學界的自我辯護詞�，F(xiàn)代學界擁有龐大的研究思想的隊伍，發(fā)見思想家是學界天然的學術(shù)責任。當外國的學者問中國學者“中國有沒有思想家”時，他們是正當?shù)�，是他們需要了解中國思想的真正價值，是試圖發(fā)見中國。但是，當中國的學者回答“中國沒有思想家”時，則是非正當?shù)�，是武斷，是低劣學術(shù)水準下的狂妄，乃至無知。正當?shù)幕卮鹬挥腥�種：一，承認自己不了解，學術(shù)水準還不夠高度和廣度；
二，基于對學術(shù)界自身的“了解”，至多只能回答在中國的教授中沒有思想家；
三，坦率承認無法回答，不能下結(jié)論，因為中國的思想并不能做到全部發(fā)表，或許中國的思想家正在山野、在廟宇、在囚籠。無論如何，中國有十幾億個腦袋，十幾億個腦袋出一兩個思想家的腦袋并不是不可能；
面對著黑鴉鴉數(shù)不勝數(shù)的腦袋，錢理群先生們應(yīng)該是足夠謙遜的，理性上應(yīng)該留一個余地。

　　我想，我已經(jīng)從道理上議論明白了。當然，以上畢竟還是務(wù)虛，要證明“中國沒有思想家”是妄言，最好還要舉例實證。錢理群先生說：思想“1949年以后完全中斷了！知識分子本身被剝奪思考權(quán)，很長時期以內(nèi)我們沒有思想者！20世紀五六十年代沒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學術(shù)人物，知識分子沒有思考了�！边@說法把思想家與學術(shù)人物等同，并把學術(shù)人物與官方允許和容忍的學術(shù)人物等同，謬誤極深，以為自己沒有思想，便是舉國皆不思想，就不作議論了。只告知一句：當19世紀中葉中國的大門被外國打開以后，特別是“五四”前后中國人開始全面探索世界后，追求和建設(shè)新思想已經(jīng)是中國的大勢，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即使思想專制如“文革”的年代也是如此；
即使中國的學術(shù)界全體不思想了，但是——中國，思想在思想著。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沒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學術(shù)人物”時，恰有一個老人，一個卓越的思想家，正在孤獨地思想著，在全面總結(jié)著自己的哲學，他，就是熊十力。熊十力于哲學的創(chuàng)造，完成于建國前，但他于哲學的總結(jié)和完善，則是在建國后，他最成熟的手稿，正是在孤獨中支撐著病體完成的；
雖然沒有人能聽見他的話，卻還是頑強地對著整個宇宙敘述著他自己的“體用不二”論。不論其它，亦不必求同，僅從純粹學術(shù)言，在哲學本體論上能夠形成獨特學說或略有創(chuàng)見的，西方世界百年來有幾人？熊十力不是思想家，則西方又有幾人可算思想家？

　　如果從社會的和歷史的一般意義看當下中國的思想，中國也并不是沒有成就。有一個半思想家，吳思先生小半個，余世存先生半個，任不寐先生大半個，加起來一個半。吳思先生的思想是他著名的“血酬定律”論，由于他的思想局限于對中國歷史的詮釋，且主要還只是一種規(guī)則“描述”，缺乏一般性含量，因此，尚只能說是小半個思想家，一只腳踩在了門檻上，還沒有跨進去。而余世存先生的“類人孩”思想則已經(jīng)一只腳跨了進去，他在努力追求一種一般意義的發(fā)現(xiàn)。余世存先生近有《國喪被囚有所思》一文，這是當代中國思想界的一篇杰作，顯露了余世存先生思想的天才和深邃，循此以往，則中國思想有福了。任不寐先生有代表作《災(zāi)變論》，僅此，則他尚與吳思先生同類，他思想的另一個更重要方面，是關(guān)于宗教精神的研究和思考。

　　除外，中國另一個已經(jīng)成就的思想家，是南開大學哲學系的朱魯子先生。朱魯子先生的代表作，是他的《人生哲學》。朱魯子先生就才華言，并不如吳思、余世存、任不寐三先生突出，思想的表述也比較滯浮、機械，其呆板、僵硬的邏輯外殼容易被誤解，其“合理的內(nèi)核”不易被看清，但他確實在一個方面形成了他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朱魯子先生不卓越，但他是個思想家。他的人生哲學與余世存先生的“類人孩”思想有某種類似特征，他們在精神上都有著黑格爾的痕跡，只是朱魯子的黑格爾痕跡更多些。中國再一個已經(jīng)成就的重要思想家是顧則徐，所提出的是“歷史人本主義”，已經(jīng)成文的代表作是《自由、天真的哲學》和《論性交》，因是本人，不宜評價。

　　熊十力先生本是學術(shù)人士，但中國的學界把他清除出了學術(shù)的領(lǐng)地，這是中國學界曾經(jīng)的恥辱；
上所舉當下的人中，除朱魯子先生尚是學界的稚兒外，其他都不屬于學院，這是中國學界當下的恥辱。中國已經(jīng)沒有蔡元培，恐怕也不會有蔡元培了。但這恥辱尚不是最大的恥辱，最大的恥辱在于中國的學界不能發(fā)見他們，從極端的自卑走向極端的狂妄，以為在中國只有學界人士才能思想，才有能力思想，不做認真的研究，就輕易斷言中國沒有思想家，而不知道在當下的體制下，學界本身恰是最不能思想、最沒有能力思想的。朱魯子先生真正思想的著作，是不被同意發(fā)表的，被同意發(fā)表的，只能是他最平庸的文字。任不寐先生的《災(zāi)變論》也只能在美國出版。

　　譬如美食，不會烹飪或是難堪，不會品嘗則近乎悲劇了。

　　200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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