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院批評的蒼白與虛弱，歷來被文學領域所詬病。但學院批評從來沒有缺席過，它的存在雖然不被文學創(chuàng)作所承認，可它的存在確是不容忽視的。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在十幾年的時間內，我國文學創(chuàng)作擺脫了以往的各種束縛，表現得自由、性急而浮躁，匆匆忙忙將西方上百年的文學發(fā)展思潮演示了一遍。當時的作家創(chuàng)作表現的如此浮躁和性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學院批評的蒼白與滯后是一個重要原因。當時學院批評也從過去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中解脫出來，但是當面對創(chuàng)作的繁榮與多樣化，面對作家的盲從與急躁，學院批評卻顯得比作家更加茫然無措，普遍喪失了話語能力。漸漸地批評家們終于找到了一些類似于萬能鑰匙的簡便的話語方式，似乎要一勞永逸；
要么干脆就以十年為一個單位，劃分作家群落和他們的創(chuàng)作；
六十年代寫作，七十年代寫作，八十年代寫作……，再過幾年，想必九十年代寫作又要登堂入室了。以次類推，可以永遠以十年為單位批評下去。要么就以省份將作家軍事集團化，一時間“晉軍”“魯軍”“陜軍”“湘軍”“川軍”等軍種招搖過市，好象是軍閥混戰(zhàn)。而且，各種“軍”之間的創(chuàng)作評論大同小異，人云亦云。除此之外，學院批評基本是自說自話，別人不知其所云，他們自己也未必明白其所云。難怪92.8%的作家認為，對于真正的寫作狀態(tài)，這樣的研究與批評不能成立。

　　學院批評在歷史上也曾表現得過于猙獰與恐怖。后來學院批評的話語方式又過于世俗、獻媚和蒼白。學院批評一直在為爭得一席之地而努力，但他們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席位。無論過去和現在，學院批評都沒有得到創(chuàng)作的承認。這很難說是一個學術問題，只能說是一個偽學術問題。

　　在我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時期，科舉制度的完善以及對讀書人的戕害和對思想文化發(fā)展的破壞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有明煌煌史書為證�？婆e制度有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
如此大規(guī)模的選拔考試，有如此嚴密的組織和程序，政府卻始終沒有建立與之相應的學校教育作為支持。教育與科考似乎是完全不搭界的兩回事。這是因為，科舉考試的目的就是選拔和被選拔；
讀書就是為了科考，科考就是為了被選拔。那么，能夠達到科考目的的知識，也就是能夠使你被選拔上的知識，才是知識，簡單說就是四書五經和八股文。其余的自然被排除在知識的殿堂之外，根本就不是知識，就是沒有用的。所以在我國從根本上來說，就不可能誕生現代科學體系，因為那些東西不是科考的內容。讀書人也只有迎合了主流意識的話語方式才能被選拔。那種自由與獨立的話語方式，讀書人不會也不感興趣，因為無益于科考。不但無益，而且有害。朝廷只要抓住科考這個龍頭，就不用擔心讀書人不屈從于主流話語，不擔心讀書人不圍著科考讀書，并且服從于主流意識。建立學校制度，提高國民素質，政府要有巨大的財政投入，得不償失，完全可以省略了。

　　因此，科舉制度使讀書人自覺地屈服于主流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話語方式，否則就無法步入利益級層�？婆e制度極大地壓縮了讀書人的思想空間和人生發(fā)展的可能性，限制了知識分子的話語能力，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讀書人也在科舉制度之下從根本上喪失了獨立思想的能力，喪失了對社會的批評能力，也喪失了社會責任心。十年寒窗苦，讀書作學問，只是為一朝選在帝王側，為“帝王謀”。也因此做人上人，光宗耀祖，衣錦還鄉(xiāng)。

　　因此，在封建歷史時期，從主流社會的制度設計中得到最大利益是讀書人的價值判斷標準和話語標準。這種標準不以社會形態(tài)的改變而馬上改變，它以其強大的歷史慣性影響著今天的學術研究和學院批評。目前我們社會中名目繁多的各種考試充斥在所有的學術機構和大學內，不能從容地應付這些考試，就無從得到利益保證，甚至什么都不是。而這些考試除了浪費大量精力和時間，對學術研究幾乎沒有任何益處。唯一稱得上學術研究的就是炮制文章，而這些文章是評定職稱、獲得學位的硬性要求，職稱和學位又是利益大小的衡量標準。因此，這種學術研究就完全蛻變?yōu)槔�益符號，而幾乎喪失了學術價值。文人們在努力制造大量文字垃圾，就是因為利益所在。

　　學院批評也就在這種制度設計和價值標準中左右搖擺。從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學院批評以其堅實的理論資本投入大批判運動，其引經據典，資料翔實，邏輯性強，論述有力，；
其推波助瀾，助紂為虐；
其巨大的殺傷力，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學院批評從來就沒有缺席過，只不過學院批評與真正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chuàng)作毫不相干罷了。

　　當進入新時期以來，學院批評也沒有缺席，只不過在新的歷史時期，學院批評要適應新的利益準則，其批評姿勢和話語體系又適時地做了調整；
收起棍棒，刀槍入庫，由兵器店改為帽子店；
由大批判的話語方式變得一團和氣，奉承吹捧，帽子漫天飛。將嚴肅的文學理論研究和批評演變?yōu)榱畠r的廣告活動�；蛘邔⒚靼淄〞缘睦碚撆c論證，變得云遮霧罩，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故作高深狀。這種隨著形勢的變化而帶來的批評方式的巨大轉變，學院批評都表現得如此自然大方，清晰流暢，毫無障礙，也是因為利益驅動。

　　學院批評無論過去的斗爭批評，還是目前的廣告批評，都是為了得到主流意識的承認，因而從主流制度設計中得到利益保障。學院批評與追求真理、探求理論問題從來就豪不相干。學院批評關心的是寫出幾篇四平八穩(wěn)不得罪人的文章，趕快發(fā)表，用來評職稱、晉級加薪。如果沒有主流意識的承認，學院批評就什么都不是，也就沒有職稱，沒有任何待遇和利益。制度設計根本就不用擔心學院批評不這么做。所以，這不是學術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

　　如果說學院批評確實缺席的話，那是在真理的探討上。對作品和作家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以及文學思潮進行適時的跟蹤和矯正上，學院批評確實是缺席的。不過這種缺席也不是現在才缺席，而是從來就沒有得到過一席之地。如果哪天學院批評得到了一席之地，而且地位上升了，恐怕文學創(chuàng)作又要大難臨頭了。歷史上這樣的時候并不少見。學院批判在我們的文學活動中，遵循的不是理論原則，而是主流社會意識形態(tài)之下形成的潛規(guī)則。

　　從目前來看，學院批評缺席與否并不可能對文學的創(chuàng)作與繁榮起到什么作用，缺席也就缺席了。學院批評缺席畢竟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損失，但現在缺席恐怕未必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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