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泥：追懷李慎之先生
發(fā)布時間:2020-05-25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慎之先生逝世兩周年，國內發(fā)不出來的舊文一篇。
愚公家的門前有大山，阻塞交通，不便與外聯(lián)系，他動了念頭，要發(fā)動子子孫孫，來把擋路的山搬掉，于是就有了名垂千古的 “ 愚公移山 ” 。
但我們稱贊這人的傻子精神，無非是知道，這個“榜樣”不能模仿，不可學習。萬一能仿可學了，誰還歌之頌之，讓它千秋萬歲呢？
因此，所謂“愚公”精神，就是不顧常識的精神，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卻不一定是真能奮斗到底的精神，可以落實、操作的精神。李慎之是“現(xiàn)代版”的愚公，他繼承了愚公精神，卻又推陳出新，一切從常識出發(fā)，把愚公精神從懸空不實的虛界請下來，坐實在大地上，變成可模仿，能學習了�？上袼@么敢從常識出發(fā)的人，畢竟很少很少，其“傻子”精神才零零稀稀，讓我們覺得距自己特別的遙遠，知其可而不為。
如我，本是想不到要來寫一篇紀念先生的文章、追懷先生之精神的，因我攏總打過三兩次交道，而且都是為別人去打擾，預先安排好了，我去見，對他談不上了解，只是他長我近 50 歲，就格外有所訓戒，對我聊得多，印象就特別深，把他敬為我的前輩鄉(xiāng)黨。
好在我還讀過他十來篇的東西，約略了解他的想法、態(tài)度，就可以說說他了。
一
第一次，我登門擾他，是為一本書。
1999 年 7 月底，我讀研究生滿一年，朋友準備為我出書，邀我去內蒙開筆會，同時接受約請的還有北京大學錢理群、三聯(lián)書店許醫(yī)農以及清華大學秦暉、上海大學朱學勤等先生，朋友也準備為后兩位出文選。但他肯出人家的東西，卻沒有合適的編輯運作�；鼐┮院螅娢仪『眯萘耸罴�，忙叫我去他大興的家里住兩天，把自己的書稿編出來。然后又讓我順便將《問題與主義 —— 秦暉文選》、《書齋里的革命 —— 朱學勤文選》、《自由的言說 —— 徐友漁文選》一道編了。
盛情難卻，我為他義務勞動，一住十幾天，飽受蚊子和酷暑折磨，直到新學年快開始，才返校，把沒有處理好的秦暉的稿件也帶了回來。
8 月 28 日，朋友來電話，問我秦暉的稿子怎樣，我說看完了，寫得不錯，很有現(xiàn)實意義。他一聽極高興，問比朱學勤如何。我說各有千秋。文采上不及，但深度上超過了。
他哈哈大笑，這才說，秦暉請了李慎之做序，你和李先生聯(lián)系一下，明天把秦暉的稿件送過去。
我對此沒有準備，要推辭，朋友說他來不及親自送，手頭無稿子，路途太遠，就麻煩我了。
我不好再拒絕，就要了慎之先生的電話，怕他白天不在，晚十點打過去。那邊上口就批評：我早睡下了，每天我準時九點休息，你怎么這時來電話？
我的心咯噔一下，很愧疚，也有點委屈，忙說對不起，這才說了做序的事。他說知道這件事，秦暉在電話里說過，明天他任何時候都在。
我聽出來，老先生不太愿意多說話，就道了晚安，連怎么走、他住幾號樓都沒問。只好又去電話問秦先生，他卻也記不太清，說了大體的路線和樓號，大概住 6 單元的 602 。
我照他說的方位，在日壇路下車來，摸過去，穿了一個工地，七彎八拐，好不容易打聽到樓號，一見傻了眼，正過來倒過來反復數(shù)，卻怎么都數(shù)不出 6 單元。樓也才四五層，何以 “6” 字當頭？
莫不是 “206” 吧？
我按著新的發(fā)現(xiàn)去敲門，門開了，卻不是。人家也不知道這樓上有沒有 “602” 。于是我就懷疑是樓號不對了。
走出來，我四處轉，想找個六層以上的。轉了好久，都沒有找見。沒辦法，才又一次去電話詢問。慎之先生這次的語氣很和緩，告訴我，就是那棟樓，不過單元和樓號秦暉都說差了。
我往回走，按了門鈴，好長時間無動靜。
要不是剛通過話，我都以為里面沒有人了，心里同時在懷疑是否摸錯了單元。好在下了決心等下去。
隔了足足有一兩分鐘，我才聽見響動，淅淅而來；
正詫異，那聲音移到近前，門被擰開，慎之先生親自開的。
他容色停勻，頭發(fā)沒有一根白的，戴一副無邊眼鏡，清清秀秀的樣子，精神挺好，也就 60 來歲。
那怎會這么慢條斯理呢？
我疑惑著，微微欠身，叫一聲 “ 李老師 ” 。他招呼我進去。我這才注意到他的腳，極不便利，走路顛著，一步一步往前挪，那樣艱難。
關上門，我隨他一起往里去。注意到僅僅是個三室一廳，很簡陋，幾乎未裝修。我就想，他退休前已到 “ 部級 ” ，按理不該住得這么小，后來才知道，他退休早，沒有人為他調換房子�，F(xiàn)在只有一個小女陪他，其他全出國定居了。自 1997 年 6 月中風后，他腦里主管腿腳的那塊組織死了，左手和左腳這半片身子，都不聽話，出不了遠門。
到客廳落了座，我就把秦暉的書稿送上，信口道出自己的感受，說：這是討論當今中國現(xiàn)實問題，最見深度的一部書稿。
慎之先生批評道：年輕人，不能這么說，你看過多少書？
我的臉紅脹起來。他接著自己的批評：這樣的斷論我都不敢下。我看過了，如果寫序，倒可以說。
我辯道：我的看法只代表自己一個人的嘛。
那意思是可以說得，不這樣寫就是了。
慎之先生卻不依不饒，教導我說話要謹慎。
我腹誹道：真是個 “ 慎之 ” ��！說話都有這許多禁止講究，還叫人開不開口��！
他已捧起稿子來翻看，當即又埋怨，說字兒太小，改動也多，他看著吃力。
我見他幾乎要伏在書稿上了，就想，讓老人家這么著聚著眼珠子，看這種涂涂改改的文字，確是難了些。
他移開目光，告訴我，和秦暉不熟，他愿意給他寫序，是因為秦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秦暉可能不知他的性格，他為人做序只看干凈整齊的打印稿。現(xiàn)在這樣子他不想看。
我為難起來，忙說：時間很急，他們叫我趕快送來，請你做序，再換可能就來不及了。
他說：那不行，書稿我都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讀，做筆記，看完了，如果有想法，我才愿意寫。我準備用一個月時間來做這件事。
我一聽，覺得那邊肯定等不了，就告訴他：那就來不及。
他不慌不忙，說他就得這樣，否則就不做。并說，自己一年只寫三五篇文章，學陳寅恪，不求多。
天啦，這又是一個 “ 慎 ” 嘛！
可是陳寅恪晚年寫了不少大部頭，恐怕并非一年就三五篇文章吧？但我再不敢亂說，只道自己看過他不少文章。
他問在哪里看的。我說好多書上都有他的序文，王學泰的《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寒哲編寫的《藝術人文七小時》、劉軍寧主編的《北大傳統(tǒng)與近代中國》、悼念錢鐘書先生逝世的專集等�！缎煊褲O文選》里還收了一篇呢。
他說不知道徐友漁會收他的文章，是什么內容。我說是談哈維爾的那篇。他笑了，告訴我寒哲是某某的女婿，他才寫了序。悼念錢先生的那本書編得不好，他的放在第一個，卻又是刪，又是改的，還是重要地方的變改，就不是那個意思了。而談哈維爾的那篇，一直發(fā)不出來。
我默然。后來就問他和錢鐘書的關系，告訴他，錢先生可算得精神、學問上影響我最大的人，我記得你好像與錢先生同鄉(xiāng)，無錫人，我也是江蘇泰興的。大家都是老鄉(xiāng)了吧？
他興致高起來，只承認我是梅蘭芳先生的同鄉(xiāng)。問起我的年齡，說他有四個女兒，最小的都比我長 20 歲，他今年 77 了。這才說他和錢先生世交， 30 年代就認識，兩個人父輩上就是朋友，從小他父親就叫他 “ 應學鐘書 ” 。鐘書的堂弟和他還是中學同學。問我看過錢的什么。我說已出的基本全看了。問我看過《管錐編》、《談藝錄》沒有，我說看過。
注釋你也能看嗎？
我說：能懂。
我只說能懂，而不說能看，是因上面的中文我都能看個八九不離十， “ 洋文 ” 卻很少認識，但跳過去對正文的理解沒有影響，每個洋文也多有中文注解。但我不想說太多解釋說明的話。
后來才明白，他這樣問我，是由于他曾對錢先生發(fā)表過這樣一段意見：
抗戰(zhàn)勝利以后五十多年的知識分子，論數(shù)量是幾十成百倍地增加了，但是，他們的教育總是缺了一點什么，因此，從總的知識結構與思想水平而論，似乎總不如 30 年代和那時以前的幾代。也許是世運如此，但是我只能相信后人總有趕上來的一天。
就這一點而論，錢先生的信心比我還強。我有一次同他談到現(xiàn)在的后生很難讀懂他的書了。他倒說：
“ 十步以內，必有芳草。
” 還說從現(xiàn)在青年人寄給他的信看， “ 焉知后來者之不如今也！ ”
他追問我的目的，就是想了解后生們的情況，是否果如自己斷言，或如錢先生那么預見的。就他接觸的人士來說，像我這樣 20 多歲，可供面對面進行調查的，怕是再無第二個了。
他告訴我， 1978 年他就讀了《管錐編》，特意去祝賀，欽佩錢先生自說自話，無一趨時語，也沒有理睬 30 年來統(tǒng)治全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錢先生只淡淡一笑，搖手說， “ 天機不可泄露 ” 。
我就關心起錢先生，問：錢老師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是不是中庸的？
他問何種意義上的中庸。我說就是吳宓定義過的，那種至高的、難以達到的境界。
他點點頭，告訴我吳宓是他老師。錢先生是那種 “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 的人，但他認為錢還不夠 “ 中庸 ” 。
我又問：錢老師為什么不站來說說話？
他有點急了，說：那是要打成 “ 右派 ” 的啊！我就是 “ 右派 ” ，知道嗎？我從燕京大學畢業(yè)，就去了延安，是 “ 老革命 ” 、 “ 老干部 ” ，于光遠、胡喬木也都是我的老朋友，都成 “ 右派 ” 了！錢先生他怕惹禍，才閉口不再說話的。
他后來能夠說話了，為什么依然不說？我又問。
習慣了。人不站出來說話，成為一種習慣以后，也就自動免開尊口。
慎之老這樣答，我當時雖還不能完全接受，但也算一種解釋，就轉問他對錢先生長篇小說《圍城》的看法。
他說 40 年代看的，沒留下印象。他每去看錢，什么都談，惟獨不談《圍城》。他只看一個人的小說，魯迅的，別人的全不看。
難怪我臨走前，他問我們學校的頭兒是誰，我告訴他幾個名字，包括寫了《高山下的花環(huán)》的李存葆，他都沒聽說。
我就發(fā)表起個人看法，說：從藝術性看，《圍城》可以排在 20 世紀小說的前五位，起碼我是這樣排的。
他不肯同意。我便問錢先生自己對它如何看，他說比較自負。
我就請慎之先生送我?guī)妆局�，他卻說自己無學問，一生還沒出過書，全是零散文章。
我萬沒想到，堂堂一個中國社科院的副院長，沒出過書。而當他得知我正在出書時，說：你這樣年輕就出書��？我要到 80 歲時，才想出集子。
他這樣說，使我想起錢理群老師在《書屋》上發(fā)表的一篇文章，感嘆孔慶東和摩羅等人，都 30 好幾、快 40 歲的人了，還有說他們出書太早的，而魯迅、胡適、郭沫若那一代，都是 20 掛頭就出過好多部著作的，由此見得年輕人出道何其難，在現(xiàn)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扶持青年一代成長有多迫切。所以我覺得，慎之先生在這方面怕又是過于 “ 慎之 ” 了。
況且，并不是每個人都高壽，能活到 80 歲不簡單。非等 80 歲才出書，在他也許可以，絕大多數(shù)人，包括陳寅恪，真要這樣，就不定出得來。起碼讀者多半不認帳。
我只能這樣想，卻不能說。加之聊得很多了，就想把話題拉回自己所來的目的上，擔心他真要花一個月時間做序，靈機一動，說：李老師啊，那部書稿的序可能要得比較急，你就挑幾篇看看，別的翻一翻，趕緊做篇序出來嘛。
他不禁又怪我，拍拍稿子，說：你啊，千萬別學現(xiàn)在你們那些老師教的，要學我。錢先生讀書也是一個字一個字過的。錢先生和陳先生做學問都很嚴謹，隨便的事，于做學問上，不能談。
老先生一段話，說得我有點無地自容，臉上烘烘然，好在我讀書從未投機取巧過，也是很踏實的，現(xiàn)在不過權宜之計，也沒想先生較真，想來老輩子人的治學與為人全是這樣一致的，我在人民大學的一位老師單少杰就曾感嘆，今天的人太靈活，靈活得丟了做人的起碼底線。這該算得做學問的 “ 底線 ” 吧？我是否就是那種 “ 靈活 ” 得過頭了的人呢？
我只好說，原稿先放這兒吧，請你慢慢看著，回去后我和他們說說，再讓他們重新出一份樣子送來。
當然，能不能出，何時送，我都做不了主，也無法過問、不必過問。
辭別下樓后，我上了長安街口，找到一個磁卡電話亭，把拜見慎之先生的情形簡要對朋友說了，問他等得等不得，并說李老師要再出一份新樣子。朋友果然說，來不及，你還是回去把稿子拿回來吧，要是有空，再送新的請他做序。
看來他不想請先生做序了。
我只得再回去。仍是慎之先生開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次，他告訴我，有兩個空軍藝術學院的作家，寫了一部書，鼓吹弱小國家，可以通過黑社會、暗殺、賣鴉片、販毒品、自殺性爆炸、化學武器等非常、越規(guī)的恐怖手段，來抗擊美國等超強國家，香港和海外反響極大。
我說空軍沒有藝術學院啊。
他說有的，就顛顛的進另一個房去，取了書。我一看，原來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空政創(chuàng)作室作家喬良等人所寫的《超限戰(zhàn)》。
書我沒有看過，也從未聽說。
慎之老就在一旁介紹，說《民報月刊》等海外主要媒體，都很關注，已連篇累牘作了報道，稱中國軍人在鼓吹暗殺 ……
我很好奇，問他怎么看。他說，如果是民族主義狂熱分子，可能會贊成。如果是自由主義者，則應該反對。
2001 年 “9·11” 事件后，有一次我和喬良長談，恰也談到這部書，喬良說，他沒有鼓吹自殺性炸彈襲擊等等的意思，只是說這是弱小國家，報復強敵的一種可能的、行之有效的戰(zhàn)爭手段或策略，他是由歷史、現(xiàn)實里提煉，上升為理論的。古代兵書上叫人 “ 兵不厭詐 ”“ 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 ，那也是一種理論。很嚴肅、很認真的研究，有什么不對？讓他自得的是，《超限戰(zhàn)》一書，已被美國西點軍校列為必修教材。
臨出門，慎之老才記得問我徐友漁從英國回來沒有，我說不知道，自己和徐先生從未打過交道。
二
第三次登門已是整整三個月后， 10 月 28 日，與上兩次不同，我不再一個人，而和秦暉等先生一道去的。另約了徐友漁，他自己從家里出發(fā)，直接過去。
路上，秦先生說，李慎之在海外影響很大，要是他來不及做序，也沒關系，寫出來了，可以拿出去發(fā)表。
車出長安街，上了小道，原先我走過的地方現(xiàn)都圈住，正大面積施工，弄得塵土飛揚，面目全非，我們的車也進不去，一行人只得下來步行。
按著隱隱約約的印象，我走在前面，引他們一路摸去，好在沒費太多周折，就到了。
這次，慎之先生家里，早有了客人，再不用他親自勞步。
過來開門的，是一位長者， 50 來歲，我原以為就是徐友漁，后來才知道不是，徐先生來不了，交換名片后，方知他是泰山產業(yè)研究院秘書長華怡芳先生。
他把我們往里面讓，我最后進去，隨前面的一道去客廳。
慎之先生正在窗口下的單沙發(fā)上坐著，對進來的客人微笑。
他上身穿絨衣，黑底子，間以橙色的圓點。腳上套了平底的毛料拖鞋。一見我出現(xiàn)在門前，就立即喊道：蔣泥也來了！
我笑著叫了他，然后就沒怎么說話。
這次我抱定要當一個好的聽眾，聽他們高談闊論。
他們很快進入情況，神侃起來。
慎之先生說著，就把話題又引到《超限戰(zhàn)》上，說：《亞洲周刊》稱，這是本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書，教唆如何以常規(guī)形式作惡，讓人防不勝防。自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后，我有幾個朋友，就治好了這個病，從極端民族主義，拉回到相對民族主義了。
他說完，爬起來，去了房里，取出一張剪報，叫我們傳看。原來是王蒙先生 10 月 25 日在《新民晚報》上發(fā)表的一首詩，其中有一句像是 “ 主席形象永城頭 ” ，贊美 50 年國慶。我們看著，都笑了。
慎之說，王蒙雖是他朋友，但他們也有想法不一樣的地方，他就反對王的 “ 躲避崇高 ” ，為王朔辯護。他評價王蒙，說他是一個改造好了的 “ 左派 ” 。
然后他說，暴力革命那是再不能要的了，他是經歷過的人，真是殺人不眨眼，成批成批的殺，不得了。
他稱，現(xiàn)在自己所說、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個老共產黨員應該說、應該做的，這就是希望活在真實中，活在真話中，做一個說真話的人，過說真話的日子。只有這樣，我們的黨，才永有活力，和平過度。
而人人說真話，人人做實事，是每一個都可以做到，或說可以爭取做到的。它看似簡單，其實不然。那還得看是在一個怎樣的社會里。假如一個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么，活在真實中，便是對它最大的威脅。
倘使還能從頭再活一次，那么他現(xiàn)在最想干的，就是編一套適合中小學學生學習的公民課教程，親自執(zhí)教，告訴他們， “ 四個現(xiàn)代化 ” 的前提和目標是 “ 人的現(xiàn)代化 ” 。中國人最缺公民意識。從秦始皇以來，我們所行的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tài)，一直是專制主義的。公民課只在 20 世紀 30 年代開過一段時期，從不隨地吐痰、亂拋紙屑、禮讓老弱婦幼講起，一直到簡明扼要地介紹什么是國家的權力與義務，什么是個人的權利和義務，什么是司法獨立，什么是政黨制度，什么是文官制度，什么是權力制衡，什么是法治（ rule of law ），什么是法制（ rule by law ），什么是市場經濟，什么是憲政國家，什么是公民，它與通常意義上的 “ 老百姓 ” 有什么區(qū)別，等等。了解這些，人們才能知道，憲法的職能主要是管政府的。公民不僅有行政訴訟權，民能告官，而且，公民也有根據(jù)憲法，向憲法法院控告國家的權利。這在先進國家已是常事，更是每個現(xiàn)代公民不能不明白的常識。但在我們這里，卻很少有人清楚。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這樣的現(xiàn)代性公民，又何能培養(yǎng)什么自尊、自律、自勝、自強的個人，來伸張權利，擔當責任呢？那樣的現(xiàn)代化，只能是 “ 九死一生 ” 的。
慎之先生一邊說，不時還夾帶幾句洋文出來，認為 “ 意識形態(tài) ” 應該翻譯成 “ 理統(tǒng) ” 。
“ 學統(tǒng) ” 和 “ 道統(tǒng) ” 也可以。中西方在對 “ 知識分子 ” 內涵的理解上，也不一樣。
在中國人的定義里，知識分子是教化別人的，西方則是批判社會的。從西方人角度看，我們這邊幾乎沒有知識分子。
最近，上海倒是 “ 選出 ” 了四個大知識分子，巴金、王元化、賀綠汀、謝晉。謝晉拍電影不錯，有知名度，但他怎么能算 “ 大知識分子 ” 呢？上海原是自由知識分子的大本營，現(xiàn)在卻沒有多少自由氣息了，怎么一下子就 “ 左 ” 了呢？
現(xiàn)在傳統(tǒng)里一些好東西，真正精微的東西，也全丟了。
榮毅仁父親那代資本家，做生意講規(guī)范、講信用，就比現(xiàn)在的人強得多。而像蔣泥這代人，根本就不清楚我們的傳統(tǒng)為之何物了。
我外孫給我寫信，說 “ 爺爺，您好 ” ，我就說那是不能這樣寫的啊，寫 “ 敬愛的 ” 、 “ 親愛的 ” 卻行。
信的末后也不是光光的僅用名字，而應用 “ 兒男慎之 ” 等。
說話中間，來了一個電話，眾人都停了聲，去看，就見二響中間，慎之先生才去提，抓話筒的動作很緩很慢，起來后才迅速一拉，等不及話筒近前，就高聲喊一聲 “ 喂 ——” 。
聽話過程中，慎之先生不住說 “ 好的 ”“ 好的 ” �？熘v完時，他才去看電話座，而后擱上了，笑著對我們解釋，是許醫(yī)農來的。
時間不覺就到了六點多，秦暉晚上還有課，忙說得走了，不然就要遲到。我們就都起身，慎之先生也到門前相送。
我留在后面，朝他揮手作別。
直等我的新書出來，雖是 “ 幼作 ” ，我還是題了字，專為慎之老寄去，扉頁上寫了幾行字：慎之老師，不成熟，見笑了！評價鐘書老師的文章，也很稚嫩，請多包涵 ……
元旦、春節(jié)時，我又去了電話，向他問身體好，知道他還是老樣子，就很放心。但那以后，我卻未再和他聯(lián)系過，有時候很想把電話撥過去，卻有這樣那樣的顧慮，終于失去勇氣。
2003 年 4 月初，單少杰先生來電話，說周三要看望李慎之，卻沒有說明看他的原因，我孤陋寡聞，以為先生像原先那樣風采，就說到時候你通知我一下，我也去�？伤箾]有，我終于和慎之老錯失了最后的見面機會。
如今，他悄然走了，在一個 “ 非典 ” 肆虐的北京夏日，我們都不能出門，去為他送行。老人的言吐誨教，就永遠堆在我心上，如一座火山，活活躍動。
2003 年 4 月 27-28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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