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8年的秋天，中國政府宣布共產主義在中國“不是遙遠將來的事情”。[1]中央政府認為通過人民公社和農村勞動力的軍事化管理，中國可以在幾年之內趕超西方發(fā)達國家。幾年之后“大躍進”的戰(zhàn)略完全失敗了。1958年冬天到1959年春天，在中國開始出現“大饑荒”。

　　到今天人們還很難理解這個過程。大多數的西方和中國的學者研究的都是政府的政策和中央的內部斗爭。八九十年代在西方Schoenhals（1987），Bachman（1991），Teiwes/Sun（1997）和Chan（2000）研究了不同的官僚派別或者毛澤東和其他的高級領導人在“大躍進”中的角色和作用。在中國最有名的黨史學者的研究中，群眾在所有的運動中的角色和作用都是被動的，作為主體。薄一波（1993）和李銳（1989，1999）寫出的歷史作品基本上就是黨的決議和會議的歷史。在中國和西方，研究關于農民和普通老百姓在“大躍進”中的經歷很少�；鶎诱�權和黨的基層組織在“大躍進”中的作用并未引起中共黨史研究者的重視。地方干部經常充當了官方“大躍進”分析的主要替罪羊。

　　為了研究老百姓在“大躍進”中的歷史，我用“口述史”（Or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采訪了一些老知識分子。本篇文章原引自我在德國魯爾區(qū)波鴻大學的研究生畢業(yè)論文“從共產風開始到大饑荒-中國知識分子回憶農村中的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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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更好地理解“大躍進”的發(fā)展，2002年我在北京采訪了七個老知識分子。1958年時他們都是人民大學或農業(yè)大學的教師。當時為了支持“大躍進”他們被下放到了農村的人民公社。

　　利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我對他們的經歷和回憶進行了分析。我認為“口述史”不能夠完全客觀的調查農村當時的真實情況，因為“大躍進”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之久，人的記憶力有限，并且在四十年之間，這些知識分子生活的經歷及他們讀過的書和思考也會影響他們對當時的回憶。

　　每個社會階層和團體的回憶是不同的（Halbwachs 1985）。2002年的夏天我在河南就“大躍進”和大饑荒采訪了幾個老農民。他們回憶的主要是自己當時的生存問題和健康的情況。國家大的政策和每個運動的具體內容他們經常忘記，但是周圍的人誰餓死了、誰有浮腫病他們記得很清楚。他們對當時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斗爭印象還特別深。知識分子的回憶就截然不同。在采訪中關于中央當時的政策和每個會議的決議他們都記得，但是生存的情況和困難他們提起的比較少。

　　雖然人的回憶是主觀的，但是“口述史”可以分析不同的團體怎么記憶自己的歷史和經歷。如果把“口述史”、地方調查和資料研究結合起來，我們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大躍進”和理解普通老百姓的經歷和地方政權的演進與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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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中國知識分子[2]的政治處境比較困難�！胺从遗伞边\動剛剛結束，毛澤東當年發(fā)動了教育和勞動生產相結合的教育改革。[3]這個改革打擊了知識分子老師的權威和地位。特別是農業(yè)專家當時有很大的壓力，他們必須為了得到“衛(wèi)星田”的高產和農民競爭。例如：一次毛澤東對山東省農業(yè)科學研究所的專家說：“你們行還是農民行？秦杰說：還是農民行……我們打算明年超過農民。”（人民日報1958.8.13）在“每個農民是一個專家”口號之下專家的地位降低了。

　　我采訪的知識分子在1958年是到河南，河北和北京的郊區(qū)下鄉(xiān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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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里我總結一下這些知識分子的回憶：

　　在農村的經歷：欺騙與破壞

　　這些老師在1958年年底已經看到了“大躍進”的重大失敗。特別是在徐水和?酷?秸飭礁瞿７兜湫偷娜嗣窆?紓??且芽吹剿?健骯膊?饕濉比門┟癜ざ齙氖率�。�?酷?降惱懦抗饣匾淥擔骸翱斕蕉?歟?1月份就吃這個，沒有菜，沒有湯……那時候就感覺了，如果是共產主義就是這個”共產主義“啊？這不是我們追求的，感覺都是浮夸，假的，而且都是上面指使的。”林沉在參觀徐水公社的時候參加了一個豐收慶祝大會，大會上沒有糧食，只有白薯，他對“大躍進”非常失望。

　　我采訪的老師們到了農村幾個星期后就都明白“衛(wèi)星田”和其他的“大躍進奇跡”完全是欺騙。農業(yè)專家們都發(fā)現，很多地方干部肆意領導安排種地的方法和勞動力軍事化完全破壞了農業(yè)生產。劉練在徐水看到了干部偽造生產統(tǒng)計數字�！按鬅掍撹F運動”造成了很大的破壞�；�本的生產工具（水車等）都被砸了。

　　下放的老師和農民在公共食堂一起吃飯。到了1958年的冬天，食堂里只有粥，并且越來越稀。同時中央的媒體宣傳卻大講“大躍進”的成績多大多大。

　　這樣的經歷磨滅了這些老師對“大躍進”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信念。開始的時候不少的知識分子還很驕傲他們能參加中國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但是幾個月內他們明白了在向“共產主義過渡”口號下，農民的個人生活用品和集體所有的生產工具被亂分配了，在當時實現共產主義的供給制，是根本沒有條件的。

　　知識分子的角色

　　我采訪的知識分子在“大躍進”的角色很矛盾。他們一方面看到了欺騙和破壞，但是他們也不敢公開反對。黨指示下放干部一定要聽地方干部的命令。特別是在1958年秋天的“共產風”和廬山會議以后，每個對“大躍進”有意見的人可能被劃為“反革命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按筌S進”時期政治的氣氛很恐怖。我采訪的兩個老師回北京以后也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劉靜曾經有幾個星期被批斗，因為她否定了徐水人民公社的“成績”。成年輝被送到北京近郊的豐臺人民公社接受勞動改造。因為他參加了人大和北大去河南信陽地區(qū)的調查隊。調查隊的報告內容否定了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反映了當時生產關系跑到了生產力前面的不協(xié)調關系（內部參考，1959.8.26.：13頁）。

　　從知識分子的回憶可以看出，當時共產黨的信息交流系統(tǒng)被嚴重地破壞了。特別是60、61年參加調查隊的老師回憶更說明了這一點：農民不敢給調查隊說真話，因為他們害怕地方干部報復。地方干部也隱瞞，因為他們怕如果不完成任務上級會懲罰。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真正的“大躍進整頓”無法實現。

　　知識分子與農民：兩個陌生的世界

　　在當時的中國，農村和城市有著天壤之別。不少從城市來的知識分子被下放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黨的知識分子對農民有不信任的感覺，因為自己的馬列主義的政治思想。一部分我采訪的老師當時絕對相信列寧的理論“小生產者不斷產生資本主義”等等。張晨光給我講1958年的故事：八月份夏天很熱。一個農民買了個菜瓜給他。張晨光買了農民的菜瓜因為他渴，但是晚上他后悔了�！巴砩祥_支部會。支部會就是自我批評…我主動的說我今天要檢討一件事情……我從外面回來的時候在馬路邊看到農民賣菜瓜，我就吃了，吃了以后就是支持資本主義自發(fā)自立的行為……當時我接受那個東西[馬列主義關于對農民思想的分析�！�

　　在一些老師的回憶里很多農民是被強迫參加“大躍進”的運動。好象農民都老老實實聽黨的話，也沒有抗議。在劉靜的印象中，當時的中國農民是全世界最聽話的農民。在知識分子的回憶中農民的反行為[4]比如“瞞產私分”和偷東西不存在。

　　按照當時黨的要求，知識分子應該和農民交朋友。實際上城市人和農村的人很陌生。比方說從城市來的人一般很難忍受農村的衛(wèi)生情況。劉靜回憶了一個在徐水發(fā)生的事情：“我們有一個大夫，[用]酒精，帶來酒精消毒快嘛，本來沒有事，就批判他，說他怎么怕臟呀，咱們農村幾十、幾百年這樣生活都行，你怎么就不行呀。”這樣衛(wèi)生情況也變了“兩條路斗爭”。

　　知識分子的特殊化

　　我采訪的老師在1959年大饑荒開始以后也吃不飽，并且也有很多生存的困難，但是他們不會餓死，因為他們到1959年夏天回到了受到國家保護的首都。名牌大學的老師也有特殊關照。國家保護了自己的“糖豆干部”。林沉介紹了北京的情況：“像我們那叫糖豆干部，發(fā)給我們多一些[大]豆、[白]糖……，來保護這些干部�！�

　　很多的老師當時沒看過餓死的人，他們及時地離開了發(fā)生“大饑荒”的?酷?膠捅鸕摹按笤窘?哪７度嗣窆?紜�。参加人大�?貝蟮韃槎擁某贍昊遠源蠹⒒牡撓∠筇乇鶘�。�?翟諍幽系男叛艫厙?┟褚丫?煥投??齙牟荒芏?耍?稍詰乩鎩Ｔ諦叛艫厙?剎亢團┟竦那榭鼉筒灰謊?３贍昊運擔骸案剎棵揮懈≈撞。??蟹鉤��！盶r

　　李輝“三年困難時期”在廣西的東部上了中學并當了青年團干部。他回憶說：“我們籃球廠從來沒停過。到60、61、62年我們各個打籃球的生龍活虎，都沒問題……小知識分子啦，那是國家的寶貴的人才，所以政府還是有糧食給中學生的�！蓖瑫r在李輝的家鄉(xiāng)1961年的時候，家里的人只有紅薯葉和野菜吃。他的奶奶在得了浮腫病后去世了。

　　在有特殊照顧的名牌大學老師的回憶里生存困難不是一個重點。這個跟農民的回憶不一樣。

　　毛澤東的威信沒有被降低

　　我采訪的知識分子對黨的認識因“大躍進”的大失敗改變了。不再盲目的信任共產黨了，但是在他們當時的心里毛澤東的威信還很高的�！坝械睦蠋煾嬖V我當時不少的黨員在心里很同情受批判的彭德懷，但是同時他們覺得有困難的時候如果跟毛澤東走，困難就不會太久”（沈從容）。幾千萬人在中國餓死了，但是毛澤東的威信在知識分子的心里當時還是比較高。張晨光回憶說：“那個時候我們對毛澤東一點懷疑都沒有，覺得他講的這些都是正確的。那我們有時候跟不上，有的時候理解不了他，只能說我的覺悟低�！�

　　“口述史”與“大躍進”研究

　　“口述史”的研究方式可以給我們帶來什么新認識？

　　接受了我采訪的知識分子的回憶，受到了今天中共黨史研究的影響：他們認為共產黨當時好心辦了懷事�！白髢A理論”，“浮夸風”和“共產風”造成了“三年困難時期”。對他們來說，共產黨造成了大饑荒是一個錯誤，但不是罪。知識分子把最重要的責任都放在毛澤東一個人的身上。他們至今好象也沒想過自己有沒有責任。

　　“口述史”可以讓我們重新來看“大躍進”：調查知識分子在農村的經歷才讓我們明白“衛(wèi)星田”，“新民歌運動”和其他的欺騙到底是怎么弄出來的。我們只研究領導人和中央的決定和指導，就不能完全理解運動的發(fā)展過程。

　　從這些知識分子的回憶中我們可以了解他們當時的心態(tài)和行為。他們當時很矛盾。一方面他們受到了“大躍進”積極宣傳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在現實中看到了這場運動的弊端，比如運動中的很多欺騙和壓迫以及饑餓。他們在農村明白了“大躍進”造成了惡劣結果，但是因為政治上的壓力他們不敢公開反對。從他們的回憶能看出來，他們在“大躍進”時期并不是不用腦筋的臣民，他們也不是盲目聽從毛澤東的命令的�！翱谑鍪贰辈抛屗麄冏兂蓺v史的主體。我的采訪也說明在回憶中的存在階層性和社會性。在知識分子的回憶中，生存苦難比較少，因為他們有特權。他們對農民有片面性可以很容易看出來。

　　“口述史”可以幫中國普通老百姓回憶和分析自己的歷史。當然，為了理解“大躍進”和大饑荒的過程和普通老百姓的經歷，利用“口述史”研究的學家包括我還必須采訪很多農民，知識分子，地方干部和工人。。

　　聯(lián)系方式：

　　felix.wemheuer@gmx.de

　　Ma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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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1995，第450頁

　　[2]知識分子的定義在中國和德國不一樣。在德國知識分子是文學、哲學或者自然科學有建樹的人物。他們獨立思考和評論科學的發(fā)展及社會問題。中國當時有高中文化的人已經屬于知識分子了。到1956年，在黨的控制之下，國家把文學和科學界組織了起來，讓知識分子和科學研究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到1957“反右派”運動按照西方的觀念來說“獨立知識分子的群體”被消滅了。

　　[3]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第1冊1，1995，第489-489頁

　　[4]關于農民反行為研究：高王凌（2002）：“偷”與“瞞產私分”–集體化時代中國農民反行為的調查與思考，明報月刊，八期，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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