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世界大國興衰史表明,歷史上那些能夠擔當重任的大國,都曾經以一種先進的合社會化的形象出現在世界面前。“大國形象”則是指現時代的國際社會中一個大國應該具有的良好精神面貌與政治聲譽。當代條件下一個良好的大國形象的形成,至少包括五個方面的因素,即現代身份、世界貢獻、戰(zhàn)略意志、特殊責任、有效治理。

　　[關鍵詞] 　國際社會;大國成長;大國形象

　　一、“大國形象”關乎國家成長

　　大國的成長是一個歷史過程,從成長周期來看,它大致可以分為成長準備期、迅速崛起期、穩(wěn)定成長期。目前美國屬于第三個時期,而中國、日本、俄羅斯屬于第二個時期,巴西、印度等國則可能屬于第一個時期。處于第三個成長期的國家,其最主要的任務是保持現有的大國地位,有責任維持世界秩序與各種制度安排,并向國際社會提供必要的國際公共物品,同時利用其特殊的國際身份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處于第二個成長期的國家,其最主要的任務是充分利用各種有利的國際社會因素,全面地發(fā)展自身潛力,盡快實現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綜合成長,努力使自身利益與國際利益接軌,最終成為一個合格的世界大國;處于第一個成長期的國家,就是充分正視自身的大國潛力與各種挑戰(zhàn),為未來的迅速崛起準備必要的經濟與軍事或者文化基礎,努力尋求國際社會對歷史性崛起的各種支持。

　　世界大國興衰史表明,歷史上那些能夠擔當重任的大國,都曾經以一種先進的、合社會化的形象出現在世界面前。大國形象的培養(yǎng)在大國成長的三個時期均很重要,但是后兩個時期尤為關鍵。一個世界大國的侯選國家可能在成長準備時期進行過不光彩的“原始積累”,但是,如果它想從一個潛在的大國成長為一個現實的大國的話,就不能繼續(xù)奉行“大棒政策”和血腥政策,也不能采取完全功利主義的外交政策,而是應該從更加全面的角度增強軟實力,包括認真考慮到它的大國形象設計。日本早在20 世紀60 年代就完成了它的成長準備,目前也處于迅速崛起的時期,但是,由于它在歷史問題上采取了不認真的國際合作態(tài)度,它的大國形象受到極大的損害,直接影響到它的聯(lián)合國常任理事國的申請事業(yè);另外,如果一個國家由于抓住了歷史機遇成長為一個大國,但是在穩(wěn)定成長時期未能注意保持和繼續(xù)優(yōu)化其大國形象,就難以有效地護持它的現有大國地位,最終可能促使它喪失已有的大國地位。比如,蘇聯(lián)雖然在20 世紀40 年代的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獲得了大國的地位,并通過自身的經濟增長以及核力量的建設將這種大國地位保持了一段時期。但是,由于它在處理“布拉格之春”、波茲南事件、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韓國客機事件以及入侵阿富汗方面的不負責和不正當行為,大大損害它在國際社會中的大國形象,這種負面形象的“惡性積累”導致了國際社會對蘇聯(lián)的強烈反感與話語“懲罰”,便利于西方反蘇勢力將其妖魔化與“和平演變”,最終導致了國內的信仰危機與政治危機,以大國的瓦解而告終。

　　大國形象何以對大國成長這么重要? 這是因為大國成長本質是一種社會性成長。在國家成長的初期,大國成長的成就主要是物質性成長,主要體現為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國民收入的總值及其人均值,軍費開支,核武器、常規(guī)武器的數量與質量,科技研究與發(fā)展經費等等。物質性成長是基礎,沒有這種基礎,就難以成為未來的大國。但是,大國成長到了中期與后期,就表現為社會性成長,也就是說,大國成長必須在一個開放性的社會化的國際社會里成長。在一個社會環(huán)境中,任何群體的成長均是社會性成長,其根本性的社會地位,不是由該群體的物質基礎決定的,而是由其社會貢獻以及社會對它的認同決定的,社會認同的前提是社會貢獻,社會貢獻的前提是社會化,而社會化的進程對于這個群體來說,就是要成長為一個“社會人”,必須遵守法律,遵守這個社會的行動規(guī)范。當社會規(guī)范被該群體或者行為體內化之后,社會就會認為它融入其中了,這樣,這個群體的自身利益就可以通過其對于社會的貢獻來實現,而群體利益與社會利益就成為了相互聯(lián)系的統(tǒng)一體了。該行為體的成長過程,就是其更好地實現社會利益為社會做出貢獻的過程。貢獻越大,就越能被社會認可,它的社會身份就越能強化。社會性成長因此成為物質性成長的最終實現。那些物質性成長非常強大,同時社會性成長又十分健全的國家,最容易成為世界性大國�？梢�,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交融,國際政治的社會性急劇增長的情況下,國際社會對國家的社會化效應也越來越大,良好的大國形象其實就是國際政治社會化反映在大國上的一種積極映象。具有了這種積極映象的國家,就是一種社會化了的國家,是能夠內化國際社會規(guī)范的國家,小而言之,是一個“遵守現狀的國家”,大而言之,是具有世界大國潛質的國家。因此,大國形象是大國成長的重要方面。

　　二、“大國形象”的內涵

　　但是,大國形象的內涵到底是什么? 似乎國內學界也沒有定見。這部分是因為形象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個較為模糊的詞,把它引用到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領域也是近來的事情;部分是因為大國形象的形容從根本上講屬于國際政治社會學的范疇,后者也是一個新生事物。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大國形象的研究與表述,完全是初來乍到。

　　“形象”一詞較普遍地運用在教育學特別是文藝批評中,原指“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動的具體形狀或姿態(tài)”,或者“文藝作品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生動具體的、激發(fā)人們思想感情的生活圖景,通常指文學作品中人物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征�！薄�1〕后來,形象一詞轉引到公共關系或者管理學等領域,一般指單位、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及個人在公眾中的總體印象或者在社會活動中體現出來的精神形態(tài)或者特征。隨著政治學、行政學與管理學科、傳媒學等新型學科的交叉發(fā)展,政府形象研究逐漸成為政治社會學的重點研究內容,建立一個面向公眾的、開放型、溝通型的、為國際社會所認同的親民政府,是政治合法性建設以及提高執(zhí)政黨全面能力的重要方面。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民族國家的形象研究雖然不時地出現在國際政治學大師的華章之中,但很少作為一個單獨的方向來研究。因為“形象”顯然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產物,不是一種物質性存在,對于社會建構關系進行科學研究往往面臨實證研究遇不到的困難。此外,在權力政治的時代,國家實力、軍事聯(lián)盟以及外交手段是研究的中心,國家形象研究只被稱之為“烏托邦”;在經濟相互依賴的時代,國際關系學界關注的重點是支撐國際政治的經濟基礎,以及促進國際合作的各種國際制度。只有在國際社會深入發(fā)展,全球性問題培育全球社會,大國軟力量增長成為綜合國力新的基本增長點的新時代,大國形象研究才有可能會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無論是企業(yè)形象,組織形象,國家形象,都是一種非經濟、非權力的第三維度,是其他單位對于本單位的社會認同,是本單位與其他單位有意塑造與社會互動的結果。只有從社會學的角度,才能全面解讀單位形象的含義。在國際政治中,國家的形象的界定也要置于國際社會的框架與背景之下。在國際政治社會學的視野中,國家形象研究居于重要地位。

　　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就是這個國家在國際社會印象中的基本精神面貌與政治聲譽。而加了引號的“大國形象”則是指現時代的國際社會中一個大國應該具有的良好精神面貌與政治聲譽,它是一種理想目標,是國際社會從時代精神角度賦予大國的各種義務、責任。它并不是一個具體、嚴謹的概念,也不是一個已經實現的事實,而是國際社會對大國的道義要求與精神認同,是一種社會建構。貝雷認為,“一個人的聲譽并不是它擁有的品質, 而是其他人對他的看法�！币粋�國家的聲譽不是內在的或本身固有的,而是經過與國際體系中其他行為體長期的、持續(xù)的互動而獲得的,脫離國際社會、脫離行為體之間的互動進程,就不可能研究國家的聲譽�！�2〕國際社會對某一大國的所作所為與言語活動的普遍的觀念反映,這種反映在某一個時段的沉淀,即是這個國家的國家形象。而國際社會對一個時代的所有大國的理想要求,即是這個時代國際社會的大國形象。因此,一個現時代的大國如美國,可能離標準的“大國形象”還有差距。但是,每一個大國都有其特定的國家形象�！靶蜗蟆北臼且环N中性的詞匯,但“大國形象”則是一種褒義的、理想的表述。大國形象可以是單數,也可以是復數。一個大國,無論在其成長準備期,還是迅速成長期,抑或穩(wěn)定成長期,都必須力求保持良好的國際形象,否則,就會在國際社會互動中失去影響力,用現在流行的術語就是失去“軟力量”。大國形象是大國軟力量的重要方面。

　　三、大國形象的基本內容

　　大國形象既然是一種社會建構,它就有不可數的特點。這也給大國形象的科學研究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定量研究在大國形象研究有著統(tǒng)計方面的劣勢,不過可以從歷史研究、定性研究以及民意測驗等方法上得到一定的補充。歷史比較研究是一項重要的研究方法,我們試圖在對近現代大國興衰的考證中,尋找出一些規(guī)律。經考證后認為,當代條件下一個良好的大國形象的形成,至少包括五個方面的因素,即現代身份、世界貢獻、戰(zhàn)略意志、特殊責任、有效治理。

　　1. 現代身份。

　　一個大國或者成長中的大國,在國際社會中安身立命的基礎,在于它有一個現代的國際身份。身份是一種社會形象或者社會承認。在現代社會里,一個人要有基本的國民教育,基本的工資,基本的法治知識與素質,基本的國家忠誠,基本的道德規(guī)范,基本的人道主義信念,基本的人類關懷,等等,這個人才能被視為現代人,才能獲得社會的認可,并有可能因特殊的才干推舉或者選任為領袖。國際社會也有它的價值標準,也有它的現代性定義,它要求任何一個國家都要成為主權民族國家,要求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開放的、法治的社會,要求任何國家建立民主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它要求任何國家都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網絡中去。這些要求實質上就是國際政治社會化的要求與方向,體現了國際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一些即將崛起的國家之所以連崛起的準備條件都不具備,其中一項原因就是它還未獲得較為基本的現代身份。遠的如希特勒德國,它雖然崛起于國內的民主選舉,但它很快就廢除了多黨民主制度,實行了一黨獨裁的法西斯體制,并在對外政策中實行反人類的種族滅絕政策與領土擴張政策,這在20 世紀的人類社會中顯然是落后于時代了,成為社會進步的反面典型。近的如中東地區(qū)個別重要國家,由于沒有實行現代意義上的民主體制,尚未從政教統(tǒng)一的政治體制解放出來,把有限神治而非法治作為其基本政治原則,導致它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大受損害。當然,現代身份的培養(yǎng)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些潛在的大國正在走向民主化、法治化、市場經濟化,這種社會化本身就是現代身份的建構過程,這種明顯的過程會大大優(yōu)化這些國家的國際形象,并得到國際社會的道義與經濟支持。

　　2. 世界貢獻。

　　大國不同于小國,最重要的差異之一就是大國要對世界有較大的貢獻,這種貢獻既可能是科技進步,可能是制度創(chuàng)新,也可能是觀念領先。世界貢獻是古今大國的基本特征。古代中國之所以成為世界性大國,與它的造紙、指南針、印刷、火藥“四大發(fā)明”息息相關;古代羅馬的大國地位,與它的羅馬兵團、民主制度、嚴密法律、海外貿易密不可分。而亞歷山大帝國與奴隸制、民族融合也有著很大的關系。這里,我們從觀念領先與思想貢獻的角度,看待一個大國對于世界的貢獻。近代以來,各個大國都有觀念創(chuàng)新的貢獻�；�辛格認為,世界大國興衰史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個大國,這個大國希望根據自身的價值觀念來塑造國際社會(國際體系) , “十七世紀的法國在黎塞留樞機主教領導下,引進了以民族國家為基礎,以追求國家利益為終極目標的近代國際關系的作風。十八世紀的大英帝國將‘均勢觀念’發(fā)揚光大,使這個觀念主宰了后兩個世紀的歐洲外交。十九世紀梅特涅領導的奧地利重新建構了‘歐洲協(xié)調’,而俾斯麥主政下的德國又使歐洲協(xié)調瓦解�！薄�3〕經典現實主義大師基辛格雖然不承認觀念可以決定國際關系,但是的確承認觀念的創(chuàng)新是大國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20 世紀之后,蘇聯(lián)向世界貢獻了社會主義制度,而美國則倡議并促成了世界性的自由貿易體制的形成,并主持創(chuàng)建了聯(lián)合國。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觀念創(chuàng)新與制度創(chuàng)新,不能成為大國,大國形象就無從創(chuàng)立與維持。

　　3. 戰(zhàn)略意志。

　　社會化不等于個性化的消失。社會化是普遍性的要求,而個性化則是特殊性的要求。社會環(huán)境中,越是在社會化進程中保持獨立性的行為體,越能夠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成為出類拔萃之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國內社會中,一個強人或者偉人的重要標準就是他擁有堅強的意志,這種意志既包括超乎常人的奮斗目標,也包括實現目標的不懈追求以及維護這個目標的可靠誠信。國際社會中,大國的情況大致也是如此。大國的戰(zhàn)略意志有幾個特征,一是它有積極的戰(zhàn)略追求,二是它有實施這個戰(zhàn)略目標的決心與力量,三是它為了維護這個戰(zhàn)略目標及其自身追求目標的力量的可信性,而不惜付出較大的代價。美國在上個世紀60 年代中后期以至在70年代初,雖然意識到撤軍是最有利于眼前的國家利益的,但還是采取了一系列強硬的武力措施打擊越南政權。究其原因,是因為越南戰(zhàn)爭是對美國“意志”與“信譽”的考驗,美國若“輕易”從越南撤軍,會在全世界面前沒有臉面,影響到美國的“國際威望”。因此,繼續(xù)越南戰(zhàn)爭甚至擴大對某些戰(zhàn)略地區(qū)的軍事行動,70 %是為了體現美國的戰(zhàn)略意志與國際信譽,20 %是阻擊中國的影響進入印度支那, 10 %是為了越南人民的福祉�！�4〕當然,美國在印支的戰(zhàn)爭從根本上是違背世界人民意志的,尼克松最后還是從越南撤軍了。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60 、70 年代的西方社會普遍把美國的干涉行動作為一種有利于美國大國形象的外交作為。日本目前處于大國形象建構的關鍵時期,它面臨著一系列的不利因素,其中一個不利因素就是日本缺乏戰(zhàn)略意志,更確切地說,它缺乏戰(zhàn)略獨立性。它在較長時期內采取依附美國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其迅速崛起的今天,這種戰(zhàn)略就會使它的形象大打折扣。保持獨立自主的外交姿態(tài)與對外戰(zhàn)略,是大國的基本素質,也是大國戰(zhàn)略意志的重要體現。印度的情況與日本恰巧相反,它是一個具有戰(zhàn)略意志的大國,在朝鮮戰(zhàn)爭期間不追隨美國進行軍事介入,在蘇印關系較好的時期反對蘇聯(lián)入侵阿富汗以及在亞洲的集體安全體系,它長期貫徹不結盟運動路線,冷戰(zhàn)結束以來又多次采取重大戰(zhàn)略行動與美國叫板,包括2003 年SARS 危機期間派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訪問中國,2004 年、2005 年又與中國和俄羅斯舉行三邊非正式的會談,體現出其不畏強權的外交風格。這說明,印度不是一個仰霸權國家鼻息的小伙伴,而是一個具有大國意識與戰(zhàn)略意志的國家,它的大國形象建構有著較大的國際社會基礎。

　　4. 特殊責任。

　　大國之大,根本上不在面積之大,經濟實力之大,而在于國際影響力之大。真正持久的國際影響力,不是來自強權政治,而是來自一個國家的國際威信,而國際威信來源于一個國家的世界貢獻與特殊責任。世界貢獻是科學技術經濟文化政治體制多方面的,而特殊責任主要是指一個大國超出一般國家利益與責任范圍之外的國際義務。世界貢獻既有物質性的,又有社會性的,而特殊責任完全是一種社會性概念,它具有明顯的國際利他主義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特殊責任雖然是一種積極的國際利他主義,但容易與大國沙文主義糾纏在一起。當一個大國客觀公正地履行其國際責任,對國際事務進行合法的干預,并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物品時,這種特殊責任是正當的;而當這種國際干預與國際援助出于一國的非法性私利時,就極易與大國沙文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這種與大國沙文主義相聯(lián)系的“特殊責任”在近現代國際關系史上,有著許多表述與形態(tài)。美國思想發(fā)展史上有一個有名的“美國例外論”,是講一部分美國擴張主義者和自由主義學者鼓吹,美國應該以美國模式的政治經濟制度來拯救世界,把這種歷史使命作為“白人的負擔”。俄羅斯也有一個“第三羅馬”理論,并由此滋生出一種“彌賽亞主義”,其實質均是指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俄羅斯將是基督教的最近繼承者,是人類的新一代救星,俄羅斯肩負著人類的前途的光榮使命,這種使命要先從斯拉夫人開始,最后擴散至全世界。德國、英國、法國甚至日本都有著類似的大國例外論或者大國使命論。這一方面反映了這些歷史上的潛在大國希望有朝一日成長為世界性大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們對特殊責任的理解方面存在著大國沙文主義的影子,正是這些大國沙文主義的影子阻礙了它們的進一步成長,而它們在國際主義干預的許多行動也往往不能被國際社會所認同,并最終導致了其中一些大國的實力衰退。歷史在發(fā)展,不同的時代對于大國特殊責任有著不同的規(guī)定性,新的時代對于新興大國的社會性成長的要求會更高,因而對崛起中的大國的國際特殊責任的要求也會更高。大國要有合法化的普世主義情懷,要走出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藩籬。當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特別是威斯特伐利亞時代,普世主義與民族主義密不可分,普世主義的實現往往要體現在民族主義的外化之中。在一個長期封閉的轉型國家中,適當的國際主義可能比民族主義更能夠鑄造“大國形象”。因此,一個完整的大國行為的邏輯,既是從國家利益角度延伸的結果,也是從國際利益角度延伸的結果。世界經濟危機來臨時,一個大國的政府拿出幾十億美元來平息鄰國正在面臨的金融危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這個大國單純?yōu)榱吮緡�的利�?還似乎應該考慮到,這種行動的背后有著國際主義的考慮,體現了大國的特殊責任。當然,這種國際主義、特殊責任與國家利益是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同樣,面對越來越大的國際兩極分化與南北矛盾,北方國家特別是八國集團應該拿出更多的錢來幫助南方國家,這不是別的,就是因為國際社會中的大國有著特殊的責任。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在締結一項條約(包括世界貿易組織條約) 時,往往給予一定的過渡時期和關稅方面的優(yōu)惠,歐洲國家對非洲國家的洛美協(xié)定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向窮國傾斜的不對等政策,都體現了這種大國責任。大國的特殊責任與義務,是國際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大國的基本特征。只有在關鍵問題上愿意、能夠并切實擔負了特殊義務的國家,才能夠形成真正的大國形象,才能成為眾望所歸的大國。

　　5. 有效治理。

　　現代身份、世界貢獻、戰(zhàn)略意志以及特殊責任體現了一個國家在社會觀念認同、制度創(chuàng)新、大國意志與國際倫理的基本取向,但是僅僅有這些社會需求是不夠的,一個真正的大國形象,還必須具備一定的實踐能力,即滿足與實現上述四大需求的能力。沒有實踐,現代身份就無從體現,世界貢獻就是空談,戰(zhàn)略意志難以實現,特殊責任無法兌現。這種實踐不但指強大有效的話語實踐,更涉及卓有成效的國際公共事務管理。前者是指一個大國要有廣泛而頻繁的國際溝通活動以及世界性意識形態(tài)再造活動,特別表現為它能夠為一個時代的世界秩序建立起大國的集體認同話語體系,比如美國在20 世紀初由威爾遜總統(tǒng)為巴黎和會提出的“十四點計劃”,美蘇在70 年代中期至90 年代初開展的關于戰(zhàn)略核武器削減、世界和平與人權的對話,又比如小布什在“9·11”事件后在世界范圍內發(fā)動的反對國際恐怖主義運動,都是大國實踐的重要內容。大國進行的國際制度建設,也屬于話語實踐的范疇。后者主要指大國處理國際危機、管理世界事務的實踐。面對一場地區(qū)性危機或者全球性危機,雖然國際社會各國均有責任來化解危機,但一個大國的責任更大一些。而以大國為中堅力量的國際治理越是有效,這個大國的國際影響力越大,其國際形象就越好。國際危機管理的范圍很廣,有如古巴導彈危機之類的軍事危機,伊朗人質危機之類的外交危機,也有東南亞金融危機之類的經濟危機,切爾諾貝利核泄露這樣的科技突發(fā)性事故。出了危機之后,有關的大國在國際危機管理方面就會分攤更大的責任,就應該更有理由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動。1962 年10 月,美國肯尼迪政府由于采取了既強硬又靈活的危機管理戰(zhàn)略,成功地化解了古巴導彈危機這一場核戰(zhàn)爭危機,成為世界危機管理史上的里程碑,有效的地維護了戰(zhàn)后熱核時代的國際和平,為“長期和平”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極大地增加了美國的大國形象。相反,1979 年面對伊朗宗教與學生勢力扣押60 多名美國外交官,美國政府起初過于軟弱,后來又魯莽行事,致使人質危機久拖不決,國內怨聲載道,國際上噓聲一片,蘇聯(lián)當局又趁火打劫,發(fā)動了入侵阿富汗的戰(zhàn)爭,造成了蘇攻美守、美國極為被動和無能的國際形象,美國的大國地位大打折扣,導致卡特政府未能連任,也迫使里根上臺后采取了一系列強硬的、有效做法來扭轉不利,重新振興美國的國際形象。危機既是危險也是機遇,對于一個成長中的大國來說,有效地化解危機可能就是崛起的開始,70 年前日本入侵中國,這是中華民族的危機,但是正是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斗爭,與國際社會一道化解了危機,才成為當時羅斯福所說的“四大國”之一。

　　總之,在一個國際政治日益社會化的時代里,大國形象的內容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居于以往外交事務中所不能比擬的地位,中國作為一個成長中的發(fā)展中大國,完全有理由把它作為以加強軟實力為重點的綜合國力提升事業(yè)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僅要依靠良好的國際形象更好更快地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而且要為國際制度創(chuàng)新、國際政治文化改良和世界秩序優(yōu)化做出貢獻,從“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不斷向“世界也是中國的世界”轉化。

　　[注釋]

　　〔1〕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M〕,商務印書館,1992 年版,第1289 頁。

　　〔2〕F. G. Bailey , ed. , Gif t and Poison : The Politics of Reputa2tion ,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 1971 , 轉引自王學東:《國家聲譽在大國崛起中的作用》〔J〕, 《國際政治科學》2005 年第1期。

　　〔3〕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顧淑馨、林貴添譯,海南出版社,1997 年版,第2 頁。

　　〔4〕資中筠:《戰(zhàn)后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下冊〔M〕,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 年版,第5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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