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的表達方式，包括翻譯的措辭問題，有不少同行和學生向我提出：鄧先生，你的文句太難理解；
為什么不把它說得更美一點，說得更簡單一點呢？

　　對于這樣的疑問或者批評，就尊重個人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而言，我表示歡迎和尊重。但是，對于其間所隱含的傾向或思維方式，我卻必須表明我的一個基本的態(tài)度，或者說是一以貫之的態(tài)度。這就是我認為，在這樣的說法或疑問中間，隱含著一種隱蔽更深的本質主義，也是一種更值得我們予以警省的本質主義。

　　眾所周知，在學術研究或認識和解釋某個問題、某種現象或某一事件的時候，存在著一種認為“我們只要找到它的本質，我們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徹底解釋某種現象或某一事件”的基本傾向，而這種傾向就是我所認為的那種認為每種現象都有一種唯一規(guī)定性的本質主義。在我看來，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它不僅把問題簡單化，而且在意識形態(tài)配合的情況下更趨于在學術研究乃至認識方面實施一元化的專制。

　　這種思維方式還比較容易辯識，也已在學術領域中為論者所警惕，為論者所否棄。但是，我以為，這種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不僅對我們的認識或解釋有要求，而且還對我們表達我們各自觀點的方式有要求。它的前設認為：不僅我們要認識或解釋的問題有著一種本質主義的規(guī)定性，甚至我們在表達或陳述各自觀點的時候也只有一種唯一正確的和唯一好的表達方式。很顯然，在“欣賞”美文而忽視理論問題的中國文化中，這是一種隱蔽著的趨向于在認識領域中主張專制的思維方式。

　　記得德里達被問及其哲學著作中的表述方式至少有一半的哲學家看不懂的時候，他回答說，我不知道你們是否可以告訴我哪一種表達方式是唯一最好的，而這又是誰規(guī)定的？

　　我也認為德里達哲學著作中的表述方式很難懂，但是我卻尊重他的這種表達方式——因而也尊重那半數懂得或理解他的表達方式的哲學家。這意味著：我會盡力去理解德里達以他的方式表達出來的觀點，而絕不會因為我在閱讀上的不舒服或困難而要求他改變他的表達方式。因為我認為，對一個人的表達方式的尊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對一個人的基本自由的尊重，它與尊重其他人發(fā)表不同觀點的權利一樣重要。

　　當然，關于友人和學生所提及的翻譯語詞的選擇問題，我認為，乃是一個更復雜的學術問題。因為對這樣的問題進行討論，無法空泛而論，需要列舉具體的術語展開更詳盡的具體討論。因此，我歡迎學友就這些問題展開具體的討論，甚至提出批評意見，因為這將有益于學術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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