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讀到朱學(xué)勤先生的《八次犯規(guī)，破位下行》，覺得文章寫得好。依據(jù)的都是白紙黑字，據(jù)實說來，嚴密推理，心氣平和，明白曉暢。但對文中的一個稱呼覺得用得不妥。他文中提到毛澤東時，用的是“毛主席”。首先是覺得不舒服，我自己感情上覺得不對勁，就咂摸著作者對毛澤東太近乎了，今天用這個稱呼是否太有點感情色彩了，有點一往情深的意思。但僅就這個感覺是應(yīng)該一笑置之的，犯不上寫字來說的。讓我能提筆寫這個話題，主要是這個稱呼在許多地方被我們使用是錯誤使用的、名不符實的，用毛澤東自己也引用過的話說叫“盛名之下，其實難符”。就共產(chǎn)黨論，就算我和朱學(xué)勤都是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入黨的時候毛澤東也早已作古，他沒當過一天我們的主席。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從我們記事起，他也沒當過我們的主席。國家主席是劉少奇，在他的直接縱容或間接默許下被整死了，難不成現(xiàn)在倒把主席的稱呼安到他頭上？到了1971年要開四屆人大，毛澤東堅決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許設(shè)國家主席。他用他的毛體語言說講了“六萬句”。原話是這樣的：“不設(shè)國家主席，我不當主席（這里少個逗號，郝注）講了六次，一次就算是一句，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半句都不頂，等于零�！保ㄒ�自曲愛國《九一三前的秘密召見》載《作家文摘》2000年9月12日1版）從此看來，現(xiàn)在人們還叫他主席是就跟讓他睡水晶棺材、躺在天安門廣場一樣是違反他本人意愿的，似乎也沒征求家屬的同意，有點侵犯人權(quán)。當然，我認為稱主席不妥主要原因是這使得我們說話名實不符。就毛澤東而言，就有許多稱呼，內(nèi)里的差異實在讓人覺得有趣、有氣。一般而言是稱毛主席，但很多這樣稱呼的人其實沒這個資格，就象我和朱學(xué)勤之流，咱這類跟毛先生明明疏遠的很的人這樣稱呼就會讓人感覺不知道在跟誰套近乎。公家的正式稱呼倒是稱毛澤東，要是誰寫文章稱之為“主席”，那作者與他的關(guān)系一定很近，感情一定很深；
這里面還有個身份問題，“主席”就不是一般小草民好叫的，小老百姓對他感情深的一般稱“毛主席他老人家”�？梢�是光稱“老人家”就不對了，多少有點大不恭的意思，其實在民間和干部中還有一個很普遍的用法就是“毛老頭”。有一次我看一個電視“記錄片”，訪談一個老大爺。大爺嘴里說的是“毛老頭”，屏幕下方打出字幕卻是“毛主席”，那位電視編導(dǎo)尊重前領(lǐng)導(dǎo)人是以強暴老大爺為代價的。他還是一位“記錄片”編導(dǎo)！使用這些重大、革命、歷史語詞之時，我一直比較謹慎。我在1996年3期的《讀書》上《義和團病的呻吟》一文中提到毛澤東，使用的措辭是“已故主席毛澤東”。現(xiàn)在想想，意思也不是很嚴密。也有的人叫“主席”是對毛澤東沒有感情、沒有崇敬的，那就是在許多民間段子中使用這個稱呼，這時說段子的人往往是學(xué)著周恩來的腔調(diào)叫道：“主席”。當然，對領(lǐng)袖人物的稱呼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近年來在各單位組織觀看五個一工程的《開國大典》、《大決戰(zhàn)》等“大”片之后，民間又多了一點時髦，流行以周恩來的語調(diào)稱呼毛澤東為：“主席——”，聽起來很有點韻味。對周恩來也差不多，有叫“周總理”，有叫“總理”，除了國家正式出版物，好象叫“周恩來”的比較少。當然我也看見有人不厭其繁，寫文章一水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不過在口語中倒沒人這么饒舌。與對毛澤東的稱呼不同，叫“總理”的人比較多，好象誰都能湊得上去套一下近乎。不知為何，我一聽見“總理”這個稱呼就覺得下面要連著的是“敬愛的總理未長辭啊，他又去視察祖國的山和水……”。

　　我為什么這么斤斤計較？因為我看到周圍隨便用詞和巧妙用詞的事例實在太多。有的太好玩，有的讓我太生氣以至絕望。許多詞語上附著的污泥濁水實在太多，引起的殘酷聯(lián)想實在太多，有許多真是殘酷“斃了”。現(xiàn)在的小孩沒幾個人知道，在“反右”和“文革”和毛澤東搞的其它運動中，叫不叫一個人“同志”可性命悠關(guān)。新千年第6天，一個出版社在朝陽公園的戛那酒吧開一個圖書首發(fā)會。沈昌文先生介紹來賓，一口一個“某某同志”、“某某同志”。我的耳朵就豎起來了，我建議沈先生還是以先生、女士介紹，他欣然接受。我覺得要是以同志劃分，在場的人可能要四分五裂，附近的好幾家酒吧都有生意可做了。因為在今日中國，我們的“同志”一詞顯然不是指大家在菜肴上的口味愛好，也不是指文學(xué)趣味上的差異，更不關(guān)乎一個人的“性趣”�！巴�志”是一個被徹底政治化了的詞，它是指幾個人或更多人在政治觀點、生活信念、社會理想上有共同之處。這就很難“同志”了，所以我們在一般的正式場合說話時就不能隨便“同志”。

　　組合得最為巧妙的兩個詞組是“三年自然災(zāi)害”和“十年浩劫”，好在小學(xué)生語文比賽上得獎。我相信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解釋：“七分人禍”。其實那三分是劉少奇給毛澤東留的臺階。明明是人禍，可有一段時間所有的報紙、歷史教科書都說是“自然災(zāi)害”�？膳碌氖俏易约含F(xiàn)在經(jīng)常改不過口來，說出話來語無倫次：“三年自然災(zāi)害時期，啊，不對，沒有自然災(zāi)害，《方法》上有科學(xué)家的研究，是風(fēng)調(diào)雨順的三年，要么含糊點，咱們叫三年困難時期，不，準確地說是‘三分天災(zāi)七分人禍’時期，這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準確概括�！备昱銧柌┦繀柡ρ�，腦子洗好了以后，我想改口，哪那么容易。

　　關(guān)于“文革”最可怕的一個名詞就是“十年浩劫”。它無人稱、無主語、無動詞的單復(fù)數(shù)。這就把毛澤東“親自發(fā)動和領(lǐng)導(dǎo)的”文化大革命描述成一個上天降給中國的倒運時期，這里面既符合了中國人那種“在劫難逃”的宿命論信念，又浸透了黑格爾歷史決定論的汁液。以至于到今天還有人說這是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實驗，，還在用“現(xiàn)實的就是合理的”來把文革述說成必然的，還想計算文革的“功過得失”，還說出“要是沒有文革，我們今天能如何如何嗎”這樣的句式。

　　最讓人害怕的詞是“革命”。朱學(xué)勤先生在1999年最后一期《南方周末》以此為題的文章里說得漂亮又準確，它是“最近一千年里人類最驚恐而中國最熟悉的一個詞匯”。問題是，我們什么時候把革命中的這個“命”理解為生命的“命”，理解為“人頭”。我很長時間內(nèi)理解的“革命”就是“急風(fēng)暴雨”，就是要人頭落地。這首先是受毛澤東的教導(dǎo)，是因為腦袋受過文革意識形態(tài)的洗刷和浸泡。我背誦過的語錄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逼鋵�，“革命”的本來意思是“實施變革以順應(yīng)天命”�！兑�•革》：“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yīng)乎人�！笨追f達的疏是：“……革其王命，改其惡俗……順乎天而應(yīng)乎人”。這里的“革其王命”的意思是修改王發(fā)出的最高指示，沒說要把路易十六或者某個國家主席推上斷頭臺。

　　因為我們對革命有不同的讀解，革命一詞在中國的使用也的確具有中國特色，所以我們圍繞著是否要“告別革命”產(chǎn)生了一些十分糾纏不清、很對不上口徑的爭論。類似的詞要讓我好好想一想的詞還很多，大的小的都有。比如“圍攻”、“傳統(tǒng)”、“天”、“天人合一”。說這些不是要所有人來做小學(xué)工夫，都來說文解字，但希望我們說話寫字自覺一點、小心一點的意思是有的。豐子愷回憶過當年李叔同跟學(xué)生較真的事，一個學(xué)生寫作文說父親去世時自己“星夜匍匐奔喪”。李叔同就非問他：“你真的是在地上爬著去的嗎？不是就不要這樣寫。”今天，我們的暴力、我們的溫柔、我們的深思熟慮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語詞上表現(xiàn)出來的。首先要建立遣詞造句的自覺，接著才是話語的自覺，思維的自覺。不然，就會把反抗變成革命，變成話語上的對吵對罵，變成政治思維上的取而代之。一個政治制度最成功的地方是能塑造自己的臣民的話語，這樣它就可以預(yù)先消滅其中可能出現(xiàn)的反抗者，把他們變成體制內(nèi)的競爭者。教會了人們說話，就可以鑄劍為犁，把農(nóng)民起義的非理性力量變成“彼，可取而代之”的宏圖大志，把揮動的板斧的李逵變成維護超穩(wěn)定的封建金鑾殿的木匠�，F(xiàn)在看看傷痕文學(xué)和一些牛棚里出來的控訴，最可怕的地方是發(fā)現(xiàn)被迫害者完全重復(fù)的迫害者的整套思維模式和話語。這些語詞的底層是一種價值觀，是個人所認定的現(xiàn)實。有時候，我對這些現(xiàn)象實在恐懼、實在說不出個所以然，就用一個最簡單的詞來說：腦子洗好了。深圳有一位王四四先生著急地呼吁：“學(xué)說話，要從孩子抓起”。所以，我沒法把這些詞和它們的使用看作是什么等待我“解構(gòu)”的“文本”，因為它們太“不理論”了。我更關(guān)心的并不是“理想的語言”，我更關(guān)心的是骯臟、混亂、又趣味無窮的日常語。在這個意義上，我理解維特根斯坦的“日常語言是完全正確的。”我更認為，今天尋找元語言、處處要求語言的“清洗”、“純潔”是很容易飛入空中的。我看到一座座華麗的理論阿房在宮空中飛舞。徐友漁先生也好象不太喜歡一些大師無限鼓吹“語言轉(zhuǎn)向”，他說：“無限制地搞泛文本化，甚至把最重大的歷史事件（比如‘文化大革命’）當成供他們?nèi)我獠鸾�、拼合的文本，以文字游戲代替道義立場和價值判斷。語言的無所不在往往是障眼法，掩蓋的是無所不在、尖銳逼人的社會問題。”（見1999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語言》）看來，在人們快要學(xué)會說話的時候，可以跟他們談“話語”。就我來看，今天的難處不在于指出所有的語言都是話語，所有的語言都是烏托邦，而是挑出烏托邦語言學(xué)、烏托邦“元語言學(xué)”、純粹“元……學(xué)”在中國的獨特語境和意義，是挑出這些“話語轉(zhuǎn)向”理論的現(xiàn)實定位和實實在在的用處、好處。當然，這與我前面說的謹慎用詞是兩個層面的意思。江山好改，話語難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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