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的新中國外交政策實踐表明，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既受國際環(huán)境的結構性制約，同時也受國內政治經濟環(huán)境的制約。而在國內學界關于中國外交實踐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從國際環(huán)境變化的角度來觀照中國外交的變化，研究的路徑是國際環(huán)境的變化如何導致了中國外交政策的相應變革。結果，從國內政治的視角來思考和研究中國外交則出現一個相對較少研究的狀況。本文擬對國內政治視野下的中國外交這一議題的從研究意義、研究的基本框架等方面做一初步探討。

　　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研究的意義

　　肯尼思·華爾茲在《人、國家與戰(zhàn)爭》一書依據層次分析的思維邏輯，提出了著名的有關戰(zhàn)爭根源及和平條件的“三個意象理論”。即從人性出發(fā)分析戰(zhàn)爭根源的第一個“意象”，從國內政治分析戰(zhàn)爭根源的第二個意象，以及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出發(fā)解釋戰(zhàn)爭根源的第三個“意象”。[1]華爾茲的“三個意象”雖然是針對戰(zhàn)爭起源與和平條件問題，但實際上在國際關系研究界已經把這“三個意象”作為一種層次分析方法來解釋一個國家的國際行為的根源。在華爾茲1979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中，他通過提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是國家對外行為的主要動因，由此構建他的的結構現實主義——也就是新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在新現實主義的理論體系中，國家是單一性的、理性行為體，其行為受無政府狀態(tài)下的國際體系制約，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特性對解釋和理解千百年來國際政治的普遍對抗性質具有重要意義。

　　和華爾茲1979年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類似的是，古勒維奇1978年在《國際組織》雜志上發(fā)表論文，提醒人們注意避免只從國內政治透視國際關系變遷的“第二個意象”模式，強調應該從國際層次出發(fā)進行考察。他認為此前的學者只重視國際政治的國內根源，而忽視了國內政治的國際根源，現在應該是重視國際力量如何作用于國內結構的時候了。[2]這樣，古勒維奇的研究路徑是是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發(fā)展，打破了國家這只“黑箱” 。這與華爾茲理論強調的是國際體系的結構決定國家（單一性的國家）的對外行為有明顯的不同。

　　本文提出的課題研究，則是從國內政治的視角，觀照中國對外政策的發(fā)展，從研究層次上看，實際上是回到了華爾茲在《人、國家與戰(zhàn)爭》中提出的“第二個意象”。其研究意義大致有以下幾點：

　　1、學術上，對體系理論“霸權”的糾偏。自1979年華爾茲創(chuàng)立了新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以后，體系理論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的主流，包括后來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建構主義理論，都是從國際體系出發(fā)考察國家對外行為的規(guī)律，盡管它們對國際體系的理解不同——國際結構、國際制度還是無政府文化，但它們承認體系研究的重要意義，并且無一例外都是把單一性國家的對外行為作為自己的解釋對象。這樣，在體系理論中，一國的國內政治因素無法作為考察對象，國家的對外行為的國內政治被“霸權”的體系理論所擠壓，幾乎沒有生存空間。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國家對外行為的國內政治根源，可以拓寬對國家對外政策研究的視野和領域，也可以在一定程度對目前的體系研究進行某種程度的糾偏。

　　2、政策上，適應國內政治發(fā)展的需要。中國來說，中國對外政策制定、變化的國內政治根源是個明顯的事實�！巴饨粺o小事，事事是大事”，這“大事”就是中國的國家利益。無論是外交政策還是國內政治，政府都要把維護、發(fā)展國家利益作為其目標，而國家利益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時期內主要根據國內政治的發(fā)展來界定，結果外交很大程度上成為國內政治的延伸，外交政策也成為國內政策的衍生，對外政策的目標也就是為國內的政治穩(wěn)定、經濟社會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在這里，外交顯然成為手段，服從、服務于國內政治的需要。但是，在相當時期內我們外交決策的制定考慮的是政治性因素，主要是政治制度、意識形態(tài)、最近研究較多的還有政治文化、戰(zhàn)略文化等——我把它們稱之為整體性因素，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的內涵。但是與西方學界相比，我們國內的不同行為體如何通過政治過程參與、影響中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則很少有學者研究。[3]由于中國國內政治系統結構分層不明顯，所以不同的政治行為體競爭對外政策制定在中國并不明顯，中國的對外政策高度集中于——中央外事領導小組，但這并不等于政府其他部門和社會對中國對外政策制定沒有影響。本課題的研究就是嘗試揭示這樣的影響，使得中國對外政策研究適應國內政治發(fā)展對對外政策提出的需求。

　　3、學科建設上，把國際政治研究、中國外交和國內政治研究結合起來。在中國的學科分野中，雖然國際政治、中國外交作為政治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但在傳統的研究中，政治學與國際政治、中國外交研究實際上分割了，政治學研究不關心中國的對外政策制定和國際政治的變化，而外交和國際政治研究也很少從國內政治中吸取理論資源。這樣的狀況不僅不利于學科本身的發(fā)展，也不利于中國對外政策的深層次研究。西方70年代后提出的跨國關系——國內政治的分析模式，試圖打破國內政治與國際關系的分野，已經給我們提供很好的理論和方法論支持。

　　中國對外政策的國內政治：研究的框架

　　中國對外政策研究的模式和框架不能完全借鑒于西方的模式，而應該從中國國內政治的實際情形出發(fā)，構建一個“理想類型”的分析框架。本文認為，應從國內政治系統的結構、國內政治系統的過程以及最高領導人的變化來考察中國對外政策的國內政治。

　　1、國內政治系統的結構：

　　這里的國內政治系統結構，不同于西方的國內政治體制，如多黨制、三權分立等，也不同于有些西方學者從國家——社會關系的角度來劃分的國內政治結構。[4]筆者認為，中國的國內政治結構包括三重結構關系：

　　第一，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階級、階層的關系以及共產黨內部關系

　　在一般情況下，如果這一對關系緊張，那么對外政策往往呈現比較激進的、甚至帶有比較“左”的特征；
如果這一對關系比較和諧、穩(wěn)定，那么對外政策的理性化程度就比較高。當然，如果說有一個反例，那就是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依然緊張進行、黨內斗爭依然尖銳的時期，中美關系實現了和解。這說明當時是國際系統（前蘇聯對我安全的壓力）而不是國內系統更具有解釋力。

　　第二、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相對于西方，中國的公民社會發(fā)育并不成熟，無論是社會團體還是公民意識都亟待進一步增強。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甚至直到改革開放前，在中國政府的政策制定過程中，社會的“聲音”非常弱小，而這在對外政策制定過程尤其如此，因為對外政策的制定過程是在比較小的范圍內進行的，社會難以直接參與。但這不等于中國的公民社會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沒有任何影響。從1999年“炸館事件”后的大學生自發(fā)的抗議、到2005年的涉日示威游行，中國社會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已經顯示。隨著中國涉外民間團體活動的活躍（如保釣運動），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對中國政府外交施加了影響。一般認為，如果社會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大，那么政府外交決策的復雜性將大大增加；
如果社會對政府外交決策的“干預”少，那么政府外交決策的效率將提高，

　　第三，中央與地方關系

　　在中國傳統的國內政治中，外交決策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基本上被排斥在外。由于中央與地方總體目標的一致性，因此，中央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可以滿足地方的要求，地方也很少干擾、當然需有時候還配合中央政府的外交工作（如接待外賓訪問）。但是，隨著全球化的發(fā)展，中國的“次中央外交”也在興起，次國家的政府和組織越來越多地介入國家的對外政策制定過程，越來越廣泛的參加一些國際活動。有學者認為它們構成了一個新崛起的壓力集團。[5]因此，從中央與地方關系變化的角度理解國內結構的變化以及對外交政策影響，是本議題研究的內涵。

　　2、國內政治系統的過程

　　這里的國內政治系統過程指的是國內不同行為體的互動及互動模式，受政治社會制度、意識形態(tài)、政治體制、政治文化/戰(zhàn)略文化的影響。它們作為一個整體性因素對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穩(wěn)定性有影響，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對比較多。筆者在拙著《國家利益的建構主義分析》中提出的從意識形態(tài)、政治文化兩方面理解國家利益的國內建構過程。[6]中國的對外政策與中國社會制度、意識形態(tài)、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戰(zhàn)略文化密切相關，研究它們各自在中國對外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作用機制、實際影響以及未來的前途，對于我們本議題研究相當重要。

　　3、最高政治領導人

　　在中國特定的政治體制下，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無論對中國的國內政治進程還是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有相當大的決策權。到目前為止，中國最高領導人呈現出明顯的代際特色，研究這四位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個人特征，無疑是我們中國對外政策的國內政治因素一個新的研究亮點。例如，研究他們的地域特征、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政治經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斷他們的個性特征和政治偏好。這方面的研究由于各種因素影響，目前在國內研究成果很少，因此非常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注釋：

　　[1] 參見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6, 83, 159.

　　[2]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4, Autumn 1978, pp. 881-912.

　　[3] 西方學界的研究成果比較有影響的有：杰里爾·A·羅賽蒂：《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學》，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

　　[4] 例如，古勒維奇、考太爾和戴維斯以及卡曾斯坦等學者都是按照國家-社會關系來區(qū)別國內結構類型的。

　　[5] 參見陳志敏：《次國家政府和對外事務》，長征出版社2001年版；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國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

　　[6] 參見方長平：《國家利益的建構主義分析》，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版，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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