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偉 譯）

　　當盟軍的炸彈在德國上空傾瀉而下的時候，與希特勒關(guān)系密切的人們認識到希特勒在感情上對歷史建筑的破壞的擔心甚至超過他對德國同胞死亡的擔心。納粹宣傳家不是試圖掩蓋他的這種反應(yīng)，而是竭盡所能大力宣傳這種感情。他們相信德國人將認為希特勒的這種感情不能證明他是冷酷心腸的人，而是證明即使整個戰(zhàn)爭也不能摧毀一個高尚藝術(shù)家的敏感性。

　　或許許多德國人確實是這樣看待的。每個國家都尊重他們認為是高雅文化的任何東西。德國人最近表現(xiàn)出值得稱贊的憤怒，因為擔心它引起穆斯林采取暴力行動，柏林的德意志歌劇院（Deutsche Oper）取消了莫扎特的《伊多美尼奧》（Idomeneo）演出。受人尊重的先知耶酥基督（Jesus）釋迦牟尼（Buddha），穆罕默德（Muhammad）都出現(xiàn)同一個場景中。正如公司的經(jīng)理說的“我們生活在非常敏感的時代�！惫�眾的憤怒反應(yīng)迫使公司宣布如果當局能夠做出一定的安全保證，或許可以重新排練準備演出。

　　但是有時候德國人的文化自豪感變得非常過分以至于讓社會發(fā)展走向斜路。在一本大膽創(chuàng)新的新書《德國歷史上的文化誘惑》（The Sedu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 History）(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里，沃爾夫•萊佩尼斯（Wolf Lepenies）把20世紀德國政治造成的災(zāi)難歸咎于不惜犧牲政治而過分強調(diào)文化的傾向。

　　作為興趣廣泛造詣高深的社會學家，沃爾夫•萊佩尼斯是德國最杰出的知識分子之一。明天，在法蘭克福圖書展閉幕的時候，他將接受德國圖書貿(mào)易協(xié)會授予他36000美元的和平獎，從而成為獲得這種獎勵的杰出人物猶太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女權(quán)主義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捷克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 以色列作家阿莫斯•歐茲（Amos Oz）和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行列中的一員。

　　幾個世代以來，德國高雅文化一直是德國人引以自豪的偉大民族成就。在很多領(lǐng)域，從音樂到大學，它建立了世界其他地方徒勞追趕的標準。但是在德國，高雅文化被尊重的程度使得政治顯得委瑣和無足輕重。政治上的成就只有在和藝術(shù)相比美的情況下才能獲得合法性的光環(huán)。那些崇拜1871年統(tǒng)一德國的鐵血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人喜歡把他稱為政治雕塑家或者德國政治的倫勃朗（Rembrandt）。1870年夏天，德國即將和法國爆發(fā)戰(zhàn)爭的時刻，沒有人會認為是愛國者的26歲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申請從巴塞爾大學退學以便投筆從戎報效國家。他給母親寫信說法國在攻擊德國的文化。

　　20世紀早期，德國人沒有認真對待政治，通過妥協(xié)達成共識在德國并沒有當作是美德。政治滑向鐵和血的蠱惑人心的宣傳或者對高雅文化的拙劣的模仿。萊佩尼斯指出納粹激動人心的團結(jié)振作，迷人的魅力，高昂的野心在審美方面打動了大眾的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當盟軍在德國推行民主，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政權(quán)在民主形式下運作，但是知識分子，藝術(shù)家往往用莫測高深的蔑視來描述該政府的緘默無語，妥協(xié)，和單調(diào)乏味。

　　萊佩尼斯把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1918年的著名文章“非政治人物的反思”（Reflections of a Non-political Man）放在他著作的核心位置。托馬斯•曼認為對德國人來說民主是陌生的東西，他們感興趣的是哲學和音樂，對投票權(quán)不感興趣。事實上，他們更喜歡一個專制的政權(quán)。他后來改變了觀點，（他的很多同胞也是如此）但是他的文章一直是德國歷史上的里程碑。

　　對文化的著迷讓形形色色的德國人發(fā)表了許多荒謬的聲明，最奇特的或許是1914年10月德國93位著名的知識分子和藝術(shù)家發(fā)表的宣言“告文明世界書”（To the Civilized World）。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剛剛開始不久。他們?yōu)榈聡�的行為辯護，說他們是無辜的，他們的行為是必須的。比如，作為熱愛和平的國家，德國并沒有破壞比利時的中立地位，只不過是預(yù)料到了英國和法國對比利時的侵略。

　　他們說，最重要的是，外國不是針對德國軍國主義發(fā)動戰(zhàn)爭，而是對德國文化發(fā)動戰(zhàn)爭。知識分子莊嚴承諾他們要為歌德，貝多芬和康德的遺產(chǎn)而戰(zhàn)，他們認為這是和德國領(lǐng)土一樣神圣的東西。

　　后來悲慘的歷史更添加了他們話語濃烈的諷刺色彩。1914年聲明是戲劇家路德維希•福爾達（Ludwig Fulda）起草的，他的著作影響很大受到好萊塢的關(guān)注（曾為演員格麗泰•嘉寶（Greta Garbo）提供最后一部電影“雙面女人”（Two-Faced Woman）。這個1914年的德國民族主義積極分子成為希特勒時代新形式的民族主義的犧牲品。他是猶太人，1939年自殺身亡。

　　譯自：“Fighting for Goethe, Beethoven & Kant” Robert Ful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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