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當我母親處在個人處境的危難之際，她更需要激勵自己的理由，不使其頹唐。而歷史真的有過跡象，表明要走入一個全新的生活，可惜轉瞬即逝，就像《剪輯錯了的故事》的小標題，“拍大腿唱小調”之后的一句“但總有點寂寥”。這“寂寥”是現實，也是理性。

　　——王安憶

　　我母親茹志鵑這一月的日記，沒有標紀年。我曾經向上海作家協(xié)會的舊人打聽日記中所記敘的出行是在哪一年，也得不到確切答案�？墒呛苄疫\，2005年年底，不期然地收到一位叫金宗武先生的信，信上寫到1958年七八月間，他曾作為上�！掇r民日報》記者，參加“上海各界人士赴安徽參觀團”，和母親同行。日記的紀年便從湮滅的時間里躍出來。金宗武先生還寄來一張照片，是他為我母親在旅途中的南京浦口長江邊上拍攝。金先生很細心地注明在我母親邊上坐著的女同志，是上海歷史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員，可惜想不起名字了。于是，母親的形貌也從湮滅的記憶中躍出來。從照片上看，母親風華正茂。出生于1925年的她，其時33歲。在母親一篇創(chuàng)作談——《我寫〈剪輯錯了的故事〉的種種》，其中寫道：“我想說一說，1958年我參加學習慰問團在安徽親眼所見的所謂‘放衛(wèi)星”’，應該指的也是日記里記錄的這次出行。這樣，“1958”這個時間應該是靠實的了。

　　1958年，算起來，也是我父親王嘯平淪為“右派”的第二年，或者就是當年，是我母親心情灰暗的時期。日記記在一本黑面橫條的筆記簿里，第一頁上寫著“我的愉快和苦惱——1956年10月6日”，看起來是欣然的�？墒遣恢獮槭裁�，直到將近兩年以后的1958年7月19日，方才開始她的記述。嚴格說來，這只是一份采訪筆記，并沒有一點個人生活的透露，無論愉快還是苦惱。在這本筆記簿的第一部分，安徽日記之后，還有一份采訪上海某里弄居委會的記錄，內容也是關于“大躍進”；
再后面，是采訪上海郊區(qū)彭浦公社，如何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就這樣，個人遭際被遮蔽在了大時代的背面。但是，日記的筆跡相當潦草，與母親向來的習慣不符，是不是焦慮所致？日記開篇，火車臨時停車，上來一個受傷少年，亦有不祥的氣氛。這些，似乎隱藏著一種暗示，暗示轟轟烈烈的社會生活，是在低沉背景下，拉開了帷幕。

　　將近半個世紀過去，經歷許多調整、改正、推翻和重建，那一段歷史的真相早已浮出水面，由事實作出結論，事實是，一場大饑饉接踵而至。母親也在新時期文學的80年代，寫出了反思和批判的小說《剪輯錯了的故事》。今天看這些日記，雖然所記不可謂不忠實，但因整體性的真相被掩飾和歪曲，細節(jié)便也經不起推敲了。日記中所記錄的那些大話，簡直像是譫語。急就章成民謠，并無民間的風趣，反更顯得浮夸可笑。當然，我母親還是很認真地記下了它們。在“七月二十五日”所記的那一首歌謠：“一棵稻打一升，一株棉花結一斤。拍大腿唱小調，又有棉花又有稻�！逼渲小芭拇笸瘸�小調”一句，在《剪輯錯了的故事》里，用以專辟一節(jié)，題為“拍大腿唱小調，但總有點寂寥”。這一句小調，即便放在那個環(huán)境之下，諷意也是明顯的。可我母親他們，就真的受感動呢！要等20年以后再來認識。是知識人的天真，也是時代氣氛給烘托的。

　　那時代是個神話的時代，關于尋寶的記錄最傳奇，你說它荒唐是當它現實看，要當是虛構，就是浪漫，可不幸它就是現實。“八月一日浮山”的一節(jié)倒有些民間藝術的風格，好比那種比試本領的逗嘴皮子，比的是糧食多，比不上去了，陡地退下來，為保存糧食叫起苦來，其實是翻上一個調門�？上Р⒉皇嵌鹤炱ぷ�，而是當真的。

　　說它是神話似乎又有幾分實情，由不得人不信。“七月二十三日”采訪轉業(yè)軍人開棉義，講述成立合作社的經歷，個體的農民組織起來，真的像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所推理的，生產關系推動生產力，收益是如此明顯而且具體，沒糧吃的有了糧，沒衣穿的做了新衣。這一片耕耘了幾千年的土地，地力乏了，人力也乏了，如今一改容顏，有了新的表情�！捌咴露�十六日”，有一段對夜晚的描寫，黑和靜里，有螢火蟲的閃爍，辦公室開會的燈光，蛙聲，車水人的號子聲，卡車的車輪聲——這一片土地從沉寂里蘇醒過來，要有什么不尋常的事情發(fā)生了。日記也記錄了開會的情景，農人們在批評一個車水時打盹的懶漢，說的話相當夸張，有些無限上綱的意思，可他是運用著政治性的語言呢!農人們開始接受和參與政治了，一個還處于草創(chuàng)階段的政權的簡單粗陋的政治，卻已經注入這一個古老生產方式的階級。在這之前的“七月二十四日”里，描繪抗旱的青年隊：“把紅旗插在帽上，腰上，口袋里�！边@也是新鮮的裝飾，農人的形象在鮮亮起來。還有“七月二十六日”的“休養(yǎng)所”，就是養(yǎng)老院，“門用桐油刷了，墻用石灰刷了”；
“七月二十八日”的劇團，演員張德英，朗朗的唱腔，丈夫、婆婆、小叔子都來看她演戲；
這一日里，母親還詳細記錄了兔場，外國種的兔子，五色的兔毛，養(yǎng)兔的姑娘王成英——王成英后來到了《高高的白楊樹》里面，名字叫做了張愛珍，有著天真甜蜜的“愉快和苦惱”。我想，如我母親這樣文學寫作者的氣質，總是被生活中的詩情吸引，他們甚至會有意無意地規(guī)避陰暗面，攫取光明的因素，所以也不能完全視作受蒙蔽。尤其——我猜想——當我母親處在個人處境的危難之際，她更需要激勵自己的理由，不使其頹唐。而歷史真的有過跡象，表明要走入一個全新的生活，可惜轉瞬即逝，就像《剪輯錯了的故事》的小標題，“拍大腿唱小調”之后的一句“但總有點寂寥”。這“寂寥”是現實，也是理性。

　　熱鬧就這么過去，余下一個烏托邦的殘象，它令我想起周作人在1919年尋訪過的日本的新村。從周作人的文章中看到，那是由武士小路實篤倡起，集合一班人馬，在鹿兒島的日向開荒墾殖，共同勞動和收益。引小路實篤的話：“我們想造一個社會，在這中間，同伴的益，便是我的益；
同伴的損，便是我的損；
同伴的喜，便是我的喜；
同伴的悲，也便是我的悲。”再有印度喀拉拉邦，它組建共產主義民主政府的1957年，差不多和我們的人民公社運動同時間，從此開始嘗試一系列的社會改革，一群知識分子親力而為，實踐“民眾科學運動”，經幾十年不間斷的努力，現在生活質量遠超過印度平均水平，人均壽命、識字率包括婦女識字率，則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人們其實一直沒有放棄設想，在資源有限、人口過剩的條件下建立一個相對富裕、公平的社會，這設想也一直遭受失敗，社會還是按照資本的規(guī)律和模式發(fā)展，似乎這是唯一實際可行的進步途徑，而人類在強大的同時背離公道卻越遠。美好的世界只能留存于虛擬，一旦著手行動，便卵破雞飛。母親的這些日記，大約可看作是那中國式烏托邦夢寐的碎枝末節(jié)。

　　（本文摘自《茹志鵑日記（1947-1965）》，王安憶整理，大象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定價：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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