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春天來的特別早，盡管冰雪尚未融化，中國大地已經顯示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這里說的不是自然現象，而是一種社會動態(tài)。1月14日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就像一支報春花，預示了中共領導人關于中國未來發(fā)展道路的充滿理想和信心的藍圖，也標志著中共將對其執(zhí)政以來的知識分子政策進行重大調整。

　　關于中共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問題，中國學者已經進行了大量研究。

不過，正如美國的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所說："知識分子和國家政權的關系，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長期以來都是一個爭執(zhí)不休的的問題。我們只要回憶一下西方經驗是如何復雜和多種多樣，就不難看出在中國情況同樣是復雜和多樣化。如果我們不能看出這一點，那只不過是由于我們的無知罷了。" 的確，知識分子與當權者的關系在任何國家都是糾纏不清的，而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共政權的關系尤其如此。以往對1956年初中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問題的討論，重點在于說明中共，特別是周恩來，表現出來的糾"左"傾向，這對于歷史研究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而本文加入這一討論，主要是圍繞這次會議的前提、過程和結果，著重分析中共領導層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變化和政策調整的局限性，以及知識分子反應的雙重性。

　　提出問題：對知識分子地位和作用的再認識

　　知識分子會議前夕，毛澤東正在籌劃一個新的宏偉藍圖，即在農業(yè)、手工業(yè)和工商業(yè)三大改造將要提前結束的形勢下，掀起大規(guī)模經濟建設高潮，盡快在中國建成社會主義。從合作化到工商業(yè)改造，洶涌而來的全國社會主義熱潮，強化了毛澤東改造中國的自信。同時，在批判"右傾保守"、"提前實現工業(yè)化"的口號激勵下，黨內各級領導人的頭腦也開始發(fā)熱。國務院各部委召開專業(yè)會議，紛紛要求把15年遠景設想中規(guī)定12年或8年的任務，提前在5年甚至3年內完成。

中共掌權后的第一次經濟"躍進"，由此發(fā)韌。毛澤東清醒地知道，"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yōu)秀的科學技術專家"。

然而，與廣大農民、工人和干部摩拳擦掌的熱情相比，作為經濟建設不可或缺的主力軍之一，知識分子則多少顯得有些不夠振奮。

　　在中國社會，知識分子問題向來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對于執(zhí)政者來說，也是一個難題。中國的歷代君王通過確立儒家學說在思想界的統(tǒng)治地位，規(guī)范了知識分子的思維，又通過科舉制度把他們納入官僚體制，使其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近代以來，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逐步影響了中國社會，加上科學的發(fā)展，其結果使大部分知識分子游離于政府或統(tǒng)治者外圍。共產黨執(zhí)掌政權后，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如何使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俯首聽命，為新社會服務。經過1950-1955年幾番思想教育和改造運動，這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或者主動地或者被動地，大部分表示了歸順的意愿。但是，他們的情緒受到壓抑，內心并不滿意。

　　在中國，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大體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早年投奔延安或在白區(qū)參加地下黨，成為黨內知識分子。這部分人數不多，且后來大都脫離知識界走上仕途。另一部分是占多數的自由知識分子，他們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在新舊政權交替之際，多數高級知識分子選擇了留在大陸。

據統(tǒng)計，在1956年初10萬高級知識分子中，黨外知識分子占93%，建國后增加的人數約占35％， 其中不少是海外歸來者。

這些留下或歸來的知識分子，不管他們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政治信仰多么復雜，多么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傳統(tǒng)，就是愛國。雖然不一定認同共產主義，甚至對此存有疑懼，但他們痛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腐敗，卻是實情。因此，多數人傾向于中共新政權，希望有機會為國家效力。

　　進城之初，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相當寬厚。原來在大專院校教書的，仍然教書，原來在政府機關任職的，也續(xù)任其職，一切維持原狀，失業(yè)知識分子的基本生活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顧。中共還把知識分子分別編入自然科學工作者、社會科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或新聞工作者等協(xié)會。其中比較特殊的是文學藝術界的社會團體，如參加作家協(xié)會者，不但不用繳納會費，反而像進入政府機關一樣，有固定薪資可領，作品也有該團體的刊物可供發(fā)表，甚至一年半載沒有創(chuàng)作，也用不著擔心饑寒凍餒。

臺灣學者陳永發(fā)院士認為，中共通過"包"下來的政策，變成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那些名聲顯赫的知識分子頗有知遇之恩的感覺。

　　不過，在共產黨看來，這批知識分子畢竟是舊社會過來的，要讓他們?yōu)樾律鐣�服務，就必須對其進行改造。對于建國之初中共發(fā)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知識界究竟是被迫承受還是主動反��？有一種估計是比較客觀的：大概在運動之初，主動反省成分多于被動承受。正是由于愧疚感和感恩情結，許多高級知識分子承認有自我改造的需要，自愿地接受了中共起初比較溫和的思想改造要求。還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之前，1949年11月，美學家朱光潛率先在《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進行檢討，隨后社會學家費孝通和哲學家馮友蘭等人，也都紛紛自我批判，公開宣布與舊的自我及舊的社會一刀兩斷，并決心按照新社會的需要重新創(chuàng)造自我。

的確，1951年秋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就是由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首先在北大師生中發(fā)起的。北大12位教授自發(fā)組成"教師學習會"，并通過馬寅初請周恩來到校講演。9月29日，周恩來作了題為《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北京、天津各高校1700多位教師聽取報告。周的謙虛謹慎、諄諄善誘，坦言自己的家庭身世及自我改造的心路歷程，使聽者莫不感動。

正如陳永發(fā)所說："知識分子因為心中的愧疚而承認自己需要改造。因此他們對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與其說是抗拒，毋寧說是歡迎。"

　　然而，接下來的運動卻日趨激烈。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適的唯心主義，批判俞平伯的紅學研究，一步步形成了政治圍攻，知識界感到的壓力與日俱增。這些運動未必能打碎知識分子埋在心底的獨立人格和批判意識，但可以迫使大多數人屈服于權威，至少暫時接受新的立場和觀念。顯然，毛澤東要使資產階級思想"名聲掃地"，事實上也就要先使知識分子"名聲掃地"。最嚴重的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1955年由追查胡風反革命集團而引起的肅反運動。根據中宣部長陸定一向蘇聯通報的情況，在中共中央劃定的范圍內，工人、職員、現役軍人、科學工作者、大學生，一直到鄉(xiāng)一級的所有干部，都屬于肅反審查之列，擬定全國總共審查1200萬人。到9月中旬時，已經"仔細審查了"222萬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分子、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萬人，揭露出11000個集團和派別。

這里，最受"關注"的是"500萬知識分子和干部"。不但一般知識分子必須參加肅反，大學和中專的學生也必須參加坦白檢舉運動。高級知識分子的政治歷史、社會關系比較復雜，受審查、被牽連的人也就更多。按照中共中央的規(guī)定，反革命分子一般地控制在5%左右。

這在運動中實際上成了各部門、各地區(qū)必須達到的最低目標，而實際人數則遠遠超出了這個比例。據1956年1月各地向中央匯報的數字，在參加肅反運動人員中被斗爭的人，在山西為5.5%，河北6.4%，貴州7.5%，云南9.6%，廣西14.1%，有的專區(qū)（福建龍溪）內定的斗爭對象高達30.9%。特別是對高級知識分子的斗爭面更大，如河北省20.9%的教授，20.97%的工程師，都被列為重點斗爭對象。這個比例，在貴州省工業(yè)廳工程師中竟高達58%。

即使那些"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學者也不能幸免，按照陸定一的通報，在對學術機關進行清查的過程中，擬定受審的著名學者就有250名。不過，"對這些人的審查將通過特殊方法進行"，不讓他們參加斗爭大會。他們還有用，"對他們應該容忍"。

盡管如此，知識分子是情緒還是由不滿轉化為恐懼，許多人"心驚膽跳"，"畏罪自殺"的事件時有發(fā)生。

過了近30年，作家巴金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還說：這使"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獄"，連連打幾個冷噤，也不敢做聲了"。

　　1955年秋天以后，聲討胡風和肅反運動最狂暴的階段過去了。然而，"知識界空氣空前沉悶，知識分子心情壓抑，意志消沉，政治熱情、工作熱情受到嚴重挫傷"。

他們不理解共產黨為什么要把知識分子作為主要打擊對象，為什么思想改造要采取如此暴烈的方式。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著名數學家傅種孫后來回憶說，肅反以后，"最令人傷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學間幾乎不敢來往，象一盤散沙，沒有粘性"。

北師大教授董渭川也談到："肅反過后，使有些人有了顧慮，愈是相熟的人，見了面，除掉談談天氣之外，國事、校事一概"三緘其口"，唯恐被人抓住小辮子，說不定哪一天挨整一番"。

肅反運動也打擊了知識分子鉆研業(yè)務的積極性。肅反后期，批判"單純業(yè)務觀點"，強調"突出政治"，許多"只問業(yè)務、不問政治"的著名學者受到批評，被迫公開檢討。在如此惡劣的環(huán)境中，不僅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從事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也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之中。這種現象在文藝界特別突出。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擱筆不寫，解放區(qū)來的作家也屢受批判，文藝作品不但數量少，而且題材狹窄，主題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畫公式化，作家"只能擷取生活中的一些片斷現象，敷衍成一篇小說"。

文藝批評家們更陷入動輒挨批的境地，有的人"處處擔心，唯恐"失足""，表現出"可驚的慎重"。

總之，人們"失去了對社會、對文學事業(yè)的責任心"。

　　顯然，這種狀況對即將展開的大規(guī)模經濟建設極為不利。于是，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問題便提上了中共領導人的議事日程。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動議，來自于周恩來和李維漢，這不是偶然的。周恩來的出身、修養(yǎng)和秉賦，以及在上海和重慶工作時期同黨外民主人士和知識界的密切交往，使他對中國知識分子有更多的理解和溝通，并與許多高層文化名人私交甚篤。建國初期大量高級知識分子從海外回來，主要就是他的努力結果。早在1955年初，周恩來就有意召開一次知識分子問題會議。

但這個想法與即將開展的批判胡風和肅反運動顯然是背道而馳的。直到肅反運動的高潮告一段落，問題才有可能提上日程。

　　由于知識分子主要集中在黨外，所以中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舉動必須首先從民主黨派開始。195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決定把知識分子問題作為近期工作的重點，推動民主黨派，主要是中國民主同盟，去了解高級知識分子的情況。李先把社會學家費孝通請來商議，隨后通過費孝通的積極串聯，民盟中央文教委員會"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搞調查，獲得了一大批第一手材料"。材料送到統(tǒng)戰(zhàn)部，整理歸納出六個方面的問題，簡稱"六不"，即"一是估計不足，包括對他們的政治進步和業(yè)務水平都估計不足；
二是信任不夠，如他們應該看的資料不讓他們看等；
三是安排不妥；
四是使用不當，該用的，有的沒有用或用非所長；
五是待遇不公；
六是幫助不夠。"李維漢聽過匯報后，立即與周恩來進行面談。

過了幾天，中國民主同盟負責人章伯鈞在11月9日又直接向周恩來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章說，農業(yè)合作化了，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改造了，這兩翼都配合社會主義工業(yè)化這個主體前進了，那么，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應該討論一下。

　　這些材料為周恩來正式向毛澤東提出知識分子問題提供了依據。11月22日，周恩來向剛從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匯報了這些情況，并表露了他本人對知識分子受到傷害的憂慮："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因為它危及中國的進步。"為此，周提出打算在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表示："我們應該先在黨內很好地討論，提出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天，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和中央有關方面負責人開會商議，并決定在1956年1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同時還決定成立一個由周恩來負責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小組，開始會議的籌備工作。

　　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改造問題的會議上，周恩來向到會的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負責人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布置各地開展調查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工作，要求各地在黨中央開會之前先召開一次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并像中央那樣成立研究知識分子問題領導小組。周恩來說，"因為建設就需要知識分子"，要進一步讓高級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服務，要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還說，對知識分子要堅持用而不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給予信任。

毛澤東在講話中表示同意周恩來的意見，并要求各省市委在12月都召開一次知識分子會議。

　　但是，中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并非沒有阻力。盡管早就意識到缺乏知識分子對于經濟建設來說是一個嚴重問題， 但是，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是中共黨內一種普遍現象，不僅中下層干部，就是在最高層領導人眼里，也大都把知識分子看作"異類"。

實際上，這種情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正是毛澤東本人的思想。

近年來流行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來源于他早年的一段受屈辱的經歷，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成功知識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

這種看法是否準確，值得懷疑。毛澤東在感情上確與知識分子有相當隔膜，但毛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與其說來源于他早年受到傷害的心理陰影，不如說來源于中國革命走過的獨特道路以及由此而強化的黨內民粹主義思想。毛從來不認為知識分子是社會主體的一部分，他的著名的"皮毛"論就是非常典型的說法。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工農，知識分子只有通過思想和感情的痛苦轉變，實現與工農相結合，才能對中國革命有所貢獻。而在舊社會，知識分子就其多數來說，由于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生活態(tài)度，基本上是依附于地主、資產階級，依附于舊政權的一群人，讓這些具有獨立意識和懷疑態(tài)度的知識分子實現這種轉變談何容易。

因此，新政權建立以后，毛澤東首先把知識分子看作是共產黨整合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障礙和對象，就不難理解了。

　　毛的看法在中共黨內有相當的代表性。最近披露的一份俄國檔案記載說："同陳云對工業(yè)戰(zhàn)線的資產階級專家不滿一樣，郭沫若也對國民黨留下的專家表示憂慮。他在1949年10月28日同蘇聯大使講過："這里有20多所高校。這些大學的學生絕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資產階級的孩子。高校學生中不僅沒有工農子弟，甚至連富農的子弟都很少。"郭沫若還對羅申說："最糟糕的是科學院的狀況，這里聚集了不少舊的保守分子和反動分子。"" 但是，中國缺少的就是知識分子，盡管在政治上對他們不信任，卻又不得不使用。

于是就要強迫皮毛相附，對他們進行強制性的思想改造。1955年1月8日，毛澤東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會談時，明白無誤地表明了這種意圖。毛說："（中國）大部分知識分子同馬克思主義缺乏聯系。他們頭腦里有一大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偏見。他們還處在資產階級思想，尤其是從美國人那里繼承而來的思想的影響之下。"中共中央制定了計劃，用一年的時間，"準備在科學、藝術、文學整個基本方向上，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和樹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斗爭"。毛澤東還表示了這樣的決心："我們一定要使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在黨員的心目中和人民群眾、非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名聲掃地，即使不能做到徹底，至少也得使其極大地名聲掃地。" 他確實這樣做了。

　　無論實際效果如何，在毛澤東看來，到1955年底，他的目標基本上是達到了。經過改造，多數知識分子已經俯首稱臣。然而，這種改造也帶來了一個不良后果，就是知識分子的普遍消沉。這對實現毛澤東的宏偉設想來說，無疑是一種挑戰(zhàn)。毛澤東認為，現在農業(yè)取得了主動，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取得了主動，"但是，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沒有主動"。

顯然，現在輪到知識分子"主動"了。

　　調查研究：動員全黨解決知識分子問題

　　十人小組成立的第二天，周恩來就邀請中國科學院、建筑工程設計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醫(yī)學院、中國戲劇學院的有關人員座談，了解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中知識分子的現狀。又請了各門學科的第一流科學家談話，核實情況。

周恩來要求，各省、市、自治區(qū)，特別是北京、上海、天津、沈陽、廣州、武漢、重慶等大城市，全面調查建國6年來知識分子的變化情況，收集整理出材料。同時要求中央各辦、各部、各委、各直屬機構指定專人研究這個問題。11月25日，周恩來召集全國政協(xié)常委會議，動員民盟、民革、九三學社、民進、民建等各民主黨派搜集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材料。

11月30日，周恩來起草了《知識分子問題》提綱，并審定了一份《關于收集知識分子問題材料的題目單》，其中包括政治和業(yè)務狀況的估計、對知識分子的信任等12個方面的問題。

對于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發(fā)展需求來說，中共領導人關注的似乎主要是10萬高級知識分子的使用問題。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專門發(fā)出的《關于收集高級知識分子統(tǒng)計數字辦法的規(guī)定》明確指出，"此次調查統(tǒng)計僅僅限于高級知識分子。"

　　由于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和過問，知識分子問題自然引起各地和中央各部門的重視，在全黨上下形成了檢討知識分子工作問題的氛圍。12月1日，張聞天在外交部全體干部會上作報告，專門談了"大知識分子問題"。他提出，"我們對大知識分子是否信任？……我看對到過美國、英國的就不夠信任，肅反運動一來對他們就更加警惕。"他還說，大知識分子人數很少，十分可貴，如使用不當就是浪費。一些人就是入不了黨，看戲的時候他們坐后面，首長坐前面，對他們尊重不夠。應該尊重知識分子，不要對有技術的人總是看不順眼，對他們的生活方式不能強求一致。

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在召開對資改造座談會期間，也專門討論了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李維漢指出，知識分子屬于腦力勞動者，以自己勞動收入為生活來源，同資產階級有根本的區(qū)別。應當同志式地幫助他們，充分發(fā)揮他們的知識專長為社會主義服務。他提出，對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需要經過長期耐心細致的工作，決不能采取簡單粗暴、強制的辦法。在學術思想批判中，要鼓勵自由辯論，允許批評反批評，允許保留個人的意見，不要急于作結論。李維漢還強調，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是對立的思想體系，但是不能把具有唯心主義思想的專家學者作為"思想敵人"對待。

這些都表明，知識分子政策調整的重點開始從"改造"轉為"使用和培養(yǎng)"。

　　12月16日，中央十人小組擬就《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并下發(fā)征求意見�！吨甘荆ú莅福�》明確寫道："目前，黨外高級知識分子的政治狀況，較之全國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經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傾向，卻是對于他們的政治變化估計不足，不按照他們的實際工作和政治立場把他們看作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農民、勞動知識分子的親密聯盟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因而同他們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隔閡�！�…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了完成國家工業(yè)化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的艱巨任務，每一項工作愈來愈多地依靠科學、文化和技術，也就是愈來愈多地依靠高級知識分子的積極參加。" 草案強調了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培養(yǎng)，至于思想改造，則相應放寬了政策：對于只有嚴重錯誤思想，甚至反動思想，而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不應該將他們作為反革命分子對待，而應該采取嚴肅批評和耐心教育的方針，使他們逐步認識和改正自己的錯誤。毛澤東在此處加了一段話："對于這種人，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

由此看出，毛澤東此時對解決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問題，表現出了足夠的自信和耐心。

　　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中央十人小組一鼓作氣起草了"關于科學家研究工作條件問題的情況和意見"、"關于高級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意見"、"關于在知識分子中發(fā)展黨員問題的報告"、"關于高級知識分子的理論教育工作規(guī)劃(1956-1967)的初步意見"、"關于解決在黨外科學家、教授、醫(yī)生、作家、藝術家中一部分人社會活動過多和兼職過多問題的意見"、"關于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留學生工作分配情況的報告"、"關于科學家研究工作條件問題"，"關于高等學校未開課教師的情況和處理意見"、"關于城市失業(yè)高級知識分子的情況"等11個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專題報告。與此同時，周恩來將在大會所作的主題報告--《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也準備好了。1956年1月中旬，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籌備工作基本就緒。

準備提交大會的還有一些地方和部門上報中央的調查報告。

　　根據中央的指示，各省市都成立了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小組，于1955年底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并向中央提交了調查研究報告。雖然目前研究者還很難看到這些報告，但新華社編輯的《內部參考》從1955年12月底到1956年1月，陸續(xù)刊登了新華社駐各地分社發(fā)出的電訊，充分反映了山西、江蘇、湖南、廣西、北京、上海、重慶、武漢、哈爾濱等地區(qū)和城市知識分子狀況和黨的知識分子工作的情況。

1956年1月21日第10期刊登了"各地知識分子工作中的問題"的綜合報道。筆者還在上海市、吉林省檔案館看到一些調查報告和總結發(fā)言。這些報道或報告都是在《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下發(fā)后寫出來的，對于知識分子的基本判斷沒有超出中央的口徑，檢查知識分子工作中存在的"缺點和偏向"，也基本上限于"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安排不妥、使用不當、待遇不公、幫助不夠"六個方面。盡管如此，仍然為研究者了解當時中共與知識分子的關系以及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材料。

　　各地檢查知識分子工作都立足于這樣一個基本的政治判斷，即認為經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黨外高級知識分子的政治狀況已經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如吉林省委宣傳部長宋振庭1955年12月25日在省委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發(fā)言中說，"全省高級知識分子的隊伍面貌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不僅和解放以前不同，和解放后的初期，都有所不同"。全省1699名高級知識分子中，進步分子大體上要占40%左右，中間分子大約占35%左右，落后分子大約占20%左右。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反動分子一般不超出5%到10%。

來自重慶市的報告說，重慶2460多名高級知識分子，其中"積極分子和中間分子占絕大多數"。重慶大學講師以上人員114人，其中進步分子54人，占47.4%；
中間分子43人，占37.7%；
落后分子12人，占10.5%；
壞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僅占4.4%。

云南省的估計比較悲觀,認為全省高級知識分子中進步的僅占20-30%；
中間的占30-40%；
落后的仍占20-30%；
反革命分子約占5%。

江蘇省的估計是，進步的知識分子約占50%，中間的約占35%，落后的（包括少數反革命分子在內）約占15%。

這些數據是否準確和可靠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進行政治排隊的做法本身，就說明中共在整體上還是把高級知識分子視為異己力量的。不過，有一點與以往不同：各地的分析都承認，高級知識分子的政治狀況與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進步，積極分子和中間分子增多，落后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大為減少。正是基于這種估計，各級黨委的關注點，從警惕知識分子的思想動向，轉向檢查自己在知識分子工作中的"缺點和偏向"。

　　各地反映出來的問題，概括起來有三個方面。

　　一是政治上的信任問題，即所謂"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從各地反映的情況看出，盡管高級知識分子大多或主動或被動地表示了對新制度的順從，仍然難以取得中共各級黨組織的信任。普遍的反映是，干部對知識分子建國以來政治上思想上的進步"估計不足"。一些人以"江山好改，本性難移"的思想一成不變地看待知識分子。

上海的材料反映，對知識分子中政治歷史和社會關系的問題，常常不加分析地與反革命問題混淆在一起，對"落后表現與反革命表現常常區(qū)別不清"，"運動中打擊面過寬"，"可以不傷感情的人也傷了感情"。"三反"時，華東紡織管理局的技術人員"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被不同程度斗爭過"。

不僅對高級知識分子不信任，對中、小知識分子包括農村中小學教師也同樣如此，甚至更為嚴重。如1955年12月江蘇省第三次農村宣傳工作會議上反映，"一般干部都認為知識分子是地主、富裕和資產階級出身，歷史復雜，不可信任"。"邳縣有200多小學教師無選舉權"。有些地方談到知識分子時"先問成份"，如是地主、富農成份，則"罪加一等"。

　　這種普遍而又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除了受中共對知識分子總體估計的影響外，也來自工農出身的黨員干部對知識分子感情上的隔膜。在那些干部中，對知識分子普遍存在雙重心理：一是輕視，二是害怕。江蘇的材料反映，有些人一方面把曾在英、美等國家留過學的老教授、研究員、工程師等看作是"資產階級的樣子，官僚主義的架子"，工程師是"簽簽到，批批號，到期拿鈔票"的人；
一方面又"認為知識分子難領導、難相處"，"不敢對知識分子做報告，不敢和高級知識分子接觸"。南通縣宣傳部長說："到中學去有顧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感到沒話講。" 陜西流傳的一個說法十分典型：許多黨員負責人認為，高級知識分子"看起來不順眼，用起來不順手"。

　　中共干部的不信任，使知識分子，包括積極靠近黨的知識分子，都感到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華東紡織管理局一級機電總工程師陸芙塘說出了許多人的心里話："我們和領導之間，總有一條鴻溝，雖寬窄不一，但都是有的，有些同志很想靠近黨，（但）好像黨有些不愿伸手的樣子。"紡織一廠一個技術人員說的更直接一些："我們和領導同志之間是面和心不和，見面都很客氣，但從來沒有深談過。"華東紡織管理局的調查報告認為，"這些話相當普遍地反映了目前我們黨的領導者和技術人員之間的一般關系"。

重慶市反映，不少高級知識分子認為"領導上把自己當外人看"，"組織上不信任"，因而"作客思想"甚為普遍，"好像只是幫黨的忙似的"。

廣西民盟副主委石兆棠說："在新時代里，知識分子像一個新嫁娘，又喜歡，又害怕，想驕傲，又自卑。翁姑、小姑那么多，找缺點的人畢竟多，給予同情關懷的人畢竟少，這樣三天下廚打爛碗的機會也畢竟多一些了。"

　　各地反映的另一個情況是，在高級知識分子加入共產黨的問題上，中共各級組織普遍采取了關門主義的政策。北京市高級知識分子最多，有15000人以上，其中許多是國內外著名的學者、教授、工程師、醫(yī)師、作家、藝術家，僅科學院的學部委員就有153人。新中國成立后，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有400多人加入了共產黨，在全國是最多的。但即使如此，同樣存在著關門主義的傾向，不少人雖"再三申請入黨，也沒有被接受"。如北京大學，只發(fā)展了極少數的教授入黨，且以種種原因使他們四、五年不能轉正。

其他省、市更是如此。重慶市西南師范學院和西南農學院曾有16位教授寫了入黨申請書，不少老教授表示"以余年獻給黨"，卻始終沒有得到黨組織的青睞，不少單位沒有發(fā)展一個黨員。全市8所大專學校的259名教授中，只發(fā)展了一個黨員。

南京市9個高等學校沒有吸收一名教授入黨。

湖南也是全省沒有吸收一名教授， 河南省也只發(fā)展了一名教授。

江蘇有些縣委組織部甚至在布置工作時公然宣布"在教師中不建黨"。

這種關門主義使許多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很受挫折，難怪哈爾濱市有高級知識分子說，"捧著豬頭進不了廟"。

　　二是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問題，即所謂"安排不妥、使用不當"。政治上的不信任，自然影響到對知識分子的使用。高級知識分子用非所學，專業(yè)知識和技術專長得不到發(fā)揮的現象不是個別的。更不可思議的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失業(yè)現象。據薄一波講，中共中央專門組織人員進行調查，寫出了許多有關的專題報告。如一位擅長水墨花鳥畫教學的著名畫家、教授，所在美術學院卻不讓他開課，而派他到圖書館去寫書簽，到陶瓷科去畫瓷碗，后來干脆由工會安派他去給教職員工買戲票。上海第一重工業(yè)局業(yè)務處有23名工程師，其中16人被安排做行政工作。一位在學術上有建樹的甾體化學家，卻被分配做應用化學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逼木匠去種田"之感。有些科學家、教授的社會活動過多，如著名科學家錢三強當時很少有時間從事科研工作，內心十分苦悶；
協(xié)和醫(yī)學院婦產科教授林巧稚在校外兼職多達13項，嚴重影響她的醫(yī)療、教學和研究工作。據北京、天津、廣州等128個城市統(tǒng)計，失業(yè)的高級知識分子竟有3005人。

這種現象在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中也有大量反映，失業(yè)或用非所學的情況如：廣東大埔縣有一個留學比利時的工程師得不到工作安置；
佛山市重修"祖廟"時，本來應負責雕塑墻畫的雕塑家布柏生，卻在建筑工會里當一名雜工；
海豐縣有9個大學生當了售貨員；
佛山市共有24名大學程度以上的知識分子，其中有14人失業(yè)。海南地區(qū)有的部門分配大學生做記賬、收發(fā)或掛號工作。

馬祖銘曾在北京大學做過中文教授，江蘇徐州地委卻分配他在工農干部學校教初小的語文，結果學員們在上課時聽不懂，就批評他："大學教授連初小都教不好"。蘇州市把做過大學教授的沈維鈞，分配在園林管理處做辦事員。

兼職或社會活動過多的情況如：江南水泥廠的工程師張陽谷，一個星期參加了29個大小會議；
南京大學校長潘菽，身兼11職，經常在外面跑；
南京師范學院院長陳鶴琴，身兼16職，一個學期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校工作；
南京農學院院長金善寶，過去身兼18職，現在兼13職，別人都說他是"會議校長"。

而西北醫(yī)學院院長侯宗濂，兼職竟達24個，一年有七、八個月在外面開會。

有的老教授因為科學研究時間太少，心情十分苦悶。天津棉紡二廠的技術干部的技術工作時間僅占20-30%，有時一個人一天開五六個會，有的車間主任四天不下車間，光開會。

如此等等。

　　這種高級知識分子用非所學甚至失業(yè)的狀況，是對奇缺的人才資源的極大浪費。還有一種令人不能容忍的隱形浪費現象，就是許多知識分子雖在其位，卻不能謀其事。武漢市反映，"在工廠內部，有的工程師可以參加畫圈，但不能下現場。在學校中有的可以在課堂上教課，但不能到工廠實習，使一批人惶惑不安。大學里系主任不如系秘書（黨團員）有權。" 哈爾濱市反映，"在學校中，有些非黨系主任的意見，黨員干部說"沒接到黨的通知"就不執(zhí)行"。有的工廠"高等技術人員提出的合理化建議，往往不研究，不采納，一律認為是不愿學習蘇聯先進經驗。" 山西省的材料說，太原礦山機器廠科研人員的成果得不到尊重，"有的對技術問題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進行表決"。

　　三是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涉及這個問題的材料不太多，反映的情況也不盡相同。有的省市認為在這方面問題不大，如重慶市反映，多數高級知識分子對生活待遇沒有大的意見，他們認為，"國家的錢的確用到建設上去了，一般黨、政負責同志和工作人員生活也是艱苦樸素的，今天的生活比起解放前十來年，已經算不錯了。"天津有些高級知識分子也認為，生活待遇"比抗日戰(zhàn)爭前是降低了，但比供給制干部就沒話可說了"。但這很有可能是不真實或不全面的反映，因為在同一篇報道中還談到：家庭人口多生活有困難的，"雖有意見，但不敢公開講"。

有些省市則反映出強烈的不滿情緒，所提意見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沒有正常的晉級制度，一是待遇差別不合理。江蘇省有些人對6年來不晉級"很不高興"。

太原鋼鐵廠32個工程師中只有兩人升了級，20多個一級技術員沒有一人升級。

安徽、河南等省都反映，缺乏工程技術人員的技術標準和妥善的晉級制度，很多人長期得不到晉級。

此外，武漢的工程師、教授普遍反映,工資待遇地區(qū)差別和工程之間差別很大，東北、上海同一級別的工程師、教授的待遇比武漢高。

相對于高級知識分子，中、小知識分子，特別是小學教師的生活要清苦得多。江蘇江都縣灣頭區(qū)58個小學教師，只有一個中心小學的校長拿月薪36.3元（比國家機關24級干部待遇還低），其余有3人拿32元（相當于25級干部待遇）；
22人拿26元（相當于26級勤雜人員待遇）；
還有21人只拿20元左右。所得薪金只能維持自己的生活，甚至靠借貸度日。他們自嘲："光榮愉快偉大的嘴，悲觀失望痙攣的心。"

　　仔細翻閱和對比這些材料不難發(fā)現，盡管遵照中央的指示，各地都在刻意檢查知識分子工作中的問題，但都回避了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肅反運動對知識分子造成的傷痛，以及知識分子最為珍重的學術思想自由的問題。就目前筆者所見，只有江蘇省的兩份材料謹慎地提到了知識分子在以往政治運動中承受打擊及其后果的問題。如有些單位在肅反運動中，打擊面太寬，產生了一些副作用，有的人怕"禍從口出"，不敢講話，不敢與人往來；
蘇北師范專科學校在肅反中對教師采取"普遍地大膽懷疑的態(tài)度"，結果是"不講不斗，愈講愈斗"，打擊面擴大到14.8%。

"很多縣初步排隊，中、小學教師中有問題的達百分之四、五、六十，凡是過去自覺交代的材料都當做罪行，認為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五左右根本不可能。" 其他省市的材料則一概回避了這個問題，有的報道甚至以贊同的口氣談到，在肅反運動中，"高級知識分子中的重點對象平均在百分之十以上"。

對于批胡風運動和肅反運動造成的知識分子群體性的壓抑和恐懼狀況，在1955年底中共各級組織所作的知識分子問題調查中，沒有得到正確的反映。究其原因，中共干部的認識局限是一個問題，更主要的恐怕是被調查者不敢表露自己的內心世界。

　　這種現象是不難理解的，在中共干部的理念中，承認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極大進步，正是以完全肯定以往針對知識分子的一系列改造運動為前提的，而把這種進步看作是這些運動的積極成果。況且，即便是經歷了如此深刻的改造，按照各地黨委的估算，在知識分子中仍然有20%左右的落后分子，5%左右的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的地區(qū)（如云南）的估計，這兩種知識分子竟達到25-35%！ 如果按照一般的比例來計算，那么在全國10萬名高級知識分子中，就有2萬個落后分子，5000個敵對分子。這個結果是否符合實際狀況暫且不論，就憑這種思維模式，是否能夠從根本上改變知識分子政策、解決知識分子的問題，值得懷疑。

　　正是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下，盡管意 識到知識分子工作存在嚴重問題，但中共并沒有放松對"反動"知識分子的警惕。就在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前夕，1955年12月21日，毛澤東仍然對尤金大談階級斗爭問題："自然，必須戰(zhàn)勝階級敵人的反抗行動。整個1955年和接下來的兩年時間里，將鎮(zhèn)壓大約200萬名敵對分子。" 顯然，雖然需要重用知識分子，但中共并沒有也不可能放棄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政策。12月底中共吉林省委召開知識分子工作干部會議的情況很說明問題。省委書記處書記富振聲在談到改造知識分子的問題時指出，承認高級知識分子的政治狀況已經發(fā)生了根本變化，"是不是就認為高級知識分子中在政治立場、思想觀點上都沒有問題了呢？就可以忽視對高級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任務呢？不是的"。因為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指示草案中的說法，"必須看到，不但中間分子，就是進步分子，在思想上一般地也還有程度不同的資產階級觀點和唯心主義觀點，還必須對他們進行長期的艱苦的工作和必要的思想上的斗爭，以便繼續(xù)幫助他們改造自己，逐步地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分子"。所以，省委強調，"我們要反對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右傾保守主義，但也不能否認過去"三反"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對知識分子的進步所起的重大作用；
過去的成績是主要的，不能因為過去工作中有某些缺點，就否定一切�！�…肅反中，許多單位檢查，斗爭面過寬，重點對象大大超過了中央指示的百分之五左右的控制數字。各單位應立即根據中央指示精神，進行覆查，重新排隊，端正政策；
但同時在具體單位，又要根據中央指示草案中規(guī)定的界限，實事求是地加以區(qū)分，不要使反革命分子漏網。工礦企業(yè)的專案小組，按中央規(guī)定，應吸收黨員工程師參加，不應吸收非黨知識分子參加。各高等院校、科學研究機關、工廠礦山、基建單位必須按中央指示，認真領導肅反斗爭，肅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

　　這種態(tài)度和立場，預定了即將開始調整的知識分子政策的限度，同時也決定了已經進行的知識分子問題調查的內容�？傊�，以往對知識分子的打擊以及由此給他們造成的痛苦，是中共干部和知識分子本身都不愿或不敢啟口的。至于知識分子追求的學術思想上的自由問題，更是人們絕口不談的--大概高級知識分子不敢有此奢望，估計中共干部也不會給予理解。無論如何，這次大規(guī)模調查反映了不少情況，但與知識分子的真實思想狀況還是有相當距離的。沒有真實的和客觀的信息為依據，中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效果必然會大打折扣。

　　政策調整：從使用出發(fā)的功利主義色彩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代表共1279人，包括57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
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委、市、自治區(qū)黨委和27個省轄市市委書記或副書記，以及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組織部、宣傳部、統(tǒng)戰(zhàn)部負責人；
中共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國家機關各部門、全國性群眾團體的黨員負責人；
全國重要高等院校、科學研究機關、設計院、廠礦、醫(yī)院、文藝團體和軍事機關的黨員負責人。會上，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主題報告，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廖魯言作了關于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yè)發(fā)展綱要（草案）的說明。1月16日至20日，會議展開討論，主要是大會發(fā)言，發(fā)言者前后達61人之多（另有29人印發(fā)了發(fā)言稿）。周恩來的報告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和11個專題報告也是討論的主要議題。在大會最后一天，陸定一、陳伯達、李富春、彭真、陳云先后在會上發(fā)言，毛澤東到會作重要講話，最后由周恩來作結論。

召開如此規(guī)模、如此規(guī)格的大會，建國以后是不多見的。楊尚昆日記記載："從去年下半年起，中央連續(xù)開了幾個大會，以這次大會的人最多、方面最廣"。

足見中共動員之廣泛和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決心之堅定。

　　中共中央知識分子政策調整的基本精神，主要體現在周恩來作的報告中。這個報告是由周恩來主持、胡喬木執(zhí)筆寫成的。周恩來自己先草擬了一份《知識分子問題》提綱，后約胡喬木談報告起草問題。1月上旬胡寫出報告初稿后，周恩來召集十人領導小組會議進行了三天的討論修改。最后，周恩來又親自修改并增寫了一些內容。

目前沒有材料可以證明毛澤東是否看過這個報告稿，或者有什么具體意見。毛當時關注的是他主持起草的農業(yè)發(fā)展綱要草案。1956年1月8日和9日，周恩來先后收到毛澤東兩封來信，都是關于要求中央政治局討論農業(yè)發(fā)展綱要草案的，并要求"發(fā)給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到會各同志"。

按常規(guī)，周的報告一定要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到通過才能提交大會，但目前看到的材料不能為此提供證明。查《毛澤東傳》、《周恩來年譜》和《劉少奇年譜》以及其他文獻，都沒有發(fā)現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過這份報告以及其他有關的會議文件，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

顯然，報告貫穿了周恩來本人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基本想法，但它畢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見，因此其中必然會協(xié)調黨內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各種不同看法。

　　周恩來的報告首先坦言，國家面臨的一個矛盾就是各類專業(yè)人才的匱乏。報告認為，當前知識分子的力量，在各個方面"都不足以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急速發(fā)展的需要，而我們目前對于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的現象，特別是一部分同志對黨外知識分子的某些宗派主義情緒，更在相當程度上妨礙知識分子現有力量的充分發(fā)揮。"周明確指出，這次會議的目的正是為了"加強領導，克服缺點，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動員和發(fā)揮知識分子的力量"。報告把中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必要性確立在三個基點上：

　　第一，當今世界科學技術迅猛發(fā)展，中國必須急起直追。報告用了近1/4的篇幅講科學工作。在報告中，周恩來提醒代表們說，"世界科學技術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別巨大和迅速的進步，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fā)展的后面很遠。""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類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yè)革命的前夕"，其意義"遠遠超過蒸氣和電的出現而產生的工業(yè)革命"。周恩來以異常緊迫的心情呼吁："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力求盡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而在不大長的時間里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這是我們黨和全國知識界、全國人民的一個偉大的戰(zhàn)斗任務"。

　　第二，1949年以來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有很大進步，其階級屬性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報告確認，"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這里，周恩來提出了兩條依據：一是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
一是政治上、思想上"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前者是一個事實陳述，知識分子被"包下來"，也就自然成為拿國家工資，為國家服務的"工作人員"，這是沒有什么爭議的。后者則是一個大膽的政治性判斷，而且在黨內是有不同看法的。為了證明這個判斷，周恩來用相當的篇幅來說明知識分子何以發(fā)生了"根本變化"，還試圖用一些統(tǒng)計數據來說服全黨。這就是，目前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進步分子約占40%左右，中間分子也約占40%，落后分子約占百分之十幾，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約占百分之幾。當然，周恩來看來，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變化是對其思想改造的成果。

　　第三，中共黨內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主要傾向是宗派主義。周恩來指出，黨內對待知識分子存在麻痹遷就和宗派主義兩種傾向，但主要傾向是低估了知識分子的巨大進步，低估了他們在社會主義事業(yè)中的重大作用，"不認識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對怎樣充分地動員和發(fā)揮知識分子的力量，進一步改造知識分子，擴大知識分子隊伍，提高知識分子的業(yè)務能力等迫切問題，漠不關心。周恩來特別批評說，在"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的今天，普遍存在的"生產依靠工人，技術依靠蘇聯專家"的想法是要不得的。

　　針對這些問題，周恩來提出了"最充分地動員和發(fā)揮知識分子力量"的三項措施：第一，應該改善對于他們的使用和安排，使他們能夠發(fā)揮他們對于國家有益的專長。第二，應該對于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給他們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們能夠積極地進行工作。第三，應該給知識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必須保證他們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時)用在自己的業(yè)務上。周恩來還提出要在政治上、生活上關心知識分子，積極吸收知識分子入黨。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確定和修改升級制度，擬定關于學位、學銜、發(fā)明創(chuàng)造和優(yōu)秀著作獎勵等制度。關于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工作，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作了分工：在國務院內準備設立一個中國專家局，負責需要中央統(tǒng)一解決的行政管理工作，但各部門不能減少他們直接處理的責任；
關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處理反革命分子等政治性質的問題仍由各有關部門直接負責，中宣部負責統(tǒng)一監(jiān)督；
在知識分子中吸收黨員的工作則由中央組織部負責。

　　會議最后一天，毛澤東到會講話。他首先談的還是在經濟建設中反對右傾保守的問題，說到要在科學技術方面有計劃地趕上外國時，提出了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批評黨內存在著一種情緒："老子打了一輩子仗，沒有你也行！"毛說：現在我們是革什么命呢？現在是革技術的命，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學，要革愚蠢同無知的命，沒有文化，文化很低，無知，愚蠢，要革這個命，要技術革命，沒有你也行呀，沒有他們就不行了，這個很清楚，單是我們這些老粗那就不行。毛澤東強調，關于這方面要向黨員進行廣泛教育。還說，要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造出大批的知識分子，高級的知識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里沒有提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強調的只是使用知識分子以及培養(yǎng)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根據和條件而言，周恩來從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和階級屬性已經改變的現狀出發(fā)，突出的是問題的合理性，而毛澤東重點是談使用知識分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給人的感覺是更具功利性。

　　盡管中共內部在認識上存在分歧，但目標是一致的，因此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決心仍然很大。會議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步驟。2月24日，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指出，我國知識分子不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遠遠地不足以適應國家的需要，因而要求全黨"進一步地把知識分子問題放在全黨和國家的各個工作部門的議事日程上"，"全面規(guī)劃，加強領導"，提出改進意見，并及時向中央作報告。

4-5月間，中共中央先后轉發(fā)了組織部《關于在知識分子中發(fā)展黨員計劃的報告》、《關于高級知識分子入黨情況的報告》、統(tǒng)戰(zhàn)部《關于解決高級知識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會活動過多和兼職過多問題的意見》等文件。5月，國務院成立了專家局，專門管理高級知識分子，負責督促、檢查各部門對專家和其他高級知識分子的政策、法令的貫徹執(zhí)行情況，負責解決需要統(tǒng)一處理的有關專家和其他高級知識分子的問題。同時，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分別成立了有關辦事機構。7月20日，國務院轉發(fā)了由研究改善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小組提出的《關于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問題的情況和意見》以及關于這個文件的《通知》�！肚闆r和意見》就有關知識分子工作條件的14個問題（圖書、資料、情報、學術交流、儀器、試劑、實驗用土地、研究經費、工作室、助手、工作時間等），分別提出了具體的改進意見和措施。《通知》開列了一個很長的應辦理的有關事務的目錄，要求各單位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作出關于工作進展情況的報告。

　　貫穿于1956年全年的改善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的工作，成為中共地方各級黨委緊跟中央的一個重要標志。中央會議結束后，各地紛紛進行傳達貫徹，并制定出自己的知識分子工作綱要。中共上海市委于2月制定了《上海市1956-1957年知識分子工作綱要（草案）》，要求上海各級黨組織在3月底以前對知識分子工作作一次全面的檢查，切實解決全市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工作安排、思想改造、生活待遇以及建黨等各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

根據中共上呼下應的慣例，不僅省一級，地縣各級黨委和政府部門黨組也都制定了知識分子工作綱要。如中共佛山市委知識分子工作領導小組于2月22日發(fā)出《佛山知識分子工作規(guī)劃（1956-1957）》。

中共北京建筑工程委員會也制定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規(guī)劃》。

在輿論上，"全國大小報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迅速絕跡，代之而起的是對知識分子重要作用的宣傳，對著名知識分子近況的報道。"

　　中央和各地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做法，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第一，改善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4月16日，國務院發(fā)出《關于改善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條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委員會對當地的科學家、教授、工程師、醫(yī)師、文學家、藝術家的工作條件作一次檢查，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一是迅速解決高級知識分子缺少助手的困難；
二是積極地解決所缺房屋、所需實驗用土地和基本建設的地皮等問題。三是切實改善圖書、文物、檔案和各種資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利用的狀況。

在1956年的工資改革中，提高了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待遇。上海市的規(guī)定更加具體，如要求市衛(wèi)生局半年內首先改善3000余名學術地位較高的高級知識分子的醫(yī)療條件；
市房管局先撥出宿舍房屋500戶，分配給著名學者、專家、作家、藝術家居��；
市工聯利用已有工人休養(yǎng)所擴大高級知識分子的休養(yǎng)名額；
市人民委員會辦公廳負責解決年老體弱、工作繁重的"第一流專家"的交通問題；
市合作總社做好高級知識分子各種副食品的供應工作，等等。

各地在改善知識分子工作條件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醫(yī)科大學都為教授們專辟了閱覽室。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館準備補訂200種外文期刊和3000種外文書籍。北京大學的教學輔助人員將增加一倍，即110人。復旦大學各系配備了科研秘書，并且準備給老科學家配備助手和增加實驗室人員。許多高等學校還采取各種辦法改善教師們的生活條件。清華大學實行了"優(yōu)待通用證"的辦法，教授、副教授等拿著"優(yōu)待通用證"到校醫(yī)室看病、到食堂吃飯和到消費合作社買東西，都可以受到優(yōu)先和其他照顧。北京鋼鐵工業(yè)學院對教師吃飯、理發(fā)、看病、購買東西等也訂出了照顧辦法。中國醫(yī)科大學為教授和部分講師增加了住宅面積。東北藥學院在食堂給教授講師設立了專席，等等。

中國科學院圖書經費也由原來80萬元增為546萬元，增訂的書刊中有資本主義國家期刊2000種。正式成立了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搜集、研究并傳播國內外科學發(fā)展的情況與最新成就。

對于中共的這種努力，羅隆基在6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的發(fā)言中給予了充分評價。他認為："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四個多月來，在解決高級知識分子問題上做了許多具體工作，有了很顯著的成績"。并特別提到："最近國務院改革工資的決定實施以后，對知識分子，特別對科學技術工作者們的工資都將有較多的提高。"

　　第二，解決知識分子失業(yè)和使用不當問題。據各地調查，社會上有不少高級知識分子沒有就業(yè)。如北京市5月以前調查，具有大學程度而沒有就業(yè)的就有2321人，其中大學畢業(yè)的1482人，大學肄業(yè)的771人，其他68人。就學科劃分而言，研究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有375人，社會科學和語文、教育的有1349人，其他科系的597人。同時，還有相當多的知識分子用非所學，使用不當。為解決這個問題，各地紛紛成立了招聘工作人員委員會。北京市走得快一些，截至7月底，已確定錄用317人，還有1508人準備錄用。

8月11日，中國科學院、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國家技術委員會、國務院專家局等五個機關，根據國務院的指示發(fā)布聯合通告，向社會招聘科學研究人員、高等和中等學校教學和教育行政人員、技術人員以及翻譯人員。招聘對象首先是社會上還沒有就業(yè)的高級知識分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次是安排不當的在職專家。8月12日，《人民日報》為此發(fā)表社論《充分發(fā)揮我國知識界的潛在力量》。招聘工作開始后，僅北京市在兩周內便有1500多人報名應聘，其中應聘科研人員、翻譯人員、高校教員的有700多人。各地進展大體相同，如遼寧省截至10月上旬，有3000多名社會知識分子報名申請就業(yè)，招聘工作委員會發(fā)出了1500多份應聘書。此項工作延至1957年5月，經國務院批準結束。

與此同時，一些用非所學的專家的工作也作了調整。

　　第三，大力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中共把吸收知識分子入黨，視為爭取知識分子"進步"和合作的重要途徑。《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要求徹底糾正"嚴重的關門主義傾向"。4月，中共中央批準下達了由中央組織部制定的在知識分子中發(fā)展黨員的計劃，提出到1962年，高級知識分子中的黨員應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人民日報》為此發(fā)表社論，號召做好在知識分子中發(fā)展黨員的工作。針對黨內的質疑，社論指出，決不能因為他們出身于地主、資產階級家庭，政治經歷和社會關系復雜，就不在知識分子中發(fā)展黨員。社論甚至認為，在思想作風上有一些比較嚴重的缺點，也要熱情地幫助他們，"把他們逐步地提高到共產黨員的水平"。

根據中央的精神，各地都制定了在知識分子中建黨的計劃。上海市規(guī)定，全市在1956、1957兩年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fā)展新黨員11%左右，在一般知識分子中發(fā)展新黨員7%左右，并要求年內完成上述建黨指標的50%。

"從3月開始，全國刮起了一陣競相發(fā)展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的旋風。用多快的速度、發(fā)展多少高級知識分子入黨，似乎成了緊跟中央的一個標志，有些地方黨委甚至為此而打破了正常的入黨程序。" 官方媒體不斷報道各地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的消息。到建黨日"七一"前夕，全國各地都有大批知識分子入黨，僅上海、北京兩地，幾個月內就有300多名高級知識分子入黨。著名的物理學家鄧稼先，物理學家謝希德，植物病理學家戴芳瀾，古脊椎動物學家楊鐘健，翻譯家曹靖華，電影導演蔡楚生、張駿祥，中醫(yī)趙錫武等，都是這個時候入黨的。

1956年上半年，中共各級組織共接收了2592名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知識分子黨員達到125萬人，占1700多萬中共黨員總數的11.7%。

　　第四，培養(yǎng)和擴大知識分子隊伍。中共知識分子政策有兩個著眼點，一是充分使用現有知識分子，一是大力培養(yǎng)新生力量，以迅速擴大知識分子隊伍。在中共中央擬定的培養(yǎng)高級知識分子的規(guī)劃中，希望在12年內至少培養(yǎng)出100多萬高級知識分子。

規(guī)劃提出，"必須培養(yǎng)出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足以獨立地解決我國現代化的工業(yè)、農業(yè)、交通運輸業(yè)、國防、衛(wèi)生事業(yè)和其他各個部門的技術問題的專家。" 同時必須"培養(yǎng)出一定數量的接近現代先進水平的物理學家、化學家、數學家、生物學家和其他理論科學家。" 中共中央所以特別重視高級知識分子，就在于他們肩負著雙重使命：一是貢獻自己的知識和技術，一是為國家培養(yǎng)新專家。因此，需要急切地改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為他們配助手。郭沫若在全國政協(xié)二屆二次會議上的報告中殷切地提出："我們希望所有的高級知識分子，在擴大知識分子的隊伍上，作到最緊張的努力，把潛在力量進一步發(fā)揮出來。"他認為，"培養(yǎng)專家要用帶徒弟即個別指導的方式。"他要求科學院每位導師帶研究生從5個增加到10個，這樣科學院12年內培養(yǎng)研究生就可以比原定10500多名增加一倍。

除了自己加緊培養(yǎng)，中共還從兩個途徑擴大高級知識分子隊伍：一是委托蘇聯代為培養(yǎng)，一是繼續(xù)爭取仍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回國。1950年以后，中國就開始派留學生赴蘇聯學習，主要學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據《人民日報》報道，截至1956年上半年，有1300多名中國留蘇學生完成學業(yè)，已有300多名回國，其余的人也將于最近陸續(xù)回國。

此后，中國一面向蘇聯派遣留學生，一面繼續(xù)不遺余力地爭取滯留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回國。據當時官方摸底，還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大約有7000人，他們大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具有專門知識，不少人已經是科學家和高級技術人員。1956年2月22日，周恩來審閱批準了《關于爭取尚在資本主義國家留學學生回國問題的報告》。隨后，中共中央轉發(fā)這個報告并作出批示，確定"普遍爭取而又以在美國的留學生為重點"的方針，要求各有關部門都必須動員起來，"在大約三年時間內把尚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可以回國的留學生基本上爭取回國，今年要求爭取一千人"。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確實盡了極大努力，也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以上涉及政策轉變和調整的種種措施，如果是針對當時的工農大眾的，自然完美無缺，但對于知識分子來說，顯然是不夠的，因為這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即知識分子特有的精神訴求。

　　雙重反應：知識分子的精神訴求

　　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結束后，中共中央努力把會議精神傳達到黨外，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中間去。中央和各地都動員輿論進行了大量宣傳，以造成聲勢。1月30日，《人民日報》全文發(fā)表周恩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1月30日至2月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全國政協(xié)二屆二次全體會議。除原有545位委員外，增加了119位新委員，還邀請了626位各界人士列席，參加會議的共計1290人。

到會委員和列席人員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其中不乏知識界的名流，包括受到批判的梁漱溟、梁思成以及舊派學者陳寅恪等人。劉少奇和國務院領導人出席了開幕式。

舉行如此規(guī)模的會議，顯然是為了展示統(tǒng)一戰(zhàn)線"更加廣泛"、"更加強大"和空前未有的"團結"。中共希望通過這次會議，把有關知識分子的新方針廣泛傳達到黨外，并在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中引起討論，以達到全面動員的目的。

　　盡管會議安排的報告主要是談中國政治形勢的"根本變化"以及當前面臨的新任務，但在實際進程中著重討論的還是知識分子問題。周恩來的政治報告從執(zhí)政者的角度講述了中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立場和決心，郭沫若則在專題報告《在社會主義高潮中知識分子的使命》中對此做出回應。不過，郭沫若具有雙重身份，既是高級知識分子的代表，又是中共知識分子政策的代言人。為了彌補這一缺憾，并營造熱烈反應的氛圍，在僅一周時間的大會討論中，安排了235人作"響應性"發(fā)言。全部代表發(fā)言均由新華社發(fā)了通稿，而《人民日報》則從2月3日至13日每天以幾個版面，全文刊登了226篇大會發(fā)言（含聯合發(fā)言）。2月6日發(fā)表的梁漱溟發(fā)言達4000余字，2月9日再發(fā)消息，"補加一段"，以顯示對其發(fā)言的尊重。

　　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新政策當然不會無動于衷。發(fā)言中不乏"興奮"、"激動"、"欣喜"、"愉快"、"光榮"、"榮幸"、"幸福"的用語，顯然已經超出了"響應性"發(fā)言所必須表現的熱度。許多知識分子為自己能成為這次會議的座上賓而感到受寵若驚，也是真實的。不過，應該說他們的這種熱情主要還是源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中共領導的新中國在短短幾年內的迅速成長，使知識分子感到揚眉吐氣。季羨林的發(fā)言表達了這種心境。他說：對一個舊知識分子來說，接受天翻地覆的偉大的變革，有許多"苦難"，"恐怕比唐僧的81難還要加上一難"。但知識分子沒有"垂頭喪氣"、"愁眉苦臉"。"根據我的體驗和觀察，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簡直是愈來愈高興，愈來愈年輕，愈來愈容光煥發(fā)，愈來愈精神抖擻。我們都彷佛吃了返老還童的仙丹，身體里面時時產生著新的力量。" 馮友蘭說：眼看祖國幾年之間，一躍而為世界強國，"真是如旭日方升，光芒萬丈"，我們都是歡欣鼓舞，愿"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yè)中，添上一分力量。" 知識分子當然渴望在建設新中國的洪流中一顯身手。數學家華羅庚說："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能夠生長在這毛澤東時代是無上的幸福，無上的光榮。因為就在這一代，我們將親眼看到我國的科學事業(yè)將從落后的狀態(tài)飛躍地進入世界水平。" 歷史學家顧頡剛建議，要組織力量搜集整理中國"汪洋大海"般的史料，他滿懷信心地說：史料整理"在12年的規(guī)劃里必然被列為一個重要的部門"，"我們大有工作可做"。

　　二是對于中共改善知識分子境遇的誠意，盡管許多人心中疑懼難消，卻不得不為之動容。幾年來，知識分子在新社會一直處于被改造的地位，因而處處有"做客"和被冷落的感覺�，F在中共明確指出"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提出"要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聯盟"，號召"向科學進軍"。這使不少知識分子感動和興奮，從而激發(fā)出主人翁感和參與的熱忱。農工民主黨副主席黃琪翔說：看過周恩來的報告后，我們"每個人都不能不為黨對知識分子的重視和深切關懷而受到深深感動。" 章伯鈞說：中共知識分子會議前，"中國民主同盟做了一系列串聯工作，向黨反映了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意見和要求。在這次周恩來主席的報告中，我們看到所有的正確意見和合理要求都得到了解決，更叫我們感動的是報告中還有關于黨對知識分子工作的檢查批評。" 陳垣則為其老友、清華大學副校長劉仙洲入黨振奮不已，說："共產黨是不拒絕任何人的……每一個革命的知識分子都應當以共產黨員的標準來努力要求自己"，希望黨"加強對知識分子的領導，不能使任何一個愛國的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向隅"。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說："當時民主黨派歡欣鼓舞，從大學教授到小學教師都認為：隨著新時期來臨，新民主主義各項政策不再適用，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至少是科學文化教育事業(yè)中）會有更大的發(fā)言權，知識分子甚至有權參與新綱領的制定。"

　　中共動員知識分子為國家建設出力的心情不可謂不急切，知識分子的反應也不能說不熱烈，但在仔細閱讀并揣摩政協(xié)會議的發(fā)言后，筆者感到，此時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為有機會為國效力，表現出相當的熱情和期待，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仍然謹言慎行，心中還是疑慮重重。

　　從1月12日開始，在會議召開之前和會議期間，《人民日報》陸續(xù)發(fā)表了石景山鋼鐵廠總工程師安朝俊、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主任季羨林、協(xié)和醫(yī)學院外科主任吳英愷、北大哲學系教授馮友蘭、同濟大學副教務長吳之瀚、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主任張維、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陳垣、中科院學部常務委員葛廷燧、鐵道部鐵道研究所所長茅以升等著名人士的文章。這些文章的發(fā)表，顯然是為配合中共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輿論宣傳，但文章本身也并非完全是應景之作，其中透露出對中共的坦誠批評和期盼。季羨林認為，從舊中國過來的知識分子，無論其背景如何，"一般都非常愛國"。"他們現在對黨有無限的信任，無限的敬仰"，他們的政治覺悟的進步速度"是很高的，是空前的"。他還批評說，"一部分同志"對知識分子的看法"是不夠正確的"，這對知識分子的進步是"沒有好處的"。

茅以升說，知識分子"都毫不例外地信任黨，擁護黨"。年老的知識分子都在進步，"都想成為勞動知識分子"。

馮友蘭也說，"我敢說：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以接受黨的領導為莫大的光榮"。

顯然，他們最為關注的是問題是如何認識和評價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和政治地位。同樣顯而易見的是，知識分子本身的估計與中共后來的評價是有很大差距的。在知識分子看來，如同季、馮、茅所說，他們"絕大多數"、"毫不例外"地信任黨，擁護黨。而中共的估計是，還有40%的中間分子、百分之十幾的落后分子和5%左右的反動分子。季、馮、茅等人的文章事實上在為知識分子進行辯護。至于中共與知識分子的關系，茅以升認為，黨與非黨人士之間有"尊而不親"的現象。

吳之瀚進一步指出，造成這種隔閡的原因，在于黨員對"群眾"的進步"重視不夠"，"估計不足"。黨員干部對教學"一知半解"，或者"強不知以為知"，處理問題不同黨外業(yè)務領導商量。他還批評思想改造運動中的生硬粗暴做法說，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由于領導運動的個別干部對于思想的發(fā)展規(guī)律認識不夠，未能多采取以理服人的方式而流于生硬粗暴，使少數知識分子產生了一些消極情緒，造成一定的損失。" 吳英愷則含蓄地提出，政治運動造成了對業(yè)務和技術工作的消極影響。

茅以升還批評了學習蘇聯過程中的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傾向，以及把蘇聯專家的結論"當做金科玉律"，而把所有英美書籍束之高閣的現象。

這些文章無疑表現出大部分知識分子對中共調整政策的期盼所在。

　　相比之下，中共宣布調整知識分子政策以后，在政協(xié)會議上的發(fā)言中，這方面的批評和建議就少得多了。何思源以他在四川考察看到的情況，批評某些地區(qū)、單位和干部"以一種關門主義傾向對待知識分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年紀較大的知識分子，因歷史比較復雜，"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使這些人抬不起頭來"，"甚至在業(yè)務上也對知識分子加以懷疑"。

羅隆基提到，6年來，在社會科學領域，由于安排和使用遇到了困難，極少數從舊社會過來的高級知識分子閑散在社會，因而，有比較多的苦悶，有人產生了"不如歸去"的想法。他還說，"現在還有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作客思想"。

不過，即使像這種從局部和基層角度提出的批評，在200多篇發(fā)言中也是鳳毛麟角。這表明知識分子對中共政策的調整力度是有保留意見的，至少在發(fā)言中是有顧慮的。由于中共沒有對過去的政治運動作出檢討性總結，知識分子即使心存疑問和不滿也不敢表露出來，更不可能對中共知識分子政策提出總體性評價。例如批胡風和肅反運動，這在當時是嚴重摧殘知識分子心靈的政治斗爭，執(zhí)政者本應對此有所檢討。但就在這次政協(xié)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在有關肅反的專題報告中，卻對這場運動給予全面肯定，甚至提出要"繼續(xù)堅決地、深入地進行肅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爭"。

結果，在會上聽到的是一片自我批評和檢討之聲。梁漱溟自責"抗拒批評……真是不堪造就！""深深抱恨自己過去是太辜負主席愛厚之意了！" 梁思成批判自己在都市規(guī)劃和建筑設計上"一貫地與黨對抗"，積極傳播"錯誤理論"，"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陣烏煙瘴氣的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歪風"種種。

這些明顯地自我上綱的做法，很難說反映了他們的真實想法和態(tài)度。許多發(fā)言都集中于反躬自省，檢討自己頭腦中還存在著"虛偽的個人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和個人主義"，"自私自利"、"驕傲自大"、"自以為是"的思想作風，強調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因為正如地質學家李四光所說："只有繼續(xù)不斷地自我改造，才能不落后于時代"。

這不能不說是反映了知識分子的一種失望心情。

　　其原因大概主要有兩點：

　　第一，沒有反思和總結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中的過火現象，更沒有觸及知識分子關心的肅反問題。客觀地看，當時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感情壓抑，情緒低落，主要并不是什么生活待遇和工作條件問題，而是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的挫傷。因此，中共要真正解開他們的思想疙瘩，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要對執(zhí)政后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進行反思和總結，切實消除其負面影響。但是，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沒有這樣做，反而繼續(xù)肯定幾年來所有政治運動的正確性。關于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周恩來的報告雖然主要傾向是承認"用粗暴的方法對待科學家和科學問題的現象，最近還有發(fā)現"，并指出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應通過社會實踐和業(yè)務實踐以及一般的理論學習"三條道路"來實現，但不得不緊接著指出，在政治上"不可能沒有相當的斗爭"，思想上"也不可能沒有尖銳的斗爭"。報告僅僅指出了黨內"一部分同志對于黨外知識分子的某些宗派主義情緒"這一現象，而對產生"宗派情緒"的根源卻未作進一步的分析。至于知識分子同黨之間存在的"某種隔膜"的原因，雖然指出來自"我們的同志"與知識分子兩方面，但對前者，只以"沒有去接近他們，了解他們"一筆帶過，而著重指出的是"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于社會主義采取了保留態(tài)度甚至反對態(tài)度"，且列舉其表現達9條之多。

　　陸定一在大會發(fā)言中更是不加區(qū)別地對發(fā)生在1955年的一系列批判大加肯定，如在文藝方面批判胡風、陳企霞、丁玲、俞平伯；
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面批判胡適、杜威、梁漱溟；
在衛(wèi)生工作中批判賀誠、王斌；
在自然科學方面批判"反動的生物學家胡先骕"；
在建筑學方面批判"梁思成的復古主度形式主義"，以及肅反運動等。陸定一認為，"這些工作，都是為社會主義革命鋪平道路，是為社會主義而斗爭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不僅如此，"經過斗爭，文藝教育和科學事業(yè)是欣欣向榮的而不是枯萎下去了，團結是增強了而不是瓦解了，新生力量是成長了而不是被壓制了"，文藝界"出現了新的氣象"，"從前所謂"創(chuàng)作枯萎"的悲觀論調已經破產"了。

中央政治局最后定稿的《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除了批評黨內存在宗派主義傾向以外，同時也批評了"缺乏革命的警惕性"的遷就麻痹傾向。在提出要在對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作適當的安排"的同時，還強調要"繼續(xù)改造他們"，繼續(xù)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純潔知識分子的隊伍"。

而以中國科學院院長身份在政協(xié)會議作報告的郭沫若，也強調知識分子與領導的關系"不夠密切"，問題的"另一面依然在于知識分子自己"。在輕描淡寫地談到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精神上的震憾后，郭沫若說："無論怎樣的微風細雨，總不免要吹動頭發(fā)，打濕衣裳。如果有這樣的知識分子，連微風細雨的批評都不能接受，那就證明他還沒有進行自我批評的決心。" 正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這種對中共意識形態(tài)工作絲毫不作反思的態(tài)度，使得這次會議沒有真正把握知識分子的思想脈搏，"沒有觸及知識分子所苦悶、所焦慮、所痛心、所希望解決的迫切問題"。

　　第二，沒有觸及思想和學術自由問題。學術自由是知識分子的基本要求，而知識分子更把對社會的發(fā)言權視為自己存在的理由。然而，在一系列思想改造運動中，不僅知識分子對社會的發(fā)言權逐漸喪失，代之以對自身的不斷反省、改造，而且在純學術領域中自由討論的環(huán)境也遭到毀壞。對于這種現象，周恩來的報告基本上沒有觸及，倒是陸定一的發(fā)言談到了學術上自由討論的問題。作為宣傳部長，陸定一試圖劃清政治問題、思想問題與學術問題三者的界限。他在發(fā)言中指出，政治問題、思想問題都不能放過，但兩者之間也應有所區(qū)別，"對于沒有政治問題，但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人，要堅決進行思想斗爭，但要采取和風細雨的辦法（包括等待）"。至于"學術性質的問題、藝術性質問題、技術性質問題，應該放手發(fā)動黨內外知識分子進行討論，放手讓知識分子發(fā)表自己的意見，發(fā)揮個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風格，應該容許不同學派的樹立（同縱容資產階級思想的自由發(fā)展嚴格區(qū)別開來）"。"為了發(fā)展自由討論，又必須與黨內黨外各種各樣的宗派主義門戶之見進行適當的斗爭"。陸定一認為，"我們這樣做，就不會在政治問題思想問題上成為"瞎子"，在學術、藝術、技術的發(fā)展上成為"蓋子"。" 政治問題、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是否能夠以及怎樣才能劃分清楚，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在所有共產黨執(zhí)政的國家，這都是一個應該解決而從未解決的問題。對于這樣一個既重要又敏感的問題，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沒有、也沒想進行討論。周恩來1月20日的總結發(fā)言，以及2月24日最后修訂的《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都沒有涉及這個問題。還有一點應該注意到，或許正式為了回避這個問題，周恩來的報告以及整個會議似乎主要在強調自然科學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而對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分子則較少提及。

　　問題的癥結還在于中共對知識分子政治地位和階級屬性的認識，而對這一點，黨內并沒有達成共識。從過去認為知識分子屬于資產階級范疇，到現在承認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從一味強調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到批評黨內存在著不信任、不支持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宗派主義傾向，反映了執(zhí)政黨認識的重大轉變和提高。周恩來在報告中比較突出的就是這一點。然而，毛澤東的看法更具影響力，在黨內也更有代表性。目前沒有材料可以說明毛澤東本人是否贊同"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一提法，但黨內在這個問題上存有分歧，則是當事人的明確感受。

此外，還有文字材料可以佐證。當時高等教育部為準備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編寫了一份《北京大學典型調查材料》，重點分析的就是兩種類型的"中間分子"和"反動分子"。作為"中間分子"，點了北大教授王瑤、傅鷹的名，并描述了他們復雜的歷史和搖擺的思想狀態(tài)。作為"一般是政治歷史復雜并一貫散布反動言論"的反動教授，特別列舉了錢鐘書的各種"反動言論"。

這份材料表明，黨內對知識分子的政治判斷仍然有相當的保留�；蛟S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在大會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定稿的《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里，報告中"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提法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知識分子的基本隊伍已經成為勞動人民的一部分"。

雖然兩種提法精神大體一致，但這顯然也透露出一個信息，要全黨接受周恩來的提法是有困難和阻力的。

　　簡短的結論

　　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對于中共和知識分子兩方面來說，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按照中共黨史專家龔育之的說法，"就有把知識分子視為社會主義革命對象"的危險。

其實，這里不只是可能性，而是必然的結果。試想，知識分子掌握著中國經濟發(fā)展迫切需要的知識和技術，而這種資源（或曰知識產權）卻不像資本家和地主的生產資料那樣可以剝奪。那么，從理念上講，共產黨人要實現社會公有化，就必然把"異己"的知識分子本身作為革命對象。執(zhí)政黨不把知識分子當作"自己人"，甚至還要作為革命對象，其結果無異于在"自毀長城"。周恩來并非沒有看到問題的癥結，他的報告也試圖解決這個矛盾。然而，問題并沒有解決。在談到知識分子的總體狀況時，報告認為，"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了， 但在具體分析知識分子狀況時，報告仍然指出，其中落后分子占百分十幾，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約占百分之幾，更何況還有與先進分子數量相等的中間分子。這與"絕大多數"已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總體判斷明顯地是相互矛盾的。很可能，周恩來這樣講是考慮到了黨內多數人的估計。陸定一在發(fā)言中說得十分明白："我們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為了使我國變成為先進的國家，而來討論知識分子問題的。" 從整體上看，1956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著眼于如何爭取知識分子為我所用，因而具有明顯的功利色彩。

　　知識分子本來是具有愛國主義情感和立場的社會主體的一部分，卻偏偏要把他們看成是依附于某個階級的"毛"，非經過一番"脫胎換骨"甚至"急風暴雨"的思想改造就不能為國家社稷貢獻自己的知識，這種從本質上對知識分子不信任的理念就決定了中共這次調整知識分子政策不可能是徹底的。正因為如此，當1957年知識分子受到黨的鼓勵和動員，又一次表現出獨立思考的本性時，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的鐘擺立即就回到了1955年，且有過之而無不及。至于10年后"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陸橫掃一切"臭老九"的種種舉動，則是把中共對知識分子懷疑和敵視的"左"傾錯誤發(fā)揮到了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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