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后五四時期”中國思想界的走向，與《新青年》群體的分化息息相關(guān)。分化后的《新青年》群體，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發(fā)言臺，匯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時對思想派別的識別仍保持著鮮明的“文化色彩”，“思想界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之議，即表明思想界仍維持“我們”與“他們”的區(qū)分。隨著中國社會進行重新組織，“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發(fā)突出，實際與中國社會的重組同步。追蹤《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對“后五四時期”（主要是20年代）中國思想及中國社會的走向，或許也有新的認識。

　　將“年代”視野引入現(xiàn)代中國，或也難免聚焦于作為時代命名的事件，畢竟，歷史上能夠作為時代命名的事件并不多。審視1920年代思想界的走向，就難以繞開“五四”�！拔逅摹背蔀橹袊�思想文化發(fā)展的分水嶺，原因必多，其中之一當與“分裂”相關(guān)�！胺至选笔侨�方位的，世界大戰(zhàn)、巴黎和會以及學生運動，都預示著種種“分裂”的肇端。研究中國現(xiàn)代思想的學者，也大體接受這樣的看法：1920年代是思想沖突加劇、思想界隨之分裂的時代。

　　學者思考的起點大都立足于五四“思想”的多歧性，論證則指向“政治”立場的分野。嫻熟這段歷史的周策縱就指出，1919年以后，知識分子首先在思想上、繼而在行動上的不一致與日俱增，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這個運動產(chǎn)生了巨大分裂。“一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徒勞地要求在軍閥統(tǒng)治下實行溫和的改革，另一方面左派份子和民族主義者在蘇俄與日俱增的影響下加速了他們的組織活動�！保ㄗⅲ褐懿呖v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頁。）或許是因為這個觀察稍嫌簡略，且偏重于政治因素的分析，近年來也出現(xiàn)了從新的視野對此展開討論的論作，羅志田就從“西方分裂”的角度分析了“后五四時期”的思想分化：從整個近代這一中長時段看，新文化運動既是西潮在中國的顛峰，也是其衰落的開始。早期的《新青年》尚處西方整體觀的余蔭之下，“五四”以后即漸分，表面是分裂為激進與穩(wěn)健兩派，實則與“西方”的分裂有很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如學界與思想界就都有所謂英美派、法日派以及尚不明顯的俄國派之分。（注：羅志田：《西方的分裂：國際風云與五四前后中國思想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通過對“后五四時期”（主要是1920年代）《新青年》同人思想分化的追蹤，以審視中國思想的走向及思想界的分裂，是本文關(guān)注的重點。依我之拙見，1920年代思想界因何分裂，分裂的程度如何，尤其是如何評估思想界的分裂，及所涉及的時間斷限，值得進一步申論。關(guān)鍵在于，聚焦于思想界的分裂，往往將中國社會的重組掩飾，而這其中所發(fā)生的轉(zhuǎn)變，卻是同樣值得重視的。這也意味著，本文希望能夠結(jié)合中國社會的重組，對思想界的“分裂”做一概論性申述；
以期在增進對“1920年代”了解的基礎(chǔ)上，重新認識“后五四時期”中國思想及中國社會的走向。

　　一、審視思想界分裂的“后見之明”

　　關(guān)乎現(xiàn)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顯是易于攙雜種種恩怨的話題。如何避免糾纏于其中的“后見之明”，尤其是當事者事后的種種說項，便成為繞不開的問題。甚至可以說，如不能對此略作說明，恐是難以做到“返諸舊心”的。（注：就此而言，柯文考察義和團所提出的“歷史三調(diào)”，以及舒衡哲對五四“記憶”如何延續(xù)的探討，都提示了歷史學家處理有關(guān)問題時應有這樣的“自覺”。參見柯文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diào)：作為事件、經(jīng)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舒衡哲，李國英等譯《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chǎn)》，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羅志田近年《歷史記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等文也涉及此問題，見氏著《近代中國史學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174頁。）因此，在問題展開之前，略為勾畫思想界分化問題的緣起，也是必要的。實際上，“后五四時期”思想界的“圖景”，即由此塑造。這其中，胡適與李大釗圍繞“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就構(gòu)成塑造歷史的重要元素，并以此作為思想界分裂的象征。胡適即有其“后見之明”，作為當事人之一，晚年他把“問題與主義”之爭看做“和馬克思主義者沖突的第一個回合”。（注：參見唐德剛譯注《胡適的自傳》，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頁。）這樣的解釋當然有“郢書燕說”之嫌，論者對這段歷史的考辨，就指明這場論戰(zhàn)的歷史圖景是如何塑造出來的。（注：見李林《重論“問題與主義”之爭》，收入劉青峰編《胡適與現(xiàn)代中國文化轉(zhuǎn)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3頁。）實際上，這樣的“回憶”并非只發(fā)生在胡適身上，關(guān)于“五四”的“記憶”，差不多都由此展開。譬如，夏衍也指出，“1919年到1920年，是一個新舊決裂和分化的時刻”，“五四”初期的“外爭國權(quán)，內(nèi)懲國賊”的政治口號，逐步增加了反帝反封建（特別是反禮教）的新文化運動的色彩，“這事件，標志著中國思想界出現(xiàn)了進一步的偉大的分裂”。（注：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版，第26—27頁。）凡此種種，都提示我們注意，重塑1920年代思想界的圖景，需要面對種種“迷思”，甚至“迷思”是由當事者自己營造的。

　　應當承認，“后五四時期”思想界的分化，當時即已成為問題。1920年瞿秋白即有言：“中國社會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變動的時候。一般青年都是棲棲皇皇寢食不安的樣子，究竟為什么？無非是社會生活不安的反動。反動初起的時候，群流并進，集中于‘舊’思想學術(shù)制度，作勇猛的攻擊。等到代表‘舊’的勢力宣告無戰(zhàn)爭力的時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潛伏的矛盾點——歷史上學術(shù)思想的淵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則——漸漸發(fā)現(xiàn)出來，于是思潮的趨向就不像當初那樣簡單了�！保ㄗⅲ忽那锇祝骸娥I鄉(xiāng)紀程》，《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頁。）“新”、“舊”之爭，是探討五四時期思想界走向的基本向度，無須多作說明。這里瞿指出思想界“新派”與“舊派”之分，即是延續(xù)了有關(guān)話題。只是他已注意到，“新派思想”中“潛伏的矛盾點”已“漸漸發(fā)現(xiàn)出來”——盡管未曾具體言明“發(fā)現(xiàn)”的究竟是什么。

　　“新派”知識分子中存在的派系之爭，在“后五四時期”也偶有提及。主要是針對個人及所屬籍貫和教育背景而言，并不一定確有所指。胡適進北大主要靠陳獨秀援引，校內(nèi)當時主要由章太炎門下弟子把持，陳去勢孤。湯爾和、蔣夢麟等常在人事安排方面黨同伐異，被指為“浙派之植黨攬權(quán)”。此外，沈尹默是所謂北大“法國文化派”要員，與李石曾、顧孟余等“結(jié)黨把持”，與胡適對立。胡則逐步培植自己人脈，即后來魯迅所謂的“現(xiàn)代評論派”。吳虞注意到這一現(xiàn)象，因而評論說，“李石曾輩很有勢力，北大教職員會，李派與胡適之派人數(shù)平均”（注：吳虞：《吳虞日記》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295頁；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5冊，1925年1月17日，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參見桑兵《近代中國學術(shù)的地緣與流派》，《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1926年下半年魯迅南下廈門、廣州，在廈門、中山大學均與顧頡剛卷入復雜的人事糾葛，甚至鬧到有你無我、你來我走的地步，報上就有“胡適之派和魯迅派相排擠”的說法。（注：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2月2日、1927年4月28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22—430頁；
魯迅：《兩地書》第2集，“廈門—廣州”（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277頁；
魯迅：《華蓋集續(xù)編·海上通信》，《魯迅全集》第3卷，第398—401頁。）此外，學生方面也被時人指為有“兩種大的傾向”，五四運動之后，兩者“越發(fā)分明”：前者是新潮社，“隱然以胡適之先生為首領(lǐng)”，“漸漸傾向于國故整理運動”；
后者是國民雜志社，“顯然是社會主義、尤其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仰慕者”。（注：黃日葵：《在中國近代思想史演進中的北大》，《北大廿五周年紀念刊》（1927年12月17日）。）

　　約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思想界的分化成為言說的中心。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民族精神”成為建構(gòu)三民主義的重要符號，相應也產(chǎn)生種種批評“五四”的意見。葉楚傖《由黨的力量來挽回頹風》就聲稱，“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筑成的黃金世界”，且將黃金時代定于三百年前，明顯表現(xiàn)出對近代以來的文化變革，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不屑。陳立夫更是表示，自五四運動以來，所有的文化工作，“大部分均系破壞工作，以致吾國固有之文化摧毀無余”（注：陳立夫：《文化建設(shè)之前夜》，《華僑半月刊》第46期，1935年5月10日。）。而在“革命”名義下，“五四”思想也被分解。朱鏡我1930年發(fā)表《中國目前思想界的解剖》即道出，改良主義、自由主義、機會主義代表著“在現(xiàn)狀態(tài)下有相當勢力的思想系統(tǒng)”，而“資產(chǎn)階級底自由主義的思想系統(tǒng)”，即是胡適一派的理論，新月派的立場。他們完全失卻了革命性，“看不出帝國主義實使中國淪于崩潰的事實，也看不出封建殘余阻礙中國的自由發(fā)展之事實”。（注：朱鏡我（署名谷蔭）：《中國目前思想界的解剖》，《世界文化》第1期，1930年9月10日。）這里可以看出思想界的分裂是如何被定性的——主要來自于敵對思想的互相涂抹；
“資產(chǎn)階級底自由主義的思想系統(tǒng)”的命名，形成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自有其深意在。這多少表明有關(guān)思想界分化的看法，緣自政治的立場；
同時也提示當緊扣20年代末30年代中國社會的演進，審視思想界的走向。

　　像這樣本于政治立場針對“五四”思想進行的解釋，不僅得以延續(xù)，而且政治色彩愈加濃厚。1940年翦伯贊就撰文指出，在五四運動中，胡適及其流派，“一面對于還正在與他們直接斗爭的封建思想，作正面的批判；
另一方面，對于真正在興起中的社會主義思潮拼命的打擊，而積極的鼓吹資本主義合理之資本家的精神�！蓖瑯邮菍ⅰ昂�適及其流派”作為“資產(chǎn)階級”代言人。尤有甚者，因為抗戰(zhàn)時期廣泛開展民族動員、文化動員，胡適等還要承擔“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責任，認為胡適等抨擊中國古典圣經(jīng)賢傳，殊未知儒教“也不是完全沒有積極的成分”。即便否定，也并非完全消滅，是要把“被否定的諸要素中的積極的東西保存著并發(fā)展他，當作新的東西之發(fā)展的契機”。（注：翦伯贊：《評實驗主義的中國歷史觀》，見《中國史論集》，文風書局1944年版，第21—34頁。）國民黨方面，1943年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也對“五四思想”貼上新的標簽。以蔣介石之名炮制的這本書，將自由主義與共產(chǎn)主義等而視之，認為五四后輸入國中這兩種思想，不僅不切于國計民生，違反中國固有精神文化，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為中國而用的立場”，其結(jié)果這兩種“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抄襲和附會”的思想學說，“不過使中國的文化陷溺于支離破碎的風氣”。（注：蔣介石：《中國之命運》，臺北，正中書局1976年版，第71—73頁。）

　　“五四”時代的思想人物，同樣也在進行著對思想分化的分析。1933年胡適以1923年為界將現(xiàn)代思想分為前后兩期：第一期是“維多利亞思想時代，從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側(cè)重個人的解放”；
第二期則是“集團主義（collectivism）時代。一九二三年以后，無論為民族主義運動，或共產(chǎn)革命運動，皆屬于這個反個人主義的傾向”。（注：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1冊，1933年12月22日。）這一分期當然也有其“成見”，幾乎全以他所理解的“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為依據(jù)，尤其突出了政治運動對于思想文化運動的干擾。稍后不久，胡適明確將《新青年》群體歸于自由主義，并且認為北京大學1919年3月26日開會辭去陳獨秀，“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后來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nèi)酰�“皆起于此夜之會”。因為“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后，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注：胡適：《致湯爾和》（1935年12月23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第281—282頁。）

　　值得重視的是魯迅等對相關(guān)問題的揭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35年魯迅在一篇文字中講到，20年代最初幾年，作為“五四運動”策源地的北京，自從支持《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云散后，“倒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zhàn)場的情景”（注：魯迅：《現(xiàn)代小說導論（二）》，見蔡元培等著《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40年版，第132頁。）。這樣的看法，也出現(xiàn)在研究新文化運動的論著中，1936年出版的《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就注意到，回應西潮沖擊達于顛峰的新文化運動，因尊西的新派分裂為實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兩派，中國思想文化界就“失去了重心”（注：陳端志：《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版，第339頁，轉(zhuǎn)引自羅志田《西方的分裂：國際風云與五四前后中國思想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所謂思想文化界“失去了重心”，甚為要緊。“分裂”導致“重心”的喪失，本不難理解，但問題隨之而來，思想文化界“失去了重心”，還只是問題的一面；
同樣值得考慮的是，如果思想文化界的“分裂”是中國社會重組的產(chǎn)物，那么在重新組合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界的“位置”又如何？是不是同樣有“失去了重心”的問題？這或許是更值得關(guān)注的。

　　這里只是對“后五四時期”思想界的分化略作說明，以顯示問題的緣起。之所以特別提示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對思想界分化的看法，最基本的正在于，伴隨中國社會的重組，“思想界”也形成新的格局，往往是基于特定時期的政治立場對此前的歷史進行回溯。此亦表明，中國社會的“重組”與思想界的“分裂”，實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

　　二、《新青年》的“分裂”，抑或陳獨秀的“出走”

　　審視192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走向，通常都圍繞《新青年》的“分裂”展開。我們也熟悉了于此所發(fā)掘的最具象征性的事件，那就是前述胡適與李大釗圍繞“問題與主義”的辯論。這場論爭作為中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浮出水面的象征，自有其深意在，只是其中之“意義”，并非即刻呈現(xiàn)出來。既如此，以此作為當時思想界分化的向度，就值得斟酌。因此，同樣以《新青年》“分裂”作為問題的起點，也存在不同的取向。我想強調(diào)的是，追蹤《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時期”的思想分化，確需確立問題的起點，但與其致力于發(fā)掘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不如聚焦于《新青年》群體的分化。因為該群體不僅提供了檢討“五四”前后所發(fā)生的一系列“分裂”的視角，更重要的是，思想界的“重組”也與這個群體的分化息息相關(guān)。只是，是表述為“分裂”，還是“陳獨秀的出走”，卻值得考慮。（注：胡適后來就談到，“1920年1月以后，陳獨秀是離開我們北京大學這個社團了。他離開了我們《新青年》團體里的一些老朋友；
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傾向于馬、列主義的新朋友。時日推移，陳獨秀和我們北大里的老伙伴，愈離愈遠�！币娞频聞傋g注《胡適的自傳》，第206頁。）

　　約在1919年4月李大釗給胡適的信中，就談到“團結(jié)”問題，提出應該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評論》的人結(jié)合起來，“為文學革新奮斗”。“在這團體中，固然也有許多主張不盡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個團結(jié)像這樣顏色相同的，恐怕是不大容易了�！钡�主張不必相同，只要“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所要者，“《新青年》的團結(jié)，千萬不可不顧”（注：李大釗：《致胡適》（1919年4月），《李大釗文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6頁。）。這當是有所指。就在這年年底，《新青年》第7卷第1期出刊，內(nèi)中刊登的據(jù)稱代表“全體社員共同意見”的一則宣言，頗為引人注目。一本已發(fā)行到第7卷的雜志，表示“本志的具體主張，從來未曾完全發(fā)表”，已足使人驚訝；
既說社員持論各不相同，卻又“要將全體社員的公共意見，明白宣布”，更令人回味。（注：陳獨秀：《〈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合理的推斷是，《新青年》內(nèi)部已出現(xiàn)不諧之音，且引起社會上種種猜疑，否則大可不必在這個時候宣示什么“公共意見”。

　　從宣言本身也不難發(fā)現(xiàn)，在一些基本問題的認知上，《新青年》內(nèi)部確實已產(chǎn)生裂痕。究其實質(zhì)，是在雜志經(jīng)歷一系列風波，引致其成員間潛在的分裂傾向時，編輯部成員重新在尋求共識，焦點則是“政治”。拾起“民眾運動”與“社會改造”的旗幟，并表示要和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guān)系”，即是試圖找尋在政治上溝通的契機。但這樣的溝通，收效甚微；
其成員間的裂痕，也難以彌合。

　　問題并不是要不要“談政治”那樣簡單。照胡適的說法，1919年以前，《新青年》大致還是“不談政治而專注意文藝思想的革新”；
有意不談政治，主要受其影響，“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諸先生都是注意政治問題的”（注：胡適：《紀念五四》，《獨立評論》第149號，1935年5月4日。）。陳獨秀對此還頗有報怨，“本志同人及讀者，往往不以我談政治為然”。但他堅持認為，“政治問題，往往關(guān)于國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應該裝聾作啞呢？”況且，“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注：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1918年7月15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第268頁。）其實，1919年以后《新青年》更多介入現(xiàn)實政治的討論，也是事出有因，歐戰(zhàn)結(jié)束、巴黎和會召開以及由此催生出的學生運動，這一連串事件的發(fā)生，《新青年》又豈能置身事外。

　　這其中的區(qū)別主要在于，陳獨秀毫不諱言要“談政治”，是因為有了明確的“理想”與“主義”。在《談政治》一文中，他就表示，我深信許多人所深惡痛絕的強權(quán)主義，有時竟可以利用他為善；
許多人所歌頌贊美的自由主義，有時也可以利用他為惡�！眲趧与A級的枷鎖鐐銬分明是自由主義帶上的，“若仍舊妄想否認政治是徹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義萬能，豈不是睜著眼睛走錯路嗎？”（注：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于陳大張旗鼓要“談政治”，關(guān)鍵在于，文中所表達的——如把自由主義看做資本主義的代名詞——顯示如何“談政治”，陳已有了他的答案。而胡適也未必忌諱“談政治”，《星期評論》出版后，他就撰文表示，“如果要使思想革新的運動能收實地的功效，非有一貫的團體主張不可”。只是胡尚未形成具體的“理想”與“主義”，所以仍守護于“談政治”要基于“研究的結(jié)果”（注：胡適：《歡迎我們的兄弟——〈星期評論〉》，《每周評論》第28號，1919年6月29日。）。因此，問題的關(guān)鍵不在是否談政治，而是如何“談”。宣言反復聲明要和過去及現(xiàn)在的各黨派“絕對斷絕關(guān)系”，且“永遠不忍加入”，才是癥結(jié)之所在。具體說來，導致《新青年》團體陷于分裂的導火索，當是這個雜志的“色彩”越來越趨向“過于鮮明”。

　　就在這則宣言發(fā)表后不久，1920年1月陳獨秀離開北京到了上海，同時將《新青年》帶到上海編輯出版。當陳將編輯工作交由陳望道、李達、李漢俊等傾向共產(chǎn)主義的知識分子擔當后，這個雜志逐漸成為宣傳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在這種情況下，《新青年》該如何走下去成為其成員不得不思慮的問題。胡適再度祭起“不談政治”的戒約，認為問題已到必須解決的關(guān)頭。1920年12月他致函陳獨秀說，盡管你本人也聲稱并不為然，但雜志“色彩過于鮮明”，卻是已成之事實。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況且“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決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他提出三個解決辦法：第一，另創(chuàng)一個哲學文學的雜志；
第二，將《新青年》遷回北京出版；
第三，“暫時停辦”。當時在北京的《新青年》同人，也對此發(fā)表了意見。（注：胡適：《致陳獨秀》，見張靜廬編《現(xiàn)代中國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8—10頁。關(guān)于《新青年》的分裂及此后其同人所搭建的發(fā)言臺，筆者在其他文字中有更詳細討論，此系對前文之補充。參見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盡管多數(shù)編委主張《新青年》移回北京編輯，卻沒有能夠落實。在上海編輯出版的《新青年》雜志，因為遭查禁，最后只好移到廣州出版。雖說《新青年》這個旗幟還在，但不難看出，自這個雜志遷往上海，就已經(jīng)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曾經(jīng)掀起過巨大波瀾的《新青年》群體分道揚鑣，已無可挽回。

　　如何看待《新青年》群體的分裂，是不該回避的問題。上述種種，似都給出明確信號，《新青年》的分裂緣自政治上的分歧。所謂“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近年來表述為“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分歧，于此也有了確鑿證據(jù)。然而，這樣的評估卻難免“后見之明”的痕跡。關(guān)于什么是五四的核心，從來就是言人人殊的問題，和歷史上其他充滿歧見的事件一樣，五四給后人的昭示也并不完全一致。張灝曾歸納出五四思想的“兩歧性”，揭示出五四思想中存在一些對立發(fā)展的趨勢。（注：張灝：《形象與實質(zhì)——再認五四思想》，見韋政通等著《自由民主的思想與文化》，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第23—57頁。）這有助于認識中國現(xiàn)代思潮的詭譎歧異。同樣的，在政治立場上清楚辨析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或也是輕率的。如論者所說，“五四”時圍繞“政治”問題進行的辯論，“不應該僅僅被理解為、或者最有益地被理解為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的幼稚或短見的表現(xiàn)；
或者理解為激進分子偏向政治教條化的傾向”（注：格里德：《五四知識分子的“政治”觀》，見王躍、高力克編《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頁。）。

　　揆諸“后五四時期”的歷史，也不難發(fā)現(xiàn)，“問題與主義”之爭，或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論辯，并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jié)”。即以對“社會主義”的看法來說，也未見有什么嚴重分歧。（注：羅志田：《胡適與社會主義的合離》，《學人》第4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筆者也曾對此有所討論，參見章清《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合離：自由知識分子關(guān)于社會主義的歷史圖景》，收入瞿海源等主編《自由主義的發(fā)展及問題》，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版。）關(guān)鍵在于，盡管《新青年》為同人雜志，但雜志中人的思想背景與價值取向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說，同人間的分歧其實早已潛埋，只是在啟蒙的訴求下，這種分歧被遮掩著；
隨著政治話語慢慢浮出水面，分歧即暴露出來。只是，此時的“分裂”主要由陳獨秀的“出走”表現(xiàn)出來。至于思想界的“分化”，主要體現(xiàn)在《新青年》群體的“瓦解”，還沒有通過形成不同的思想派別表現(xiàn)出來。未來的情形如何，還需要通過對雜志同人“后五四時期”的思想進一步追蹤。

　　三、政治歧見：一個目標，兩條道路

　　《新青年》南遷上海后，胡適曾表示有意另創(chuàng)一個專事哲學與文學的雜志，但這樣性質(zhì)的雜志卻沒有能夠出現(xiàn)，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包括胡適在內(nèi)的原《新青年》雜志一群人，再匯聚知識圈及政治圈的其他力量，走上的仍是“談政治”的“歧路”。這里的意味是，《新青年》群體分化后，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發(fā)言臺，而且均關(guān)注于現(xiàn)實政治。這樣，追蹤《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時期”思想分化，也有了重要依憑。藉此，可以進一步了解“談政治”的知識分子，又有怎樣的“政治歧見”。

　　由“不談政治”到走上“談政治”的“歧路”，這是知識階層的一個新動向。其實，在那樣一個時代，不單知識階層有新的動向，其他社會階層也是如此。梁啟超1921年在天津講演，就曾表示，“近來許多好人打著不談政治的招牌，卻是很不應該；
社會上對談政治的人，不問好歹，一概的冷淡，也是很不應該�！眹�中優(yōu)秀分子當有一種“覺悟”：“國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關(guān)系的。談，我是要談定了；
管，我是要管定了。”（注：梁啟超：《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jié)之樂觀》，1921年11月7、8日《晨報副鐫》。）正如白吉爾所揭示的，自袁世凱稱帝失敗后，也許就注定了這個信譽掃地的政府再也沒有能力控制中國南北分裂的局面，而在軍閥橫征暴斂的年代，所有社會集團的利益都受到損害。在經(jīng)歷一段拒絕參與政治事務的消極抗議后，愈來愈多的商人與企業(yè)家意識到，只有通過改革，實現(xiàn)政治機構(gòu)和社會組織的變革，才能保證經(jīng)濟持續(xù)和深入的發(fā)展。（注：〔法〕白吉爾著，張富強、許世芬澤：《中國資產(chǎn)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第5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軍閥混戰(zhàn)的年代，不單一向遠離政治的商人與企業(yè)家“思出其位”，知識圈中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此時也同樣感受到不得不卷入政治的壓力。1920年底陳獨秀赴粵前，曾特地致函胡適、高一涵，提醒說，“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此次高師事，南方對孟和頗冷淡，也就是這個原因，我盼望諸君宜注意此事�！边�坦陳此乃他時常不可忘卻的忠告，“恐怕我的好朋友書呆子為政客所利用”。（注：陳獨秀：《致胡適、高一涵》（約1920年年底）；
《致胡適》（1921年2月15日），見《現(xiàn)代中國出版史料》甲編，第7、8頁。）一開始，許是種種流言在傳布，卻也絕非空穴來風。即便知識階層仍守望于學術(shù)理想，也不能杜絕各種政治勢力對知識階層的關(guān)注。李大釗就用“處女的地位”，說明了知識圈的處境，“現(xiàn)在我們大學一班人，好像一個處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學各系都想勾引我們，勾引不動就給我們造謠；
還有那國民系看見我們?yōu)檫@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一點醋意”（注：李大釗：《致胡適》（1921年），《李大釗文集》下冊，第951頁。）。對此，胡適也深有體會，研究系藍公武曾拖其加入他們的“聯(lián)省自治”運動，只是胡仍堅持，“我雖現(xiàn)在不主張放棄政治，但我不能玩這種政客的政治活動”（注：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2冊，1921年9月21日。）。這些或都表明，在那個政治情緒高昂的年代，大學中人同樣有不能免于政治影響的尷尬�！缎虑嗄辍愤w離北京后，留在北京的一群人同樣需要通過某種方式整合起來。終于在1922年5月，一個新的雜志問世了，只是，這個新雜志與原先胡適所期許的純學術(shù)性雜志全然不同，以“努力”命名的這份刊物，明確指向的是對政治事業(yè)的圖謀。而且，該刊第2號發(fā)表的由16位學者聯(lián)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所標舉的“好政府主義”論綱，與梁啟超的見解如出一轍。

　　從前或宣言“不談政治”，或信仰各種主義的一群“清高人士”，竟能平心降格提出“好政府”的主張，在思想輿論界也激起熱烈反應。贊同的意見大多來自教育界人士，北京幾所學校的校長就聯(lián)署作為宣言的“贊成人”；
批評性回應則較多來自其他政治派別。（注：來自國民黨方面的批評可參見邵力子《讀蔡孑民、胡適之諸先生的政治主張》，1922年5月18、19日《民國日報》。來自無政府主義方面的批評則以區(qū)聲白的評論為代表，見區(qū)聲白（署名聲白）《中國目前的政治問題如何解決》，《民鐘》第1卷第5期，1923年7月10日。）較之“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努力》的創(chuàng)刊對于了解不同思想的交鋒，無疑更具意義，提供了審視思想界“政治歧見”的重要資源。

　　據(jù)張國燾回憶，當時聚集在上海的一群共產(chǎn)黨人，認為好人政府的倡導會“阻礙革命思潮發(fā)展，將一般人引導到改良幻想的歧途”，故主張“不必顧慮到與蔡元培、胡適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誼”，應將“我們的主張公開出來”。（注：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東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233頁。）由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chǎn)黨對于時局的主張》，就批評“好政府諸君”為“妥協(xié)的和平主義，小資產(chǎn)階級的和平主義”。（注：陳獨秀：《中國共產(chǎn)黨對于時局的主張》，《先驅(qū)》第9號，1922年6月20日。）《先驅(qū)》編輯部還發(fā)文說，“我們要知道好政治與壞政治，不是幾個好人或壞人弄成的，乃是一派怎樣特殊勢力或特殊階級弄成的”，在北洋派武人勢力的基礎(chǔ)上建立“好政府”，“未免太空想，太滑稽，而且太不努力了”，“在未實現(xiàn)之前，即已定了死刑”。（注：《先驅(qū)》編輯部：《批評“好政府”主義及其主張者》，《先驅(qū)》第9號，1922年6月20日。）

　　甫經(jīng)成立的共產(chǎn)黨對《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質(zhì)疑并不令人奇怪，這不過是五四后“革命話語”流行的一個表象而已。在軍閥蠅營狗茍的政治環(huán)境下，不單共產(chǎn)黨表達出對“階級革命”的關(guān)切，《努力》的普通讀者也希望“好人”諸君能深入民眾，甚至不乏革命的呼聲。在這一點上，《努力》所主張的確是傾向于對現(xiàn)存社會秩序進行修補式的改造，明顯與革命的呼聲適成對照。不過，從當時的思想格局看，無論傾向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都還只是剛剛匯聚成政治力量，也許政治主張已漸漸趨遠，但未來的政治走向如何，仍有諸多未確定的因素。

　　事實上，中共二大宣言仍表示，“愿意和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聯(lián)合起來，做一個‘民主主義的聯(lián)合陣線’”。緊接著胡適所寫《國際的中國》也積極呼應，明確表示宣言認同于“民主主義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是可喜可賀的事。所不同的是，中共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與軍閥的擾亂”作為中國內(nèi)憂外患的禍源，胡卻要人們相信，現(xiàn)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盡可不必做懼怕國際侵略的惡夢�！拔覀兊呐笥殃惇毿阆壬鷤冊谏虾３霭娴摹断�?qū)А分軋螅瑯顺鰞纱竽繕耍阂皇敲裰髦髁x的革命，一是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對于第一項，我們是自然贊成的。對于第二項，我們覺得這也應該包括在第一項之內(nèi)。因為我們覺得民主主義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軌道，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保ㄗⅲ汉�適：《國際的中國》，《努力》第22號，1922年10月1日。）胡適后來曾言，這是他最挨罵的文章，“共產(chǎn)黨至今罵我此文，國民黨也不會了解此文”（注：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冊，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08頁。）。

　　論者將《我們的政治主張》視做“是對那些可看作‘自由主義’的觀點的第一次系統(tǒng)的概括”，大抵不錯。（注：〔美〕格里德著，魯奇譯：《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頁。）除闡述“好政府”的政治論綱，《努力》也提出了對斯時現(xiàn)實問題的具體意見。在這些具體的政治主張上，譬如“聯(lián)省自治”，雙方也有所交鋒�！断�?qū)А穭?chuàng)刊號上，陳獨秀就撰文表示對胡適等人的聯(lián)省自治主張，“期期以為不可”，認為要救濟中國，“首在鏟除這種割據(jù)的惡勢力”，且須用“革命的手段”，在群雄割據(jù)的擾亂中，鼓吹聯(lián)省自治，只是“徒以資橫梗中間的武人用為永遠鞏固割據(jù)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熱之中，連向中央請愿這條可憐的路都斷了”（注：陳獨秀：《聯(lián)省自治與中國政象》，《向?qū)А返?期，1922年9月。）。胡適對此有所回應，強調(diào)“根據(jù)于省自治的聯(lián)邦制，是今日打倒軍閥的一個重要武器”，“凡反抗這個旗幟的，沒有不失敗的”（注：胡適：《聯(lián)省自治與軍閥割據(jù)——答陳獨秀》，《努力》第19號，1922年9月10日。）。隨后，蔡和森也加入進來，指出中國亂源，“在封建的舊勢力之繼續(xù)；
而不在胡適之先生那種新發(fā)明的‘統(tǒng)一’史觀”。胡適的主張是肯定“打倒軍閥的第一步在聯(lián)省自治。但我們也可以大膽告訴適之先生：打倒軍閥割據(jù)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保ㄗⅲ翰毯蜕�：《武力統(tǒng)一與聯(lián)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jù)》，《向?qū)А返?期，1922年9月20日。）

　　不難看出，雙方的分歧，其實可歸結(jié)于：一個目標，兩條道路。胡適回應《中國共產(chǎn)黨對于時局的主張》，就對彼此的分歧做了這樣的歸納。他認為其中所闡述的十一項原則，“并無和我們的政治主張絕對不相容的地方”，只是步驟有先后而已。也許他并不清楚為什么共產(chǎn)黨把他們看成是“小資產(chǎn)階級”——“有產(chǎn)階級至無產(chǎn)階級之間的一種第×階段”，但他對宣言中所提出的理想目標并沒有太大歧見。只是強調(diào)，《努力》所著重的是“現(xiàn)在”最低限度的要求，事事都考慮只從“現(xiàn)在第一步”著手，所以，“我們并不菲薄你們的理想的主張，你們也不必菲薄我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張也決不能實現(xiàn)�！保ㄗⅲ汉�適：《這一周》，《努力》第10號，1922年7月9日。）說起來，“問題與主義”論爭中，李大釗與胡適所論辯的中心，也是如此。

　　從胡適與李大釗、陳獨秀的交往中，也可看出雙方還保持著密切關(guān)系。胡適擬好《我們的政治主張》，首先想到的是與李大釗商議（宣言發(fā)表時李也具名于上）。李從事的政治活動，也主動與胡通報。（注：李大釗：《致胡適》（約1922年8月），《李大釗文集》下冊，第955頁。）1923年9月，李大釗還致信胡適，希望能將蔡和森所著《俄國社會革命史》一書，納入《世界叢書》出版。（注：李大釗：《致胡適》（1923年9月7日、10月下旬），《李大釗文集》下冊，第956、957頁。）該年陳獨秀給胡適的信，除希望《努力》出版后“每期賜寄一份”，還推薦瞿秋白新著，“國人對于新俄，譽之者以為天堂，毀之者視為地獄，此皆不知社會進化為何物者之觀察”，秋白的書必能去掉世人諸多誤解，“望早日介紹于商務，并催其早日出版為要”（注：陳獨秀：《致胡適》（1923年4月7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194頁。事實上，瞿秋白這段時間也曾多次致函胡適，其中還特別提到，他有意促成其任教的上海大學，成為“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并希望胡適能常加指導。見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1冊，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159—162頁。）。事實上這樣的“交情”一直得以延續(xù)，幾年以后，胡適游歐期間還與國共兩黨著名人士于右任、蔡和森等密切溝通。胡適的一則日記甚為重要，不只是表達對社會主義的認同，還清楚表明短短三天時間修正了他多年來的想法，其中投身政治活動乃至“組黨”的想法，是頗不尋常的。當他看到政治革新具有如此效力，也才有“應該出來做政治活動”甚至組織政黨的表態(tài)。（注：《胡適全集》第30卷，“日記”1926年8月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223頁。）難怪李大釗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保ㄗⅲ汉�適：《漫游的感想》，《胡適全集》第3卷，第41頁。）

　　略為分析《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時期”重新搭建的發(fā)言臺，可以清楚把握“雙方”在政治上的“歧見”究竟有什么具體的表現(xiàn)�？吹贸�，依托新的發(fā)言臺的《新青年》同人，都在各自表述改革中國政治的意見。分歧不是沒有，主要是在手段與方法上�；蛟S用“一個目標，兩條道路”歸納雙方的“歧見”，更為確當。這也表明，審視《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時期”的分化，對此應有清楚把握，即《新青年》群體瓦解后，并未即刻形成對立的思想派別；
所闡述的政治主張也并非完全不能相容。明乎此，也能更好認識思想界何以有“我們”與“他們”的區(qū)分，以及何以會產(chǎn)生“思想界聯(lián)合戰(zhàn)線”之提議。

　　四、“我們”與“他們”：思想界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

　　約在1921年初，胡適曾寫了封措辭嚴厲的信給陳獨秀。這封常被征引的信，確值得重視，內(nèi)中引人矚目的即是對“我們”與“他們”的區(qū)分，且將彼此的畛域悉數(shù)道出。胡適頗有些責怪陳不能區(qū)分“我們”與“他們”，足證他牢固樹立了這種意識。（注：胡適：《致陳獨秀》（時間不詳，約在1921年初），《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119—120頁。）后來魯迅、周作人與陳源之間發(fā)生筆戰(zhàn)，胡適也致函表示這是朋友中最可惜之事，“國內(nèi)只有這些可以作工的人，大家努力‘有一分熱，發(fā)一分光’，還怕干不了千萬分之一的工作，——我們豈可自己相猜疑，相殘害，減損我們自己的光和熱嗎？”意思很明確，“我們”“橫豎是水，可以相通”，因此“‘他們’的石子和穢水，尚且開始容忍，何況‘我們’自家人的一點小誤解，一點子小猜疑呢？”（注：胡適：《致魯迅、周作人、陳源》（1926年5月24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377—380頁。徐志摩也曾致信周作人表示，“關(guān)于這場筆戰(zhàn)的事情，我今天與平伯、紹原、今甫諸君談了，我們都認為有從此息爭的必要，擬由兩面的朋友出來勸和，過去的當是過去的，彼此大家合力來對付我們真正的敵人，省得鬧這無謂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話�！币娦熘灸Α吨轮茏魅恕罚�1926年1月31日），《徐志摩全集》第9集，上海書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90—91頁。）書信往來揭示的生活史與思想史的匯通，涉及思想界的劃分，自有其深意在。我們要問，“我們”與“他們”的區(qū)分，勾畫出思想界怎樣的圖景？

　　余英時曾指出，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脈絡(luò)下討論“保守”與“激進”，首先要看到其文化意義。中國和西方保守派—自由派—激進派的三分局面不同，西方的三派都相對于一個存在了兩三百年的社會現(xiàn)狀立言，都已越過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爭”，中國則不然，思想沖突的焦點正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所謂的“激進”與“保守”并不在其對現(xiàn)狀的態(tài)度，而是取決于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看法，“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最有勢力的兩個流派——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大體上都對傳統(tǒng)持否定的立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注：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見氏著《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222頁。）將政治立場與文化立場略作區(qū)分，雙方的趨同則更加清晰。最明顯的無過于，《新青年》分裂后雙方在思想文化戰(zhàn)線的協(xié)同動作，還延續(xù)了相當一段時間。

　　對于新文化運動保守主義的反應，學術(shù)界已多有所論，如艾愷所揭示的，梁啟超《歐游心影錄》、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張君勱《人生觀》，受到學術(shù)界廣泛注意，對于傳統(tǒng)中國文化精髓的眷求，對現(xiàn)代工業(yè)化西方的反感，以及反實證主義的理論建構(gòu)，“他們都有著共同的論題和態(tài)度”（注：〔美〕艾愷著，王宗昱、冀建中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xiàn)代化的兩難》，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頁。）。是否存在所謂的“東方文化派”，尚需進一步分析。然而，透過所形成的發(fā)言臺以闡明共同的主張，也是有據(jù)可尋的。以梁啟超為領(lǐng)袖的《改造》，即標榜“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并明確主張，“本刊所鼓吹在使新文化運動向?qū)嶋H的方面進行”（注：《改造發(fā)刊詞》，《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15日。）。這里的要害是所謂“實際的方面”，試圖劃出彼此的界限。在梁看來，這幾年看似蓬蓬勃勃的所謂“新思潮”、“新文化運動”，檢查其內(nèi)容，最流行的莫過于講政治上、經(jīng)濟上的這樣主義那樣主義，可看做“西裝的治國平天下大經(jīng)綸”；
次流行的莫過于講哲學上、文學上的這種精神那種精神，可視做“西裝的超凡入圣大本領(lǐng)”。（注：梁啟超：《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1922年8月24—26日《晨報副鐫》。）1923年他所寫《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將近代中國思想的演化分為三期，其中對第三期的轉(zhuǎn)變及人物譜系的勾畫，更耐人尋味。梁不僅指出第三期的種子由第二期“播殖下來”，且將第二期界定為“從甲午戰(zhàn)役到民國六七年間止”，似乎“新文化運動”只是第二期的補充而已，“恰值歐洲大戰(zhàn)告終，全世界思潮都添許多活氣，新近回國的留學生，又很出了幾位人物，鼓起勇氣做全部解放的運動。所以最近兩三年間，算是劃出一個新時期來”。不惟如此，照其看法，“這三期間思想的進步，試把前后期的人物做個尺度來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結(jié)果，第一期他點出了郭嵩燾、張佩綸、張之洞等，“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
第二期舉出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等人，“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陣頭最前的一排”。惟獨第三期，全然不提任何人物，只是說“許多新青年跑上前線”（注：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

　　因此，盡管“東方文化派”來自對手的涂抹，但作為同一營壘，其同道與對手，在他們的言論中還是略有交代。梁漱溟就認為，陳獨秀《人生真義》、李大釗《今》、胡適《不朽》，這些“所謂《新青年》一派的人生觀都不能讓我們滿意”，因為其中所講的“完全見出那種向外要有所取得的態(tài)度”（注：梁漱溟：《合理的人生態(tài)度》，《漱溟卅前文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第193—199頁。）�！稏|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后，蔣百里致梁啟超信中也表示，“頃見梁漱溟《東西文化》一書，此亦邇來震古鑠今之著作，渠結(jié)末之告白，大與吾輩自由講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于近日內(nèi)，何妨與南開確定一辦法，將先生之歷史講義亦歸為講座之一，而再約漱溟也擔任一座，震與君勱、東蓀每各擔一座�！保ㄗⅲ菏Y方震：《與任師書》（1921年11月26日），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1頁。）至于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張君勱同時針對胡適與陳獨秀的意見加以駁詰，也多少說明一些問題。（注：張君勱：《〈人生觀之論戰(zhàn)〉序》，郭夢良編：《人生觀之論戰(zhàn)》，上海泰東圖書局1923年版。）

　　既然有共同的敵人，則組成聯(lián)合戰(zhàn)線共同對付，便成為可能。這也表明，“后五四時期”的中國思想界，仍然存在思想界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追蹤《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時期”的思想分化，這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1923年陳獨秀就提出了思想界聯(lián)合戰(zhàn)線問題，認為“在掃蕩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戰(zhàn)線上”，相信“唯物史觀”和相信“實驗主義”的，“實有聯(lián)合之必要”，應結(jié)成“思想革命上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注：陳獨秀：《思想革命上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他還將高唱“精神生活”、“東方文化”之論調(diào)，歸為吳稚暉所謂“禍國殃民亡國滅種之談”。他點到了張君勱、梁啟超、章士釗、梁漱溟等人，以深文周納的方式指出，“我雖不認識張君勱，大約總是一個好學深思的人；
梁任公本是我們新知識的先覺者；
章行嚴是我的廿年老友；
梁漱溟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欽佩的”。但是，“他們提倡那些禍國殃民亡國滅種的議論，要把國人囚在幽谷里，我們不得不大聲疾呼的反對，看他們比曹錕、吳佩孚更為可惡，因為他們的害處大過曹、吳”。甚至表示，“梁漱溟說我是他的同志，說我和他走的是一條路，我絕不能承認”（注：陳獨秀：《精神生活東方文化》，《前鋒》第3期，1924年2月1日。）。

　　思想界聯(lián)合戰(zhàn)線之議，顯示出共產(chǎn)黨人也有“我們”與“他們”的區(qū)分；
更說明當時思想界營壘的劃分，主要依據(jù)文化立場而非政治立場。關(guān)鍵在于，這并非陳獨秀個人的看法，1923年鄧中夏對思想界進行劃分，也明確分出“新興反動派”（即“東方文化派”），認為該派可分為三系，梁啟超、張君勱、張東蓀等為一系，梁漱溟為一系，章行嚴為一系。又將分了家的新文化運動者區(qū)分為“科學方法派”和“唯物史觀派”（分別以胡適、丁文江與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鄧評論說，“東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學的”，“科學方法派和唯物史觀派是真新的，科學的”，后兩派應該“結(jié)成聯(lián)合戰(zhàn)線”，“一致向前一派進攻、痛擊”。（注：鄧中夏：《中國現(xiàn)在的思想界》，《中國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當陳獨秀提出思想界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問題，鄧也馬上接過話題，認為“在現(xiàn)在中國這烏煙瘴氣的思想界中不特是必要，而且是應該”，相應也將胡適等納入“革命派”勢力范圍。比較“唯物史觀”與“實驗主義”，他也認為不同之中有約略相同的幾點，因此“我們應該結(jié)成聯(lián)合戰(zhàn)線，向反動的思想勢力分頭迎擊，一致進攻”。鄧這樣寫道：“再明顯些說，我們應該結(jié)成聯(lián)合戰(zhàn)線，向哲學中之梁啟超、張君勱（張東蓀、傅侗等包括在內(nèi)）、梁漱溟；
心理學中之劉廷芳（其實他只是一教徒，沒有被攻的資格）；
政治論中之研究系、政學系、無政府黨、聯(lián)省自治派；
文學中之‘梅光之迪’等，和一般無聊的新文學家，教育中之黃炎培、郭秉文等，社會學中之陶履恭、余天休等這一些反動的思想勢力分頭迎擊，一致進攻�！保ㄗⅲ亨囍邢模骸端枷虢绲穆�(lián)合戰(zhàn)線問題》，《中國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此外，蕭楚女也曾撰文指出，在革命的呼聲下，尚有幾派，還“沒有肯把人類和時代合起來去著想”。這里所說的，指的也是“無政府派”、“東方文化派”（含“精神文明派”、“農(nóng)村立國派”）和“國家主義派”。（注：蕭楚女（署名蕭初遇）：《國民黨與最近中國思想界》，《新建設(shè)》第2卷第2期，1924年8月。）

　　思想界“聯(lián)合戰(zhàn)線”呼聲的出現(xiàn)，不是偶然的。這顯示出可能結(jié)成“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雙方，對“五四”遺產(chǎn)的承繼。惲代英就曾特別提到“自從五四運動以來”的問題，指出這八個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時濫俗的格調(diào)”，然這總表明一般青年崇拜“五四”的心理。同時也并不回避，青年學生掀起“五四”壯烈的歷史，是“因為他們受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之諸先生思想的影響”（注：惲代英：《“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
又見《惲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496頁。）。這也表明，“后五四時期”思想界對“五四”記憶的延續(xù)是突出的一環(huán)，正因為此，在政治上已顯示種種歧見的雙方，在思想文化上還能聯(lián)合起來共同面對敵手。

　　這里可以略為梳理“后五四時期”思想界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一些具體表現(xiàn)，所謂“聯(lián)合戰(zhàn)線”，自然是未成之議，但雙方不乏相通之處。最基本的，延續(xù)“五四”啟蒙的訴求，雙方對諸如“東方文化”、“精神生活”之類，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覺。

　　1923年李大釗就撰文指出，思想界本來很盛的退落、循環(huán)的歷史觀，于今又有“反動復活的趨勢”；
章士釗、梁啟超輩，即有“退反于退落的或循環(huán)的歷史觀的傾向”。他表示自己本是崇今論者，故特揭出“時”的問題與賢者商榷，“冀其翻然思反，復歸于進步論者之林”（注：李大釗：《時》，《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陳獨秀更是指出，“人類文化是整個的，只有時間上進化遲速，沒有空間上地域異同”，明確反對把“東方文化”當做特別優(yōu)異的東西。原因在于，東方的農(nóng)業(yè)文化、家庭手工業(yè)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以及這些文化所產(chǎn)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禮俗，西方也曾經(jīng)歷過，并不是東方所特有的，“把這不進化的老古董當作特別優(yōu)異的文化保守起來，豈不是自閉于幽谷！”（注：陳獨秀：《精神生活東方文化》，《前鋒》第3期，1924年2月1日。）泰戈爾訪華，也引起陳的注意，他對于翻譯其著作就大不為然，認為，“象太戈爾那樣根本的反對物質(zhì)文明、科學與之昏亂思想，我們的老、莊書昏亂的程度比他還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來翻譯太戈爾？”（注：陳獨秀：《我們?yōu)槭裁礆g迎太戈爾？》，《中國青年》第2期，1923年10月27日。）不單是陳獨秀、李大釗等延續(xù)了以往的見解，瞿秋白這一時期的文字，也表明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對“革命話語”的闡述，在文化上繼續(xù)了“五四”的見解。瞿也相信，“東西文化的差異，其實不過是時間上的”——是“時間上的遲速，而非性質(zhì)上的差別”，“東方文化派”竭力維護的文化，“早已處于崩壞狀態(tài)之中”。他們大得其意的“科學破產(chǎn)”，哪里是什么“科學破產(chǎn)”，不過是“宗法社會及資產(chǎn)階級文明”破產(chǎn)罷了。（注：瞿秋白：《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顯而易見，這些看法所守護的都是“五四”時期所彰顯的“進步理念”。如對照胡適此一時期所發(fā)表的文字（尤其是針對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提出的批評），即可見雙方持論的一致性。胡也強調(diào)，各民族文化所表現(xiàn)的，“不過是環(huán)境與時間的關(guān)系”，如以歷史眼光觀察文化，“只看見各民族都在那‘生活的本來的路’上走，不過因環(huán)境有難易，問題有緩急，所以走的路有遲速的不同，到的時候有先后的不同”（注：胡適：《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讀書雜志》第8期，1923年4月1日。參見章清《“普遍歷史”與中國歷史之書寫》，收入楊念群等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用不著特別指明，胡適將東西文化歸于歷史步調(diào)的差異，認同的也是相同的理念。

　　上述種種，大概可以留給我們這樣的印象，所謂“思想界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在組織上未必有什么具體形式，但各自所表達的主張，似乎又隱約存在著這樣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最突出的是，雙方均將敵對的一方，納入相應的譜系中。這表明20年代上半期的中國思想界，識別思想派別的主要因素仍保持著鮮明的“文化色彩”，文化的理由，構(gòu)成思想界識別的重要基礎(chǔ)。這樣，對于思想界的“分化”問題，或可有進一步的認識。就《新青年》同人來說，“后五四時期”確有“分化”的跡象，各自有了新的發(fā)言臺，甚至在思想方面的分歧也隨之體現(xiàn)（注：對“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的總結(jié)，就顯示了重要征象。陳獨秀即表示，“只可惜一班攻擊張君勱梁啟超的人們，表面上好象是得了勝利，其實并未攻破敵人的大本營……就是主將丁文江大攻擊張君勱唯心的見解，其實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這是因為有一種可以攻破敵人大本營的武器，他們素來不相信，因此不肯用�！币婈惇毿恪丁纯茖W與人生觀〉序》，收入《科學與人生觀》上冊，亞東圖書館1923年版。瞿秋白也指出，“今年春夏間，《努力周報》丁文江胡適之先生等與張君勱先生辯論科學與人生觀。我看他們對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爭辯實在打不著痛處�！彪m還沒有將胡適等歸到“另一派”，但已走出了重要一步（詳后）。見瞿秋白《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但這并不影響雙方在思想上繼續(xù)保持基本的認同。

　　五、階級意識的提升與中國社會的重組

　　1922年周作人在《晨報》發(fā)表的《思想界的傾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流露出這樣的看法，現(xiàn)在思想界的情形，“是一個國粹主義勃興的局面；
他的必然的兩種傾向是復古與排外”（注：周作人（署名仲密）：《思想界的傾向》，1922年4月23日《晨報》。）。胡適卻以為，“這種悲觀的猜測，似乎錯了”，尤其是，“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在他看來，“現(xiàn)在那些‘參禪煉丹，或習技擊，或治乩卜’的人，難道真是‘思想界’中人嗎？他們捧著一張用畫片放在聚光點外的照片，真心認作呂祖的真容，甘心叩頭膜拜。這樣的笨伯也當?shù)闷稹�思想界’的雅號嗎？”（注：胡適：《讀仲密君〈思想界的傾向〉》，1922年4月27日《晨報》。）所謂“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倒是有意思的提法。之所以值得重視，原因就在于，指出“思想界”并非誰都當?shù)闷�，實際涉及劃分“思想界”的標準問題。稍后一篇文字，胡適也闡述了這個意思。他認為今日思想界，“根本的毛病還在思想的方法”，從極左到極右，都看不見“自己想過的思想”，也看不見“根據(jù)現(xiàn)實狀況的思想”。（注：胡適：《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2冊。）顯然，胡適主要是依據(jù)“思想的方法”，劃分思想界。這也提示我們注意，“思想界”于中國本有如何浮現(xiàn)，以及居于怎樣的社會位置的問題。據(jù)此，結(jié)合中國社會的重組審視思想界的走向，也有了相關(guān)基礎(chǔ)。

　　有必要聯(lián)系現(xiàn)代中國“亞文化圈”世界的形成，略作分析。因為這里所論及的“思想界”，正是“亞文化圈”形成的標志之一，并構(gòu)成集團力量形成的重要象征。（注：中國社會的劇烈震動，表現(xiàn)之一是作為傳統(tǒng)社會精英的“紳”的地位的沒落。由此，精英不再來自較為單一的社會階層，出現(xiàn)了表達社會身份的新方式。論者注意到，通常被翻譯成集團或團體的漢語新詞匯“界”，如“政界”、“商界”等，在清末民初的報刊和其他事務性報道中不斷出現(xiàn)，即顯示出中國社會涌現(xiàn)出這樣幾類參與公共事務和集會的“界”。這些社會群體的出現(xiàn)，表明了一個易于識別但外表相當松散的多中心的亞文化圈世界（界）的形成。參見蕭邦奇著，周武彪譯《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頁。）在稍前一篇文字中，筆者對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已有所分析，主要檢討了讀書人如何經(jīng)由“地緣”因素有了最初的聚集，隨之超越地緣的“業(yè)界”意識如何構(gòu)成聚集的基礎(chǔ)；
進一步的，階級意識的提升又如何影響到集團力量的形成。（注：章清：《省界、業(yè)界與階級：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及其難局》，《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在我看來，集團力量興起涉及的是社會動員方式的轉(zhuǎn)變，“省界”、“業(yè)界”、“階級”等亞文化圈世界的形成，正表明中國社會動員所依托的主要載體究竟是哪些環(huán)節(jié)。這對于探討20年代思想界的轉(zhuǎn)向，或不無裨益。

　　“思想界”形成的確切時間，尚有待分析。胡適對“思想界”的界定，所謂當?shù)闷鹋c當不起的問題，也不便作為“思想界”的定義。但“思想界”的形成，無疑與中國社會的轉(zhuǎn)型密切相關(guān)。張灝曾揭示了，在1895至1920年前后大約25年時間，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tǒng)過渡到現(xiàn)代的關(guān)鍵年代，主要變化有二：一是報刊雜志、新式學校及學會等制度性傳播媒介的大量涌現(xiàn)，一是新的社群媒體——知識階層的出現(xiàn)。（注：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zhuǎn)型時代》，《二十一世紀》總第52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9年出版。）這里所說的“制度性傳播媒介”與“新的社群媒體”，正構(gòu)成了“思想界”的要素，說到底，“思想界”的表征，無非是通過報章雜志、學校與學會等媒介組織起來的知識分子。

　　1922年丁文江在給胡適信中，曾提出“用人應該絕對破除留學國界、政治黨派、省界”（注：丁文江：《致胡適》（1922年4月8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195頁。）。這或令我們對當時思想界的形態(tài)，有進一步印象，因為這里欲“破除”的，恰反證出“留學國界”、“政治黨派”與“省界”構(gòu)成知識圈聚集的重要因素。而不可否認的是，在此過程中，共同的使命感漸漸成為溝通的基礎(chǔ)。傅斯年就介紹《新潮》乃“集合同好”之雜志，是“用這知識上的接觸做根本，造成這個團體”。而且，“最純粹，最精密，最能長久的感情，是在知識上建設(shè)的感情，比著宗族或戚屬的感情純粹得多。恩怨造成的感情是不可靠的，因為恩怨容易變化，容易摻雜；
獨有知識造成的感情，隨著知識進化�！保ㄗⅲ焊邓鼓辏骸缎鲁鄙缰�回顧與前瞻》，《新潮》第2卷第1號，1919年10月。）這也成為一種象征，顯示知識分子的聚集發(fā)生著由“地緣因素”向“思想認同”的轉(zhuǎn)變。傅所說“知識上的同一趨向”乃持久的感情，甚為要緊。因為討論思想界的“分化”，事實上皆圍繞此展開。只是“思想界”既依托社會之演進成形，則分化是緣自“思想認同”的減弱，還是因為中國社會產(chǎn)生了新的組織方式，不能不令人深思�；�于此，或也可獲得審視思想界分化新的視野。

　　在分析中國20世紀政治發(fā)展時，鄒讜曾提出20世紀初期面臨的全面危機是中國社會革命與全能主義（totalism）政治的共同淵源。（注：鄒讜：《中國20世紀政治與西方政治學》，《思想家：跨世紀的探險》，上海華東化工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2頁。）指出中國的社會革命一開始就蘊藏著全能主義政治的因素，算不上獨具匠心，史華慈也曾強調(diào)20世紀中國政治的發(fā)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普遍王權(quán)”崩潰后所引發(fā)的全盤性危機。（注：Benjamin I.Schwartz,\"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Past and Present\",in John King Fairbank（ed.）,The Chinese Ord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76—288.）重要的是，鄒讜不僅指出社會革命一開始就蘊藏著全能主義政治的因素，還闡明了其表現(xiàn)之一，是看到只有先建立強有力的政治機構(gòu)或政黨，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組織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個階層、每一個領(lǐng)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會國家和各領(lǐng)域中的組織與制度，從而克服全面危機。注意到集團力量涌現(xiàn)所具有的意義，這對于分析思想界的走向，是值得重視的視點，我們當關(guān)心，在“全能主義”政治的作用下，思想界的位置究竟如何。

　　“思想界”，或者說，組織起來的知識分子，其情形如何呢？從知識分子自身的檢討中，即不難了解其中的問題所在。顧頡剛就指出，“我們這輩人，理智太強，到處不肯茍同，這原不錯；
但這只能是在學問上用，不能在政治上用”（注：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2月2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426—427頁。）。梁實秋回憶《新月》時期知識分子的聚集也曾談到，他們這些人各有各的思想路數(shù)，各有各的研究范圍，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職業(yè)技能，彼此不需要標榜，更沒有互相的依賴；
也不曾組成一個嚴密的團體，只是在政治危機時刻暫時聚集在一起，通過辦刊物表達他們對時局的看法。（注：梁實秋：《憶新月》，《秋室雜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對此，胡適也是深有體會的。1928年4月高夢旦因為不堪商務印書館內(nèi)部的矛盾糾紛，終于繼張元濟之后脫離商務，他對胡適說：“我們只配擺小攤頭，不配開大公司�！边@也引起胡適好一陣感嘆，“此語真是說盡一切中國大組織的歷史”。故表示，“我們只配作‘小國寡民’的政治，而運會所趨卻使我們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國！我們只配開豆腐店，而時勢的需要卻使我們不能不組織大公司！——這便是今日中國種種使人失望的事實的一個解釋�！保ㄗⅲ汉�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6冊，1928年4月4日。）

　　這就是“思想界”的寫照，可以明確的是，依托報刊雜志、新式學校及學會等制度性傳播媒介組織起來的知識分子，并沒有嚴格的組織形式。（注：這方面詳細的討論，參見章清《近代中國對“公”與“公共”的表達》，收入《公共性與公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論叢》第1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這樣的“思想界”，如與重新組織起來的政治力量相比照，則不難見出彼此的差異。

　　1921年共產(chǎn)黨的成立與1924年國民黨的改組，稱得上影響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大事，其突出的意義即是列寧主義式政黨組織模式的引進，解決了思想日趨多元的社會如何保持一個團體的意識形態(tài)信仰。亨廷頓曾評價說，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沒有一位革命領(lǐng)導人系統(tǒng)論述過如何組織擴大參政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論，而“布爾什維克關(guān)于政黨的概念，為動員和制度化相關(guān)聯(lián)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清楚明確的答案”。亨氏解釋了列寧的政治發(fā)展理論對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現(xiàn)代化產(chǎn)生影響的原因，還特別強調(diào)，“這個也許是關(guān)于列寧模式的政治發(fā)展最明顯的例子”（注：〔美〕亨廷頓著，張岱云等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367頁。）。

　　用不著多加說明，這里的意味是，1920年代中國社會在重新進行組織，基本標志即是依托“階級”進行社會動員的“列寧主義政黨”的涌現(xiàn)。隨著中國社會按照新的方式進行組織，“思想界”實際有一個重新定位的問題。其中所發(fā)生的變化，最突出的即是，“思想界”盡管仍以思想文化上的主張爭持，但其中所籠罩的卻是“思想的立場”與“階級的意識”。國共兩黨的壯大，就說明了立足階級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既難以避免，也是卓有成效的。費正清充分肯定將無產(chǎn)階級創(chuàng)造性地轉(zhuǎn)換為“無財產(chǎn)階級”對于中國革命所具有的意義，可謂見道之論。（注：〔美〕費正清主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頁。）而與之相應的是，作為“思想界”表征的知識分子，也要被納入其中，在“革命話語”中按照“階級”進行定位。

　　陳獨秀言說的轉(zhuǎn)變，就顯示出“后五四時期”讀書人是如何被進行階級定位，并逐步“邊緣化”的。1923年12月陳發(fā)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還談到讀書人“好的方面”，因為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及“五四”以來的國民運動，“幾乎都是士的階級獨占之舞臺”，“現(xiàn)在及將來的國民運動，商人工人農(nóng)民固然漸變?yōu)楦锩�之主要動力，而知識階級（即士的階級）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階級間連鎖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輕視的地位”。所謂“各階級間連鎖的作用”，其實已是對知識階級“附屬”作用的定位，故也指明，“小資產(chǎn)階級的知識階級，他本沒有經(jīng)濟的基礎(chǔ)，其實不能構(gòu)成一個獨立的階級，因此他對于任何階級的政治觀念，都搖動不堅固，在任何階級的革命運動中，他都做過不少革命的功勞，也做過不少反革命的罪惡�！保ㄗⅲ宏惇毿悖骸吨袊鴩�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前鋒》第2期，1923年12月1日。）稍后，陳在《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一文中，就更加明確指出，“現(xiàn)代中國國民運動，起源遠在中日戰(zhàn)爭以后”。而“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四件事，“都是中國革命的無產(chǎn)階級開始表現(xiàn)他的社會的勢力以前，小資產(chǎn)階級之重要的國民運動，而也只有這四件事配說是國民運動”。其中所得教訓是，這四個國民運動，“都是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階級包含在內(nèi)）獨唱的舞臺，也就是屢次失敗之根本原因”（注：陳獨秀：《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可以說，隨著階級意識的提升，確定革命的基本勢力“必須是真正的生產(chǎn)者——農(nóng)人，工人”（注：惲代英：《中國革命的基本勢力》，《新建設(shè)》第1卷第5期，1924年5月。），相應的也將“智識階級”定位于革命不能依賴的對象。惲代英《評醒獅派》就明顯有這樣的用心，文章寫道：“自從《醒獅周報》出版以后，我又加了一種不贊成他們的理由：便是他們的‘士大夫救國論’。他們把士商階級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農(nóng)工平民的力量�！倍鴽]有民眾站在背后之士大夫，總不能擔任革命的責任，“二三十年來，康有為、梁啟超、章行嚴、黃炎培、胡適之輩，皆曾為一時士大夫救國者之領(lǐng)袖，然都一一墮落，成為過去之人物”（注：惲代英：《評醒獅派》，《中國青年》第76期，1925年4月25日。）。

　　從惲代英文章點到的這些名字中，也可以獲得這樣的信息，“胡適之輩”與前所論及的“敵手”劃歸在一起，理由則是階級——“士大夫救國者之領(lǐng)袖”。這也給出重要的信號，思想界的分化，緣自階級意識的提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中國社會重新組織起來，于“思想界”的意義也顯露無遺。筆者聯(lián)系中國社會的重組檢討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其用意也在此。因為中國進入以階級方式動員的社會后，讀書人所仰賴的那個“界”，其凝聚力，是遠不能與階級動員的方式相提并論的。因此，所謂思想界的“分裂”，實可看做中國社會重新組織的產(chǎn)物。事實上，正是這段時間，盡管“赤與反赤”的論辯已甚囂塵上，但“階級專制”還是更多引起胡適的警惕。在草擬給陳獨秀的信稿中，他就明確表示難以相容于“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甚至提出，“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注：胡適：《致陳獨秀》，《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0冊，第72—77頁。）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大致可以判定是在20年代晚期愈發(fā)突出的，實際與中國社會的重組同步。如將問題延伸到代表“左翼”思想的“創(chuàng)造社”的崛起，則對《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時期”思想分化的樞機，當有進一步了解。因為這個“思想界”，較之“五四”時期，已有宵壤之別。

　　創(chuàng)造社作為一個文學團體，從一開始，就把矛頭指向“五四”一代：“自新文化運動發(fā)生之后，我國新文藝由一、二偶像所壟斷，以致文藝之新興氣運，澌滅將盡，創(chuàng)造同仁奮然興起打破社會因襲，主張學術(shù)獨立，愿與天下無名之作家，共興起而造成中國未來之國民文學�！保ㄗⅲ阂姟都兾膶W季刊〈創(chuàng)造〉出版預告》，1921年9月29、30日《時事新報》，收入饒鴻競編《創(chuàng)造社資料》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頁。）郭沫若后來將創(chuàng)造社的“異軍突起”，做了詳盡說明：這個團體初期的主要分子，不曾直接參加《新青年》時代的文學革命；
和那一代的啟蒙家也沒有師生或朋友關(guān)系。但這一團體的出現(xiàn)，意味著文學革命進入到第二個階段：前一期“主要在向舊文學的進攻”；
這一期“主要在新文學的建設(shè)”。結(jié)果，“他們第一步和胡適之對立，和文學研究會對立，和周作人等語絲派對立，在旁系上復和梁任公、張東蓀、章行嚴也發(fā)生糾葛，他們弄到在社會上成了一支孤軍。”（注：郭沫若（署名麥克昂）：《文學革命之回顧》，《文藝講座》第1冊，1930年4月10日。）

　　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算得上點題之作。文章寫道：新文化運動的第一項工作為舊思想的否定，第二項工作為新思想的介紹，但這兩方面都不曾收得應有的效果，“胡適之流才叫喊了幾聲就好象力竭聲嘶般逃回了老巢”，“新文化運動不上三五年就好象壽終正寢”。（注：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創(chuàng)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馮乃超也質(zhì)疑文學革命這個所謂“文化上的新運動”究竟獲得了什么。在他眼里，《紅樓夢》的考證，《儒林外史》的標點，都能風靡天下，“這又有什么意義？”“考古！疑古!!動地般敲著退軍的鼙鼓，博士的責任就此告終了，博士的歷史的使命就此完結(jié)了，不太倉皇了么？”提到魯迅，用了“這位老生”的字眼，認為魯迅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注：馮乃超：《藝術(shù)與社會生活》，《文化批判》第1號，1928年1月15日。）。

　　創(chuàng)造社的崛起，展現(xiàn)了思想界分化新的緣由。馮乃超后來對此有坦率檢討，指明參與其中者，主要受當時日本流行的左傾“福本主義”的影響，這種“天馬行空”式的理論，明確主張文藝運動要與政治斗爭結(jié)合起來。（注：馮乃超：《革命文學·魯迅·左翼作家聯(lián)盟》，《新文學史料》1986年第3期。）受到這樣理論影響的青年回到中國，并祭起革命文學的旗幟，也意味著文學本身，都讓位于政治的考慮。首先，過去的作家，都必須轉(zhuǎn)變方向；
過去的文學活動，也必須進行全部的清算和批判，否則，按照成仿吾的說法，“文藝的方向轉(zhuǎn)換是不能實現(xiàn)的”（注：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創(chuàng)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1日。）。于是，所謂“思想”的爭鳴，主要不是通過文學和學術(shù)來表達；
“思想界”的分化，也并不取決于“思想”的標準，實際取決于政治的立場。郭沫若還是就胡適的資格發(fā)問，“談‘國故’的夫子們喲！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們輕談�！保ㄗⅲ簠⒁姽�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上海聯(lián)合書店1930年版。）而到成仿吾那里，則是擲地有聲的，“打發(fā)他們?nèi)ィ　本唧w地說，那就是“在意識形態(tài)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爾喬亞的根性與它們的代言者清查出來，給他們一個正確的評價，替他們打包，打發(fā)他們?nèi)��！保ㄗⅲ撼煞挛幔骸洞虬l(fā)他們?nèi)�！》，《文化批判》�?號，1928年2月15日。）

　　約至1930年代前后，思想界的“分化”也呈現(xiàn)出新的形態(tài)，雙方都著眼于彼此的不同。最突出的是圍繞“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zhàn)，前后的評價就頗有不同。1928年彭康就坦陳要對這場論戰(zhàn)“算個總賬，一筆勾銷”，他認為從“玄學鬼”張君勱，“科學神”丁文江，一直到“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吳稚暉，都只是蛇蝎一簍，“沒有區(qū)別”，“都是我們理論上的敵人，所以非徹底地決算一下不可”。（注：彭康：《科學與人生觀——近幾年來中國思想界底總結(jié)算》，《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彭還努力區(qū)分“我們的文化運動與胡適等的文化運動”，具體地說，“胡適的文化立場是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的立場，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他只是‘懷疑的態(tài)度和批評的精神’，我們是階級的意識和斗爭的精神�！彼�以，“在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上，我們又不能不說胡適自己是反動的”（注：彭康：《新文化運動與人權(quán)運動》，《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有意思的是，王明在批評“李立三路線”時，也特別提到，“資產(chǎn)階級的大中層及一切資產(chǎn)階級改良的派別（汪精衛(wèi)改組派、胡適之民權(quán)派、陳獨秀托洛茨基取消派等），都各是反動營壘的一翼”（注：王明（陳紹禹）：《中國革命底根本問題》，《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奮斗》，1931年版；
見蔡尚思主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9—515頁。）。這里的意味是，盡管對胡適等人的命名，各不相同，但已將這一派作為“反動”的一翼。

　　一方既然表示要“打發(fā)他們?nèi)ァ�，那么另一方的反應也是可想而知的，思想界的爭斗愈趨激烈，與此不無關(guān)系。被目為落伍者的魯迅、胡適等人，就卷入種種是非之中。以胡適來說，1925年的武漢之行，就讓他“挨了不少罵”。他稱這些文字為“妙論”，從中我們也可領(lǐng)略新的意識形態(tài)化的批評在中國的呈現(xiàn)。（注：胡適在日記中提到，“湖北一班共產(chǎn)派的學生出的《武漢評論》出了一個‘歡迎’專號，其實全是謾罵�！币姟逗�適的日記》（手稿本）第5冊，1925年2月1日。）值得重視的是，也就是那段時間，胡適發(fā)表的文字，也在進行著“派別”的劃分。

　　1929年發(fā)表的《我們走那條路？》，胡適列舉了思考中國未來前途具有代表性的三種設(shè)計，包括國共兩黨及國家主義的主張，以此表明他們另有主張。在所要解決的問題中，他明確說，資本主義不在內(nèi)，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
資產(chǎn)階級也不在內(nèi)，因為我們至多只有幾個小富人；
封建勢力也不在內(nèi)，因為封建勢力早已在兩千年前崩壞了；
帝國主義也不在內(nèi)，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如此一來，既否認了國共兩黨所確立的目標，又闡述了他們對此的思考。（注：胡適：《我們走那條路？》，《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12月10日。）稍后胡適所寫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就著重強調(diào)他與陳獨秀等的分歧，“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這兩種方法能合作一條聯(lián)合戰(zhàn)線，這個希望是錯誤的。辯證法出于海格爾的哲學，是生物進化論成立以前的玄學方法。實驗主義是生物進化論出世以后的科學方法。這兩種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為中間隔了一層達爾文主義�！保ㄗⅲ汉�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收入《胡適文選》，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版。）顯然，重要的不是胡適所區(qū)分的不同點（這仍然不免“后見之明”的痕跡），而是這里給出明顯的信息，大約在30年代前后，雙方都立足于不同來看待對方，分歧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勢。稍后胡適談到這段歷史，就指出，1926、1927年的國民運動至少有兩點是和新文化運動不同的：一是蘇俄輸入的黨紀律，一是那幾年的極端民族主義。這些都含有絕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這種態(tài)度是和我們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義很相反的”。（注：胡適：《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獨立評論》第150號，1935年5月12日。）似乎是為“后五四時期”《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做了論定。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顯然是過于宏大的問題，即便限定于對《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時期”思想分化的追蹤，也難將所涉及的問題有較為充分的“呈現(xiàn)”。畢竟，現(xiàn)代中國是一個社會變動急遽加劇的年代；
知識分子的社會流動（包括身份的轉(zhuǎn)變），較之以往，也不可同日而語。故此，所謂結(jié)合中國社會的重組以審視思想界的“分裂”，能顧及的只是很有限的思想資源。只能期望略陳己見，以增進對這個“年代”的了解。

　　總結(jié)起來，面對思想界“分裂”這樣一個易于攙雜種種恩怨的話題，在我看來，或者須對糾纏于其中的“后見之明”有相應的警覺�；�于此，則對“后五四時期”（主要是1920年代）中國的思想及社會的走向，也能有新的視野。這里的意味是，審視思想界的走向，確繞不開《新青年》“分裂”這一起點，因為“五四”前后所發(fā)生的一系列“分裂”，往往在《新青年》群體中率先得以體現(xiàn)；
思想界的“重組”，也與這個群體的分化息息相關(guān)。只是，此時的“分裂”主要由陳獨秀的“出走”表現(xiàn)出來�！缎虑嗄辍啡后w分化后，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發(fā)言臺，而且均關(guān)注于現(xiàn)實政治。這也提供了重要資源，可以把握“雙方”在政治上的“歧見”究竟有什么具體的表現(xiàn)�？吹贸�，依托新的發(fā)言臺的《新青年》同人，都在各自表述改革中國政治的意見，只是具體的主張并非完全不能相容�；蛟S用“一個目標，兩條道路”歸納雙方的“歧見”，更為確當。正因為此，“后五四時期”的思想界相應也有明確的“我們”與“他們”的區(qū)分�！八枷虢绲穆�(lián)合戰(zhàn)線”或還停留在呼吁環(huán)節(jié)，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在思想上的協(xié)同動作。最突出的是，雙方均將敵對的一方納入相應的譜系。這多少表明，20年代上半期的思想界，識別思想派別的主要因素仍保持著鮮明的“文化色彩”。然而，隨著中國社會進行重新組織，特別是依托“階級”進行社會動員的“列寧主義政黨”涌現(xiàn)，于“思想界”的影響卻甚為明顯。思想界的“分裂”在20年代晚期愈發(fā)突出，實際與中國社會的重組同步，這也多少說明所謂思想界的“分裂”，實是中國社會重新組織的產(chǎn)物�！缎虑嗄辍吠�人“后五四時期”思想分化的樞機，于此也有充分體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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