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jié)剛過，中國科學院就發(fā)布了《關于科學理念的宣言》和《關于加強科研行為規(guī)范建設的意見》，這在該院歷史上恐怕是從來沒有過的。發(fā)布這兩個文件，一是因為科技界“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科學精神淡漠、行為失范和社會責任感缺失等令人遺憾的現(xiàn)象”，二是為了“引導廣大科技人員樹立正確的科學價值觀，弘揚科學精神，恪守科學倫理和道德準則，履行社會責任”。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我雖然在自然科學專業(yè)領域不敢多嘴，但是在涉及科學精神、科學倫理和社會責任的問題上，還是有話要說。

　　誠如《宣言》所說：“科學是人類的共同財富，科學服務于人類福祉�？茖W共同體把追求真理、造福人類作為共同的價值追求，致力于促進人的自由發(fā)展和人與自然的和諧，體現(xiàn)了科學的人文關懷和社會關懷。這不僅為科學贏得了社會聲譽，而且也促進了科學自身的進步。”正因為如此，科學家才把追求真理看成是至高無上的事業(yè)；
他們被尊重，不僅是因為有高深的知識，更因為他們有“權勢面前不低頭、利益面前不動心”的高尚人格和為真理獻身的科學精神。

　　但是，為什么當代中國科學家在“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科學精神淡漠、行為失范和社會責任感缺失等令人遺憾的現(xiàn)象”呢？

　　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一些與中國科學院有關的人和事。

　　鄒承魯、甘子釗反對學術腐敗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學術腐敗就開始在科技界泛濫，為此鄒承魯院士從1981年開始就致力于反對學術腐敗。一開始，他只是正面呼吁科學家要注重“精神文明”。隨著問題日益嚴重，他把學術腐敗概括為“七宗罪”，其中包括偽造學歷和工作經驗、剽竊他人研究成果、篡改原始實驗數(shù)據(jù)、在自己并無貢獻的論文上署名、為商業(yè)廣告做不符合實際的宣傳等等。前幾年，他因為自己所在的學術團體為珍奧核酸作虛假廣告，曾仗義執(zhí)言挺身而出。但結果是這個產品不僅賣得火熱，而且還在今年中央電視臺的3·15晚會上大做廣告。難怪鄒院士會沉痛地說：“科學家的道德終究敵不過商業(yè)廣告宣傳呀！”鄒承魯早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留學歸來后與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四光的女兒結婚，曾長期與岳父住在一起。他的這些做法，肯定會得到李四光的支持。

　　與鄒承魯院士相比，國家超導委員會首席專家甘子釗院士有感于“科技造假，比豆腐渣工程還要容易”，曾經在參加全國政協(xié)會議時嚴肅指出：“科技戰(zhàn)線腐敗的危害，不僅僅會給國家?guī)�來資金上的嚴重損失，更加嚴重的是它將會敗壞科學技術領域的傳統(tǒng)和作風，腐蝕了這支隊伍，其后果將不是幾個項目，幾項任務，幾億金錢，而是一代人的素質和形象，是我國科學技術事業(yè)能不能正常發(fā)展的重大問題�！贝送�，還有人把當今的學術腐敗歸納為十種表現(xiàn)：一是粗制濫造，拼湊抄襲；
二是造假浮夸，虛假引進；
三是“跑部錢進”，錢權交易；
四是近親繁殖，學術亂倫；
五是師生沆瀣，互相利用；
六是內定獎項，關系評審；
七是買賣論文，互搭便車；
八是熱中社交，注重創(chuàng)收；
九是學霸橫行，排斥異己；
十是派系惡斗，互相傾軋。

　　由此可見，如今中國科學界的問題絕不僅僅是“行為不端”，而是學術腐敗已經發(fā)展到觸目驚心的地步。

　　竺可楨論科學精神

　　學術腐敗的泛濫，從主觀上看，與科學家缺乏科學精神有關。盡管《宣言》對科學精神做了長篇論述，但是竺可楨卻把它概括為“只問是非，不計利害”。我以為這八個字非常精辟地道出了科學精神的真諦。

　　竺可楨早年留學美國，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擔任過中國科學社社長、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協(xié)副主席，是我國氣象學和地理學的奠基人。上述八個字是竺可楨在1935年8月談到的。當時他應廣西南寧學術界的邀請發(fā)表演講，演講的題目是“利害與是非”。演講中，他不僅對科學精神作了概括，還提出要想把科學移植到中國來需要什么條件。

　　通讀這個演講，我以為當時竺可楨指出的問題和錯誤，在70年后的今天非但沒有真正解決，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更加嚴重，為此需要抄錄其中一段：

　　三年前，國聯(lián)派了幾位教育專家到中國來考察，考察的結果，他們出了一本報告書。在這本報告書里面，有幾句話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說：“中國普通一般人以為歐美社會的文明統(tǒng)是科學造成的，所以中國只要有了科學，就可以一躋而達于歐美的文明了，但實際只有歐美的社會才能造成今日的科學�！边@幾句話，我覺得很重要。在四十年前，曾國藩、李鴻章輩講求新法，要造船制炮，以為這就可以與西洋文明抗爭，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見解是很錯誤的。近三十年來，一般人提倡科學救國，以為有物質科學，就有百廢俱興，可以救國了，其實這亦正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樣的錯誤。因為科學是等于一朵花，這朵[花]從歐美移來種植必先具備有相當?shù)臈l件，譬如溫度、土壤等等都要合于這種花的氣質才能夠生長，故要以西洋科學移來中國，就要先問中國是否有培養(yǎng)這種移來的科學的空氣。培養(yǎng)科學的空氣是什么？就是“科學精神”�？茖W精神是什么？科學精神就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這就是說只求真理，不管個人的利害，有了這種科學精神，然后才能有科學的存在。

　　竺可楨的這段話提醒我們，科學界“不端行為”之所以那么嚴重，學術腐敗之所以觸目驚心，至少是因為科學家唯利是圖，見利忘義，喪失了“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所致。

　　張稼夫談科學體制

　　如果把科學精神比作空氣的話，那么學術環(huán)境和學術體制就應該是培養(yǎng)科學之花的溫度和土壤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讓我們的科學家喪失了“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呢？換句話說，除了科學家的主觀原因之外，學術腐敗泛濫的客觀原因是什么呢？

　　要弄清這個問題，還是要從頭說起。在研究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過程中，我看到自從五四運動把科學、民主引進中國之后，中國學術界是一個群星燦爛、大師輩出的領域。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內的中國科學家們雖然經歷了一系列巨大的社會動蕩，但一直肩負著歷史的重托，從而贏得世人的尊敬。

　　1949年以后，中國的科學家基本上納入了政府部門或事業(yè)單位。中國的科研機構是國家機器中的一部分，它不僅門檻甚高，非專業(yè)身份很難進去，而且還以管理的名義，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經費支持、工作條件、工資待遇、人事關系以及思維方式和人格取向等各個方面對科學家實行全面干預和控制。

　　據(jù)曾經擔任過中科院副院長的張稼夫回憶，這種體制是從前蘇聯(lián)全面照搬過來的。1952年底，張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院長兼黨組書記后，馬上率領一個龐大的代表團訪問蘇聯(lián)，其中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學習蘇聯(lián)如何組織和領導科學研究工作”的經驗。張本來是一個職業(yè)革命家，是黨內領導干部，但是為了取經，給他報了個歷史學家的頭銜。在訪問中張稼夫了解到，“蘇聯(lián)科學院有八個學部，分得很細。學部是學術行政領導機構，科學家是通過學部進行活動。聯(lián)共黨對科學的領導是通過科學院學術秘書處進行的。學術秘書處由十幾個科學家組成，都是黨員，在學術上至少是博士以上的專家。學術秘書處把聯(lián)共黨的方針、政策貫徹下去，同時把下面的情況反映上來”。

　　張稼夫還說，“在座談中，蘇聯(lián)的一些科學家對我們提了一些意見，認為我們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簡單粗暴”。但是從后來的事實看，中國的有關部門不但沒有接受這些意見，反而在“反右”和“文革”中出現(xiàn)了迫害知識分子的悲劇。從蘇聯(lián)回國后，張稼夫“根據(jù)中央指示，便著手科學院的整頓工作。從黨內系統(tǒng)來說，科學院屬于***直接領導。具體和我們聯(lián)系的是***科學處�？茖W院的一切重大的決策，都事先通過***向中央請求匯報；
黨中央對科學院工作的指示精神，也通過***傳達給我們，再通過院黨組在全院貫徹執(zhí)行”。

　　科學是要講自由的，是真理至上的。當年中國科學院經過“整頓”后納入***管理體制，讓它服從于組織的權威、宣傳的需要，所謂真理至上的學術尊嚴和自由探討的學術氣氛就會蕩然無存。這種體制性“土壤”，是中國科學院成立后在一段時期中在國際上鮮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科學家雖然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但是卻因為經濟大潮的沖擊和官本位等痼疾，使一些人不僅無法守護“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反而由平庸淪落為庸俗。如今，官學結合的體制性“土壤”和“一切向錢看”的風氣仍在升溫，使嬌嫩的科學之花面臨嚴峻的考驗，這也是學術腐敗泛濫的主要原因。

　　兩個文件有多大約束力

　　分析了科學之花在中國為什么會水土不服之后，我們再看看《宣言》和《意見》究竟有多大約束力。從內容上看，《宣言》分為科學的價值、科學的精神、科學的道德準則、科學的社會責任等四大部分。它的目的是要“引導”科學家們樹立正確的科學理念，并讓他們加強自律，抵制學術腐敗。這些內容對于普通人而言，也許有助于提高他們的認識水平；
但是對于國家自然科學最高研究機構的科學家們來說，卻近乎多余。過去人們教育小孩子不要說謊，除了正面說教外，還是要給他講一講《狼來了》的故事�，F(xiàn)在科學家不是不懂得所謂科學的價值、科學的精神、科學的道德準則和科學的社會責任，而是科學界非但缺乏懲罰學術腐敗的有效機制，反而暗藏著助長學術腐敗的潛規(guī)則。這就使那些背離科學精神、違背科學道德的行為在科學界不僅得不到應有的懲罰，反而會有利可圖，大行其道。在這種情況下，要想讓科學家們加強自律來維護科學的尊嚴，總讓人覺得不是治本之策。

　　如果說《宣言》的用意在于加強“自律”的話，那么《意見》的目的就是“他律”了。這個文件的關鍵是第四部分“防治科學不端行為”，其中既有對不端行為的“認定”，還有對不端行為的“處理”。在如何“認定”科學不端行為方面，《意見》提出七條具體標準，但是對于不端行為的“處理”卻沒有什么實質性內容。這讓人想起韓國科學家黃禹錫偽造科學數(shù)據(jù)后，韓國檢察機關決定以欺詐罪、挪用公款罪以及違反《生命倫理法》的罪名起訴他的事。與此同時，首爾大學校長還就此事公開發(fā)表聲明說：“我校黃禹錫科研組的成員犯了科研人員不該犯的錯誤，給國內乃至國際科學共同體留下了"污點’。對此，作為校長，我真誠地向國民道歉�！边@位校長還說：“論文作假是把探究真理當作基本使命的大學無法容忍的學問犯罪行為。將要求懲戒委員會嚴懲相關責任人�！毕啾戎�下，我們的科學界論文作假、濫用科研經費等欺詐行為屢見不鮮，但是從來沒有人為此負責，更沒有人因此而道歉。眾所周知，自律屬于道德范疇，當自律缺位或失控的時候，由法律和法規(guī)體現(xiàn)的“他律”就必須及時跟進，否則不良行為和違法犯罪活動就會肆無忌憚地泛濫成災，整個秩序就會更加混亂。在這方面，《意見》在消除學術腐敗方面是否具備應有的約束力，仍需要我們在實踐中繼續(xù)思考。

相關熱詞搜索：水土不服 中國 花在 科學 智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