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校園右派”，即大學生和青年教師中的“右派”，是一個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成長起來的一個特殊的群體，我們的優(yōu)點與缺點，我們的功績與過失，我們的崛起與淪歿，都刻有這個時代的印記。今天，“反右運動”過去了整整五十年，這個群體中的許多人已經(jīng)去世，活著的人也進入了耄耋之年，作為這個群體中的一員，我試圖從一個特殊的角度，為這個群體作一個蓋棺之前的論定。

　　在“反右運動”中，我們被說成是“野心家”，還說我們“對黨有刻骨仇恨”。當年我正在北大，是運動的對象。我不知道那時北大校園里有沒有年方弱冠的“野心家”，倒是真有“對黨有刻骨仇恨”的人�？蓳�(jù)我所知，除了極個別的例外，這些真正仇恨黨的人并沒有成為右派分子，因為他們在整風運動中“明智”地一言不發(fā)，或者說一些言不由衷的套話。反之，我們被劃成右派，被整得死去活來的青年對黨并沒有仇恨，只有忠誠與熱愛。當年對黨的忠誠與熱愛未必是我們這個群體歷史上的閃光點，卻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校園右派”，本來就是一群一貫追求革命，追求進步的人。

　　因為我們一貫追求革命，追求進步，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我們向黨奉上了一顆赤子之心，我們當年所提的意見和要求的正確性和預見性，已經(jīng)為歷史所證實。

　　然而，也正因為我們一貫追求革命，追求進步，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之前，我們曾經(jīng)犯過一些錯誤。今天，我們不想回避這一問題，相反，對于我們祖國所經(jīng)歷的無盡劫難，我們將勇敢地承擔自己本該承擔的一份責任，但也理直氣壯地拒絕把不該我們負責的罪過硬扣在我們的頭上。

　　在“校園右派”中，大多數(shù)人在上大學之前只是在校的中學生。誠然，他們中的許多人“曾為"鎮(zhèn)壓反革命’搖旗吶喊；
曾為"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成就’歡呼雀躍�！边@種“條件反射”式的反應一向被認為是“樸素的階級感情”的表現(xiàn)！被認為是對階級敵人的蠱惑“一塵不染”！正是“反右運動”讓這些“一塵不染”的孩子們領(lǐng)會了他們的“樸素的階級感情”的真正含義：每當這樣一個孩子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時，周圍的同學立刻為“反右運動進一步深入”而搖旗吶喊，為“又揪出一個”而歡呼雀躍。只有在這個時候，這個孩子才意識到自己過去多么幼稚無知，多么麻木不仁。盡管如此，過去的他也僅僅是幼稚無知、麻木不仁而已，既沒有為滅絕人性的“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充當過打手，也不曾為災難性的“社會主義改造”推波助瀾。如果譴責他是“對專制合法性認同的奴才”，那就太不知分寸了。

　　在“校園右派”中，絕大多數(shù)人曾經(jīng)在“抗美援朝”運動中爭先恐后地為“保家衛(wèi)國”而報名參軍，其中的佼佼者曾經(jīng)“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他們沒有在戰(zhàn)場上倒在“聯(lián)合國軍”的槍口下，卻在回國后中了“陽謀”的子彈，從“最可愛的人”一夜之間變成“不可接觸的賤民”，甚至有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還帶著“右派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們已經(jīng)知道，朝鮮戰(zhàn)爭是金日成的士兵開的第一槍，把這場戰(zhàn)爭理解為“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是說不過去的。從根本上說，朝鮮戰(zhàn)爭是一場“兩大陣營”爭霸的戰(zhàn)爭，對雙方來說都不能說是正義的。不幸的是，我們中國人卻為這場戰(zhàn)爭付出了駭人聽聞的代價。對于過來人，當年的朝鮮戰(zhàn)爭實在是自己心路歷程上的一道傷心嶺！盡管如此，我們并不認為當年的志愿軍戰(zhàn)士們本人有什么過失。如果有人譴責當年他們拋頭顱灑熱血的行為是“助紂為虐”，反過來頌揚當年拒絕參軍、或參軍以后當逃兵的行為“有先見之明”，那就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了。

　　在“校園右派”中，有些人在上大學之前曾經(jīng)積極參加當年的各種運動，例如林昭就曾經(jīng)參加過土改運動。誠然，當年的土改運動在完成農(nóng)村民主改革、消滅封建剝削的名義下，有太多的負面效應：土改運動用暴力“消滅地主”使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還使大批地主的兒女失學幾乎造成中學生的“斷代”；
土改運動“打擊富農(nóng)”破壞了農(nóng)村主要的生產(chǎn)力，至今還未能恢復；
更糟糕的是，從深遠的社會效果來看，土改運動沒有為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創(chuàng)造條件，卻為“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浩劫奠定基礎。

　　當年，林昭投身土改運動日以繼夜地工作，并為之獻出了自己的青春與健康。她那時還那么年輕，看不到土改運動的全貌，更不可能知道其深遠的后果。但她恰好是因為在土改運動中看到了一些新社會的陰暗面，覺察到“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從而孕育了后來的驚天地泣鬼神的“普羅米修斯精神”。因此，我們決不認為參加土改是林昭短促而光輝的生命中的一個污點。如果有人因此而譴責林昭是“自上賊船，為虎作倀”，那只能是別有用心。

　　在1957年整風運動之前，正如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中的卡拉說的：
“我們太年輕了……！”我們“校園右派”在這一時期所犯的各種錯誤都是由于年輕人的輕信。馬克思曾經(jīng)說“輕信”是最能原諒的缺點，可對于我們，這一缺點卻給我們帶來一個接一個的災難。

　　生活太復雜了，動機與效果的關(guān)系更是顛三倒四，追究我們“校園右派”在這一時期的行為的歷史責任將是一個歷史學與倫理學的難題。但相對說來，通過我們在這一時期的行為來透視我們的道德品質(zhì)卻容易得多。人們的行為的社會效果會隨著階級斗爭的形勢的改變而改變；
但人們的行為所表現(xiàn)的個人秉性方面的特征：是正派還是邪惡，是堅強還是懦弱，是與人為善還是“與人斗爭，其樂無窮”，是為理想獻身還是損人利己……卻不會隨著他們的行為的社會效果的改變而改變。我們并不否認階級斗爭在人類歷史中的重要作用，但我們始終相信，在階級斗爭的腥風血雨的上面，還有永恒的人性的晴空。

　　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我們是“在紅旗下長大的”。盡管“紅旗下”的“江山”灰暗而又血腥，但我們的前輩當年在“打江山”的過程中，卻接受過人類先進思想的指導，有過自我犧牲的英雄行為。在共和國初建的那些日子里，我們幸運地得以在他們的先進思想和英雄行為的余溫下成長，生活在一種進取、獨立思考而又互助互愛的精神環(huán)境之中。想起那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我們至今還感到甜絲絲的。誠然，這種精神環(huán)境使我們長期帶著玫瑰色的眼鏡看待新中國的現(xiàn)實，但它也造就了我們“五十年代”的一代人的特殊素質(zhì)。

　　與后來的“學習雷鋒”的積極分子迥然不同，我們“五十年代”的一代人的行為方式立足于理想主義而不是立足于愚昧，我們相信“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不需要某一“人民的大救星”每日每時的教導以及無所不在的庇護。我們的理想社會是“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自由發(fā)展的條件”的聯(lián)合體，而不是由一些“小螺絲釘”和其他組件鉸接成的一架機器。我們能夠分辨“牛虻”、保爾·柯察金式的忘我精神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亡命護羊”以及歐陽海的“舍身救馬”的“忘我精神”之間的區(qū)別。我們的座右銘是“獻身于人類最壯麗的事業(yè)”，而不是“生命誠可貴，馬羊價更高”！？

　　“五十年代”的一代人的這種特殊素質(zhì)在我們“校園右派”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現(xiàn)：當年，我們因“響應黨的號召”而中了“陽謀”的詭計，雖經(jīng)九死一生卻仍然歷劫不悔。今天，我們在各種工作崗位上任勞任怨，從不計較報酬；
我們在任何條件下都忠于職守，決不偷奸取巧；
我們珍愛自己，在最嚴酷的環(huán)境下也保持人的尊嚴；
我們相互信任，至今還像兄弟姐妹般相互關(guān)懷愛護，與周圍其他的人也和睦相處。即使當年在“高墻”之內(nèi)，我們的勞動還是那么出色，我們的“難友”之間的友情還是那么純真，甚至使得一同“改造”的“小流氓”們都深為感動。

　　我并不認為，“校園右派”一個個都是無私無畏的典范，但作為一個群體，我們卻是一個非凡的時代留下的非凡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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