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調查人：曹子堅、魏巍、賈云鵬

　　當1958年的政治瘋狂來臨時，農民用裝窮的辦法對抗這種瘋狂已經完全沒有效力了

　　興辦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義狂熱舉動中的一項。

　　當今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對這件事情很有興趣。我和旅美經濟學家文貫中先生曾談起這件事情。他經過一番仔細的研究，認為我國1960年前后發(fā)生的大饑荒與公共食堂有密切關系。其他學者也有一些別的看法。我也聽到過少許年輕學子的看法，認為1958年的制度劇變是我們過去一系列光輝業(yè)績的一部分。

　　公共食堂興辦過程其實有兩個階段，先是不讓所有人民公社社員家里做飯吃，而在公共食堂放開肚皮吃；
后來因為糧食發(fā)生了問題，就限量供飯。不同地方的糧食狀況不一樣，這兩個階段的時間界限也不同。究竟公共食堂的興辦是一個什么樣的過程，我也想搞清楚。今年8月，我和蘭州大學的幾位師生到華北一個村莊做了一段時間的調查，訪問了一些年長的村民，也在縣檔案館查閱了一些歷史檔案。

　　辦食堂前已經沒有多少糧食了

　　這是一個典型的華北村莊，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村莊的東邊就是古衛(wèi)運河的河道，一些老人還記得當年河水充盈，現在已經完全干涸了。但這條河流上的漕運孕育了這里的糧食貿易傳統(tǒng)，使這塊土地能養(yǎng)活更多的人口。這里歷史上糧食產量很低。有老農說，現在一戶農家的糧食產量抵得上那時半個村莊的糧食產量。1958年，政治形勢早已穩(wěn)定，但當時的農業(yè)科技還沒有明顯進步。從官方資料看，當時小麥平均畝產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紅薯平均1600斤。

　　糧食緊缺，農民想了一個辦法，用麥子換高粱。兌換的比例令我驚奇，一斗高粱能換一斗二升麥子！為什么這樣不合理？老農解釋說，因為高粱難吃，人吃得少，就能節(jié)省糧食！一位已經七十多歲的地主的后代告訴我，他的爺爺在家里吃飯最受優(yōu)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幾次白面饅頭。粗糧是他們的主食。地主家尚且如此，其他農戶家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改革開放前，日子最好過的是1953年—1955年，農民這樣回憶說。生活改善的主要原因是隨著戰(zhàn)爭的結束，橫行鄉(xiāng)里的土匪流寇被消滅，社會安定了，農民得以安心生產。土改前，這個村莊幾乎所有的“貧農”都有土地，少則五六畝，多則十幾畝；
兩戶地主家的土地多一些，但他們人口也多。面對土匪流寇，地主的命運比少地的農民好不了多少，他們也不愿意多置地產。總體看，這里沒有明顯的土地占有上的兩極分化。中國舊時代的匪患對農民的影響，常常甚于階級分化的影響，這與后來教科書告訴我們的情形很不相同。

　　隨著合作化運動開始，農民的生活水平開始降低。土地瘠薄，沒有勞動者的精耕細作，糧食產量必然下降。農民說，玉米從播種到收獲，要鋤8遍草，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監(jiān)督這樣的勞動是非常困難的。從1957年開始，政府就號召提高農產品產量，干部組織生產隊大量種植地瓜（紅薯），糧食種得少了。沒有可靠資料表明1957年全縣究竟種了多少地瓜，但1958年的情況比較清楚。這年全縣種棉花24萬畝，種糧食作物50萬畝，其中地瓜竟達38萬畝（春地瓜10萬畝，秋地瓜28萬畝）！這種農作物播種的指令性計劃嚴重背離了當地的農業(yè)傳統(tǒng) （歷史上這里種紅薯的土地面積只占總面積的2%左右）。從農民的回憶以及全縣的一般情況推斷，這個村大部分土地也種了紅薯。

　　1958年春天，辦公共食堂的指示開始執(zhí)行。先做的事情是把農民家里的糧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時，大部分農民家里只有30斤左右的糧食。多的也不過二三百斤，這樣的戶數有三四戶，所以收到的糧食吃不了多久。當時的會計現在七十多歲了，他回憶，干部從他家里拿走十幾斤黃豆，七八斤帶皮谷子，還有紅薯干三四十斤，黑南瓜二百多斤。他還說，1957年的時候，農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兩糧食。

　　成人吃稀的，學生和老人吃稠的

　　公共食堂剛開始辦的時候，是放開肚皮吃，但因為糧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面地吃。成人吃的飯是糧食與地瓜干混合煮的飯，比較稀。兒童在幼兒園有專人看管，是為了讓婦女有更多的時間下地干活。干部們做了一個決策，給兒童、小學生和老人吃稠一點的飯，大家都沒有意見。

　　很快，糧食就吃完了。年長村民們的記憶也不太清楚，有的說放開肚皮吃的時間有一個月，還有的說只有大約20天。再后來地瓜干也沒有多少了，就開始吃夏天地里新產出的東西，主要是胡蘿卜。這種沒有熱量的東西不頂飽，大家都很能吃，于是也就不敢放開肚皮吃了。

　　全村辦了四個食堂，后來合為兩個。每個食堂又分成幾口鍋，全村13口鍋，分別支在不同的農戶家里。所有農家大體分成13份，被分配到每口鍋上吃飯。食堂設有事務長，每天將做飯的原料分給每一口鍋上做飯的婦女。

　　我問村民：食物這樣短缺，事務長和鍋上的炊事員會不會多吃多占？村民說，這樣的事情絕不會發(fā)生。那時，一碗飯和生死聯(lián)系在一起，誰也沒有那個膽量多吃多占。

　　公共食堂到底辦了多長時間？幾位年老的村民也記不準確了。他們大體記得，到1959年春節(jié)，村里給每一家分了一點面粉過年，村民們在家里吃了一頓年飯。過完年后又繼續(xù)吃食堂，實在沒有吃的了，時間不長就散伙了。

　　公共食堂的這種情形，自然不能為村民提供起碼的營養(yǎng)水平。會不會有餓死人的情況發(fā)生？回答這個問題頗讓村民們犯難。體弱多病的人加上營養(yǎng)不良，自然容易死亡，但很難說他們是餓死的。

　　為什么躲不過1958年？

　　大多數村民不喜歡在公共食堂吃飯。干部們有兩個辦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

　　第一個辦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糧食悉數收走。也有膽子大的農民偷藏糧食，但這種行為是要付出代價的。在經常召開的斗爭會上，村民對私藏糧食的人拳打腳踢，沒有多少人能扛得住。有老人回憶，有的村民私藏糧食后又害怕起來，便半夜三更把糧食偷偷地倒在野地里，以免干部們再來家里搜出糧食。命之所系的糧食就這樣被糟蹋了。

　　第二個辦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鐵鍋，讓農民在家里不能做飯。1958年，這里也搞“大煉鋼鐵”，每家農戶的鐵鍋都被收走，成了煉鋼的原料。辦了公共食堂，鐵鍋還有什么用！這是收走鐵鍋的理由�？墒�，膽大的村民還要在家里做飯吃，或者吃自家私藏的糧食，或者偷集體地里的地瓜、蘿卜吃。沒有鐵鍋怎么辦？用沙鍋來代替。那時沙鍋賣得好了。

　　家里做飯要燒火，但不能冒煙，以免被干部發(fā)現。有點錢的人可以用木炭解決問題，窮人就在晚上做飯，還要防止煙氣跑到戶外。

　　饑餓難耐，敢不敢跑出村外要飯吃？一般不敢。人民公社運動是全國性的，跑出去要飯很容易被逮著，還會被看作抗拒社會主義的懶漢，要接受斗爭。但據我了解，這樣對農民的緊密控制并不是全國性的。至少在陜北，這種控制并不緊密。

　　在鄉(xiāng)里鄉(xiāng)親之間，干部們執(zhí)行大家所厭惡的政策，能下得了手么？農民們不能集體抗拒么？當代人也許對此很難理解。但這樣的事情已經發(fā)生了，當代人能做的是解釋它，而不是否認它。

　　這個村的黨支部書記是一個受村民歡迎的好人，他從戰(zhàn)爭年代就開始做黨的基層領導。1958年他吃了一個大虧。這年，上級政府號召提高播種密度，用三條腿的耬來播種，但這位書記不相信這個辦法能增產，堅持用傳統(tǒng)的兩腿耬播種。就這樣一件事情，他遭到了“拔白旗”的命運，上了斗爭會的板凳，并被斗爭者踢下了板凳。干部不聽話尚且會遭受嚴厲處罰，其他農民自然會害怕的。

　　不過，換個角度看，農民們也是比較“自覺”的。政府要辦公共食堂，大家也就辦了；
多數農民也乖乖地交出了糧食。政府又允許停辦公共食堂，大家就回家吃飯去了。華北的農民自古以來就飽受戰(zhàn)爭的蹂躪，學會了在忍辱負重中生存的本領。日本人侵占華北，但真正面對老百姓的是“皇協(xié)軍”，日本人忙著對國共軍隊作戰(zhàn)。“皇協(xié)軍”也想讓地方秩序安定下來，偶爾會敲打一下地方惡勢力，但總體上那是一個官匪勾結、民不聊生的時代。

　　土匪喜歡華北平原。在這里，家家總有一些糧食，小農戶也沒有武裝手段對抗土匪。而土匪在平原地區(qū)又有很好的機動性。農民對付匪患的一個辦法是“裝窮”。他們本來就窮，但要裝得更窮。哪家農民的生活如果稍顯富裕，立刻就有村里的“地勾子”報告給土匪，這家人就要遭殃了。敢于多購置土地當地主的農戶必然是人丁興旺的農戶，他們要建立自己的武裝對抗土匪，人均占有土地也不多，實際生活水平也不高。即使如此，地主家的人還有可能做土匪的人質。在這塊土地上，并沒有很大的地主，地權分配比較平均。按我們的調查，完全沒有土地的農戶不到1%。

　　有人拿西北山區(qū)農民和華北平原的農民做了一個比較，發(fā)現西北山區(qū)農民從房屋建造到室內中堂布置，都顯示出某種文化氣息，而華北平原的農民則似乎過著一種沒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活，全部生活圍繞一個字——吃。原來這是農民的一種十分無奈的生活方式選擇。農民靠這種方式顯示自己的貧窮與瑣屑，換得了活命的機會。當人只顧得活命的時候，就只能與所謂文化相揖別。

　　當1958年的政治瘋狂來臨時，農民用裝窮的辦法對抗這種瘋狂已經完全沒有效力了。在這里，有一種掠奪性的制度在農民內部建立起來了。農戶家家都可能做“地勾子”，于是就沒有誰敢在家里藏糧食。當大家都希望從別人家里掏出更多的糧食來填飽自己的肚子時，就都逃不過饑餓的命運了。大家都真正窮了，就不用裝窮了。而每一個人都窮了以后，人們也就不用再和誰去對抗了，因為對抗已經不能換來任何利益。這個制度的好壞實際上是一個“皇帝新衣”的故事，它的始作俑者和實施者都知道這個制度必須終結。但制度的慣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歷史事變，使這個制度的直接危害竟延續(xù)數年之久。

　　這段歷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彎路”，哲學家可以叫它做“能變好事的壞事”，但在當事農民那里，這是他們心中永遠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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