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陳志武一直關注中國金融市場是如何影響社會的，社會因此會有什么變化。對此，他從金融學角度提出了一家之言。陳先生認為金融市場的發(fā)展將瓦解傳統(tǒng)、釋放個人自由。其論斷雖然仍可商榷，但令人耳目一新。

　　“金融市場的發(fā)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將個人從各種權威組織如家庭、教會或政府的依賴中解放出來，不用為了生存而必須從屬于這些組織的權力。我認為看到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市場在徹底瓦解傳統(tǒng)倫理

　　南方周末：市場在如何改變中國？

　　陳志武：人與人之間關系、社會結構在改變。儒家文化一直強調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來實現(xiàn)人際間的利益交換和互助，“血濃于水”，血緣內交易的違約風險小。像任何傳統(tǒng)社會一樣，傳統(tǒng)中國社會里，市場不發(fā)達，與陌生人交易的違約風險太高，太容易受騙，所以，人與人間的經濟交換、風險分擔以及資源共享主要在親屬關系網(wǎng)內進行。儒家主張的“孝道”、“三綱五�！币约耙悦�分等級建立的社會秩序，大致是為了最小化這些人際交易的違約風險�！靶㈨槨�、“還人情”等都是金融交易意義上還債的概念。在過去2500年里，儒家文化對血緣、家庭的強調，確保了中國人能夠在農業(yè)生產能力低下的情況下有足夠的生存幾率，能夠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特別是，家族越大、越旺，族內資源共享、風險互擔能力就越強，其繁衍下去的概率自然越高。

　　但，這些年的市場化改革，尤其是市場交易范圍的不斷擴大，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變中國�？绲貐^(qū)的人口流動，遠離你的出生地到他鄉(xiāng)去工作、生活，世世代代是左鄰右舍的局面已成為歷史，使社會結構完全變了。也就是說，儒家文化所依賴的社會結構土壤已破裂。你不能再依賴傳統(tǒng)的大家族網(wǎng)絡來保證你未來的經濟需要，血緣網(wǎng)絡離你越來越遠，不能再靠它對沖自然災難風險或身體健康狀況的不確定性。不過，在中國社會結構發(fā)生斷裂的同時，保險業(yè)、養(yǎng)老基金業(yè)、投資基金業(yè)和銀行系統(tǒng)正在快速發(fā)展，這些年的金融發(fā)展真的很快。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場正在取代傳統(tǒng)儒家文化維系的家庭、家族，為中國人的未來生活、養(yǎng)老、病殘意外事件提供保障工具。我對金融市場發(fā)展和全球化帶來的這些社會后果非常感興趣。

　　南方周末：那就是你今年夏天在中國研究的內容嗎？

　　陳志武：我在這方面進行的研究和寫作已有幾年。我計劃寫一本書，探討金融發(fā)展和一般市場發(fā)展對文化和社會帶來的影響。我一直在搜集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數(shù)據(jù)，以此理解人們的文化價值觀——特別是對家庭、婚姻和人際關系的看法——是如何隨著金融和市場而變化的。

　　比如，我和幾位研究生做了兩個問卷調查，一個是兩年前做的，今年夏天又做了一次。其中，當我們問“你為什么要孩子？”這個問題時，每個人可以選擇多種答案中的任何幾個。一個答案是“養(yǎng)子防老”，第二個答案是“因為喜歡小孩子和情感”，第三是“傳宗接代”，等。我們發(fā)現(xiàn)，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在答案選擇上差別最明顯。在農村，大約70％的人會說是基于經濟上的原因，是“養(yǎng)子防老”。然而，在北京，只有約15％的人說是“養(yǎng)子防老”。城市居民更可能說是因為情感上而非經濟上的原因選擇生小孩，農村人極少會說是因為喜歡而生小孩。

　　但，除了城市與農村的差異之外，第二個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是一個人是否已經購買保險或者使用了任何一種市場提供的避險養(yǎng)老金融工具，買了保險或養(yǎng)老產品、投資基金的人更可能會說“生小孩是出于感情”，而不是“養(yǎng)子防老”。相比之下，家庭收入的高低對生小孩的目的和態(tài)度沒有太大影響，反倒是有沒有持有現(xiàn)代金融產品更有決定作用，這讓我們感到意外。

　　南方周末：你認為市場的改變推動了文化價值觀的改變，還是文化價值的改變產生對金融市場的需求，從而推動市場發(fā)展？

　　陳志武：這實際上是一個雙向互動、相互推動的過程。中國過去30年經歷的情況可能是這樣，從1980年代先是市場化發(fā)展，把各地區(qū)間的市場整合到一起，包括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勞動力開始跨地區(qū)流動，在哪里工作、生活逐步跟你在哪里出生長大沒關系，中國人和產品也開始大量出國。當然，收入也在增加，人們的私有財產也在增加。到1990年代，人們開始接觸現(xiàn)代金融產品，先是各類保險品種，然后是養(yǎng)老投資、基金品種、按鍵貸款品種，慢慢地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金融產品的好處，其中最重要的莫過于金融產品讓你能把自己未來的各種經濟需要、保險和養(yǎng)老安排好，讓你在未來不管發(fā)生什么事，都不需要靠別人的施舍過日子，保證你總有獨立的人格尊嚴，經濟上的自足歷來是人格獨立的基礎，而金融又是保證未來經濟自足的工具。

　　我要說的是，雖然大部分人還沒清楚意識到，但過去20-30年里，市場發(fā)展和金融發(fā)展已經改變了中國人很多的文化價值觀。從我們的調查數(shù)據(jù)看，我認為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對家庭的價值觀非常接近美國人的價值觀，而很多人還沒感覺到這點。

　　當你觀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里父母親與他們的孩子交流的方式時，你會發(fā)現(xiàn)，它正變得越來越像在典型美國家庭觀察到的那樣，也就是，父親通常不會試圖在孩子面前擺出一副威嚴、一副不可親、不可近的樣子，已經不是一種從上至下的、單向的、命令式的姿態(tài)。相反，你會看到，更多父母以一種非常平等的方式與他們的孩子溝通，試圖進行一種心對心的對話溝通。

　　在我看來，當父母不再把孩子當作他們的養(yǎng)老保障、當作他們的投資載體時，他們沒有必要擔心“天啊，如果我的孩子現(xiàn)在就不聽話，他將來怎么會孝順？我在他身上的投資怎么會有回報？”于是，他們也就沒必要處處打罵孩子、壓制閹割小孩的個性，迫使孩子時時聽話。這些父母為自己買好保險品、退休品、養(yǎng)老基金等等，此后，從經濟上，他們就沒有依靠兒女的必要。這樣，跟孩子的關系主要集中在感情交流上，希望跟兒女在情感上靠得很近。但，他們意識到，如果你希望孩子在情感上和你靠得很近，你就不能逼迫他們“不管有理無理，都得聽話”，而是更傾向于平等談話。

　　有些時候，當我去拜訪朋友時，我會有意無意地觀察他們是如何處理跟小孩的關系的。而越來越多的時候，在城市家庭里，我看到父母們確實在試圖與他們的孩子對話，不再是單向地訓話。代際間的平等對話，這顯然是違背儒家“名分等級”秩序的，有失體統(tǒng)，是反儒家傳統(tǒng)的。

　　但在農村可不是這樣。在農村，比如在我湖南老家，幾乎所有的人仍然從經濟預期角度來處理家庭內部關系，生小孩、交朋友仍然以經濟目的當先，家庭關系缺乏情感上的交流，感情的東西還過于奢侈。

　　南方周末：你認為保險和投資基金的引入會對人際關系造成這種影響？

　　陳志武：會的。在這方面，我已經做過許多研究，而且還會繼續(xù)做。家庭或者家族有兩大主要功能。一是促進經濟交換，特別是金融交換，其作用是利用血緣這種天然的信用基礎，促成成員間的資源共享、風險共擔，以此增加每個人一輩子的福利。在歷史上，在沒有契約執(zhí)行制度之前，人際間交易關系的違約風險、受騙風險歷來是最頭痛的事。而血緣是家庭、家族成員間天然共同的東西，你想推也推不掉，想從里面分離出來也難，它也就提供了一種天然的信任基礎。而且，在現(xiàn)代市場制度機制出現(xiàn)之前，那可能也是最好的一種信用基礎。

　　人際間的經濟交換大約有兩類。第一類是有形商品交易，比如糧食買賣，這種交易是現(xiàn)貨交易，一方今天付錢，另一方今天交貨，是一次性買賣，對信譽、信任的要求不高。第二類是涉及到由交易雙方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之間的價值交換，比如，我今天借錢讓你上學，等你讀完書工作時你要還債；
或者，今天我遇到意外事件，你幫我，但一個共識是等你碰到困難時，我有責任幫你。當個體間的交換涉及到跨越時空間的價值支付時，誠信、守約、信任就非常非常關鍵。這就是為什么家庭、家族永遠有促進跨時空金融交換這種非常重要的經濟功能，血緣關系，特別是在儒家“三綱五�！本S系下的家族體系，可以大大降低跨時空價值交換的不確定性，降低違約風險，增加交易安全。

　　家庭的另一主要功能是情感、非物質利益的交流。而那些非物質交流到目前還難以被市場替代。你不能輕易訂立情感交流契約，因為感情的東西太主觀、太難用客觀尺度測量，所以，情感交流還難以市場化。當我們說“愛情價更高”時，實際上還沒有人們能普遍接收的測度“愛情”價值的“價”單位，否則，愛情也可市場化了！

　　當金融市場發(fā)展了，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金融證券產品能夠逐漸取代家庭的經濟交易功能，讓人們在遠遠比單個家庭、家族更廣泛的范圍之內進行資源互補、進行風險分攤，其風險分攤的效果遠遠超過在單個家庭、家族之內的效果。一旦市場制度架構足夠可靠，由金融市場取代家庭的經濟交易功能后，大家的福利都會更高。讓家庭重點定義在感情交流上，把經濟交換功能從家庭、家族里剝離出來，家庭關系里不談利益交換。

　　這種改變在中國正非常迅速地進行。雖然我們看到一些人為利益而結婚，這在哪個社會都有，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但更多人正在重新調整家的定位。當然，在美國，這種社會轉型發(fā)生在19世紀下半葉，到了20世紀上半葉，出現(xiàn)了社會保障基金、投資基金、養(yǎng)老基金，還有已發(fā)展多年的保險產業(yè)和銀行系統(tǒng)，這些促成經濟交易從美國家庭里剝離出來。到今天，在美國，當人們考慮借錢、養(yǎng)老、獲得保險、規(guī)避生活風險時，大多數(shù)美國人都不會去找他們的親戚，而是寧愿與市場發(fā)生這些交易關系，以此使親情關系更重感情、友情。

　　南方周末：由金融市場取代家庭的經濟交換功能，這會更更有效嗎？

　　陳志武：當然。一種是大范圍內外部化、非人格化了的顯形金融契約交易，而由家庭實現(xiàn)的是人格化了的、小范圍內的隱形契約交易；
前者實現(xiàn)只是金融交易，沒有別的潛在債務，而后者是一輩子也無法了結的交易關系。在中國家庭里，因扯不完、也扯不清的“孝道”債、“親情”債、“人情”債而大打出手的事情太多，總說他給你多了、給我少了，或者是他怎么還不給，等等。

　　例如，一個孩子要結婚了，父母通常會把所有的積蓄送給他，讓他辦酒宴、買房子。這非常普遍，在大城市亦如此。有了父母所有的積蓄，后輩得以結婚并買一套房子。中國父母會認為，“如果我們有積蓄，那為什么還讓我們年輕的孩子去承擔每月還貸的負擔呢？”表面上看，這讓后輩不用靠抵押貸款購房。但問題是，一旦父母把養(yǎng)老錢今天給了兒子，等父母真正老了退休、自己沒有收入的時候，他們靠什么養(yǎng)老呢？我知道，按孝道，兒女要供養(yǎng)，要給父母當初的投資以回報了。但，這里，沒有合同寫明他們的孩子必須回報多少，多少算多，多少算少。

　　想象一種情景：年老退休的父母只能被動地等待，等著他們的孩子給錢，以養(yǎng)活自己。即使他們沒錢了，如果孩子不給錢，他們可能也不好意思要，因為他們也許會顧及到自己的尊嚴，剛開始，自尊和自豪感讓他們不愿向孩子要錢。想想，這對老年人的消費行為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他們就會不敢花錢。即使他們從孩子那里獲得一些錢，可能仍然不知道明年孩子會不會忘記給錢。或者，也許到了明年，孩子的收入沒有那么高、不夠錢了。因此，在沒有自己的錢的情況下，父母怎么也不敢用錢。那是一個非常不幸的境地。當然，實際的情況是，許多父母在沒錢時不會管那么多了，管不上尊嚴了，還是會去要。人過到這種份上，就沒意義了。

　　同時，兒子可能有自己的家。許多中年夫婦，為了給一方父母多少錢而經常吵架，夫妻因此大打出手，已是常事。養(yǎng)父母的責任成了夫妻關系的障礙。

　　我看到過很多這樣的情況，也聽到過很多故事。在這些局面下，年老的父母可能想：“為什么我還這么健康？我依靠兒女才能繼續(xù)生存，這有什么意思？”而兒女們可能把年老父母看成是壓在自己生活上的負擔。

　　當人際間的資源交易、風險交易主要以人格化的形式實現(xiàn)時，許多事情總是含含糊糊、一輩子也了不清。比如，2002年，湖北一個小縣城有個30歲左右、名叫王宏的人，很幸運中了彩票，贏了500萬元獎金。他和夫人先是非常高興，但他的叔伯、叔伯孩子、他自己的兄弟和父母，統(tǒng)統(tǒng)要求從這500萬中分到一大份，每個人都說“沒有我，你王宏怎么長大？”他實際上分了150萬給他的親戚，作為給親戚的回報，這已經很多了。但是，他的親戚認為這150萬元遠遠不夠，每個都說他應該得到更多。結果，他的兄弟不理他了，他的叔伯也不理他了。過了些時候，他的兄弟和叔伯家人跑到他的家，大打出手，使他和妻子受重傷。

　　這樣，一個混亂的產權體系造成了如此混亂的要求和反要求。當由傳統(tǒng)大家族勝任經濟交易功能時，所有的投資和回報都是默認的、隱形的，不會用白紙黑字寫在合同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正是這種體系導致了上述大打出手的混亂局面。

　　這就是為什么把經濟交易從家庭脫離出來對家庭關系的純潔非常重要，對其他社會組織亦然。相比之下，如果年輕人自己通過按揭貸款買房、結婚，自己以后賺了錢還銀行，自己花自己的錢，而父母把積蓄買養(yǎng)老保險、養(yǎng)老基金，等老了退休自己花自己的投資回報錢，那不是讓大家都更有自尊、自由嗎？這樣，家庭內關系不以金錢交易為基礎，而是側重感情了。

　　當經濟交易是在市場上進行，交易一旦完成，那就真正完成了，它既簡單，又不涉及情感。當一種經濟交易夾雜著其他因素——友誼、情感和親戚——那么，只會污染人類關系的靈魂。從人類的經驗看，經濟交易留給市場，感情交流留給家庭，這是最好的一種安排，也是市場化分工發(fā)展的總趨勢。

　　南方周末：市場可以帶來更多的個體自由。

　　陳志武：從根本上講，那是我對這項研究感興趣的深層原因。在20世紀初，“五.四”啟蒙時期，自由、民主和科學等觀念和理論引入中國。此后，更多知識分子對傳播這些現(xiàn)代理念做出了杰出貢獻。

　　但，回過頭來看，我認為，那些年代的知識界實際上漏掉了一個關鍵點，甚至被誤導了。第一，他們沒有認識到產權制度對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基礎作用，甚至認為公有制反而是通向民主、自由之路。試想，在沒有私有產權的情況下，我們靠什么去聲張、保護個人自由、民主及其他權利？沒有自己的財產，就沒有基礎去主張自己的權利、去維護法治，就只能聽任別人。

　　第二，他們沒有意識到一個外在的發(fā)達金融市場的重要性，沒有外部金融市場，中國人就無法摒棄“孔家店”。金融市場提供的經濟保障和跨時空價值配置交易，跟家庭、家族提供的類似交易功能，兩者既有互補的一面，又有互相替代的一面。“五四”時期提出“打倒孔家店”，實際上，回頭看，在當時沒有足夠發(fā)達的外部金融市場的前提下，如果真的把“孔家店”打倒，最后你會發(fā)現(xiàn)，你一個人孤零零的，既沒有市場給你提供生活保障、幫你規(guī)避風險，又沒有“孔家店”給你提供經濟安全，最后你還是要回到“孔家店”，你會發(fā)現(xiàn)家庭還是你惟一能夠依靠的。因此，如果沒有高度發(fā)達的金融市場，你最后將不得不重返“孔家店”，回到中國人代代依靠的家族支持體系。沒有金融市場，中國人就無法從名分等級秩序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個人無法自由。

　　不僅在中國是這樣，在印度和其他傳統(tǒng)社會也是這樣。印度的種姓制度也是為了類似的經濟交易功能，使農業(yè)社會內人際交易成本盡可能小。金融市場的發(fā)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將個人從各種權威組織如家庭、教會或政府的依賴中解放出來，不用為了生存而必須從屬于這些組織的權力。我認為看到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是反對家庭，家庭極其重要。只不過，我認為家庭應該被定義在情感交流上，其目的是給我們提供感情和精神歸屬上的安全。經濟利益安全靠市場，情感安全靠家、靠親情和友情。我永遠不能忘記我湖南家鄉(xiāng)的情景。悲哀的是，在我那個村，由于市場沒有完全發(fā)達、商品生產能力還是不高，直到十幾年前，物質生存還是人們第一位的關注點，所以，所有的人際活動都還圍繞吃住行，難有剩余，情感世界的追求自然過于奢侈。幸虧，工業(yè)化和產業(yè)技術終于全面進入中國，大大提升包括我老家人們的生產能力和收入水平，到今天，物質生存不再是一種首要挑戰(zhàn)，人們終于可以有基礎拓展自己的非物質世界了。

　　南方周末：可是，中國不是契約社會，而是人情社會。人們對契約不習慣，也并不十分信任。如果說機構與機構的交易容易對等，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非契約化帶來的信用風險的話，那么純粹自然人與機構的交易則是完全不對等的交易，個人弱而機構強，那么非契約化帶來的信用風險就會比較高，令人卻步。個人通過金融市場來發(fā)展自己獨立的生存系統(tǒng)，實現(xiàn)個人對于家庭經濟關系上的獨立，實際上還很有難度。這也是中國金融市場發(fā)展的一個文化制約因素。換句話說，社會信用的缺失是通過市場解放個人的致命障礙。不知陳老師對此以為然否？

　　陳志武：實際上，任何人際關系、人際交往和交易都是契約關系，差別在于有的社會更習慣隱性契約，有的習慣顯性契約；
或者是，有些事情是以顯性契約形式，另一些以隱性契約；
而契約的執(zhí)行基礎可以是人格化的人情（親情、友情、愛情等等），社會風俗習慣，也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正式法律體系，或者是這幾者的混合，這只是具體手段、方式問題。但，從本質上，不管是以隱性還是顯性，以正式還是非正式的契約，交易、交換的實質不變。

　　比如，我給你送禮，這是做人情投資，在你收禮后，你的一個隱性許諾是，你以后要以某種方式還我以禮，或許你也送我東西，或者在我有求時給我?guī)兔�，總之，直到你回我以禮之前，你欠我人情。這就是我們之間的隱性契約，友情、社會輿論、道德倫理等等是促進我們之間契約能夠執(zhí)行的基礎，也正因為此，我們對這種交易才信得過。其它，諸如金錢借貸、食物借貸等物質交易，還有親戚、朋友、同事、社會相識之間的非物質交往，比如，遇難時相互幫助、心情低沉時相互安慰，甚至相互間的問候，等等無形的人際往來，都涉及到交易契約，今天你給我心理上的安慰，我會記住下次你或你的家人心情不快時，我也要回報你以安慰，這些都是彼此間的顯性或隱性契約。

　　所以，人情社會也是契約社會，只是契約的形式不同，契約的執(zhí)行方式也不同，僅此而已。為什么中國社會以前靠親情、人情就夠執(zhí)行各類隱性契約，而許多交易并不需要正式顯性契約呢？關鍵在于所交換內容的價值高低、交易范圍的寬廣程度。農業(yè)社會沒有幾樣東西值幾萬、幾十萬，犯不著動那么多腦汁寫下正正式式的契約，所以，中國自秦漢開始，只有在涉及土地買賣、房屋買賣時才寫契約，我老家就一直如此。另外，當交易范圍只是在本地、本村，世世代代都為左鄰右舍，當然犯不著那么正式寫契約。可是，這些并不意味沒有契約關系在其中。

　　這也是為什么我說，隨著市場范圍的擴大、交易價值的上升，以人情為基礎的契約執(zhí)行基礎就越來越不夠用，中國人也不得不從非正式隱性契約走向正式的顯性契約。社會關系和文化也因此而應變。

　　不過，如果由于政治等原因使正式的契約執(zhí)行架構難以發(fā)展，讓人們無法相信正式的契約，那的確反倒迫使人們更加依賴血緣、地緣、人情這些非正式信用架構，只有繼續(xù)靠這些傳統(tǒng)的東西來保證交易多少能發(fā)生。只是制度供應和制度需求間的這種張力，最終會迫使非人格化的契約執(zhí)行架構的快速發(fā)展。

　　至于中國人是否今天就能依靠金融市場完全解決個人一輩子生活安全的問題，當然還沒到這一步，各種非人格化的契約制度和信用架構還需建立，但這是一個基本發(fā)展方向，增量意義上的發(fā)展速度已經很快，這個方向是所有社會的追求。美國的金融在全球最發(fā)達，所以。市場在取代親情和友情的經濟交易功能方面，也走得最遠。但，即使在美國，血緣網(wǎng)絡、教會以及其它社交網(wǎng)絡，也多少起到個人生活的最后經濟保障作用，當一個人實在走頭無路、經濟自立無望，他還是會不顧別的，只好向親友求救。在美國，市場的空間也在不斷擴大。

　　南方周末：這幾年儒家文化熱在中國升溫，部分原因是因為人們覺得社會道德已衰落太多，必須靠恢復儒家文化來解救。另外，就是現(xiàn)代化或說西化也大大沖擊了中國社會。你怎么看這些現(xiàn)象？

　　陳志武：我知道，轉型給中國社會帶來許多沖擊，使許多原來習慣的社會架構斷裂。在這種時候，人們自然傾向于回到過去，到博物館里找過去熟悉的東西，希望以此解救現(xiàn)代化帶來的沖擊。但，客觀講，這是一廂情愿，是一種心理安慰。

　　在過去市場不發(fā)達的情況下，農業(yè)生產能力又極其有限，溫飽總是最主要的挑戰(zhàn)，所以，儒家主張以血緣家族為基礎來實現(xiàn)人際間的資源共享、風險共擔，并給它配以“三綱五�！蔽幕瘍r值和名分等級社會秩序，那可能是過去兩千多年里相對最優(yōu)的一種安排，使中華民族能夠繁榮昌盛。在那種社會秩序下，“三綱五常”和名分等級秩序的剛性當然閹割人的個性，但卻可以使人際間的交易風險大大降低，節(jié)省交易成本，所以，犧牲一些個人自由和權利是當時生產能力低下的條件下逼不得已的選擇。加上當時的人口流動少，世世代代是左鄰右舍，這也使儒家依賴的道德約束多少能行得通。

　　可是，到今天，情況已大不一樣，人口的廣泛流動，市場范圍的擴大，這已削弱道德的約束力。再加上今天金融市場已經在許多方面取代了家庭的保險以及其它經濟交易功能，沒必要再把親情和經濟利益交換混在一起，也沒必要再接受“三綱五常”對個人自由的約束，換句話說，今天為這些約束所要付出的代價遠遠高于所能得到的好處，所以，儒家主張的約束已不合算，自立和個人自由的價值更高。

　　在中國歷史上，唐宋時期曾經有過類似的對儒家文化的挑戰(zhàn)。那次，挑戰(zhàn)來自兩方面。第一是自漢朝開始進入中國的佛教，第二是唐宋商業(yè)市場的發(fā)展讓人們感到，即使跟沒有血緣關系的人交易，也能達到很好的資源互補和風險分攤的效果，市場化對儒家以血緣為核心的主張產生挑戰(zhàn)。所以，宋朝時期也產生過儒家文化大討論。不過，那次以朱熹等新儒的勝利而結束，到明清時期。儒家繼續(xù)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

　　但這次跟唐宋時期不同，最大差別在兩方面，第一是現(xiàn)代交通運輸和通信網(wǎng)絡，加上跨地區(qū)的人口就業(yè)，這些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
第二是市場的發(fā)展，特別是金融市場的發(fā)展，已在相當程度上把人際交易從家庭、家族剝離出來，由市場取代。一些傳統(tǒng)學者不能看到中國社會的這些變化，也不懂各類現(xiàn)代社會科學領域在19世紀之后的發(fā)展，還是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方法，按照從經典到經典的研究范式，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社會還能走回去。我不知道中國還有幾個人能認同他們的藥方。

　　解決中國社會道德規(guī)范的根本出路，不是回歸儒家傳統(tǒng)，而是從根本上重新定位中國的家庭、家族，不再強調剛性的、閹割個性的“三綱五常”與名分等級秩序，而是強調平等、自由和人權，強調自由選擇和自愿結盟，把家的核心定位在感情交流和愛。

　　刊登在2007年11月22日《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記者 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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