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冷個丁”說一句：“在月壇北街開了個拉德方斯門”，沒人能聽懂，——月壇北街在北京，拉德方斯在巴黎！——是不是全身麻醉還沒醒透？

　　怎么全身麻醉？皆因我剛動了個“搭橋”手術，這是俗稱，那手術的“學名”我記不住。

　　病名倒記住了，叫“冠狀動脈粥樣硬化”，五十四年前，我是在斯大林的訃告里，頭一次聽說，當時覺得這是個遙遠的、陌生的名目，跟我不搭界，想不到過了半個世紀，今朝都到眼前來了。我跟斯大林，雖不“相憐”，卻是“同病”啊。

　　那位大人物，因為說過他不呼叫誰也不許進他的寢室，且據(jù)說加上貝利亞的故意遲延，破門而入時他已經(jīng)倒在床下，來不及安裝“支架”或“搭橋”了（那時候似乎也還沒發(fā)明這兩手醫(yī)療新技術）。

　　我比他幸運，于是要到月壇北街住院接受手術。

　　月壇北街？說是住院部在紅塔禮堂旁邊。那方位我知道。這原是國家計委的內部禮堂，三十年前我的兒女都隨學校來此看過電影。當時我在一個文工團打雜，常跟著舞臺工作隊到紅塔禮堂裝臺。

　　那年月，記得有一天，新華社記者報道，說在北京全城，煙囪都冒白煙不冒黑煙了，我正從紅塔禮堂出來，向東一望，兒童醫(yī)院那個方向，煙囪正咕嘟咕嘟大冒其黑煙。

　　躺在病房，從北窗可以看到茂密的行道樹。這條街上公交車少，比較安靜。往西不遠，街口對面就是釣魚臺國賓館。

　　心里有事，醒得早，天還沒大 亮，窗前那位病友，忽然無奈地說，這烏鴉真討厭！我耳背，聽不見烏鴉叫，用老眼去搜索，依然濃密的枝葉間，穿出一只喜鵲，喜鵲的叫聲我熟悉，但好像沒有 叫，也許在專心地捉蟲。這烏鴉和喜鵲，照病友的推測，都是棲息在釣魚臺里的，那里水木清華，為什么還要上街來覓食？

　　隔著窗，看不真切，行道樹是白 楊，但似還夾雜著別的樹。白楊敏感，它的葉片一天到晚總在顫動。不過，只有二三級風的日子，說不上“白楊多悲風”。只是天漸漸暗下來，禁不住東想西想。想 起從今年春夏之交，鍾靈去世，秋天，黎煥頤去世，想起這次住院前不久，馬文通從香港來電話，告訴我陸拂為在加拿大去世了，我立刻轉告林斤瀾的女兒布谷，問 斤瀾能不能承受這個噩耗，讓她掂掇告不告訴她爸；
斤瀾、拂為，他們跟林昭曾經(jīng)在蘇南新聞學校同學……人生如寄，人竟比樹木容易凋零！聽著這些朋友的消息， 真是“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讓人感傷。

　　還好，病房里容不得你感傷。護 士來送藥，量血壓，送飯員來登記菜飯，各家家屬來探視，一時熱熱鬧鬧，因為同室的另外兩位病友也都在等待手術，免不了忐忑不安，我忙給他們貼安民告示：我 的老伴，整整五十一年前，因先天性動脈導管未閉，就到當時設在黑山扈的解放軍胸科醫(yī)院做手術，開胸結扎。那就是這家心血管病醫(yī)院的前身。你們看到了，半個 世紀過去，一切安好，還不放心？

　　我就是懷著對醫(yī)生的信心，對自己的信心，“梳妝打扮，送上門去”，上了手術臺。

　　據(jù)說是在手術結束后三小時，我從麻醉中醒來。先在樓上ＩＣＵ，然后回到有監(jiān)護設備的兩人病房，進入從來沒有過的體驗。

　　最突出的是口渴。事前早聽護理人員講過術后要控制飲水，但沒想到是這樣口渴難耐，不但切身懂得了什么叫“口干舌燥”，“舌敝唇焦”，舌頭不聽聽喚了，而且看看手和胳臂，皮膚變干，紋理變粗，使你不由得想起木乃伊——也就是干尸形成的機理。

　　不是有意去想象，我硬是覺得自己身在沙漠或戈壁，四顧無人，更不知綠洲何處，干渴中沉沉睡去。欲醒未醒，仿佛有人告訴我，我的身體是躺在“三國大地”上——就是三國時“千里無雞鳴”的中原大地嗎？我難道是散落在那干旱土地上的白骨？

　　明知道自己睡糊涂了，可還得想 辦法接著往下睡。一個屢試不爽的老辦法，是從小母親教給我的，連續(xù)念叨“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似睡非睡中我還想，應該念“南無阿彌陀佛”，但念了“南 無”，想不起下面的詞，“彌賽亞，米修斯，米歇爾……”繞一個大圈才找到“阿彌陀佛”，該是許久沒念佛的緣故吧，雖說費力，畢竟還是睡去。

　　白天好過，夜晚怕醒，醒了只能 睜著眼睛看窗戶。這里的窗外沒有樹，遠處樓房只剩下幾盞燈光，與我無關。窗玻璃背景是黑色。上面映出一方亮光（后來弄明白那是從病房門上的橫窗透進來 的）。望著望著，那一方光亮幻化出拉德方斯門，方門，開闊而閎偉，鋼結構的吧，襯著高遠的藍天，還有流動的閃光的白云……我仿佛從協(xié)和廣場向西，穿過凱旋 門，一直朝著拉德方斯門：是步行？是乘車？全無感覺，我只知道，我的窄窄的四條血管，像小巷塞車一樣，已經(jīng)很久很久了，現(xiàn)在卻一朝開通，車如流水馬如龍， 足可并駕向拉德方斯門馳去。

　　啊，在月壇北街開了個拉德方斯門！

　　這才叫“心曠——神怡”。

　　當冠狀動脈的血管堵塞超過７５％（如下水道管子內壁上掛滿鐵銹）時，心不能曠，神不能怡。

　　終于一天比一天好起來，允許多 少吃一點潤口的水果，每天也可以喝若干克的水了，嘴里逐漸恢復了接近正常的感覺，在床上的玄想因而越來越自由，也越來越實際了，既不再如臥“沙場”與口渴 較勁，也不再重溫拉德方斯門前的“心曠神怡”，而回到了此時此地的月壇北街。月壇北街東頭２號樓里就是吳欒趙閻律師事務所，那里有幫助我們打過版權官司的 可敬的律師們，而離我更近的，是在我們住院部南面不遠，便是月壇南街，那條街路北６９號一座樓里，有我每期必讀的《炎黃春秋》雜志的編輯部，可敬的編輯先 生女士們正在忙著發(fā)明年第一期的稿子吧？他們都不知道，在相距不遠處一張病床上，有一個人在為他們祝福。

　　我自己首先有一種幸福感。因為 我忽然憶起了曾經(jīng)的不幸。恰恰五十年前，１９５７年的深秋，我被置之于虛擬的手術床上，接受一場標榜“治病救人”的大手術。我聽著刀剪乞吃卡嚓地在我身上 響了一陣，傷口還沒有縫合，流血還沒有止住，疼痛徹骨鉆心，一看，“治病救人”的大夫們全已散盡，原來他們開慶功會去了……這比肉體痛苦更大的痛楚，我在 《沉船》中寫過。肉體的痛苦會過去，這種精神的痛楚卻是刻骨銘心的。

　　然而，半個世紀之后，我在月壇北街，領略了實實在在的“治病救人”，那來自第一等的醫(yī)院，第一等的醫(yī)生，第一等的護理的恩惠，自然，在這個過程中，還有我第一等的女、婿、兒、媳，第一等的金婚老伴，他們共同給我的余生一個新的起點。

　　出院時，我想，我是潘世偉醫(yī)生“改編”過的一件“作品”，我一定要在術后康復期謹遵醫(yī)囑，成為他眾多的“優(yōu)秀作品”之一。

　　當我這樣說的時候，你能想象我浸沉其中的愉悅和欣慰。然而，當我轉念一想，在我們這片土地上，還有幾億人不能獲得應有的醫(yī)療，有病只能“扛著”時，我的心情轉而黯淡了。

　　07,12,17. 手術后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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