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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彥斌:誰的聲音嘹亮在燕麓家園

        發(fā)布時間:2020-06-08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政法”·安靜的書

          

          一年前的一個下午,我路過北大紅樓暨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便進去。我想起寧致遠先生在訪談里曾經(jīng)提到,1952年,北京政法學院在北大紅樓的舊址上創(chuàng)校。一年后,我捧著“法大人札記”的書稿閱讀,在書稿的白紙黑字里行走,某一瞬就走到了一年前的那個下午。我行走在郭世佑教授的《史源法流》、王人博教授的《桃李江湖》、舒國瀅教授的《思如浮萍》、李曙光教授的《法思想錄》里——你不能不說,閱讀自己老師和老師們的作品,是有種獨特感受,如在課堂。

          仔細聽來,四位教授各有各關(guān)切!妒吩捶鳌返淖髡邽槭芳页錾恚珜Ψ▽W的觀察極敏銳,史家內(nèi)蘊和雅暢文字里有正義之風,觀其各編標題:“朝夕聞道”、“葛覃莫莫”、“鶴鳴于野”、“春水船頭”、“故國關(guān)山”、“一蓑煙雨”,悠然而有當代諍士的擔當感;
        《桃李江湖》里,中國憲政主義者的隨談同樣深切,與法學在這個時代相遇,不廢壯志,不廢勤思;
        《思如浮萍》里,作者的恬淡一如往昔,而德式思考在中國法政問題里繼續(xù)雕刻;
        《法思想錄》里,全錄作者從法律史走向經(jīng)世致用的企業(yè)法——企業(yè)法的思想路途的徐行痕跡,這位詩人海子的好友,在向現(xiàn)實中求真的理性里有其好友般的激情。

          的確,中國的發(fā)展,不可能也不應(yīng)該是經(jīng)濟的單線發(fā)展;
        討論中國的發(fā)展,法學家不能缺席。而法學家,應(yīng)當有正義關(guān)切、法學學養(yǎng)與人文品格。莽莽神州里,那些在細雨中呼喊的個體,常常有權(quán)利被撒鹽的傷口,需要法學家和法律人站出來。但法學家曾經(jīng)缺席,同時法學家還沒有被足夠注意——這讓人覺得憂慮與希望雜糅——這讓我想起滿江紅這個詞牌。從最著名的岳飛版滿江紅開始,這個詞牌就刻上了憂慮與希望的兩面。

          

          憂慮·滿江紅

          

         。保梗担材昵,世界上沒有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法大,其前身為北大、清華、燕大、輔仁的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學科——占了西南聯(lián)大三家中兩家——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羅庸先生曾為抗戰(zhàn)歲月不屈服的西南聯(lián)大填滿江紅一闕: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別離。絕徼移栽楨干質(zhì),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yè),須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qū)除仇寇,復(fù)神京,還燕碣。

          在我看來,這首滿江紅,雖在寫法大的四前身之二,卻仿佛也可解讀為百年來法律和法大的前身與今世在中國的行走, “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在晦暗的日子里,告訴自己要明亮堅定——“多難殷憂新國運”。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像法律本身被貶黜一樣,法大和法大人亦在飄搖——錢端升教授,更早在1950年代末就遠離課堂——數(shù)年后法大消失。心之憂也,我歌且謠。江平和張晉藩先生都曾有堅韌如石下之草般的詩句。

          其時,不但法律人被忽略了,連人也被忽略了,尤其是忽略了尊重少數(shù)意見和尊重弱勢者。那真是神州的一段艱難,但信念沒有消散,甚至可以說,雄心并沒有消散。對法律來說,法律和權(quán)利的缺失,尤讓人倍覺法律和權(quán)利的可貴,正如空氣。沒有誰比中國人更能夠體會到這種滋味。在法律的困局里,錢端升、潘漢典、江平、張晉藩都在堅持著,困厄中不失豁達!胺ù笕嗽洝钡乃奈蛔髡,其時尚為少年,但也在各自的故鄉(xiāng),懷抱理想,靜默成長:郭世佑在湖南,王人博在山東,舒國瀅在湖北,李曙光在江西。年長和年輕的思考者的群像,佇立在神州角落,面向未來——正如黑格爾所言,萌芽里包含著樹的力量。

          當法律的修正得以成立,“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將獲得新的空間——基本空間。

          是的,法律正行路難,但憂慮與雄心、思考同在。政法大學雖曾消失,但它曾經(jīng)的教室里椅子后面的“政法”兩字并不曾磨掉。注定興起的事業(yè),定會興起;
        注定相逢的人,終要相逢。

          

          希望·滿江紅

          

         。保梗罚鼓,北京政法學院復(fù)校!胺ù笕嗽洝钡淖髡吣且淮似鋾r盡為學生,他們依然在各地明快地積累力量。1978~2003年,郭世佑自長沙而往杭城浙大,復(fù)至燕麓法大;
        1979~2002年,王人博從沙坪壩的另一所法學學府,來到這里;
        1979~1983年,李曙光從上海來此。而舒國瀅教授在小月河畔,等待了他們十數(shù)年或數(shù)十年,終于會師。從學生到先生,三十年,從各自角度:人文注視地、憲政設(shè)問地、法理析解地、實務(wù)推動地——助益法學。

          中國法制及其成長與變革是進入深水區(qū)的中國改革的一部分,也對改革的發(fā)展貢獻或反貢獻巨大。而深切影響法制建設(shè)的法學建設(shè)者,從來便不曾也不可能是象牙塔內(nèi)的逍遙子,而是——至少應(yīng)該是與實踐、社會、國家和公民密切相連的入世士子。當改革進入深水區(qū);
        當迅猛的經(jīng)濟雖遵循市場經(jīng)濟的自由理念,卻再不能須臾離開法律規(guī)制與保障;
        當這個社會不但不能沒有GDP要求下的效率,還要有每個人之作為人應(yīng)當獲得的權(quán)利、權(quán)利救濟和公平正義,這個社會便尤其需要和正在造就聲音亢亮、學識淵博、目光敏銳的法學思考者在這個時代,怎樣做好一位法學思考者,讓人想起洪堡的告誡:學者必須“孤立”,這種孤立,并非研究與社會隔離,而是獲取一個自足、寬容、單純的研究環(huán)境,對“法大人札記”四位作者這一代學人來說,他們正經(jīng)歷了一場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故事。哪怕是在這呼喚法治的年代,堅守法律人的信念也艱難。這信念也就是“法大人札記”里的精神:堅持良知,呼喚良治,相信法律能改變中國。

          推動法治、良知,推動人的解放與自由發(fā)展,其法律的前提是,是憲法文本和作為憲法之高級法的憲法精神。人,作為公民,有憲法上的權(quán)利,公民不是去貪婪或無依據(jù)地索取,而只是救濟屬于自己的法律權(quán)利。法治的含義不但應(yīng)該至少有基本的“以法治國”以及更準確的“依法治國”,還應(yīng)該有“約法治國”,作為公民約定與授權(quán)而產(chǎn)生的最高法律文本,其中的公民權(quán)利,應(yīng)當被實現(xiàn)。

          從1952年前的法大四個前身,到1952年齊刷刷的“政法”椅子擺在紅樓,到其后的軍都與薊門,“法大人札記”的作者們,及其前賢與后進,都把法的聲音、人的聲音、認真問學的聲音嘹亮在燕麓家園,在燕麓的杏壇弦歌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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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大人札記”:《史源法流》郭世佑著/29.00元,《桃李江湖》王人博著/24.00元,《思如浮萍》舒國瀅著/26.00元,《法思想錄》李曙光著/34.00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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