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認為，《周禮》是西周后期的一部改革文獻；
是官方典籍；
是由一人主編，多人完成的。而且，它還是一部殘草稿；
未得到實施；
春秋戰(zhàn)國時人對其都諱而不言�！吨芏Y》應是“厲始革典”所擬頒行的新政典，“厲始革典”的失敗，導致了其夭折�！吨芏Y》標志中國已進入封建社會，標志春秋的開端。它能使我們能搞清“厲始革典”的全貌，及失敗的原因。同時，它還是我們重新評價周厲王的依據(jù)。

　　關鍵詞：周官 周禮 周厲王 劉歆 厲始革典 共伯和行王政 春秋時期

　　《周禮》是中國上古唯一一部關于政治、經(jīng)濟制度的文獻，對漢、唐以來的制度建設有重要影響，后被列入儒家經(jīng)典。但是，關于《周禮》一書的作者、寫作年代及歷史意義，理論界一直爭議很大。本文想對此談點新看法，不當之處，敬請批評。

　　一、關于《周禮》研究的歷史回顧

　　《周禮》原名《周官》。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敘錄》說：“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周官經(jīng)》以為《周禮》�！卑喙獭稘h書·藝文志》之《周官經(jīng)》的自注說：“王莽時，劉歆置博士�！薄吨芏Y》據(jù)《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說，是河間獻王得自民間�？墒恰逗鬂h書》卻說是孔安國所獻，不確。因為《史記·封禪書》載：漢儒曾“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稘h書·藝文志·樂家》亦載：孝文時，樂人竇公曾獻《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周禮》雖面世于西漢初年，但真正得到官方的倡導卻是西漢末年，對此馬融曾解釋說：《周禮》“既出于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1）其說也不確。西漢經(jīng)學內(nèi)部，向來有今古文之爭。西漢中前期，思想界一直是今文經(jīng)學占主導地位，古文經(jīng)學受排斥，《周禮》屬古文經(jīng)，自然得不到重視。但有些古文經(jīng)，既有古文本，又有今文本，還可以與今文經(jīng)抗衡。而《周禮》由于無今文本，所以倍受冷落。劉向父子屬古文經(jīng)學家，直到他們掌握了實權之后，《周禮》才一度得到表彰，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左傳》。《周禮》缺《冬官》補《考工記》�！稘h書》說是河間獻王所為，馬融說出自劉歆校書，此亦應以《漢書》為準，因為其記載更原始可靠。

　　《周禮》研究，爭議最大的是作者和寫作年代。對此，傳統(tǒng)的說法有二：一是出自周公；
二是戰(zhàn)國偽書。前說源于劉歆。過去有人認為：“劉歆因為《尚書·周書》有《周官》篇，為了避免混淆，遂采《左傳》之文，更名為《周禮》�！保�2）其實，劉歆就是認為《周官》乃周公所制的《周禮》，更名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避免混淆，而是要突出它在儒家經(jīng)典中的地位和作用。后來朱熹進一步認為：《周禮》“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3）。后說源于漢今文經(jīng)學家，如臨碩說：《周禮》是“末世瀆亂不驗之書”（4）；
何休認為是“六國陰謀書”（5）；
宋蘇軾等亦認為是“戰(zhàn)國所增之文”（6）。近人康有為又提出第三種說法，認為《周禮》是西漢末年的偽書，其作偽者就是當時的古文經(jīng)學家劉歆。（7）應當指出，以上三說均缺乏科學依據(jù)，多屬臆測，其中康氏的臆測最明顯，他連《周禮》面世于西漢初期的事實也否認了，對此理論界頗有微詞。

　　《周禮》的研究到現(xiàn)代才走上科學的軌道。第一個對此做出較大貢獻的是郭沫若先生，他在《周官質(zhì)疑》一文中，以金文為依據(jù)，對“出自周公”說作了有力的駁斥：“．．．．．．上述共二十項乃彝銘中言周代官制之卓著者，同于周官者雖亦稍稍有之，然其骨干則大相違背，如是鐵證斷難斥為向壁虛造。又所舉諸器之年代，大率起于周初，而逮于春秋中葉，其說之詳，具見《大系》，亦斷非前代異制或傳聞異詞等說之所能規(guī)避。如是而尤又可謂《周官》必為周公致太平之跡，直可謂之迂誕而已�！保�8）郭先生的這一批評是致命的。但在批評“出自周公”說的同時，他力主“戰(zhàn)國偽書”說，甚至認為：這個作偽者就是荀子弟子。

　　針對“戰(zhàn)國偽書”說，朱謙之先生從文字學和官制的角度，亦考證說：“此書中所用古體文字，不見其他古籍，而獨與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載官制與《詩經(jīng)·大雅·小雅》相合，可見非在西周文化發(fā)達的時代不能作�！薄俺蓵�最晚不在東周惠王后�！保�9）洪誠先生在《讀〈周禮〉正義》中，則從語法學的角度研究說：“從語法上看，文獻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千數(shù)與零數(shù)之間，擾用有字連之，戰(zhàn)國中期之即不用。《尚書》、《春秋經(jīng)》、《論語》、《儀禮》經(jīng)文、《易·系辭傳》皆必用�！赌绿熳觽鳌芬杂脼槌！！渡胶＝�(jīng)》中之《五藏山經(jīng)》不用�！睹献印烦�論述與《尚書》有關之事而外，亦不用�！吨芏Y》之經(jīng)記全部用，此種語法與《尚書》、《春秋經(jīng)》同，故非戰(zhàn)國時人之作。”（10）張亞初、劉雨二先生又以金文為據(jù)，在《兩周金文官制研究》一書中考證道：“總計《周禮》三百五十六官有九十六官與西周金文相同或相近，這說明《周禮》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職官在西周金文中可找到根據(jù)�！薄啊吨芏Y》六官的體系與西周中晚期金文中的官制體系是相近的，二者雖有名稱及層次的不同，但其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則是很鮮明的。《周禮》的作者在編書時一定是借鑒或參照了西周中晚期的官制系統(tǒng)，并吸取了其中對他有用的東西。”（11）這些看法對“戰(zhàn)國偽書”說亦是致命的。由此可見，《周禮》既非出自周公，也不是戰(zhàn)國偽書，事實上，應是東、西周之交前后的作品。

　　后來，金景芳、尹黎云二先生又分別對以上四先生的真知卓見進行了演繹。金先生認為，作者可能是東周初期一得見王室檔案者；
（12）尹先生則認為，“極有可能是管理檔案材料的官員”（13）。應當說，這也屬臆測，沒科學根據(jù)。

　　關于《周禮》的歷史意義，向來是圍繞《周禮》的產(chǎn)生年代及作者而展開的，如凡認為《周禮》出于周公者，都大談周公“致太平” ；
“戰(zhàn)國偽書”說，則都在“六國陰謀”上作文章；
“劉歆偽書”說則重在宣揚保存西周舊制等。應當說，這些說法均是對《周禮》歷史意義的附會，亦不確。

　　二、《周禮》的作者、成書年代之我見

　　如果從“《周禮》產(chǎn)生的科學時代當在東西、周之交的前后”出發(fā)，要想解決其作者、成書年代的問題，筆者認為，應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首先，要對《周禮》本身進行深入研究。第一，《周禮》是一部什么性質(zhì)的著作？過去，理論界有兩種主要看法：一是歷史文獻，二是思想著作。前種看法，如金景芳先生認為：《周禮》“講古制極為纖悉具體。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設想”。（14）尹黎云先生則說：“書中所反映的周制，當是西周初期尚未改制，也就是沿用殷制的周制，同時又有不少內(nèi)容是作者的設想�！保�15）金、尹二先生都認為，《周禮》保存舊制是主要的，作者的設想是次要的。后種看法，如顧頡剛先生認為：《周禮》是為統(tǒng)一天下，成就帝王事業(yè)而設計的一套制度。（16）李普國先生進一步說：“該書是作者為了‘成就王業(yè)’而設計出來的一個方案，并非歷史實錄”；
“它主要是一部思想史性質(zhì)的著作。”（17）顧、李二先生都認為，《周禮》的改革方案是主要的，保存舊制是次要的。二說孰是孰非？筆者認為，后種見解有道理。如前所述，《周禮》一書，言舊制只占該書內(nèi)容的四分之一強，絕大部分是談新的改制方案，因此改革是該書的主旋律。傳統(tǒng)上，理論界也多是從改制的角度來看待《周禮》的。胡寄窗先生說：“從西漢起，即不時有人把它作為改革某種政治或經(jīng)濟的理論依據(jù)。兩宋以來，《周禮》更成了封建士大夫心目中的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準則�！保�18）李普國先生更具體地指出：“劉歆佐王莽，蘇綽佐北周宇文氏，皆托《周禮》以改制。唐玄宗又依傍《周禮》而修《唐六典》。宋王安石師法《周禮》的理財制度，創(chuàng)立‘新法’；
王安石自撰《周禮新義》，并以《周禮》取士。近代太平天國制訂的《天朝田畝制度》，也從《周禮》吸取思想養(yǎng)料�！保�19）這些看法都是正確的。因此《周禮》不是歷史文獻，而是思想著作，是改革的法典。

　　第二，《周禮》是私人著述，還是官方典籍？這個問題，傳統(tǒng)的看法有二：一是官方典籍，二是私人著述。前說源于劉歆，后說源于“戰(zhàn)國偽書”說，后說也是當前理論界最流行的說法。不過，應當指出：理論界包括金景芳、尹黎云先生，既已接受了朱謙之等先生對《周禮》所作的科學考證，即它應產(chǎn)生于東、西周之交的前后，那么，“私人著述”說無論如何都難成立。1、在東、西、周之交的前后，中國學術尚未下移，百家爭鳴亦未興起，私人著述絕無可能。即使到了春秋后期的孔子時代，盡管他是當時最偉大的思想家，但仍是“述而不作”。至少早于孔子一百多年的《周禮》，怎么會出于私人之手呢？2、無論是在西周后期，還是東周初期，周天子都基本上還相當有實力，自己都能制定改革方案，決不可能由私人去“操心”。3、像《周禮》這樣重要的改革文獻，既高屋建翎，又纖密細微，一般私人是作不出來的。該人至少要相當后世的實權宰輔，如王安石、張居正之類，亦或就是周天子。因此《周禮》應為官方典籍。

　　第三，《周禮》是多人雜著；
還是一人原著，多人補訂；
或一人主編，多人合著而成？關于《周禮》的成書，清楊椿曾認為：“疑其先出于文種、李悝、吳起、申不害之徒，．．．．．．后人網(wǎng)羅摭拾，匯成詞書。．．．．．．且以周、秦后事附入者在在有之。”（20）顧頡剛先生進一步認為：現(xiàn)在所見的《周禮》，是散亡之余，為漢代儒家所獲得，并加以增損而成。其成書過程，上可聯(lián)系到齊宣王立稷下之學，下可聯(lián)系到王莽托古改制，既不成于一人之手，也不作于一時。就是說《周禮》是多人雜著。（21）對此，胡寄窗先生曾批評說：“新故有名考據(jù)學家顧頡剛給《周禮》一書作了一點極明確的論斷，肯定其為‘不成于一人，也不作出一時’。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斟酌的問題。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如《管子》、《老子》之類，其內(nèi)容各篇章常是相對獨立的，特別是在其組織上體系上并無必然的聯(lián)系，有的甚至與前后各篇章毫無關聯(lián)可言。象這樣的古籍，說它們不成于一人和不作于一時，是很有可能的�！吨芏Y》這部書就不是這樣，它系統(tǒng)地記載了一個封建大國的中央各部門和每一部門的各級行政機構的周密編制體系。不論這些記載系來自直接、間接知識，或系來自主觀虛構，僅憑這一點而言，即足以斷定《周禮》不可能是若干人非一時之作。理由很簡單，假如《周禮》真是不成于一人和不作于一時，試問：這些生活在不同時代的偽造者們怎會不謀而合地甲作《天官》、乙成《春官》、丙續(xù)《秋官》，而最后竟組成一部體系完密的《周禮》？天下哪有這種巧事！又假如這些偽造者們均生活在同一時代，除非他們彼此相識，蓄意共同偽造，才可能編成這樣一部《周禮》。果真如此，倒成了古代的一個偽造‘小集團’，可謂千古罕有的偽造方式。所以，《周禮》的主要輪廓應以成于一人之手才較為合理，他人只能做些無關大體的小的增補改訂�！保�22）二說孰是孰非？應當說，都有一定道理，又都有弊端�！吨芏Y》各篇風格不一，矛盾甚多，若非多人撰寫，實難說通；
而其整體結構嚴謹，思想細密，若非出于一人，也不可理喻。這就產(chǎn)生一個矛盾：《周禮》到底是多人合著還是出于一人？筆者認為：《周禮》的產(chǎn)生當如戰(zhàn)國末期的《呂氏春秋》�！秴问洗呵铩返目傮w設計出于呂不韋，成書是由其眾多門客合撰�！秴问洗呵铩肪陀羞@種總體結構嚴謹細密，而各篇風格迥異、內(nèi)容混雜的矛盾�！吨芏Y》的這一現(xiàn)象不正與《呂氏春秋》相同嗎？它也應是由一人總體設計，多人分頭撰寫而成。只有這樣，才可能出現(xiàn)上述問題，否則費解。另外，后世對《周禮》有無增補？二說對此雖都不同程度地予肯定，但根據(jù)并不充分。因為這些所謂的增補，很難從《周禮》正文中找到實據(jù)，幾乎都出于注疏。如李普國先生就曾從《周禮·夏官·職方氏》豫州條一疏出發(fā)，認為：此處所載是東周事跡。（23）然而《周禮》注疏是個極難確定的問題，胡寄窗先生曾說：“歷代注疏家?guī)缀鯇Α吨芏Y》中一字一句均有各種不同的歧見，有不少條僅一、二十個字的原經(jīng)文，其注疏竟多達一萬余字。足征其意見之紛歧�！保�24）怎么能僅憑《周禮》注疏來斷定其有后世增補的內(nèi)容呢？

　　第四，《周禮》是否是殘草稿？蔣伯潛先生在十三經(jīng)概論中曾指出：《周禮》是一部未完成稿�！吨芏Y》中所缺的《冬官》不是佚亡，而是作者在草完前五官之后，未來得及趕寫，也未來得及修改前五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便“遽爾溘逝”了。（25）眾所周知：《周禮》在先秦是最粗糙的文獻，其粗糙程度令人難以置信，和絕無僅有。如何解釋這一現(xiàn)象？筆者用官方統(tǒng)編，雖能為其做很大開脫，但遠遠不夠，還是蔣先生的看法極有見識，即《周禮》還是一部殘草稿。據(jù)此，筆者還認為：《周禮》中其他五官的缺文，可能有些亦非佚失，而是撰寫者當時就未考慮好怎樣寫，屬暫缺待定，但蔣先生用作者“遽爾溘逝”來說明《周禮》殘草稿的成因欠妥。前面講過，《周禮》非一般私人著述，而是官方的改革文獻。筆者認為，《周禮》之所以是殘草稿，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改革者放棄了其改革理想；
另一是他受客觀條件制約、無法繼續(xù)改革，極有可能已在政治上失敗。前種可能性較小，一個改革者既已大張旗鼓地編撰了改革文獻，又中途驟止，不啻政治自殺；
后種可能性居大：他的改革，沒有得到大多數(shù)人，或對具改革具有決定意義的人的支持與理解，最后導致失敗。因此，只有用改革者已在政治上失敗，才能說清《周禮》的夭折——以殘草稿傳世的原因。

　　第五，為什么《周禮》沒有實施？《周禮》是一部改革文獻，但在當時并未實施過。對此，史學界以往的解釋，主要是說其理想成份太濃，無法實施。如顧頡剛先生認為：《周禮》的改革，多屬“紙上的玩意兒，和現(xiàn)實聯(lián)系不起來”（26）還有人直斥其為中國上古的“烏托邦”。其實欠妥�！吨芏Y》的改革理想成份確很濃，但這并不妨礙對它進行嘗試，歐洲歷史上也有過類似的烏托邦，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就對其進行過嘗試嗎？這里關鍵在于作者是否有嘗試的條件。筆者認為，《周禮》之未實施，可能仍與前面所講的其改革者既已在政治上失敗有關。制定《周禮》的改革者已在政治上失敗了，它還怎么能被付諸實施呢？

　　第六，為什么先秦無人提及《周禮》？《周禮》從產(chǎn)生之日起，上至東、西周之交，下迄秦統(tǒng)一，其中包括春秋的改革家、戰(zhàn)國的變法者、百家爭鳴的先驅孔子和百家爭鳴的中心——稷下諸學派、以及廣采百家之長來編寫《呂氏春秋》的呂不韋的門客，均無人提及。對此，馬融曾解釋說：“秦自孝公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保�27）此說不妥。試想：若秦真的“特疾惡”《周禮》，那么“焚書坑儒”時，它應首當其沖，秦始皇何以對其一字不提？前引楊椿、顧頡剛先生說，從東周到戰(zhàn)國不僅有眾多知名學者在研讀《周禮》，而且參與了對其作偽。對此，筆者不敢茍同的另一原因是：若先秦有這么多人參與對其作偽，又無一人提及，豈不怪哉？筆者認為，先秦無人提及《周禮》，只有一個解釋，就是人們都諱言《周禮》。先秦人不是不知道《周禮》，而是知而不言，知而不言肯定就是忌諱。先秦人忌諱《周禮》也只有一個解釋，就是其制作者已在政治上失敗，而且失敗得極慘，被掃進了“不恥人類的狗屎堆”。中國古代向來有“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偏見，一個遭歷史唾棄的失敗者所制的《周禮》，還會有誰愿去提它呢�。�漢人重提《周禮》時已遺忘了這段歷史。）

　　由此可見，《周禮》是一部改革文獻，由官方編寫，總體設計出于一人，多人分頭起草而成，但由于改革者在政治上的失敗，《周禮》胎死腹中，未能完稿，也未付諸實施，因此先秦人對其都諱莫如深。

　　其次，要把對《周禮》本身的研究同當時的歷史背景結合起來考察，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其作者及產(chǎn)生年代的問題。第一，從“《周禮》是改革文獻，由官方編寫”出發(fā)，我們一定要從探索周的改革入手來研究。眾所周知：周在東、西周之交確曾進行過政治改革，但這些改革都集中在西周后期，不在東周初期。據(jù)此，可以肯定《周禮》的成書應在西周后期，不在東周初期。過去，金景芳先生曾認為，“《周禮》一書是東遷后某氏所作”，其“封國之制、畿服之制”一類設想，“具有時代特點，但西周不能為此方案，即春秋戰(zhàn)國時人也不會為此方案。原因是春秋戰(zhàn)國時，周室衰微已甚，降為二、三等小國，當時不會幻想它會復興。而在西周的歷史條件下，則不可能產(chǎn)生這樣的設想�！保�28）應當說，金先生認為“春秋戰(zhàn)國時人不會有此設想”有道理，但認為“西周后期人也不會有此設想”欠妥。我們知道：周正是在西周后期，一直受諸侯紛爭和自身的社會積弊所困擾，曾極力改革，試圖重振雄威，怎么能說其不會有此設想呢？周在西周后期的改革分兩個時期，一是厲王時期，另一是宣王時期。宣王的改革向來為史家所稱道，號稱“中興”；
厲王的改革，除翦伯贊先生在《中國通史》（29）和筆者在拙作《中國古史分期新探》（30）有所提及外，從司馬遷開始，便一直被忽視。宣王的改革主要有兩項，一是“不籍千畝”，二是“料民于太原”，總的來說是零打碎敲。應當說，《周禮》不可能產(chǎn)生在宣王時期，因為宣王的改革與《周禮》的總體規(guī)劃迥異，況且《周禮》若出于宣王，它不會被埋沒，早成了改革經(jīng)驗。厲王的改革，歷史記載雖不詳，但博學多才的太子晉卻明確提“厲始革典”。從字面上我們就可以得出三個結論：一是厲王確曾進行過改革；
二是厲王的改革是周在西周后期的首次改革；
三是厲王的改革不是小打小鬧，而是從各項典章制度入手的通盤改革；
據(jù)此，筆者認為，《周禮》應出于“厲始革典”，是厲王在革除舊典的同時，所擬頒行的新政典。第二，從“《周禮》是一人總體設計，多人分撰”出發(fā)，我們有理由認為，這個總設計者就是周厲王，分撰者是其下屬各部門負責官員。第三，從“《周禮》是殘草稿，未曾實施，先秦人都諱言”來看，這與厲王的失敗是吻合的。因為“厲始革典”沒成功，厲王本人被流于彘，代之者是“共和行政“。所以，《周禮》既未完稿，也未償試，后來知情人對此都諱而不言。另外，《周禮》的殘草稿，很可能是做為厲王革典的罪惡證而保留下來的。只有將其當做“厲始革典“所擬頒行的新政典，才能完全滿足上述《周禮》產(chǎn)生的六個條件，否則這個問題就是千古之謎。

　　最后，《周禮》到底產(chǎn)生于哪一年呢？筆者從其未完成來看，認為當在流王于彘的當年，即厲王十七年，公元前841年，亦即“共和行政”元年，這一年也就是“厲始革典“之年。

　　三、如何正確理解《周禮》的歷史意義

　　如果把《周禮》定為西周后期“厲始革典”所夭折了的新政典，那么，它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

　　第一，它不僅使我們，了解到了“厲始革典”的全貌，也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了其失敗的深層原因。過去，我們只知道厲王曾進行過改革，但不得其詳。通過《周禮》，我們才知道厲王的改革是西周后期一次有計劃、有組織、有目標的涉及政治法律思想、文化教育及社會生活在內(nèi)的全面改革。過去，我們只知道“厲始革典”的失敗是“厲王虐，國人謗王”。通過《周禮》，我們才認識到其深層原因：一是改革方案過于理想化。凡研究《周禮》的人都覺得其改革藍圖近似烏托邦，甚至有人斷言它永無實現(xiàn)的可能。改革不切合實際，不腳踏實地，難免失��；
二是急躁冒進。厲王試圖把他的改革在周邦和其他諸侯國一齊推進，這是不策略的。西周是分封制，各諸侯國與宗主國具有相對獨立性。由此，整個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不平衡，周是當時最發(fā)達的國，改革應由周最先展開，其他諸侯國沒有改革要求，不應全面鋪開。后來，各諸侯國類似厲王的改革發(fā)生的時間均很遲。如較早的齊，是在東周公元前685年；
晚于周一百多年。其他諸侯國就更遲了，如秦的改革是戰(zhàn)國公元前408年，遲于周幾百年!厲王當時就想把改革推向整個中國，是冒進。而周自身的改革，也應講究策略，分步進行，讓國人在改革中得到實惠�？墒菂柾鯀s沒這樣做，改革失敗是必然的；
三是觸動了當時最有權力的社會階層——諸侯的利益。在分封制占主導地位的古代，諸侯實力最強，是整個社會支柱。尤其周代的諸侯，多為親戚、同姓，他們的責任是“以藩屏周”，盡管西周后期有些諸侯已有異志，互相紛爭，不服周政權統(tǒng)治，由始封時的小國擴展成了大國，但若要縮小他國的封地已不可能�？墒恰吨芏Y·夏官》卻設想：“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
方四百里，則六侯；
方三百里，則十一伯；
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
方百里，則百男�！彼拼耍�哪個諸個肯俯首就范？若以武力解決，無疑是等于向所有諸侯宣戰(zhàn)，不招來諸侯的“八國聯(lián)軍“才怪呢？這樣的改革不失敗是不可能的。

　　第二，史學界已定論的“國人暴動，流王于彘” 應改為“諸侯發(fā)難，流王于彘”。傳統(tǒng)上，史學界對周厲的探討都本于司馬遷，然而司馬遷對周厲的記載卻很成問題，如他完全忽視了“厲始革典”這一事實；
把“共和行政”曲解成了“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31）這里他的“國人暴動，流王于彘”也值得商榷。應當指出，筆者并不否認“國人暴動”的真實性，因為《左傳》和《國語》對此均有記載。問題在于，國人是否是該暴動的主體？是否是流王于的主導力量？前些年，當代著名史學家田昌五先生在《古代史斷代新論》一書中，曾以金文為據(jù)，考證出了“國人暴動”除國人外，還有周上層貴族參加。（32）這是獨具慧眼的。對此，筆者進一步認為：“國人暴動”除國人和周上層貴族外，諸侯也參加了。為什么這樣說呢？根據(jù)是暴動后，建起的新政權——“共和行政”，是一共伯名和的諸侯行王政。諸侯未參加，怎么會出現(xiàn)“共伯和行王政”呢？接下來的問題是，在“流王于彘”的事件中，國人、周上層貴族和諸侯哪股力量起主導作用？按司馬遷的說法，是國人，故稱“國人暴動”。但這有個矛盾，若國人是主導力量，為什么建立起來的新政權不是類似“巴黎公社”的“鎬京公社”，而是“共和行政”呢？對此，司馬遷也似有察覺，所以他才將“共和行政”說成是“周召共和”，然后又渲染“國人暴動”的氣氛——國人要殺厲王之子宣王，再由召公以己子代宣王死，為“周召共和”做鋪墊。其實，從“共和行政”反推，“流王于彘”的主導力量應是諸侯，只有諸侯才會按傳統(tǒng)“刑不上大夫”或像歐洲貴族的“流放”方式，“流王于彘”，若國人是主導力量，他們肯定會像法國大革命絞死路易十四那樣，除掉厲王。試想，國人連宣王都要殺，怎么會放過厲王呢？可見，國人在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相當法國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級。司馬遷那樣寫，顯然是受了后世農(nóng)民起義的影響。最后，諸侯為什么會介入？《周禮》已為我們作了明確的回答，厲王的改革，觸動最大的是諸侯，諸侯能不聯(lián)合起來流王嗎？因此，“國人暴動，流王于彘”應改為“諸侯發(fā)難，流王于彘”。

　　第三，它再次證明，“厲始革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端。早在1990年，筆者在拙作《中國古史分期新探》中，就提出“厲始革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端。（33）那時筆者就斷言：“厲始革典”是封建改革，《周禮》再次清楚地向我們展示這一結論是對的。關于《周禮》的封建性質(zhì)，理論界早有定論，如李普國先生曾說：“《周禮》所描繪的社會經(jīng)濟制度是封建領主制。全國的最高土地所有權屬于王——天子。千里王畿為王直轄之地，王畿內(nèi)的土地有由王直接占有的王田，有分封給王直屬的公、卿大夫、士的采邑，而以王田為數(shù)最多。王畿外的土地，天子則分封給諸侯，諸侯在其封國內(nèi)，如王畿一樣，除直接占有者外，又將土地分給其所屬的卿、大夫、士等等。如此，形成的政治上的等級從屬關系。這是封建社會的特征�！保�34）過去，“西周初期封建”說曾以此說明西周初期是封建社會，不確。因為他們無法證明《周禮》所講的制度產(chǎn)生于周初。另外，西周末期“周宣王不籍千畝封建”說忽視了“厲始革典”及《周禮》，將周的封建改革定在“宣王中興”，也欠妥。還有，史學界占主導地位的“戰(zhàn)國封建”說，雖不否認周在西周后期即已進入封建社會，但卻硬要人為地將中國封建社會的開端定在戰(zhàn)國。這種封建說的主要缺陷是，它不把周進入封建社會的時間作為中國進入封建社會的標志，而是要用周和多個諸侯國都進入封建社會來說明中國進入了封建社會。一把各諸侯國納入考察對象，問題材就被弄混了。首先，選幾個諸侯國好呢？所有的“戰(zhàn)國封建”說均說不清；
其次，諸侯國是地方政權，按歷史唯物主義社會形態(tài)變革的理論，探討社會形態(tài)的變革，只能以國家政權性質(zhì)的轉變?yōu)闇�，地方政權不在考察之列�！皯?zhàn)國封建”說在古史分期中不著眼于中國當時國家政權的代表者——周，而著眼于周的諸侯國，欠妥。筆者認為：既然“厲始革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封建改革，而厲之所在的周又是中國當時國家政權的唯一合法代表，那么，這一改革無疑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里需要補充的是，過去由于筆者對《周禮》缺乏研究，曾將厲始革典誤定在厲王14年，不確。（35）如前所述，“厲始革典”的準確時間應為厲王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的開端亦應修正為厲王十七年，公元前841年。

　　第四，它告訴我們，“厲始革典”還是中國古代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春秋的開端。春秋作為一個歷史時期，據(jù)說源于經(jīng)孔子修訂過的《魯春秋》，但這一時期應從哪年開始，以什么為標志，傳統(tǒng)上史學界就有分歧。最早劃分春秋的是司馬遷，他將其定在“共和行政”元年，公元前841年。另有人嚴格按《魯春秋》的起始年代劃分，將其定在公元前722年。還有人認為，前說起始年代太早，后說嫌遲，應取東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為妥。后來，東周春秋說成了史學界最流行的說法。筆者認為，這一看法值得商榷。這里關鍵是要研究春秋一詞的歷史內(nèi)涵，內(nèi)涵不清，外延就難以把握。傳統(tǒng)上劃分春秋的主要根據(jù)是什么？《孟子·離婁下》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对姟吠�，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宋代的蒙學讀物《三字經(jīng)》說得更清楚：“周轍東，王綱墜，逞干戈，尚游說，始春秋，終戰(zhàn)國，五霸強，七雄出．．．．．．。”以上概括起來是兩點：一是“王室衰微”，二是“諸侯紛爭”。應當說，這兩點確是春秋的歷史內(nèi)涵。但還有一重要內(nèi)涵被忽略了，就是改革。改革是春秋時期的主線，無論是王室衰微，還是諸侯紛爭，都與改革有關。當時周與各諸侯國，誰不改革，或改革不當，或不能持之以恒，就會衰微，甚至滅亡；
誰堅持改革，改革得當，不斷上新臺階，就興旺發(fā)達，離開改革，就談不清春秋史。在西周后期至東周的所有改革中，周的改革，尤其是“厲始革典”最重要，它是中國古代第一聲封建春雷，對后來其他諸侯國的改革具有決定作用�？墒�，東周初期春秋說卻將周的改革排斥在了春秋之外，這是不應該的。筆者認為，春秋的開端還是以司馬遷的公元前841年為準才科學，但其政治標志不能用“共和行政”，而應用厲始革典。只有這樣，才能既將周的改革劃在春秋之內(nèi)，又突出了周的改革在春秋時期的歷史地位。事實上，早在兩千年前，周太子晉亦有類似的看法。他在回顧周史時，曾說：“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36）即他將后稷至季歷劃為一個歷史時期，文、武至夷王為一個時期，厲王以后又為一個時期。這一看法是正確的。由此可見，厲王十七年，公元前841，中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年，該年既發(fā)生了“厲始革典”、“諸侯發(fā)難”、“流王于彘”、“共和行政”等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同時也是周進入封建社會從而是中國進入封建社會的標志，還是春秋時期的起始年代。

　　第五，它是我們重新評價周厲王的根據(jù)。傳統(tǒng)上，史學界一談到周厲王，除了將其當做一個暴虐的君王以外，根本不提“革典”之事。前面講過，這是不對的。厲王至少還是個改革者，而且《周禮》還告訴我們：這一改革是封建性的，對中國后來社會影響很大�？赡苡腥藭�說，既然厲王進行的是一場進步的改革，為什么會失敗呢？在中國歷史上，進行進步的改革而失敗的不止周厲王，如戰(zhàn)國時期的商鞅、吳起，直到清末的光緒皇帝，不都有失敗的記錄嗎？因為有些改革一下子很難為眾人理解，如遲于周厲王二百多年的鄭子產(chǎn)“作封洫”（37）時，國人對此最初的反映是：“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于產(chǎn)，吾其與之�！保�38）三年后，國人的看法便發(fā)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我有子弟，子產(chǎn)誨之；
我有田疇，子產(chǎn)殖之。子產(chǎn)而死，誰其嗣之？”（39）若子產(chǎn)在改革后的三年之內(nèi)被殺，那他無疑就是周厲第二，幸運的是他活了下來，而周厲被流放了。筆者早在拙作《中國古史新探》中就曾指出：“厲始革典”的失敗只是其個人的失敗，周和整個中國的封建進程并未逆轉。所以，不管“厲始革典”成功與否，它的歷史進步性和厲王本人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都不能忽視，都要給予正確的和客觀的評價。傳統(tǒng)上，“勝者為王，敗者為賊”的歷史偏見是不對的。孔子的高足子貢早就對此進行過批評：“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保�40）重新評價周厲王，是我們清除傳統(tǒng)史學偏見的開始，只有科學地對待歷史，才能走出歷史怪圈，堅定地邁向未來。

　　注：

　�。�1）（27）《十三經(jīng)注疏》：《〈周禮〉正義·序》

　�。�2）（4）（5）（6）（16）（20）（21）（26）轉引自李普國：《〈周禮〉的經(jīng)濟制度與經(jīng)濟思想·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

　　（3）（9）（10）（12）（14）（25）（28）轉引自《評析本白話十三經(jīng)》：《〈周禮〉評析》（尹黎云），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3年2月。

　�。�7）康有為：《新學偽經(jīng)考》。

　�。�8）（11）張亞初、劉雨：《兩周金文官制研究》一書，第頁第頁。

　�。�13）（15）尹黎云：《〈周禮〉評析》（《評析本白話十三經(jīng)》，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3年2月。） 。

　�。�17）（19）（23）（34）李普國：《〈周禮〉的經(jīng)濟制度與經(jīng)濟思想》，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第3頁；
第4頁；
第6頁；
第87頁。

　�。�18）（22）（24）胡寄窗：《〈周禮〉的經(jīng)濟制度與經(jīng)濟思想·序》（李普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

　�。�29）翦伯贊：《中國通史》第一冊。

　�。�30）（33）（35）拙作：《中國古史分期新探》，載《南京社會科學》1990年第一期。

　�。�31）《史記》：《周本紀》。

　�。�32）田昌五：《古代史斷代新論》。

　�。�36）《國語》：《周語》。

　　（37）（38）（39）《左傳》：襄三十一年。

　�。�40）《論語》：《子張》。

　　原載：《南京社會科學》1997年第10期

　�。ㄕf明：此處對個別文句略有修改。于南京“困 陋 齋”）

相關熱詞搜索：周禮 歷史意義 年代 寫作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