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多哈回合談判，是世界貿易組織（WTO）1995年成立以來發(fā)起的首輪多邊貿易談判，也是中國第一次以正式成員身份參加此類談判方數量眾多、議題廣泛、曠日持久的大型多邊經貿外交。該輪談判為中國全面學習、適應多邊經貿外交的游戲規(guī)則并積極影響多邊貿易體制的運行提供了寶貴契機和重大挑戰(zhàn)。通過過去幾年積極、務實、靈活的參與，中國對多哈回合談判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建設性作用。下一階段，中國應采取有力措施切實加強自身與談判有關的能力建設，同時采取市場準入議題和發(fā)展議題“兩手抓”的策略，推動談判的成功結束和多邊貿易體制的健康、持續(xù)發(fā)展。

　　[關鍵詞]多哈回合 多邊貿易談判 中國 多邊外交

　　*本文系由作者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辦的“中國的多邊外交：戰(zhàn)略與實踐”研討會（2008年3月2-3日，上海）的發(fā)言整理而成，并受益于與會者的建設性討論。

　　1948年1月1日開始運作的戰(zhàn)后多邊貿易體制，至今已經走過極不平凡的60年歷程。作為戰(zhàn)后國際多邊經貿外交的主要舞臺之一，這一體制為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發(fā)揮了關鍵作用。多哈回合談判是關貿總協(xié)定八輪多邊貿易談判的延續(xù)和世界貿易組織（WTO）1995年成立以來的首輪談判，它承載了多邊貿易體制六十年的輝煌與困境。多哈談判不僅將對該體制的未來走向產生重大影響，而且為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積極融入國際經濟全球化、參與多邊經貿外交，在維護和促進自身利益的同時積極影響國際經濟體制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本文將在對戰(zhàn)后多邊貿易體制的演進歷程和多哈回合談判的發(fā)起概況作簡要回顧后，著重就中國在多哈談判中開展多邊外交的有關問題加以探討。

　　一、從關貿總協(xié)定到WTO：戰(zhàn)后多邊貿易合作六十年

　　1948年1月1日，《關稅與貿易總協(xié)定》通過有關締約方簽署《臨時適用議定書》的方式開始生效。盡管它從一開始就在組織機構、法律效力和地位等方面存在種種“先天不足”，[1]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多邊貿易體制的法律和組織框架由此奠定，并在隨后幾十年中不斷發(fā)展完善。該體制一改以往以雙邊條約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開啟了國家間依循多邊貿易規(guī)則開展國際貿易的新里程，其邏輯結果是：

　　首先，在多邊貿易體制提供的組織框架和談判場所內，有關國家通過多邊規(guī)則的制定和實施，得以不斷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推動貨物和服務貿易自由化；

　　其次，貿易壁壘的顯著削減，有效地促進了各國市場從相互割裂、阻隔狀態(tài)走向全球一體化，從而使國際貿易急劇擴大；

　　再次，國家間貿易往來的增多和各國市場以及生產要素的融合，大大加強了各國間的相互依存，并作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主要“引擎”之一發(fā)揮了重要的牽引作用；

　　復次，在如上因素帶來的國際貿易新格局下，多邊貿易規(guī)則及其所支撐的貿易體制作用日益彰顯，成為維系國家間相互依存關系和治理全球化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紐帶。

　　上述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多邊主義貿易合作理念的成功實踐，使戰(zhàn)后多邊貿易體制成為二戰(zhàn)結束以來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1948年世界商品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分別為580億美元和620億美元，到2006年則分別達到120620億美元和123800億美元；
1980年世界商業(yè)性服務（不包括政府服務）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分別為3650億美元和4024億美元，到2006年分別達到27108億美元和26196億美元（均按當年價格計算）。[2]除了國際貿易額的急劇擴大外，國際貿易作為就業(yè)和增長源泉的作用也不斷加強。從1948年到1997年，世界商品出口年均增長6％，遠高于同期世界GDP年均增長3.7％的速度；
以總量論，世界貿易在這一時期增長了17倍，而世界GDP增長了6倍。按照貿易對GDP貢獻率來衡量，發(fā)達國家這一比例從1985年到1997年由16.6%上升到24.1%，發(fā)展中國家在同一時期從22.8%上升到38.0%。[3]

　　關貿總協(xié)定從1948年1月1日開始臨時適用時，其締約方僅為23個，管轄的貿易額約為100億美元；
到1995年1月1日WTO取代關貿總協(xié)定時，該組織共有128個成員，管轄的貿易額超過5000億美元。到2007年7月，WTO成員達到151個，可以說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重要國家（或地區(qū)）都已加入該組織，另外還有28個經濟體正在申請加入，預計今后10年內成員總數有可能接近180個，一個真正的“世界”性貿易組織正在形成。[4]

　　本質而言，戰(zhàn)后多邊貿易體制是一個供有關成員在最惠國待遇、互惠原則等貿易規(guī)則基礎上開展多邊經濟外交的舞臺。其中，不定期舉行多邊貿易談判，是總協(xié)定和WTO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活動方式。關貿總協(xié)定歷史上舉行的8輪多邊貿易談判，不僅在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推動貿易自由化方面成效顯著，而且為監(jiān)督其各項規(guī)定和制度的實施乃至修改原有協(xié)議、達成新的協(xié)議提供了契機和手段。[5]

　　2001年11月，WTO第四屆部長會議在卡塔爾多哈發(fā)起的“多哈發(fā)展議程”（或稱“多哈回合”、“發(fā)展回合”）談判，是戰(zhàn)后多邊貿易體制進入“WTO時代”以來舉行的首輪多邊貿易談判，也是該體制歷史上第一次以“發(fā)展”而不是“貿易自由化”為主題（至少名義上如此）的談判。本輪談判的發(fā)起背景是：盡管過去半個多世紀的多邊貿易自由化取得了很大進展，但貿易實力和外交資源處于明顯優(yōu)勢地位的發(fā)達國家長期主導著多邊貿易體制的運作和多邊貿易談判的開展，并導致該體制在其歷史發(fā)展中存在著較為顯著的不平衡和不完善之處。關貿總協(xié)定的最后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即烏拉圭回合談判尤其加劇了這一不平衡發(fā)展。明顯的例證是，發(fā)達國家利用其在貿易談判中的主導地位，在其有競爭優(yōu)勢的領域（如服務貿易）奉行“選擇性貿易自由化”，使發(fā)展中國家無法充分利用和實現(xiàn)其比較優(yōu)勢并在國際貿易中獲益。而且，烏拉圭回合中納入的很多“新議題”并不直接涉及市場準入，也并非如同傳統(tǒng)國際貿易理論所論證的那樣可以通過貿易自由化帶來雙贏結果。[6]根據聯(lián)合國發(fā)展規(guī)劃署（UNDP）在1997年的估算，在WTO體制下，從1995年到2004年，48個最不發(fā)達國家實際上將每年受到6億美元的損失，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qū)蒙受12億美元損失。雖然從全球而言貿易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上升了，但總共有著1億人口的44個發(fā)展中國家的這一比重卻出現(xiàn)了下降，最不發(fā)達國家（占世界總人口的10％）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僅為0.3%，是他們二十年前所占份額的一半。[7]烏拉圭回合之后多邊貿易體制內外的發(fā)展特別是1999年西雅圖部長會議的失敗，充分體現(xiàn)了貿易與發(fā)展失衡給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深刻危機，發(fā)展問題也因此成為WTO體制內最為尖銳和突出的問題之一。

　　根據2001年11月多哈會議通過的《部長宣言》，多哈回合談判的主要內容有農產品、服務業(yè)、非農業(yè)產品的市場準入、WTO規(guī)則（反傾銷、補貼與反補貼、區(qū)域貿易協(xié)定等）、爭端解決機制、貿易與環(huán)境、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問題、與實施有關的問題和關注等。多哈《部長宣言》強調，新一輪談判在所有談判議題都應充分考慮“發(fā)展中國家和最不發(fā)達國家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并承諾對這些國家提供技術援助和能力建設。會議還通過《與實施有關的問題和關注》、《關于TRIPS協(xié)定與公眾健康的宣言》等5項決定。

　　上述談判授權，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傳統(tǒng)貿易自由化的“自行車理論”的繼承和沿用，[8]另一方面也深刻體現(xiàn)了對已有自由化成果的修正和對多邊貿易體制若干重要理論和觀念的變革。具體而言，從多哈回合和烏拉圭回合談判的農業(yè)、服務貿易、非農業(yè)產品市場準入以及WTO規(guī)則、爭端解決機制、知識產權、特殊和差別待遇等談判議題的比較，都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繼承和延續(xù)關系十分明顯。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幾乎所有多哈談判議題上，與烏拉圭回合的關聯(lián)并不僅僅體現(xiàn)為對后者的延續(xù)、深化和一般意義上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對烏拉圭回合相關成果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公正加以糾正、揚棄和再平衡。最能體現(xiàn)這一點的也許莫過于知識產權議題。為了糾正烏拉圭回合TRIPS協(xié)定片面強調對發(fā)達國家權利持有人的高水平保護和漠視發(fā)展中國家獲得技術這一合法需要的傾向，多哈《部長宣言》以及《關于TRIPS協(xié)定與公共健康的宣言》都強調應采取有效措施維護發(fā)展中國家獲取為保護公共健康所需專利藥物的正當權益。此外，多哈《部長宣言》授權談判的TRIPS協(xié)定第23條規(guī)定的對地理標識的保護擴大到葡萄酒和烈酒以外的產品、TRIPS協(xié)定與《生物多樣性公約》、與保護傳統(tǒng)知識和民俗以及成員根據第71.1條提出的新發(fā)展之間的關系等問題，也都屬于糾正《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xié)定》的不平衡性、平抑其“劫貧濟富”、“抑弱扶強”色彩的措施。

　　總之，烏拉圭回合具有濃厚的效率觀念指導下的自由化色彩，多哈回合則在很多方面體現(xiàn)了以公平價值對烏拉圭回合效率最大化理念的限制和糾正。這無疑是國際貿易體制一次更深層次和意義重大的自我提升，并將對未來談判和多邊貿易體制的運行產生重要影響。盡管原定2005年1月1日前結束的多哈談判幾年來始終波折不斷，最終談判成果很可能大大低于預期目標，從而不足以成為名副其實的“發(fā)展回合”，但多哈回合談判所蘊涵的發(fā)展理念和所體現(xiàn)的效率（貿易自由化）與公平（發(fā)展）“雙軌并重”的價值取向，仍然奠定了該輪談判不可取代的歷史地位。

　　二、中國在多哈談判中的立場、地位和作用

　　2001年12月11日，中國經過15年的漫長談判，終于成為WTO正式成員。加入WTO，是中國進一步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快現(xiàn)代化建設步伐的戰(zhàn)略決策。這不僅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所有WTO成員，有助于多邊貿易體制的發(fā)展，將對新世紀的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產生廣泛和深遠的影響。誠如WTO總干事邁克·穆爾所言，約2000頁的中國加入議定書協(xié)議的簽署是15年來復雜而艱辛的談判的成果，它將世界上最重要的貿易國之一納入了“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9]

　　中國2001年入世之時，正值多哈回合談判發(fā)起。該輪談判標志著中國第一次以正式成員身份參加此類談判方數量眾多、議題廣泛、曠日持久的大型多邊經貿外交。該輪談判不僅將對多邊貿易體制在21世紀的完善和發(fā)展以及世界經濟和貿易的走向（包括各成員國經濟發(fā)展）產生重大影響，而且?guī)缀跛�有談判議題都涉及復雜的政治、經濟和技術問題。[10]對中國而言，它至少提供了兩個方面的寶貴契機（同時也是重大挑戰(zhàn)）：一是全面學習、適應多邊經貿外交的游戲規(guī)則，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管理；
二是積極影響該體制的運行并促進其規(guī)則完善。

　　中國一開始就立場鮮明地支持多哈回合談判的發(fā)起和成功完成。例如，2001年12月19日，時任我國外經貿部副部長的龍永圖先生在代表中國首次以正式成員身份出席WTO總理事會會議時，就全面闡明了中國政府對于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立場，主張新的多邊貿易談判的目標應當是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發(fā)展和貿易投資便利化以及有利于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利益的平衡（特別是有利于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根本而言，中國在多哈回合談判中的利益所在和談判立場，是由中國在國際事務特別是國際貿易中的地位所決定的。一方面，作為迅猛發(fā)展的貿易大國和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對于多哈回合所包含的推進貿易自由化和推動解決多邊貿易體制的“發(fā)展赤字”兩大主題都有著重大利益；
另一方面，作為剛剛在入世談判中承諾了較高減讓義務、交了不菲“入門費”的新成員，進一步開放市場能力以及類似多邊經貿談判經驗的欠缺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中國的談判目標和作用。

　　具體分析中國在多哈回合談判過程中的多邊外交，筆者認為，中國的表現(xiàn)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概括：

　　第一，中國在該輪談判中積極發(fā)揮建設性的作用。

　　首先，中國為推動談判的進展積極采取了大量建設性的行動。例如，中國積極參與了作為多哈談判核心議題的農業(yè)談判，同時還廣泛參與了非農、服務、規(guī)則等其他議題的談判，獨立提交了40多個談判案文，聯(lián)合其他成員提交案文100余份。[11]2005年7月中旬，中國政府在大連第一次成功地舉辦了WTO小型部長級會議，推動了主要成員就多哈談判核心議題的討論，并參加了其他歷次小型部長級會議，全面參與了多哈回合所有重大談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在這些建議中，最典型的是中方在非農產品市場準入談判中提出的考慮發(fā)展中成員和發(fā)達成員不同關稅結構和經濟發(fā)展水平的“中國公式”，以及在農業(yè)談判中提出的強調平衡協(xié)調削減理念的“分層混合削減公式”。[12]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剛剛作為新成員承諾和履行了較高水平義務的情況下，仍然表達了“不吃免費午餐”、積極承諾新的貿易自由化義務、開放國內貨物和服務市場的態(tài)度，表現(xiàn)出作為全球貿易負責任的積極參與者顧全大局的姿態(tài)。[13]

　　與此同時，中國還積極支持和推動多哈回合談判成為真正的“發(fā)展回合”。如前所述，隨著發(fā)展問題在烏拉圭回合前后成為WTO體制內最為尖銳和突出的問題之一，舉行一輪“發(fā)展回合”談判、特別是糾正多邊貿易體制內對發(fā)展中國家的不公和不平衡的因素已成為絕大多數成員的共識。中國政府明確支持多哈回合達成平衡的協(xié)議，但強調這不是發(fā)達國家各自在談判中有得有失的自我平衡，而必須是有助于發(fā)展中成員的全面平衡；
這要求發(fā)達國家為本輪談判做出更多的貢獻，為發(fā)展中國家提供足夠的政策空間。[14]在2007年年中以來談判陷入僵局后，中國商務部長又對如何著手打破談判的僵局提出：既然多哈回合是發(fā)展回合，談判就應從發(fā)展中國家最關心的問題入手；
既然各成員都支持公平貿易，就應從最扭曲貿易的方面實現(xiàn)突破。在農產品出口補貼問題已有解決方案之后，嚴重扭曲貿易的農業(yè)國內支持問題就凸顯出來，成為制約談判的關鍵。補貼最多的發(fā)達成員有責任先行一步，把國內支持總量削減到實際使用水平之下，這樣才能打破僵局，非農、服務等其他談判也才能隨之解決。[15]

　　第二，中國在多哈談判中采取了務實、不當頭、不事張揚的策略。

　　毫無疑問，中國作為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是以積極參與、有所作為的態(tài)度來對待多哈回合談判的。但是，出乎很多分析家意料，中國在談判中并沒有成為發(fā)展中國家的“旗手”和“領頭羊”，扮演“關鍵先生”的角色。最為明顯的是，在多哈談判經過2006年7月以來半年多“中止”重新啟動后，出現(xiàn)了一個主要依靠少數國家（特別是美國、歐盟、印度和巴西組成的所謂“四國集團”）在核心議題上的磋商來推動談判進展的階段，2007年4月中旬以來先后在印度新德里、法國巴黎和德國波茨坦等地舉行了一系列高強度的“四方會談”。中國沒有躋身“四國集團”，顯然不是因為中國的貿易實力和地位不足。而在2005年香港部長會議前，一些分析者也提到了中國對于談判具體方案的“策略性沉默”。[16]

　　筆者認為，中國上述不當頭、不事張揚的務實策略，除了受近年來中國外交一貫風格的影響外，還考慮到兩個因素：從發(fā)達國家來看，美國、歐盟等成員在不同場合宣揚中國是多邊貿易體制和多哈回合談判的“最大受益者”，借機要求中國在談判中承諾超出自身經濟貿易發(fā)展水平的義務；
從發(fā)展中國家來看，不少中小發(fā)展中國家則希望中國作為其代言人抗衡發(fā)達國家。無論從哪一方面看，中國都不得不防范“槍打出頭鳥”的意圖。

　　第三，中國在多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中的立場堅持原則而不失靈活。

　　首先，中國的靈活策略體現(xiàn)在根據具體議題和中國的利益所在，參加不同談判集團和影響談判議題，如在2003年坎昆部長會議前與巴西、印度、南非等國家組成“發(fā)展中成員農業(yè)談判20國協(xié)調小組”（G20），該集團成為多哈談判特別是農業(yè)談判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17]而且，中國在積極要求多哈談判成為發(fā)展回合、維護發(fā)展中國家利益的同時，還在不同議題上靈活協(xié)調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立場，以期縮小分歧、促成合作。例如，在2005年7月WTO大連小型部長級會議上，中國和G20其他成員所提出的探索農業(yè)談判的中間道路以及對非農產品的非約束關稅削減建議得到了廣泛贊許。在2005年12月香港舉行的WTO部長會議上，薄熙來部長與其他各國部長共同努力使會議獲得成功，確立了2013年取消農業(yè)出口補貼的時間表，并對最不發(fā)達國家出口產品免關稅、免配額待遇做出安排，對棉花出口補貼與國內支持的盡快取消也達成妥協(xié)意見。[18]

　　三、進一步發(fā)揮中國建設性作用的展望和思考

　　中國作為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加入WTO后，對于多邊貿易體制內的力量對比、糾正該體制內現(xiàn)有的不平衡和推動其規(guī)則完善，必將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作為首次在此類場合亮相的新成員，中國能否以及如何實現(xiàn)自身談判利益和目標，也不可避免地將受到中國的經貿實力和談判能力、其他成員（特別是主要發(fā)達成員）的需要和影響、WTO體制健康發(fā)展的需要和可能等諸多因素的制約。雖然在不同事項和議題上表現(xiàn)不同，但中國總體上可以說是采取了一種“防守反擊”的姿態(tài)。

　　截至2008年3月下旬，多哈回合談判仍然前景不明，一般估計，將2009年作為談判結束時間也許較為現(xiàn)實。事實上，隨著2007年9月以來農業(yè)、非農產品市場準入等議題“主席案文”的出臺，各方在關鍵議題上的立場和分歧逐漸明朗化，包括中國在內的WTO成員正在進行艱難的密集磋商和討價還價，爭取讓主要談判對手盡快亮出最后底牌并迎來整個談判的沖刺階段。

　　從總體上看，過去幾年中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多哈回合談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整個談判中的表現(xiàn)也應當給予充分肯定。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談判立場和策略沒有需要加以認真總結之處。正如中國常駐WTO代表孫振宇大使所指出的：必須看到，中國作為一個新成員，對多邊貿易規(guī)則的理解和應用水平仍有待提高，參加多邊貿易談判經驗仍顯不足，談判隊伍的建設仍需加強。這些都需要我們今后通過更廣、更深地參與多邊貿易活動，并加強內部機制和人員建設來加以改進。[19]

　　總結過去幾年的談判實踐和多邊外交，筆者認為，應當采取以下兩方面對策，進一步發(fā)揮中國在多哈談判沖刺階段的建設性作用：

　　一是采取有力措施切實加強自身與談判有關的能力建設。在多哈回合這樣的大型、復雜多邊談判中，能力制約（包括對有關議題影響的分析能力、要價和出價的經驗把握等）仍然是我國在相當長時期內必將面臨的一大困難。具體來說，我國多邊經貿外交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yǎng)同實踐需要還存在相當差距，一些涉及多個主管部門的談判議題（如農業(yè)、環(huán)境產品和服務等）還缺乏完善的部門間協(xié)作機制，學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專業(yè)資源）、行業(yè)在談判議題中的潛力還遠沒有充分發(fā)揮出來。我國應通過加快人才培養(yǎng)、完善部門間和政府部門與學界、行業(yè)的協(xié)作機制，更好地界定和分析談判事項，從而更加充分有效地實現(xiàn)談判目標和利益。

　　二是在下一階段談判中采取一手抓三大市場準入議題（農業(yè)、非農產品、服務貿易）、一手抓發(fā)展議題的“兩手抓”策略，區(qū)分我國的不同利益并采取相應對策。其中，市場準入談判是多哈回合作為貿易自由化談判回合成功與否的基礎，發(fā)展議題則是多哈回合作為“發(fā)展回合”的關鍵指標。在農業(yè)和服務業(yè)兩個議題，我國面臨其他發(fā)達國家較大的市場開放壓力，仍需以防守為主并緊密團結G20成員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非農產品市場準入則涉及我國作為“世界工廠”和制造大國的重大利益，必然需要更為積極主動，而且在這一議題上，我國利益和立場可能較接近發(fā)達國家而不同于多數發(fā)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多哈談判是糾正多邊貿易體制“發(fā)展赤字”百年難遇的機遇，而目前實施問題、特殊和差別待遇等發(fā)展議題已經基本上被邊緣化。在下一階段，我國應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一道，共同致力于兌現(xiàn)多哈談判發(fā)起之初的各項發(fā)展承諾。

　　總之，多哈回合談判，見證了中國從多邊貿易規(guī)則接受者到主導者的歷史性轉變。根本而言，中國在WTO這一多邊貿易體制特別是當前多哈回合談判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與新時期中國外交總體路線、特別是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闡述的“和平發(fā)展”、“和諧世界”、“互利共贏”外交新理念相一致的。一方面，通過多哈回合談判推動均衡、普惠、共贏的全球化，有利于多邊貿易體制的健康、持續(xù)發(fā)展，并成為構建和諧世界的堅實基礎和有力保障；
另一方面，積極、務實、靈活地參加多哈回合談判，在既有多邊貿易規(guī)則的完善和新的多邊貿易規(guī)則的制定方面發(fā)揮重要作用，也完全符合中國的戰(zhàn)略利益和發(fā)展需要。中國的獨特國際地位、發(fā)展階段，決定了其可以也應該在多哈回合多邊外交中發(fā)揮獨特的、建設性的作用，尋求國家利益和各國共同利益的統(tǒng)一，展現(xiàn)多邊主義堅定維護者和負責任貿易大國的形象。

　　注釋：

　　[1]從法律上講，關貿總協(xié)定并不是一個擁有國際法律人格的正式國際組織，甚至也不是一個正式的國際條約。

　　[2]WTO Statistics database, Time Series on merchandise and commercial services trade, http://stat.wto.org/Home/WSDBHome.aspx.

　　[3]WTO, WTO Annual Report 1998, p.5-6.

　　[4]2007年7月27日，湯加成為WTO第151個成員。關于正在申請加入WTO的28個經濟體的基本情況，參見：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acc_e/status_e.htm。

　　[5]參見曾令良：《世界貿易組織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頁。

　　[6]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xié)定》（TRIPS協(xié)定）就是一個給發(fā)達國家?guī)�來不對稱的巨大利益而給發(fā)展中國家?guī)�來昂貴代價的例證。TRIPS協(xié)定所規(guī)定的高標準知識產權保護，使發(fā)展中國家每年將要向來自發(fā)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多支付大約400億美元的專利費（其中一半左右為美國獲得）。參見Oxfam, Rigged Rules and Double Standard: Trad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http://www.maketradefair.com。

　　[7]參見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82.

　　[8]貿易自由化的“自行車理論”（Bicycle Theory）是指：多邊貿易體制必須通過連續(xù)的自由化回合不斷前行，否則自由化措施之間間隔過久將使保護主義思潮和措施占據主導地位，那樣該貿易體制也將如同前進動力不足的自行車那樣倒下。參W. Goode, Dictionary of Trade Policy Terms (4th edition), Cambridge, 2003, p.42。

　　[9]M.Moore, “WTO and the New Round Talks” (speech at the 14th general meeting of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spmm_e/spmm73_e.htm.

　　[10]就技術角度而言，一般認為，各主要議題從達成框架協(xié)議到制定減讓公式，至少需要一年以上時間。

　　[11]孫振宇：“中國希望多哈回合談判盡早成功結束”，http://wto.mofcom.gov.cn/aarticle/zxhz/hzjj/200801/20080105353610.html。

　　[12]王曉欣：“多哈回合談判：中國兼顧發(fā)展與發(fā)達國家利益”，《金融時報》，2007 年6 月22日，第5版。

　　[13]商務部部長薄熙來的談話，參見遲明霞：“多哈談判中國不吃免費午餐”，《中華工商時報》，2007 年3月13 日，第1版。

　　[14]參見“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在世界貿易組織第六屆部長級會議上的發(fā)言”（2005年12月14日，中國香港），http://sms.mofcom.gov.cn/aarticle/zcfb/200601/20060101301432.html。

　　[15]“中國積極支持多哈回合談判取得進展”，http://wto.mofcom.gov.cn/aarticle/zxhz/hzjj/200709/20070905069900.html。

　　[16]鈕鍵軍：“多哈回合：中國‘策略性沉默’”，《財經時報》，2005 年11 月7日，第A3版。

　　[17]或稱“20國集團”，因其個別成員的變化有時也被稱為“21國集團”（G-21）或“22國集團”（G-22）。關于該集團的基本情況特別是在坎昆會議上的立場，參見A. Narlikar and R. Wilkinson:“Collapse at the WTO: a Cancun Post-morte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5, No.3, pp.456-457。

　　[18]孫振宇：“中國對多哈回合談判的建設性作用”，《人民日報》，2006年12月11日第7版。

　　[19]孫振宇：“中國希望多哈回合談判盡早成功結束”，http://wto.mofcom.gov.cn/aarticle/zxhz/hzjj/200801/200801053536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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